克罗泽尔（crozier）将军为我们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谈到了那些让中国难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有效政府的条件。对此，他还补充了一篇更为简短的文章，谈到用武力来征服中国倒是相对容易的。这两个声明实际上形成了请求几个大国最好用协调行动来干涉中国的基础。这种干涉的性质完全是利他的，是建立在帮助中国寻找自身统一的基础之上的，是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法和政府，将中国从军阀与官员合伙的贪婪干预中解放出来，直到将一个运作顺畅的政府交还给中国人民为止。这听起来像一场梦，如果尝试了，也许会变成一个梦魇。

即使他关于中国的观点曾经大体上是正确的，他也遗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他没有估计到在近几年民族情感的不寻常发展之下，中国人对于善意干涉可能接受的程度。我相信，下面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写关于中国政治事务的文章，却又像克罗泽尔那样不涉及这方面的情况。中国还不够强大、不够有组织来创建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一点相当对。要达到这一目标，也许还要好几年的时间。不过中国已经强大到能使任何那样的计划成为泡影。

克罗泽尔极大地低估了中国人民依靠外国势力组织起来抵抗政府的可能性和有效性。的确，中国人民依然缺乏正面联合与建构性联合的能力。不过，他们有巨大的能力进行负面组织，也就是抵抗。最近几年，对于反抗外国干涉的鼓动已经唤起了这股力量并付诸行动。外国干涉的增加，会使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国人是派系化的，但是只要外国人存在，外国的干涉就会将他们焊接成一个坚固的单位。克罗泽尔将军认为（显然是基于从香港发来的报告），没有政府力量的支持，他们甚至不能成功地组织起一次抵制运动；然而因为政府在外国代理者手中，政府力量的支持自然就不可能了。八年前，中国抵制日本人的运动才开始的时候，我刚好在那里。这场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亲日的政府并没有支持运动，反而试图通过武力镇压运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内阁被推翻了。普遍认为，这一抵制运动对日本利益的损害如此之大，从而使日本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从那以后，运动趋于迅速和广泛。商人和学生组织起来，而在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也变成了有组织的力量。除了抵制与消极抵抗的手段，政府提出的计划也因为中国人民的不合作而流于破产。计划的成功依赖于募集中国人，让他们学习现代的行政和法律程序。唯一会为有武装支撑的外国政府服务的，只可能是那些腐败的、追求私利的阶级。他们的同胞会将他们视为叛徒，而外国政府则会变成一具空壳。外国政府也许会持续好几年，而中国距离自治政府的距离并不会比今天更近。事实上，伴随着鼓动，会产生基于敌视外国人的仇恨与团结，最后的状况会比最初的更糟。

克罗泽尔将军自己坦率地陈述了建立外国干涉势力之间的合作和建立一个真诚而理智的、真正为了中国人民的政府的困难，但是对于问题的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多说。正如克罗泽尔将军所言，“我们所承认的运用我们力量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保卫我们的利益和本国公民的生命与财产”。他将这一点看成是自私的。但这是唯一能找到的理由，因为国家的政治意识知道下面这一观点是多么的荒诞，即存在一种真正和善的、不考虑自己的和理智的干涉。已经进行的干涉，通常是掠夺性侵犯和对从属民族的剥削。克罗泽尔将军想把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团结起来，将帮助另一个国家（一个像中国那样有着如此不同习惯和传统的国家）作为其唯一目的，这一理想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只是一个梦。

西方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从类似于中国的政治条件中兴起，形成现在这种诚实而有效的自治政府。中国需要时间来实现这一过渡。中国需要我们的帮助。但中国需要耐心的、富有同情的和教育性的努力，以及缓慢的思想交换和交流过程，而不是通过武力强加于其上的外国统治。

（孙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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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第150—151页。

[2] 首次发表于《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 ），第28期（1928年），第212—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