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钱哲学 随机应变
康复之后 谣言平息
书业奇迹 一折八扣
忽获巨款 拟游日本
初次出国 一路顺风
初试风吕 难以为情
游历胜迹 遍购医书
归来一年 完成丛书
年晚习俗 仪式繁多
民国时期，上海闸北区的日式餐厅
我追想这一次的患病经过，最大的原因，是由于编书失眠而起，但是有一个近因，却是为了人家借了我的钱，屡催不还而大生气恼。病患之后，又要开始医务工作，金钱上和精神上受到了很多的烦扰。
从前的人，大家都有一种观念，朋友有通财之义，彼此遇到逆境时，应当互相接济，所谓“掉头寸”是极通行的事。
至于亲戚之间，又有所谓“通家之好”，“通家”两字，不限于互相往来，也包含着在必要时大家借来借去。要是有钱的一方面，不肯把钱借给对方，人家就会振振有词地指责你为“不通人情”，或是“不够朋友”。
借钱哲学 随机应变
在我开业的初期，因为诊所的大门是天天开着的，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因此我的门上，每天都有识与不识，或是似曾相识的人，坐下来先寒暄一番，结果无非是借钱。但是数目少得很，借小洋二角也有的，借小洋四角的最多，除非真正的困难，才借两块钱，那时两块钱的用处很大，借十块钱的人极少。
自从我出门归来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开口的人少则五十元，多的竟要借到一百、二百元，有的写张借据，有的开出一张远期支票。这样借出去的钱，当然是很少有人归还的，但是纠葛多多，口舌频频，就有不胜其烦之感。再加上那时我身体健康不曾恢复，商借的时候，弄得我肝火奇旺，借出之后，又使我懊丧非凡。要是到期想向人讨还的话，那真是所谓“跪地讨债”，自讨没趣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拜访李平书先生，他是上海革命的老前辈，也是上海著名的老乡绅，与我家世代相交。往访时座中正有一位长者向李翁借钱，李翁向来有儒者风度，谈话时客气得很，这天竟坚决地对那位同乡说：“你虽然是要为子完婚，但是婚嫁之事，可丰可俭，你既然没有钱，就应该样样事情节省些。你要问我借五百元，我是不能答应的，但是彼此世代深交，我不能不有所表示。平常我送人喜庆的不过二元、四元，今天我送你四十元。”那位长者竟然泪盈于眶，说是：“我借不到这个数目，没有面目回到家乡，说不定只好一死以了之。”李翁听了这话，认为是恫吓，他毫不动容地说：“我一生一世，从不借钱给人家，所以你的想法完全是错误的。”说罢就拂袖送客。那长者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就说：“那么我就接受你的厚礼吧！”说罢称谢而去。
李翁对我说：“这种同乡多得很，他回乡为子完婚，实际上也用不了多少钱。”我见了这情况，也对李翁说：“我也常时遇到这种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亲戚朋友认为我这部《中国药学大辞典》卖了一万多块钱，所以成为日常的纠葛之源。”
李翁就说：“借钱的事，是不能开端的，而且自己应该订出一个规矩，否则，耗损金钱事小，精神上的损失事大。有好多人，还会弄出气来，令到自己病倒。要是将来你真的有钱时，更要提防被人家牵累到你。”我听了他的这番话，觉得又是一个理财的教训，我就问他：“应该怎样对付，才算是得体？”他说：
一、绝对不要贪利息：任何一个相熟的人，向你出重利，求你抵押、加浮利、换支票，以及一切供会、合伙等，不管利息多厚，都应该婉言谢绝，因为利息越大，受损失的机会越多。如果真正值得帮忙的亲友，花了钱，就要下定决心，不希望他归还；把到期不还当作是意中事，如果到期来还，反而要视为意外。
二、如何去应付人情：有许多亲戚，或是尊长、师友，本来有恩于我，或是真正的有为人士，要是缺乏学费，或缺乏经营资本，应该爽爽快快予以援手。但是这种钱拿出去时，该要说明这不是借贷，而是赠予；换句话说，不希望来还，要是抱定施恩不望报，那么心中最是安乐，而永无烦恼。
三、若干人不可开端：对于若干青年人，如果有时来向你开口借钱，你应该直接爽快，严词拒绝。借一分钱给他，就是害他一分，养成他借钱的习惯，断送他一生。所以借给他就等于害了他，这是千万做不得的。至于有嗜好的人，更是借不得，即使伤及感情，也无所谓。因为这种人，一借之后，会得再借三借，缠绕不休，总要弄到大伤感情而后已。那么不如抱定宗旨，决不能开端，要他死了这条心。虽说，在这人第一次开口借钱时，就要伤感情，多气恼，三次五次之后还是要闹翻的，事实上，只要本人无愧于心，借钱的人，可能口出恶言，你以静制动，可以付之一笑就没有事了。
这些方法是我一位老朋友教我的，其中以“借钱给人，就是害人”这句话，最有卓见，因为若干人从此失去了自尊心，专以借钱为业，甚至一世以借钱为生。这是人生的哲学，吾人对此，假使能随机应变，是很有意义的。
我听了李翁的一番大道理，恍然大悟，觉得他对理财之道，真有一套。
我在南市老宅中养病的那一段时间，初时精神憔悴不堪，体重减轻到九十六磅，后来经过三个月的疗养，体重渐渐增加到一百二十磅，同时面色也转好。我就觉得这一次的病，一则是疲劳过度，一则是情绪不宁所致。那时还没有“心理卫生”之说，我只体会到一个人日常精神修养的重要。如果患上了病，要是心理照常紧张的话，养病是养不好的。
康复之后 谣言平息
