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替和平条约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作辩护的美国人，容易产生距离的幻象。大部分论据在那些即使在中国只住过几个月的人看来都很奇怪。他们发现，在场的日本人相信的是旧说法：领土是靠消耗财富和流血牺牲而得来的。他们从日本报纸上读到，从那些较为开明的日本人那里听说，日本必须像保护日本一样来保护中国，以对抗其自身软弱或腐败的政府；通过保持对山东的控制权，从而防止中国再次将那片领土让与别的国家。
欧洲在中国的侵略史使这一说法在日本人中有着极大的说服力，其实，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比他们过去对朝鲜局势的了解更多。这些想法，加上战争期间在日本人中唤起的有关统治远东的巨大期望，以及凡尔赛会议期间日本激昂的公众舆论所坚持要求的实际上已成为既定事实的安排，对于频频作出的可以相信日本会履行诺言的主张，给予了讽刺性的一击。是的，有人常常忍不住要说，日本会履行它的诺言，这恰恰是中国所害怕的，因为那样中国就完蛋了。对于一个了解外国对中国的侵略史，尤其是其利用铁路和金融作为侵略手段的人来说，承诺归还主权的同时却保有经济控制权的讽刺如此一目了然，已经不再是一个讽刺了。在如此状态下，主权对于中国，就像一套银盘上奉送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样，是纯粹形式化的东西。
访问山东并在其省会济南作了短期居留，使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据我所知，在中国的每一个外国人都会得出同样真实的结论。它提供了一幅经济的、政治的权利以许多隐蔽的方式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的生动画面。它让一个人重新认识到，只有一个在战争期间对任何秘密条约都不了解的总统，才会足够天真地相信，答应归还完整主权而仅保留经济权利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它鲜明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最坏的情况下，日本最多只是接替了德国的权利；而且，既然我们曾经默许了后者的强占，就没有必要对日本的做法大惊小怪。它揭示了这样一个断言的虚伪性，即亲中的宣传刻意误导了美国人，让他们搞不清青岛港周围几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与有着三千多万人口的山东省的关系。
对于德国和日本之间进行的比较，人们可能会猜想美国名义上参战的目的无论如何都非常重要。但是，除了这种想法，德国人在铁路企业以及铁路中不重要的职位中专门雇佣中国人。铁路警察（在中国，警察和士兵之间的区别只是名义上的）均是中国人，德国人只不过是培训他们。而日本侵略山东并接管铁路以后，中国工人和中国军警立即被解雇，日本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济南府，前德国铁路的内陆总站，离青岛有两百多英里。在日本人接管德国铁路商务办之后，他们马上建造了营房，现在还有几百名士兵在那里——而德国从未在此驻扎过军队。自停战以来，日本在守备军的驻地设立了强大的军事无线电网，全然不顾中国当局的徒劳抗议。如今，再也找不到一个外国人会说德国利用其港口和铁路所有权来歧视其他国家，也找不到一个中国人会说德国利用这种所有权迫使中国人置身事外，或扩展条约中明确规定的德国的经济权力。常识应该教导那些即使是得到最高报酬的美国鼓吹者，从中国的立场看，来自一个在地球另一半的国家的威胁，与来自一个只有两天内海航行路程（这些内海又都绝对地被外国的海军控制着）国家的威胁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特别是那个遥远的国家没有别的立足之地，而邻近的那个国家却已经额外控制了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国土——那就是满洲。
这些事实反映了青岛权利和山东权利之间的模糊差别，也反映了德日占领之间的真正不同。如果说在日本对青岛港的占有与对山东省的篡夺之间似乎还有一层薄薄的屏障，那么，只要济南府的火车改道，就足以使得那层屏障坍塌，因为日本占领军的无线电和营房是首先映入你眼帘的东西。在途经重要的中心城市天津，连接上海与首都北京的数百英里 [3] 的铁路范围内，你会看到，日本士兵们站在名义上还属于中国的街道上守卫着他们的营房。然后，你会了解到，如果你走在开往青岛的前德国铁路上，你将被责令出示通行证，就好像你在进入别的国家。而当你沿着公路行走（记住，你从青岛出发走了两百多英里），在每一个车站，你都会发现日本士兵。在那条交通线上的一些重要城镇，还有几个守备部队和营房。于是，你会意识到，也许在最短的时间内，日本就可能切断中国南部（连同富饶的长江流域）与首都之间的一切通讯联系，并在位于首都北部的南满铁路的帮助下，控制整个海岸，从而对北京任意妄为。
