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来研究与美国有关的东方问题的《调查》中，刘易斯·加内特（lewis gannet）先生披露了和蒋介石上将在广州的对话。根据加内特的披露，中国的领导人说：“和憎恨日本相比，中国的文人更加憎恨美国……日本在最后的通牒中和我们交谈，直率地说出它想要的特殊待遇——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关税控制。我们理解，而且我们知道如何满足它的要求。而美国人面带笑容地接近我们，并且友好地和我们交谈；但最后，你们的政府却像日本一样，对我们采取行动。而我们，因为你们的花言巧语而放松了警惕，却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样的言不由衷。”

我无从知道这样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人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染上了广州的地方情感的色彩，憎恨美国政府提供给北京政府的支持。然而，持有这种想法的是像蒋介石这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一点意义重大。很可能大部分美国人，包括那些同情中国的人，会感到这样的说法不公正，而且容易被激怒。我也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公正，但我引用它们不是为了反驳它们，而是为了说明国家在彼此理解时所面对的巨大的困难。我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以及对美国和中国关系的评价，一般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我同样认为，除了公正之外，两方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愿望——忽视那些借助误传有所收获的人的例子。

我要引出的结论是，官方的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以至于形成的误解和不公正的话尽可能少地造成伤害。我承认在关于国家彼此的理解以及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等问题上经常说的话中的大道理。这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理解和尊重发展缓慢，而且在它发展到能够仰仗它来调节国际关系的那个节点，还有很长的路。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和传统，甚至是同一个家庭中的人们，要恰当地理解彼此都有很大的困难，何况我们在理解彼此的方式上尚且不够文明、不够科学。我不相信，经过很长的时间后，美国的民众将会像他们看待和感受自己那样去看待东方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期待东方的民众以我们评价自己的行为时所持的立场来评判我们。

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人们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误解，这么说看起来有些残酷。但我认为，坦白承认这个事实，可以提供一个安全和保护的衡量标准。它会降低当误解被揭示出来或明朗时被激怒和愤怒的程度。尤其重要的是，正如已经提出来的那样，它将会表明，重要的是如此引导公共政策，以至于当不可避免的误解出现时，它们在力量上被削弱而不会导致严重的伤害。

正是由于我认为，当前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政策容易引起产生恶行的误解，才宁愿看到这些政策发生变化。国家部门和外交官应该遵循传统的政策，这是相当“自然”的。这些传统的政策之一，即西方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寻求一个共同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每个国家独立地实施其外交。我们很容易看到，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方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外交的惯性，因循先例的愿望，会感到进行任何新的尝试都是有风险的；所有这些东西共同发挥作用，诱导美国的国家部门继续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机构连起手来应对中国。但是，我认为，这样做加剧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误解，同时赋予这些误解产生实际的恶行的力量；而且阻止我们的国家部门积极地展现大部分美国人至少是被动的愿望。因此，我反对这样做。我认为，我们应该立刻像国家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而且要让其他国家寻求类似独立不依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干预的政策不一定显得仁慈，但我不认为哪个国家当前足够明智和足够的好了，以至于可以基于对其他国家的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假定而行动。直到情况有所改变，重要的事情就是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而不管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处理是如何的不充分和不能胜任。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政策还有一种倾向，即阻止中国人坦诚地面对他们自己的境况。只要存在着不平等的条约，而且只要外国在政治上——或者伴有政治支持的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地盘，中国人就会把这个事实当作借口来利用。它将会把自己对于自身事务的糟糕状况的责任降到最低，而且会把所有的指责推给外国人。只有中国能摆平中国人自己的事务。在我看来，他们没有倾注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坚持来处理这件事，其原因在于：只要我们参与到外交的联手之中，他们就可以把外国的政策，包括美国的政策，当作一个借口。在我看来，当前——我知道观点是如何被误解的——应该让中国人引向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的思想和能量，在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批评和指责外国人了。这很自然，我们都喜欢借口和理由。但就其自身而言，美国应该取消所有的特权和单方面的关系，以便使中国人的注意力可以聚焦于改善他们自己的状况。

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改变政策的另一个相当有分量的原因，是在可以看到某个特定的结果确定无疑迟早要发生的时候，预见到那个结果，并确保它早点出现，确保它带有最少的困扰和恶行，这也是判断力强的题中应有之意。不管怎样，当前单方面的对华关系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有些人认为，这些单方面的关系可以不带困扰，不会对中国造成任何伤害就可以被废除。我不同意那些人的看法。随着中国民族情感的日益高涨，这些罪行和困扰在我看来，与如果允许情况任其发展，直到中国出于自己的动机且不用与其他国家谈判就废止当前的条约和安排将会产生的恶行和困扰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王巧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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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52—154页。

[2] 首次发表于《中国学生月刊》（chinese students ' monthly ），第21期（1926年5月），第5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