本来我对于医务，每天总是准时而到，准时而退，从来不会迟到或早退，或偷懒的。这次我在病中，替代我诊务的人是丁仲英老师的长子济华师兄，那时他自己还没有开业，为我代诊，兴趣极浓，诊务还有七成人数。一进入了冬季，诊务大打折扣，他觉得不好意思，赶到南市来看我，见我精神奕奕，似乎已经复原，他说：“你可以恢复诊务了。”我说：“不，我还想休养一个时期，要体重达到一百三十磅时，诊务好歹，在所不计。”济华说：“也好。”
我向来不会打牌，但是有一种叫作“挖花牌”，只靠运气，像开奖一般计数，我倒很有兴趣，济华是老搭子，因此我和他，另找两个朋友，常常拉开桌子，就打“挖花牌”了。打时照着挖花的习惯，边打边唱，唱的词句，是可以自己杜撰的，我唱你和，你唱我和，相当有趣。
一天，在玩牌中，济华告诉我：“医界中人对你有好感的当然不少，但是也有三五个人对你妒忌得很。自从你休息了三个月之后，谣言四起，说你患的是不治之症，所以你应该拣一天到租界去露一露面，那么谣言就可以平息了。”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选定在中医界的杏林社大聚餐的那天，翩然入座，谈笑如常，好多同业都来向我敬酒，说：“哗！你比从前更壮健了。”
这次赴宴之后，在心理上大为安慰，从此每隔两三天，便去访问几位老前辈，或是约几个朋友打挖花牌，当然一切谣言也就消失了。
书业奇迹 一折八扣
有一天，我到世界书局门市部去买书，在医书部门闲聊，见到我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买的人很多，自己心里暗自欢喜。顺道我还听到买书人对这部书的批评，这好像自己的儿女，别人赞好，心中最是高兴。记得从前国产电影的老前辈郑正秋，他因为有嗜好，轻易不与外界接触，唯有他的新片上映时，一定站在大堂间等候散场时，偷听观众对他的批评，他说：“这情况最是有意思。”我那天也有同样的感觉。
柜面上的伙计本来不认识我的，忽然间老友樊剑刚走过来，同我握手说：“听说你生了一场大病，沈知方觉得很是抱歉，认为是他累了你，但是你的书极为畅销，希望你快快恢复健康，再为他编几部书，今天我要请你到蜀腴川菜馆吃一顿饭，我有话和你谈。”我就应允了他。
两人一路步行，应该是朝西走的，他却要我朝东，走到四马路中和里“太古渝”栈房。这是一间旧式的大屋，向来是租给外埠来的商人作为客庄办货之用，论月租赁，每月房租只收十八九元，里面共有房间几十间。本来这个地方我也常去的，那天只见到太古渝的招牌已经除下，大门也已关闭，要拍门而入，我对樊剑刚说：“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你进去看看再讲。”我心中很觉奇怪。
进门一看，原来所有客房已完全拆掉，里面有白报纸数万令（一令即此间所谓一拈，每拈计纸五百张），堆积如山，高不可攀，另外还有一包包的书籍，全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我就问樊剑刚，这样大规模的堆栈，堆了这么多的书，不知道何年何月才可以卖得完。
他说：“这是一门新的生意。本来一部《红楼梦》要卖到两三块钱，现在大量付印，用一折八扣的口号来推销，就是一块钱的书，一折八扣之后，只卖八分钱。所以现在销路大而且速，本埠实销很多，外销数量更是庞大。这里堆着的白报纸和印好的书，大约三个月就会销得一干二净，利润虽薄，但是赚钱却快，只是资本很大，常觉周转不灵，老兄能否投资五千元？”
我听了他的话，心中为之一动。可是经过考虑之后，立刻想到李平书翁的话，认为这些书籍销到某一个程度，销数一呆，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我就很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要求。
看过了“太古渝”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同到“蜀腴”吃饭，点了回锅肉、干炒牛肉丝、干烧鲫鱼，一个通锅汤，我们稍微饮了一些酒，结账时竟然要三块一角半，我就觉得这时物价又已高涨了许多。
我不参加一折八扣书籍的组织，料不到后来，业务果然日益发达，出的书都是翻印旧小说，如《镜花缘》《安邦定国志》《东周列国志》等七八十种，成为出版界一大奇迹。
本来一切书籍，都照定价出售，只在减价的时节，才有九折，预约书才有七折至八折，这几乎是多年的旧例。有时商店因为营业不景，准备歇业，举行大减价，也不过是“七折八折”，有些所谓“三钿不作两钿卖”，这都是廉价抛售货物的口号。所以“一折八扣”四个字，实在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隔了几年之后，樊剑刚逝世，由他的哥哥主持，后来“八一三”事变，外销中断，最初大受打击，却料不到本来每令定价二元四角的白报纸，竟然涨到几百倍。这时银元绝迹，币制混乱，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动，因此他们又大大地发了一笔财。他们的股东会已经改组，变动很大，个个都被称为书业中的“纸老虎”。
我在疗养期间，连报纸都不看，到了这时才开始看报。那时上海的大报，以《申报》的报纸为最老，《新闻报》次之，《时报》《时事新报》趣味最丰富，报纸的售价是每份铜元一枚。小型报多数是三日刊，以《晶报》看的人最多，《金钢钻报》次之，售价也要铜元一枚。我留意报纸的广告，见到一折八扣书竟然在报上也大登广告，宣传的词句很动人。