之后，你会亲眼看到，当日本将其《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的时候，机枪实际上已经部署在战略要点的位置上，整个山东的战壕已经挖好，沙袋已经码好。你知道，一位日本自由主义者会说出实情，他说，他访问中国回去后会抗议其政府的行为，日本已经对中国实行了这样的军事控制，从而使得他们可以在发生战争时的一周之内用最小规模的战斗就掌控这个国家。当你回想起他还曾告诉过你，在他访问期间，这些事是真的，那时是在寺内（terauchi）内阁的统治之下；但在如今的伊藤博文当局（hara ministry）统治下，这些情况被完全颠倒过来了，你就会认识到官方对信息和国内宣传的有效控制。由于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弄明白他们的政策差异的外国人或中国人，除了战争的结局迫使他们必须更为谨慎之外，现在其他国家都看得出中国处于被人控制的状态了，这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没能看出来的。
一个美国人能够想象到当前的现实形势。你可以设想一下：在美国的威尔明顿 [4] ，有一股外国守备军和一些军用无线电网，从那里通往要塞港的铁路被外国武力所控制，从而外国可以不遇抵抗地登陆部队，就像运输部队那样快速；他们还可以在威尔明顿、要塞港和沿线几个地方，设置供应弹药、食品、服装等基地。我们将南北方向颠倒一下：威尔明顿相当于济南府，上海相当于纽约，南京相当于费城，北京相当于华盛顿政府的位置，天津相当于巴尔的摩。我们再设想一下，宾夕法尼亚州的公路是华盛顿和主要的商业与工业中心取得联系的唯一途径，你就有了山东局势的框架了，就像它天天展现给中国居民的一样。不过，第二种设想比较起来，不那么准确。你必须补充的是，同一个外国也控制了所有海岸线的交通联系，就是说，从罗利市向南，通往附近的海岸和新奥尔良的铁路线。因为（还是颠倒方向）这相当于日本帝国在满洲的地位，它有通往大连的铁路，而且航行12个小时就可从日本本土一个庞大的军事中心穿过朝鲜通向某个港口。这些并不是遥远的和模糊的预言，而是既成的事实。
然而，这些事实仅仅给出了当前中国局势的概况。山东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二十一条》里“延期”执行的一组条款是：日本应为中国提供军事和警察顾问。它们并没被怎么延期，而是为了恢复此事的讨论，战争期间，日本通过外交上的威胁，迫使中国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让步，或者说，所谓的延期就是日本顾问还没有安插进济南市的警备司令部。济南是山东的省会，有30万人口。它是召开省级大会和省属官员居住的地方。近几个月，日本领事去拜访山东省省长，向他提一些要求的时候，随身带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次拜访不时地被这些士兵对省府衙门耀武扬威式的包围所打断。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当日本官员要求省长采取极端的手段镇压抵制日货运动的时候，两百名骑兵来到济南并驻扎在那里；如果该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威胁要派日本军队巡查外国租界。
一名前领事非常无礼地写道：如果那位中国省长不用武力（如何需要）制止抵制日货行动和学生运动的话，他将惹事上身。他强加给中国人的明确指控，主要是根据他那所谓的“保护”要求，即中国商店拒绝接受使用日本的货币买东西。这不是普通的日本货币，而是军用钞票，这种军用钞票是用来支付给在中国的占领军的，从而可以防止储备的金条被耗光。而所有的占领军，如果你还记得，距青岛只有两百多英里，是停战后八到十二个月开进去的。今天的报纸报道了日本人对那位省长的造访，要求他阻止济南学生组织的一场非官方的戏剧演出，否则将派遣部队进来保护自己；而他们要寻求保护的事情，不过就是学生们将演出一些用来鼓动抵制日货行动的戏剧！
日军占领了山东省，然后想方设法想要夺取青岛。说他们在攻占德国的青岛之前就“攻占”了中国的济南，这只是稍有夸张而已。美国的宣传给予了这一行动以合法性，理由是德国的铁路对日军的后方将是一个威胁。由于没有军队，只有法律和外交文件，用以攻击日本的这一推论就是公正的，即“威胁”是针对凡尔赛宫而非山东省的，而且是出于对中国管理自己的地域将出现的危险的关心。中国人在济南被日本宪兵拘捕并遭受令人痛苦的刑讯，其严重程度是朝鲜人熟悉得作呕的。日本人声称那些人是因拒捕而受伤的。鉴于拘捕他们在法律上的依据并不比假如日本警方在纽约拘捕美国人更多，因此几乎任何人都会反抗，除了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而官方医院的报告证实了是刺刀伤口和鞭打造成的伤痕。在内部，日本人已被一个学生的传闻搞得很不安，传闻说他们突击搜查了一所高中，随意抓了一个男孩，把他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拘留了几天。当中国官员在济南找到日本领事抗议这种非法逮捕的时候，该领事否认此事在他们的管辖权限以内。他说，此事的责任完全在青岛军政当局。一些遭绑架的中国人被送到青岛接受“审判”的事实，印证了他的免责声明。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讨论与政治统治有关的经济权利问题。对于那些结交了许多友好的日本朋友，并且钦佩与军事和官僚统治阶级截然不同的日本人民的人来说，上述事实的报道是令他们不快的。他们几乎可能明确地从日本的立场出发，说在过去的六年中，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最该受到指责的、干得最糟糕的事情是其不可估量的愚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像日本对中国那样，错误地估计他国人民的民族心理。中国的被疏远感是十分普遍、深重而强烈的。就算没有外力干预，即使是那些认为中国将遭受日本全面的经济和政治统治的最悲观的中国人，也不认为这种统治会持续半个多世纪。
