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美国，我们也曾听说过中国的一次革命，它推翻了满洲王朝。来中国的参观者常会顺带提及二次革命，它粉碎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而第三次革命，则扑灭了1917年满清复辟的企图。最近的几周里（1920年9月），第四次动乱发生了。由于政府首脑并没有撤换，它或许不该被美饰为第四次革命。不过，从其促成的中国政治事件中它所显示出来的力量看，好也罢，坏也罢，或许这次骚乱的意义超越了前两次“革命”。
中国的政治具体而言，是非常复杂的。对一个不了解其庞杂的个人、家族与地方史的人来说，他无法理清其错综复杂的人物和派系的变化。不过，偶尔发生的一些事情简化了这一团乱麻。其中确定无疑的要点，勾勒出他们错综复杂的纷争、阴谋和野心，等等。所以，当今执政两年的安福（anfu）集团的彻底垮台，标志着国内军国主义与日本影响的联盟的终结；而对中国而言，则标志着战争胜利的硕大果实。中国参战之时，一支所谓的“参战”部队就形成了。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与，或许根本就无意参与。但是，它的形成却将权力整个交到了反对全民立宪的军事集团手中。为回报这些让步，在关于满洲、山东、新铁路等秘密协议中，日本为这支军队提供金钱、军火、指挥官和国内外政治监督。战争出人意料地过早结束了，而这时，袁世凯军国主义与日本金钱及淫威联姻的产物还相当年轻健壮；为了保留军队、贷款和指挥官，就威胁说布尔什维克会取代德国。蒙古被说服切断了它与俄国之间的牢固联系，宣布放弃独立而重回中国的统治之下。
自然，那支军队继续受日本的支持与教导。取代“参战”部队名称的是“前线防御兵团”。段（祺瑞）元帅，军团首脑，在总统宝座后面保持着名义上的政治权力。徐（树铮）将军（通常被称为小徐，不同于总统老徐），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具有蒙古冒险精神的经营者。幸而巧合的是，他也要求组建银行、土地开发公司、修筑铁路及建立军队等。这个军事中心周围集聚了以腐肉为食的美洲鹫，他们取名为安福俱乐部。它并不控制整个内阁，而直隶于操纵警察与法庭的司法部。他们迫害学生，镇压开明记者，囚禁令其不快的批评家。俱乐部设有财政部和信息部，这两个部门分配税收收益、安排劳动就业和发放贷款；也通过邮件和电报等，进行情报信息的调节配置。只能靠学生的骚乱来缓和的腐败、专制、低效率的统治就这样开始了。两年里，安福俱乐部直接提走了两亿元公款，而对其不合理的耗费和花在那支军队上的开销只字不提。盟军已经着手让中国卷入战争。他们成功地让日本控制了北京，从政治上说，也似乎让中国陷入了腐败和混乱的绝境。
然而，该军团或称北洋军阀被划分为两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以一个省份的名字命名。皖系军阀聚集在小徐周围，几乎等同于安福俱乐部。就北京而言，直系军阀则不得不满足于安福俱乐部留下的残局。它显然不可救药地弱于其对手，尽管段（祺瑞）本人诚实且廉洁，受到两派的拥护而成为其首领。大约三个月前，有一些迹象显示，当安福俱乐部在北京构筑防御设施之时，其对手也悄悄在各省扶植自己的势力。八督军（各省的军事首脑）联盟逐渐成为总统的支持者，对抗来自安福俱乐部的超强压力。尽管有满洲三省军阀首脑张作霖，俗称满洲皇帝，与这一联盟保持同一战线，实际上，除了那些想从动乱中获得更大利益的投机分子，没有人对之抱有期望。
但是，六月底，总统邀请张作霖至北京。后者一见到段，即诉说他被一群居心叵测的游说者包围，怂恿他脱离小徐和安福俱乐部，公开与小徐宣战——双方早已成为臭名昭著的宿敌。除非中国再次妥协，就连民众也根本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众所周知，总统倾向直系，但是，即使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至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政要：不坚定、妥协、调和、拖延、掩盖、逃避、要面子。但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颁布了一道政令：免除小徐政、军、民各项权力，解散前线防御兵团，交与军务部指挥等等（通常，中国军队隶属于将军或者督军，而不是国家）。几近48小时的时间里，人们认为，段已经同意牺牲小徐，而后者必会屈服，至少会暂时屈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段却向总统施压。后者被任命为国防军总长，薪酬则参照直系主要头目颁发；而对张作霖却未置一词，虽然他此时已经返回奉天并依然声称与段结盟。军队被动员起来了，官员和物资也迅速地被运到天津的特权区和使馆区。