忽获巨款 拟游日本
我和樊剑刚分手之后，隔了三天，他忽然坐了一辆新的皮儿卡房车，当时是上海最华丽的汽车，到我南市家中来。车子抵达门口，他一跃而下。我家门口有一家专做红木家具的工场，里面的小伙计，看见了这辆又新又大的汽车，车上下来的人向他探听我住在哪里，那小伙计起劲得很，就把他领了进来。
这时我正在打挖花牌，见到樊剑刚来，心中一怔，想无非是又要来劝我入股。其实我养病以来，剩余的现款已不多，只得寒暄了几句，樊剑刚说：“我们的老板沈知方，自从《中国药学大辞典》销路好，尝到了甜头，他口口声声说打铁趁热，要请你再编一套《皇汉医学丛书》，所以要我坐了他的新汽车来和你商量。”我就说：“为了《中国药学大辞典》，我不但入不敷出，还弄出一场大病，现在虽已康复，你想想看，我要损失多少？”樊剑刚见我断然相拒，一味拍我母亲的马屁说：“伯母，我今天坐了老板的新汽车来，你老人家要不要坐这辆车子去兜兜风？”我母亲笑逐颜开对我说：“阿沅，听说梅兰芳已到上海，将演《天女散花》，连昆山的姨姨、苏州的三阿姨都专程赶到上海，住在惠中饭店，预备看他登台，我倒也想去开开眼界。既然樊先生有新汽车开来，不妨就坐他这辆车子去看一次。”樊剑刚听了，觉得有隙可乘，说：“不但看戏，我还要请老太太和你到‘一枝香’去吃西菜。”他这样一来，我以高堂之命，无法婉拒，只能就坐了他的车子到租界去消磨了一个晚上。樊剑刚一共花了二三十元之多。
在“一枝香”进餐时，我抢着付账，樊剑刚坚决不肯，我说：“请客是一件事，编书是另一件事，非等两三年，我是无法再编的。”樊剑刚听了我这话，只是笑而不言。
次日下午，樊剑刚又来了，他说：“书局老板都是蜡烛，不点不亮，好多穷读书人把稿子卖给他，总是横求竖求不肯接受，现在他倒过来向你横求竖求，并且授意我，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他一定全部接受。”
我说：“《皇汉医学丛书》，是要把日本人研究汉医的书籍，有系统地分类编译。我虽已有数十种日本汉医名著，但是尚嫌资料不够，等我身体好些，还要到日本去走一次，一俟资料搜集齐全，再行着手。”樊剑刚说：“那再好没有了，算起来到日本去一次，旅游之费，至多不过二百元，买书之费也不会超过二百元，除了原来送你的六千元之外，另外叫他再加送你一千元，我看也差不多了，就请你答应他的要求吧！”这时我心中已有些动摇，也很想趁这个机会到日本去玩一次，对身心不为无益，我就说：“有机会不妨谈谈。”
谁知道樊剑刚立刻掏出一份用华文打字机打好的合同，其中只有稿费项下，还空白着未填数字，他说：“你填上七千元吧，保证老板不会有异议。”我见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无法食言，因此，就在两份合同上签了名。樊剑刚觉得不辱使命，开心得很。到第三天一早，他就把旅费一千元及预付稿费二千元，分四张庄票，一共五张，一齐送来。我母亲见到这个情形就说：“你不可以要钱不要命，难道你又想赶出一场病来吗？”
我说：“这回我有了经验，会轻轻松松地来处理这件工作，何况合同上没有限期，我是不会赶出病来的。”我母亲仍然期期以为不可。我当即把五百元的一张庄票送给母亲，她不肯接受，并且还要我退还给樊先生，推三推四，总算母亲才接受了去。
晚间，嗣父叫我去吃他自己做的“八宝鸭”和“糟钵头”，我准时而去。在路上我又想到送了母亲五百元，对嗣父一无表示，有些不安，因此我决定也送五百元给嗣父。
从前的一千元，是一笔巨款。养大一个女儿称作千金，有千元身价的人，就可以算是小康之家，他们的子弟就叫作“千金之子”。但是想到突然把五百元送给嗣父，他老人家可能感到突兀，不会接受。虽然我自小由他抚养长大，教育成人，可是我该怎样措辞，倒很费踌躇。
嗣父住在水神阁旁，距离我王信义浜老宅，不过二十多间门面。他老人家精通文墨，人生经验丰富，只是有一种习性，就是私底下迷信得很，从早到晚，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要取一个吉利。我走到他居处，嗣父见了我就说：“你的面色已好得多，只是今早我起身时，见窗外有四只乌鸦，叫声凄切，几乎叫了半个小时，我真不知道主何吉凶？而且昨夜还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位老友送给我一个玉盘，又不知道是凶还是吉？”当时他老人家就取出一本《解梦蠡言》翻阅了好久，他说：“找不到类似赠玉盘的解释，是凶是吉？真叫我心中很不舒服。”
迷信观念，中外都有，不过旧时更甚，我听了嗣父的话，并未插嘴。进午餐时，嗣父留我同饮竹叶青酒，我见他有说有笑，才表明我的来意，一则是说明我想到日本旅行和买书，一则是说明要送他五百元缘由。嗣父听了我的话，立刻放下杯子，停止饮酒，横卧在烟铺上，抽了一筒鸦片烟，叹了一口气说：“你送母亲五百元，是报娘恩，这是你的孝心，颇堪嘉许。你送我五百元，我也很欢喜，但是今天因为早晨乌鸦叫过，你送我这五百块钱，总觉得有些不对。”
我一听到这句话，意会到老人家认为出国有风险，临行赠金，似乎有永别之兆，这一来，我倒有些进退维谷。
他老人家果然说：“坐船遇到风浪，危险得很，我劝你不如放弃这个企图，否则我是不接受的。”因此，大家好久默不作声，草草地吃完午餐。
餐后，嗣父本来有午睡的习惯，他说：“今午我不睡了，不如同到海神庙去求一个签，以定行止。”我觉得老人家既有此意，不可违拗，只好跟了他到青龙桥海神庙一行。