今天，新年伊始（1920年），抵制日货的行动比去年夏天最紧张的那些日子全面和有效多了。不幸的是，日本的政策似乎真的在走向希腊的命运。一年前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引起突变情绪的那些让步，现在仅仅是在涂抹伤口的表面。即使八个月前会受到欢迎的东西，现在也会受到鄙视。现在，日本只有通过一种方式才能恢复自己，那就是完全撤出山东，尽可能拿到在青岛的严格意义上的商业特许权，以及真正的而非像满洲里那样的门户开放权。
据日本在济南自办的报纸刊载，日本驻青岛的军事指挥官最近与来自东京的访问记者进行了一番谈话，其中提到：
中国的疑虑现在不能只靠重复我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得以扫除。我们一定要完全取得远东地区的经济控制权。但是，如果不改善中日关系，某些第三方将坐收渔翁之利。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招致了中国人的仇恨，因为他们视自己为值得骄傲的、来自征服国的公民。日中双方进入合作伙伴关系后，这些日本人在很多事情上想方设法为自己牟取利益。如果中日友善完全依赖于政府，那么将会一事无成。外交家、士兵、商人、记者都应该为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忏悔，必须作彻底地改变。
然而，除非日本人撤出山东，如果把他们的国民像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那样留在那里，改变就不会彻底。
2.
论及日本归还中国形式上的主权却仍保有经济权利的问题，我不再重复德国条约里诸如铁路和矿山权利的细节。读者应该熟悉这些事实。德国人的抢夺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强权即公理”的事件。正如冯·布洛（von buelow）尖刻而坦率地对德国国会所说的，德国无意瓜分中国，同时也不想充当错过这趟列车的乘客。德国从欧洲先前的侵略那里找到了借口，反过来，它的侵占则成了外国进一步瓜分中国的先例。如果是根据一种比较的基础来下判断，那么，日本就能够得到全面的粉饰，因为它可以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包括那些在国内政策上是民主制度的列强——的挑衅中找到借口。每一个正直的人都会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的立场，日中领土的邻近使日本得以使它的侵略带有自卫的色彩，而任何欧洲大国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予以强调。
可以把欧洲对非洲等地的侵略看作是殖民化运动的事件。但是，在亚洲，任何外交政策都不能用殖民化的诉求来给自己作辩护。实际上，亚洲大陆就是印度和中国，它们代表着全世界两种最古老的文明，有着最密集的人口。事实上，如果说历史哲学这样的东西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的话，那么，一想到东西方交流的这场戏剧将如何闭幕，人们可能会不寒而栗。无论如何，聊以自慰的原因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美洲大陆没有参与侵略，因此可以作为调解人来阻止那最终的悲剧；而居住在中国必然会使人认识到，将来清算历史的时候，亚洲毕竟要占很大的比例。别忘了亚洲真的就在这里。它不仅仅象征着西方的贸易数额，在未来，可以这么说，随着约占一半世界人口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它的意义将会重要得多。
战争期间，英法在日本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代表的是西方人对于一小部分亚洲现状的认识立场，它衍生于受到其强大的海陆军支持的日本爱国主义。同一协议反映了西方人没有意识到亚洲的中国领土上的现实情形。更能体现西方人无意识的，也许是这样一些小事件——一位长期居住在山东的英国朋友告诉我，他曾写了一封家书，信中愤怒地提到山东驻地的英国人的地位。回信来了，信中得意地称日本军舰在战争中大有作为，以致盟军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来拒绝日本的要求。一般说来，西方人的意识中没有中国，秘密协议本身很难为此作辩护。在说到中国和亚洲在将来的清算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时，军事黄祸 [5] 的传言并不意味着，甚至并不比工业黄祸的传言更可信。但是，亚洲已经逐渐觉醒，并且其自我意识很快就会变得巨大而持久，以致强大到使西方自觉地意识到她的存在，且主要是出于西方的良知。对于这个事实，中国和西方世界都得感谢日本。