这份略述并非历史，仅仅是指出了现在的几股力量。因此，在段和小徐威胁总统、标榜自己才是共和国救世主的两周后，他们藏匿了起来，他们的敌对方直系军阀则完全掌控了北京，并悬赏5万美元抓捕前司法部、财政部兼信息部部长小徐和安福俱乐部其他一些头目。说这些就足够了。政治逆转的彻底，恰如当初他们的如日中天，看似坚不可摧的中国部长一变而成为无能为力的亡命汉，其精心建立的安福俱乐部，随同它的军事、财政和海外支持，一起崩溃没落。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曾见过比之更突然更彻底的政治动荡。与其说它失败，不如说它像死亡、完全失踪、蒸发那样地彻底消亡。
腐败从内生发，这是它的一贯方式。从日本买进的军火不能爆破，军需官带着购置必需品的资金消失了，军队断粮两三天。大多数人，包括一个部门的大部分人，一齐投敌。那些没有弃职的士兵无心战斗，只因一点微小的刺激就会逃跑或投降。他们说他们愿意为祖国而战，但找不到任何理由为军阀派系尤其是为那些曾经出卖国家的军阀派系而战。中国政治平衡表中值得赞赏的方面，体现在安福俱乐部在权力巅峰时跌落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其落败之事实。这是中国人最古老的最好的信条——道德衡量的力量。公众意见，甚至街上小工的意见，全都反对安福俱乐部。安福俱乐部的溃败与其说是他方力量所致，不如说是自身腐败所致。
目前为止，所有的结果都显示为负面、消极，最显著的是日本声望的消失。就像一位战事办公室的领导所说的：“一年多来，人们为山东事件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但是现在就连将军们也不再关注日本。”受日本支持的安福集团之轻易瓦解居然成了日本软弱的证据，这几乎不合逻辑，但威望一直是感觉问题而不是逻辑问题。许多曾经深信日本坚不可摧而畏惧到了极点的人，如今放肆地嘲笑日本领导层的无能。当然，就此断定日本不能恢复为影响中国内外政治的一支难以低估的力量，这是极不可靠的；但是，说日本再也不能在中国维持超人形象，则准是错不了的。而这样的否定，毕竟是一个积极的结果。
因此，皖系军阀的垮台是咎由自取。中国的自由党人对其后果并不觉得十分乐观，他们大多打消了通过政治手段改良国家的念头。在新的一代出现以前，他们甚至怀疑变革政治的可能性。现在，他们投身于教育和社会变革中，期待若干年后，国家会明显地变得完美。自封的南方共和党，并没有显示出比北方军国主义集团更多的光明。事实上，它的老领导孙中山现今除掉了一个中国最可笑的人物之一，而在这次动乱前不久，他确实曾与段（祺瑞）和小徐结盟。 [3]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得出结论说，民主思想怎么也想不出来。腐败的军国主义自身的固有弱点，将阻止任何军国主义发展得像安福集团那样完善。如同一位中国绅士对我说的：“袁世凯被推翻，那是老虎杀了狮子，现在则是一条蛇杀了老虎，不管那条蛇变得多么邪恶狠毒，都会有更小的动物来杀它，它的寿命将比狮子或老虎都要短。”简言之，每一次连续的动荡都促使建立平民权力至上的日子更近了。这一天终将到来，部分是因为军阀独裁反复显示出与中国精神的不相合，部分则是因为教育将一天天地发挥出其作用。被压制的自由报正恢复发行，而安福集团资助的二十多家报纸与两家新闻机构则已被关闭。皖系的士兵们，包括许多军官，都清楚地看到了学生的宣传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胜利方的一位军官是唯一带兵打了一场特殊战斗的人，且以少胜多，他就是吴佩孚。他至少不是为直系而攻打皖系的。他从一开始，就宣称是为消除这个国家中军队对民众政府的控制而战的，是为反对卖国贼而战的。他坚决地公开支持组建一个新的众议会，颁布新的宪法和统一中国。虽然张作霖曾发表评论说，吴佩孚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别指望其干预政治；但他还是发现，反对众议会的要求并不合适。同时，自由党人正在组织力量，他们几乎不指望能赢得胜利，但不管输赢，他们决心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教导中国人民懂得什么是民主。
（郑国玉 译 马荣 校订 刘放桐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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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52—55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4期（1920年），第142—144页；修改并重新发表于《中国、日本和美国》，第27—32页。
[3] 当然，这写于孙中山恢复对广东控制之前几个月。孙中山的这个控制，是通过成功地利用其当地追随者对南方军阀的暴动而实现的，这些军阀之前篡夺了政权并驱逐了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但是，直到我本年7月离开中国时为止，华北和华中的自由党人还在艰苦地反对北京当局，但南方政权并不对此寄予多大希望。一般的态度是：“双方都得不到好报”，并渴望一个全新的开始。中国的南北冲突，远不如美国的南北冲突那么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