本来我对这种迷信的事是深恶痛疾的，不过在老人家面前，也只好唯命是从。我们上香点烛之后，各人叩了三个头，嗣父就抓起签筒，摇了好久，跌出一根六十四签“上上签”来，签上说：“此日逢君赋远游，涛声帆影豁吟眸，衣拾屐蓬山上，清福尘间第一流。”嗣父看了，高兴得很，我更高兴，乘机就把五百元庄票塞入他的口袋里，他说：“这笔钱留待你回来之后再送给我，我一定接受。”
我们走出大殿，外边广场上有一个老人家，赤了膊，在练拳举重，一个仙人担有二三百斤重，他似乎毫不费力轻轻松松地举了起来，我看得发呆。那位老人身材瘦得很，两目炯炯有光，对我嗣父含笑点头，嗣父命我叫他一声“石老伯”，并告诉我说：“这是一位伤科医生，名石孝山，他的父亲叫石敬山。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石筱山，一个叫石幼山，从前你小时常常脱骱，都是我领你去请这位老人家同你驳好的。”
石老先生听了我嗣父的话，笑了起来指着我说：“这是老话了，那时他只有五六岁，现在大概也在赚钱了吧！”嗣父说：“现在他也在当中医，名字叫作陈存仁。”石老先生顿时向我拉手说：“你出道不久，已经小有名气，真是人才。”说着一定要拉我们到他的医馆中去饮茶。那时医馆中已挤满了人，都由他的两个儿子筱山、幼山在处料理一切。经过介绍之后，石筱山对我的印象极好，坚持要同我结为异姓兄弟，所以我后来和石筱山彼此换了一个兰帖，之后大家就称兄道弟。
我和嗣父在回家途中，心中忽然想出一句妙语，就对嗣父说：“你昨晚的一个梦，竟然应了这次我出国的吉兆。因为你的名字上下是子安，梦中见到的是一个玉盘。现在又见到一位老人家是姓石的，那么合并起来，岂不是出国之行‘安如磐石’吗？”此语一出，嗣父莞尔微笑说：“那么你就到日本去走一次，以了心愿吧！”
初次出国 一路顺风
从前上海，要是有人离开本土而出国去的话，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上海人有句俗语，说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又说“出门一里，不如屋里”，所谓“屋里”，即指家里而言。认为离乡别井，毕竟没有在家里来得舒服。
尤其是上海城里的人，更是保守，要是不为生活所驱使，很多人一年之内，连租界都很少去。这种自满苟安的习气，比起沿海一带，如浙江定海、广东四邑和福建福州等地的人自小就有向外发展的愿望，上海人是远远比不上的。
我上次远游广州、香港，一般亲友已经认为我有勇气，竟作千里迢迢的远游。这次我要去日本，亲友们竟人人感到骇然，老年人且认为我家有老母，怎能出门，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是指我不应该这样的。
那时节，一小部分人到美国去，叫作“镀金”，到日本去叫作“镀银”。虽然我到日本不是读书，但是能够到日本走一次，在一般人看来，也有一些镀银的光辉，羡慕得很。因此消息传出之后，亲友们纷纷设宴饯行。有几位城内的老乡绅，还特地封了红封袋，里面放入二块钱，外面写着“程仪”两字送给我。其实那时我办理出国手续还茫无头绪，因为那时要领到一张护照，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没有人事，没有“路道”，是拿不到的。
幸亏我有一位叔岳父王尔陶，他是留学生的老前辈，我去请教他，他说：“凡在民国六年（1917）之前，世界各国来来往往都不用护照的，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只有少数外交官员，需要驻在国的保护，才有一张一尺见方的护照纸，平民反而是用不到的。民国六年之后，情形就转变了，任何一个国家，凡是入境的人都需要一张‘派司’，所谓‘派司’，即指护照而言。上海人要领这种派司，就要到南京外交部去申请领取。你既非商人，又非学生，等一年半载是意料中事！”因为那时还没有旅游的名目，无缘无故到外国去游玩，不但中国没有，连日本也是稀见的。所谓旅游事业，在那时听都没有听过。
我一听到要向南京外交部去领护照，头都痛起来。在没有办法之中，就去请教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我家有一位常来吃烟小叙的朋友，姓焦名易堂，他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按：焦易堂后来做到最高法院院长，兼任中央国医馆馆长），不如请他写一封八行书，介绍你到南京外交部去走一次，要便利得多。焦氏每周末一定到上海来一次，来则必然会到我家来。”于是我就很耐心地等着。
果然，几天之后，在姚老师家中给我碰到了焦易堂先生。经姚师介绍后，焦氏马上掏出三张卡片来，各写上几句话，并且说外交部在上海有一个驻沪办事处，他有几个陕西同乡在里面当秘书，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公文的传递，恐怕时间很久。
我拿到焦氏的三张卡片，先到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去见一位秘书。他见到焦易堂的名片，就取出三份表格叫我填写。表格中有一项是去日本的原因，我迟疑很久，秘书便对我说：“你想快，不妨写‘留学’两字。”我就依了他的话，将表格填就，并且附照片六张，付工本费银元四块。
意料不到，七天之后，已有通知书来了。我很高兴地带了两瓶白兰地酒，预备送给那位秘书，作为谢仪。护照拿到了手，我开心得很，正想把洋酒双手奉上，不料那位秘书，未脱书生本色，对我的礼物坚拒不受，出乎我意料。