考虑到山东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的关系，这些言论似乎比它们表面看来的更有价值。因为稍作思考就会使人想起，外国对中国的所有政治侵略最后都会落实在商业和金融上，而且通常是找一些经济托辞。至于时下日本在唤起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在目前看来，将彻底改变西方列强和中国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验证一下吧。一些英国传教会的代表在中国参观旅游。他们走进山东的一个内陆城镇，受到所有居民特别热情的接待。一段时间后，随行的一些朋友回到那个村庄，却受到了惊人的冷遇。经询问发现，居民最初的热情是因为听说那些人是英国政府派来确保赶走日本人的，结果令他们失望了，他们感到非常愤慨。
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就可以看到这一事件的意义。一方面，说明中国从全国来说是如此无能，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无知；另一方面，说明即使在中国偏远地区的普通老百姓中，一种新的精神也已经被唤起。我想，那些害怕或者声称害怕一个新的义和团运动或一个明确的全民反外国运动的人被误导了。这种新意识的意义要深远得多。不考虑这一点的外交政策，以及认为与中国的关系可根据以前的基础来经营的想法，会发现这种新的意识出人意料地令人迷惑。
有人可能公正地说——仍然是相对而言的公正——部分原因是日本的运气不好，它毗邻中国，战争又给了它超越欧洲列强的侵略的机会，使它成为这一令人不安的改变的第一个受害者。在中国问题上，无论那些要美国完全脱离和平解决的参议员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行动对中国都是永久性的财富，不仅相对于日本，而且相对于中国的所有外交关系来说都是如此。就在我们访问济南之前，山东省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向美国参议院致谢。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了另一项决议案，发电报给英国国会，请他们关注美国参议院的做法，并邀请他们参与类似行动。获得外部认可的意识，在整个中国特别是在山东增强了。有了这种先例，中国的民族意识可以说已经得到了巩固。日本只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对象。
在山东，经济权利的具体制定将通过一个可谓典型的个案来阐明。博山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矿山村。那些矿山并不是德国人战利品的一部分，而是中国人自己的。那些德国人，不论其目的有多么不可告人，也没有企图要从中国人手中夺走它们。然而，在一条日本所有的新铁路的支线末端的那些矿山——是日本政府所有的，而非私人公司所有的，被日本兵守卫着。这40座矿山，除了4座，都被日本人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以自己的方式所侵占。他们采取种种手段，当然，最简单的手段是采取不公平的铁路运费。当接受日本作为伙伴的竞争对手来到时，断然拒绝提供汽车是一种做法。另一个复杂的做法是：当对方要求多派几辆汽车时，只派一辆汽车；拖到对方不需要用车时，再按对方事先要求的数量甚至更多的数量派去汽车，之后收取大笔的延滞费，全然不管对方矿山此时已不再需要或已取消订单。赔偿在那里是没有的事。
济南没有特别的外国租界。但是，所有友好大国的国民都可以在它的“通商口岸”做生意。而博山甚至还不是一个通商口岸。从法律上说，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在那里租赁土地或经营任何业务。然而，日本人却动用武力强行建造了一个定居点，其规模相当于济南城里整个的外国定居点。一个中国人拒绝把土地租赁给日本人，而日本人希望把火车站搬迁至那里；其结果虽然没有对他直接采取什么行动，但商人们找不到舱位，也收不到由铁路运输过来的货物，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遭到暴徒的殴打。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人利用与某些中国人的关系的影响力租到了他的土地，于是迫害就停止了。倒不是所有的土地都是靠威胁或强迫弄到手的，有一些是从被高价打动的中国人那里直接租到的，不管法律是不是允许这样做。此外，日本已经取得了一些电灯厂和陶瓷厂的控制权，等等。