我领到了护照，就到虹口内山书店，访问那位名满上海的日本人内山完造。谈了好久，他说：“你去日本，一定要坐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而且要买二等票。”我说：“王一亭先生在船上有一间买办房，可以让给我住。”内山说：“这断断使不得，因为海关查关很精明，凭一张二等票占很多便宜，没有船票是会把你当作偷渡的。”内山很热忱，他替我排定了一个旅程，先到长崎，即转神户，再到名古屋、东京及横滨四个地方，而且还写了五张卡片给我说：“你人地生疏，遇到必要时，可以找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书商，对你会照顾的。”
接着我就到日清公司去买票，双程来回票的叫作“卜夫可”，二等价格是大洋六十二元，我只买了一张票，因这次去日本，内子并未同行。头等票多数是官员坐的，三等单程叫作“卡萨卡脱”，每票二十四元，双程票是四十元。（按：中国银元，等于日币一元六角。）船公司中日本人倒客气得很，反而同胞的从业员对中国旅客十分歧视，我真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人有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呢？在轮到我买二等票时，中国籍职员眼珠转一转，态度稍稍和婉一些，我就觉得这些人奴性很深，积习难改。
上船之日，亲友们纷纷要来送行。实际上，我知道他们是想乘机拖了大男小女来看看向所未见的“火轮船”。所谓“火轮船”，是那时上海人对外洋轮的统称，我见一家家都要求来送行，恐怕到时人数太多会闹出笑话来，所以我一再辞谢，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盛意，即使我们不上船，也尽了我们的情谊。”
那时节，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船小得很，只有四千吨重，是停泊在东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汇山码头”。上船时，我的母亲、嗣父与我的太太，同乘汽车到了那边，码头上已有亲友大大小小四十余人。他们见到我到码头，高兴得很，不由分说，浩浩荡荡地跟着我一齐上船。幸亏从前外洋船对送船的人数没有限制，不像现在是要凭送行券才可登轮。
我也不知道“上海丸”的吨位多少，但是一登船上，觉得地方很宽大，有一个大客厅，里面铺上了青呢地毡，我就把亲友们安排在这个客厅中，自己去找舱位。原来二等舱是二人一间的，当时中国人坐二等舱的比较少，他们特地拣了一个中国人来与我同室。他是一个山东籍的府绸商人，我略略招呼一下，即想回到客厅。忽然有一个身穿船主服装的人，走进舱房来深深地向我们二人鞠了一个躬，并且操着纯粹的中国话，问我们：“好吗？”跟着有一个中国侍者拿了两盒“寿司”来，这是一种日本点心，船主说：“今天你们有没有人送船，有的话，我准备每人送一盒。”我答说：“有是有的，只是人数太多，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关系。”说着就走。
等我到客厅一看，自己觉得真难为情。亲友们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多人，而且小孩子初次脚踏青呢地毡，开心得了不得，有些翻跟斗，有些躺在地下，有些互相追逐，闹得不成样子。我正和几个老人家话别，见到母亲又笑又流泪，我说：“出门要图吉利，千万不可流泪，何况这种船是很稳妥的。”正谈话时，那船主模样的人带了一个侍者，手捧寿司，每人分派一盒，而且说：“欢迎你们都到日本去玩一下，我们有中国侍者招待。”他见到我的亲友那么多，非但不讨厌，还很欢喜，要我和亲友与他一同拍了一张相片，这也许是他们招徕生意的手法吧！
这样经过大约两小时有多，汽笛大鸣，并且通知乘客着送船的人立刻下船，于是我的亲友也鱼贯而下，大家站在码头上，挥手送别。
我在船上，周围去走了一次，见到有一间小商店，好多乘客都在买一样东西，名为“御守”，日本人的读音叫作“欧麻毛利”，是一种木片制成的护身符。据说带了这个符，在船上就一路顺风，不会遇到劫难。我有搜集纪念品的癖好，也随俗买了一个挂在身上。
三等舱陈设旧得很，有许多日本男女，都是席地坐卧，中间不过隔着一道道木格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男女杂处，很不雅观。下边又有一个大统舱，连木格子窗都没有，男女混杂，更为紊乱，其中有几位中国劳工，竟然在一张矮桌上打起麻将来，日本人也懂得玩，因此有六七桌麻将劈劈啪啪地打得很热闹。
头等舱分洋式、和式两种，洋式的有床，和式的全是“榻榻米”。进餐时，大家都进餐厅，一律吃日本菜，彼此席地而坐，桌子上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某某某样”，看来很有些像神主牌位一般，十分异样。
二等客进餐，都是一套朱红色的漆盒，全是中菜，一汤一菜，一个点心。三等客吃一种“便当”，这是木片饭盒，除了白饭之外，只有一条干鱼和几片黄色萝卜，汤是“味噌”冲的，是一种很普通的酱油汤，气息很特别。
我在二等餐厅中，也进食过日本餐，是一碟生鱼片，一碟炸虾（叫作天妇罗），一碗白饭，一碟寿司，只此而已。我见了这两样菜，简直不想进食，胡乱地吃了一些炸虾和白饭，就算了事。