现在即使承认这是日本人为使自己在中国站稳脚跟而采取的典型做法，一个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说，毕竟中国的工业是靠这些企业才建起来的，尽管一些个人权利受到了侵犯，但也不值得一个民族、更不用说全世界大惊小怪的。不知不觉之中，我们或多或少以自己的经验和环境来看待外国事件，从而失去了这个要点。由于美国主要是靠外国投资发展起来的，我们获得了经济利益而没有遭受到政治侵犯，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那样的经济和政治分离的状况在中国也是可能的。但必须记住，中国不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外国人在此租赁土地，经营业务，以及加工制造，都只能根据具体的条约协议行事。以博山为典型的事件，却并没有这样的协议可循。我们可以根本不赞成中国封闭的经济政策，也可以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它展现的是谨慎小心，那也没有什么不同。 鉴于这种经济侵略频频发生，在帝国军队的士兵支持下，帝国铁路公开给予帮助，而帝国官员拒绝干预，所有这些都是日本政府对山东的态度和意图的确凿证据。
由于山东人直接面对的恰恰是那样大量的证据，它就不可能相信那些模棱两可的外交辞令。有哪一个外国打算干预诸如博山那样的事件从而恢复中国的权利？有哪一个外国将有效地让日本注意到这些它没有履行承诺的证据？然而，正是这一桩一桩看似琐碎的事件，而不是某个引人注目的大罪过，将确保日本对山东的经济和政治的统治。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居住在山东的外国人，无论在山东的什么地方，都说他们看不出日本准备撤离的任何迹象；与此相反，一切都说明日本决定巩固它的地位。《朴茨茅斯条约》早已签订了，日本撤离满洲领土的正式保证是否得到了执行？
事情过去还不到一个月，日本没有给出延迟撤离的理由，也没说明为什么不交还山东的这个或那个原因。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铁路的差别待遇、派兵把守、继续四处蚕食等方式，对山东进行渗透。如果谈到通过操纵金融来达到侵蚀主权这个过程，这一章就会拖得太长。说两起事件就足够了。战争期间，日本商人在日本政府的纵容下，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从山东收集了大量的铜钱运回日本。当一个国家甚至连自己的货币体系都无法控制时，主权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满洲，日本人强行引进了价值几亿美元的纸币，当然，名义上是说有黄金储备作保障的。这些纸币可以被赎回，但是仅在日本本土才行；并且，日本法律是禁止出口黄金的。这样说，你该明白了吧？
在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发生实际联系时，日本最近自己提供了一个实例教训。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暴露，之前肯定是没有料到的。在过去的两周内，一位在北京的日本部长小畑（obata）先生，向中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处理。上面说：福州事件该是抵制日货行动的终极点了，如果继续抵制的话，此类事件的参与者将被逮捕；上面还说，日本对这种情况已经“忍无可忍”，除非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阻止这种做法，否则，日本拒绝为今后的后果负责。日本随即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中国必须停止散布传单，停止召开会议鼓动抵制日货运动，停止销毁已成为中国财产的日货——被销毁的，都不是日本所有的财产。至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对日本的真正意义，备忘录不可能说得很详细。当“主权”这个脸色苍白的幽灵读到这份官方文件的时候，他肯定会发出嘲讽般的笑声。在山东问题上，对经济和政治权利作了明确且彻底的分割后，威尔逊总统也说，一个遭到联合抵制的国家很快就会屈服。在他的论证里，言行背离得太厉害了，以致几乎看不出小畑先生流露的意思。然而，美国人的幽默感和公平条件却可能被指望达到其目的。
（郑国玉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
* * *
[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23—32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1期（1920年），第12—17页；修改并重新发表于《中国、日本和美国》，第9—21页。
[3] 原文是英尺（feet），可能是英里（miles）的笔误。——译者
[4] 威尔明顿（wilmington），美国城市名。——译者
[5] 19世纪初叶，英国学者戴维斯在其《中国人的历史》一书中，沃尔尼在《古老帝国的遗迹》，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实拉在《中国史》中，将蒙古西征称为“中世纪最大的黄祸”。而拿破仑也曾将中国比作“东方睡狮”，暗含中国的潜在威胁的观念。后来，俄国人巴枯宁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始宣扬“黄祸论”；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进一步作了发挥，使得“黄祸论”这种种族主义谬论基本形成。——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