但是日本人，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多数还要饮一樽酒，叫作菊正宗（托可里），吃罢之后，高声击掌歌唱，醉得横七竖八。
船开出吴淞口，进入海洋，风浪就渐渐大起来，整艘船颠簸不停。我觉得有些受不了，想呕呕不出，头晕胸闷，难过之极，幸亏吃得不多，总算忍住没有呕吐。别的客人都走到甲板上吹海风，呕吐狼藉，甲板被弄得污糟不堪。从前的船只吨位不大，是经不起风浪的。
那位与我同室的山东商人，却安卧如常，他对我说：“坐这种船，千万不可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同样会晕浪的。”
次日早晨，到餐厅去进早餐，吃的是“玉子”，即鸡蛋，另外还有一个饭团和一杯清茶。这一顿，我倒吃得很舒服。但是餐厅中冷落得很，大多数乘客仍在晕浪情况中，所以都不进餐厅吃早餐。
这样经过了十六小时，才抵达日本长崎，先要留船二三小时，才到神户。验关时，头、二等客先上岸，看一看护照，连行李都不查。三等客没有那么通融，而统舱中几个劳工模样的中国人，却受到诸多留难。先看眼睛，如有沙眼，就要他们聚在一处，等候详细检验；面黄肌瘦的还要集中在一起，等待检查大便，据说拘留在那些地方两三天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心中深深地感谢内山完造要我坐二等舱的建议。（按：从前出入是没有检疫［针纸］的，因为那时防疫针还没有发明。）
初试风吕 难以为情
在船上，我先把带去的银元和中国纸币，兑换日币。那时节一个银元可换日币一元六角。中国纸币种类繁多，他们只接受中国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所出的两种钞票。在船上那位山东商人指导我要多兑一些辅币，所以我也模仿日本人的方式，手里抓了一个盛辅币的布袋，随身只有一个衣包。在船上已有人照料行李。上码头之后，见到几十辆人力车（按：上海人称人力车为东洋车，因为当时这些车子是来自日本的），车夫个个身强力壮，头上都扎了白布，身前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如中川、木下、井上等字样，看上去真好像强盗模样。他们看见我穿了长袍马褂，争相接我的衣包。坐上了一辆人力车，我给他看一张纸条，上面写有“松下御屋”几个字，就是我准备进住的旅店名字，其实这间旅店距离码头极近，一坐上车顷刻就到。我给他一些辅币，车夫含笑鞠躬，接二连三地说了几声“阿里阿笃”。
我在那边纵目四望，见到遍地皆是一层高的木屋，店铺都小得很，唯有松下御屋是用红砖砌成的，两层高的砖屋，在那边已不多见了。房价是“一宿二餐”，每天收费日币二元。
踏进松下御屋，即有主人出迎，再三再四地鞠躬，领我到一间有榻榻米的房间。那时没有电铃，主人击掌两下，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下女，来为我收拾东西。
这种房间虽很清洁，但是没有床，墙上挂着二三轴书画，只有一个梳妆台模样的茶几。那下女在屋角里取出一条很厚的被子，被子是五尺正方的形式。我在想这种被褥盖起来，连脚都遮不住，怎样能保暖呢？后来才悟会到日本人身材皆短小，所以被褥也不长的。（按：那时节日本人的身材矮小的很多，不比现在身材这么高大的。）
被褥摊好之后，就燃一个圆形的炭炉，是青紫色的窑器，很是古雅。在炭炉上边有一个铁架挂着一煲水，饮茶吸烟都取给于是。茶是不要钱的，牛奶六分，咖啡二角，水果三角，而且是招待外国人的价目。
室内最难看的是一只大木桶，下女取到很多热水，倒满一桶，原来这就是浴桶，那时普通租房是没有浴室的。下女倒好了水，室内已温暖得很，忽然间她自己脱了和服，只剩一条底裤。要我脱衣就浴，准备为我擦背。因为言语不通，我只是摇头，那下女也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不要这个私家的浴桶，即时取出几条木筹，上面有“风吕”两字，指着我要到另外一个公共浴室去，这种浴室就名为“风吕”。她就重新穿上衣服，倒了杯茶，鞠躬而退。我看看这个房间，缺少厕所设备，于是我巡视各处，才见到一个公共厕所，小便是一个大桶，大便都拉在一个地坑中，臭气熏天，可见得那时日本旅馆的设备，还很简陋。
日本风吕屋
正在游目四顾，见到有一间“风吕”，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浴室，是男女同浴的，中间只隔着一重板，而板砌得很狭，上下两边，大家都看得到，男女浴客赤身裸体，一目了然。浴水热得很，热气弥漫全室，但是浴室的门是打开的，外面凛凛的寒风，不断向里面吹来。我见到这种情况，很是奇怪。（按：现在日本洋式大旅馆，每房都有厕所、浴室，但仍有一个共同入浴的风吕。）
过了一晚，次日我就到老街旧书铺去搜购有关汉医的书籍。这条街上书铺很多，但都是一些小铺子。内山完造介绍我的一家，书籍比较多，而规模亦较大，虽苦言语不通，我对他们都用中文笔谈，居然也很顺利。
从前没有什么游览名胜的旅游车，所以我也无法参观神户各地的名胜，决定买一天书，明天再到名古屋去。晚上那位下女又来招呼我，可是她并不再倒水在木桶中，所以我不得不到风吕去洗澡，真是有些难为情！
既然已经进了浴室，也只好入境随俗，胡乱地洗了一通，面红红地走出浴室。许多老年妇人，见到我这种畏畏缩缩的神情，笑声四起。
游历胜迹 遍购医书
我经书铺主人的指导，乘搭铁道车离开神户，转移到名古屋。有一家其中堂书铺，过去我常年向他们邮购书的，所以主人见到我，欢迎得很，在那里我买到大批汉医书籍。主人名木下其中，对我很热忱，问我要不要去见一见汉医名家汤本求真，我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就摒弃了店务陪我同去。
我早就知道汤本求真是日本复兴汉医界的祭酒，彼时他年事已高，但依然很有礼貌地接待我，谈吐也很谦虚。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对答，而且由他的夫人跪着煮茶，他们称为“茶道”，这是招待来宾最有礼貌的表现。临别的时候，他送了我两部绝版的汉医书，而且约定以后相互通讯。（按：通讯不过两三年，汤本氏就逝世了，我第三次到日本时，曾经到他的墓前去凭吊。）
中华书局1951年出版的汤本求真译著《皇汉医学》第二卷书影
我在日本最感到痛苦的，就是吃不惯他们的东西，最受拘束，而菜肴又简劣。每晚旅客的聚餐，第一次还有趣味，第二次就再也无意参加了。所以常常到街上去找寻中国菜馆，那时正宗中国菜馆一家都没有，但是挂着“中华料理”招牌的铺子，却是多得很，所供应的东西，都是以叉烧面为主。所谓叉烧，实是一条白肉，涂上一些红色的颜料，切成薄片，就算是叉烧了。还有一种叫作“五目面”，是五色杂陈的面点，包括一片肉、一片鱼、一片笋、一只虾、一些菜，花色虽美，但是一点也没有味道；只有一种炒面，是加酱油炒的光面，虽非美味，尚能入口，所以我天天就吃这种炒面。有若干挂着“西洋料理”招牌的菜馆，规模都小得很，做的菜全不像样，吃了一次再也不想去了。
离开名古屋，就到东京，那边我有好多朋友，几天之中玩遍了各处，而且也吃到了较为高等的中国菜。在新宿遇到老友徐卓呆，卓呆是一位日本通，又是戏剧家兼滑稽小说作家，他对我说：“日本的中国菜都不像样，你要不要上我家中尝试一下我做的苏州菜，我最拿手的是干贝炒肉丝，是人人赞美的。”我说：“好。”他表示很高兴，同时一连眨了几眨眼（按：卓呆一向有眨眼的习惯，越是高兴越眨得多），笑着说：“不过，我住的地方很简陋，而且在日本用的都是平底铁锅，只有我从国内带来一只老式的中国铁锅，是我习惯用的，所以炒出来的菜，味特别好。”接着他又笑说：“与我同住的郁达夫等，晚间常将此锅抹干净，作为洗脚之用，所以更有异味。”我听了这话，明知他是滑稽家言，并不置信。我在他的指导下，到帝国剧场去看了一场戏，觉得场面宏大。本来这家剧场的戏票，已订到六个月之后，但只要你拿出护照给售票人一看，他就会给你一张留给外国人看戏的座券，因此我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子。
关于购书，在东京有一个神田区，都是一层高的平房，书坊铺一共有五六百家，有些专卖法律书，有些专卖小说书，其中有三四十家是专卖汉方医书，这回我欣喜若狂，买了大批的汉医书。他们的书是不二价的，不像上海有码洋与折扣之分。我选定了书籍，要他们全数用邮寄，打包寄回上海。为了怕遗失，叫他们挂号寄出，但他们对挂号两字，弄不清楚，后来托卓呆传译，他说这叫作“书留”，于是就完成了我的搜购书籍的工作。
其实东京还有许多汉医可以拜访，可是我事前没有和他们通过信，不能贸然造访，不像现在我有很多日本医友，每月都有人来香港访问。
离开东京，就到横滨。横滨书铺不多，但是有一条中国街，街内商店林立，全是华侨开设的，其中也有五六家很大的菜馆，做的菜比较好得多，而且那里还有关帝庙、观音庙和一所中华学校，异邦相见，对此似乎更有亲切感。我同一个宁波籍的伙计谈得很投机，他说：“等我收工之后，带你去看几间大的寺院。”那一天玩得很高兴，我觉得日本人的居室都小得很，唯有庙宇却大得异乎寻常。
赴日一行，所费连船费不过二百元左右，买书（的钱）却大大地超出了预算，又花了好多时间。购书既毕，已近船期，于是就赶着返回上海。因为从前日本并无观光事业，也没有导游机构，所以我有好多地方未去过。幸亏后来在香港，连续去了五次之多，因此日本一切的名胜古迹，总算玩遍了。
归来一年 完成丛书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亲友们又纷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同学虞舜臣说：“中医界同人出国，老哥为第一人，归来神采焕然，脸上好像飞了金一样，所以我们都要设宴敬你一杯酒。”我也只得含笑接受。
热闹了一阵之后，我就开始为编书而工作。自己规定每天早晨工作一小时，晚间绝不再做，而且抱定不紧张、不马虎的态度，这一回练出一种不动情绪的功夫，所得到的工作效能反而好。
我首先整理自己旧藏的日本汉医书籍，再加上随身带回以及陆续寄来的汉医书籍，共计四百多种。先做删芜存菁的审阅工作，选定种类，分内科、妇科、儿科、外科、药物、方剂等项目，再加上了近代日本名医的新著作，成为完完整整的一部丛书。
其中大部分汉医书，全部是中国字，文句通顺得很，因为他们都是依着汉唐二代的笔调来写作的，所以只要加上标点就可以了。
小部分汉医书，是间夹有日本字母的，我请了一位在同文书院执教的老先生，为我翻译。倒是许多近代医论，译起来比较困难，但我也请到自然科学研究所的野村上昭先生负责这件事。他翻译好了之后，我略加润饰，工作也很顺利。
从前能译日文的人多得很，而且能将中文译得好的人也不少，这种翻译稿费是每千字二元五角，在当时代价已算很高。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中央国医馆给作者的委任状
世界书局方面，也一再派樊剑刚来催，我陆续交稿，他们就一边排版，一边送来给我校正，所以全部丛书，经过一年，就编校完成，开始付印。
将要出版时，我又在姚公鹤老师那边碰到焦易堂先生，他知道我从日本归来，编成这部丛书。他说：“现在行政院通过张之江当中央国术馆馆长，我当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要给你一个名义，是考察日本汉方医学的专员，不久我会送给你委任状。”这都是后话了。
年晚习俗 仪式繁多
我的日本之行，启程是在十一月中，归来已近腊鼓频催之时，母亲说：“你现在精神大好，不妨过了年再恢复诊务。我正忙着过冬至，这回我想请一些亲友来吃饭，所谓冬至大似年，体体面面地吃一次。”当时上海人的习俗，认为冬至是一件大事情，无论贫富人家，都要丰丰富富地吃一顿。不过，相传的风气，冬至之夜只限于自己家人团聚，是不请外人来参加的，要是在冬至前一夜举行，那就可邀请亲友来吃一餐了。我就想到许多亲友和医界同学，在我游日和返国时，都有过为我饯行或洗尘设宴，正可以借此机会酬谢他们一下。可是住在南市的人有一种风气，喜庆宴客都在南市，这次我便挑在租界上有名的“一品香”大礼堂宴客。这个大礼堂可以排二三十桌酒，富丽堂皇得很。于是南市的老亲友，都穿了新衣衫来参加。这一次宴会热闹得很，我的嗣父认为是太张扬，母亲则认为是很风光。记得这一次的筵席是有排翅的，每席的代价是十四元，菜肴很丰盛，一共吃了十六桌。
过了几天，就是十二月初八，上海人称作“腊八节”，照传统的习惯是要吃“腊八粥”的。所谓腊八粥，是用栗子、枣子、黄豆、白果、莲子、芡实、青菜、白米同煮成的。煮好之后，互相分送，虽然原料大致相同，但是上口之后，一家有一家的风味。其实一锅腊八粥的代价，不过一元左右而已。
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上海人送灶神的日子，本来家家户户的灶间，都供有一个“灶君老爷”神像，到了那天就要准备许多供品。供品之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糖元宝”，是用饴糖来做的，据老人家说：“这种糖元宝，黏性很重，是让灶君老爷吃了之后，饴糖黏实了嘴巴，上天之后可以不说坏话。”送灶之时，有一顶纸轿，上面有一副对联写着：“上天奏好事，下界保平安。”意思说：“上天只能说好话，不可说坏话。”这真是滑稽极了。
送灶完毕，就要打扫整间屋子了，俗语叫作扫“沿尘”，是除旧更新之意。随着一边办年货，一边要筹备“谢年”了，这是农历年尾最隆重的仪式。
我母亲说：“年年谢年，我们都草草了事，今年我想好好地做一次。况且在你生病期间，我到水仙宫去许了愿，请天老爷保佑你。如今你已康复，来一个隆重的‘谢年’，也是应该的。”我说：“我不懂这一套，你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是不反对的。”
我母亲提起从前分家的时候，嗣父一个现钱都不要，只分到了一副锡的“事件”，和一套宝石的“戏文”。所谓“事件”就是锡制的一只香炉，一对蜡烛台，还有两只供筒，是插一对孔雀毛的掌扇，名为“五事件”。所谓戏文，是八盆之内放着玉石制的象征性的八出戏剧，如一盆是一支拂尘，一顶女道士冠，代表的戏是《孽海记》的《思凡》；一盆是一把扫帚，一封书信，代表的戏是《琵琶记》的《扫松》；一盆是一根划楫，一顶方巾，代表的戏是《渔家乐》的《藏舟》；一盆是一枝柳条，一根鞭子，代表的戏是《西楼记》的《折柳》等，诸如此类，共有八盆。这八出戏文，是苏州制的“小摆设”，用彩色玉石雕刻而成，看上去像珊瑚玛瑙珍珠翡翠一样，名贵得很，当时嗣父说：“好的，你们要这般郑重的谢年，就可以用我这些东西，但是一定要同时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吃年夜饭’。这种大场面，我家已经好久没有了，借此机会与亲友欢叙一下，也是好的。”
商议既定，就在嗣父家中举行，因为他家中有一个比较像样的大客堂，可以摆八桌酒，他说：“要留出一桌，邀请几位上海有名的乡绅，他们都很会饮酒，有了他们就热闹得多。”
我嗣父预先向纸作店购买了一种“祃张”。所谓祃张，是一种木板黑色印的“神祇”红纸张，是谢年仪式中供奉的神像。（按：这种祃张，全国各地精粗区别极大，而且式样各有不同。记得香港大会堂曾经举行过一个展览会，从门神到谢年的神祇，应有尽有，极为可观。）
嗣父先在客堂中挂上了一幅“天官赐福图”，是任伯年绘的。两边配上一副吴昌硕写的“红地洒金”的对联，又在两壁挂了十六条曾熙写的他六十岁那年上海乡绅们合送的寿屏，朱红绫边泥金地，煞是好看，所有座椅茶几都罩上了红绫绣花的椅披、桌围，真是一片“满堂红”。
在“天官赐福图”下是谢年神祇，供在中央。前面直排着两张八仙桌，桌上铺了红布，桌前张着红缎金花的桌围，桌间前摆了五事件。后面第一行是供着四盆堆到二尺高的水果，每盆都用紫铜丝网罩着；第二行是八盆戏文小摆设；第三行是八盆蜜饯凉果；第四行是一只“玉如意”，两旁一对“元宝鱼”，所谓元宝鱼即鲤鱼，祭神用的必须是活生生的，寓有“鲤鱼跳龙门”之意；第五行是八盆干果；第六行是一大盆“三牲”，所谓三牲，一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一个猪头，中间是一头去了毛的光鸡，旁边是一条活的青鱼，这条鱼有七八斤重，两颗眼珠上各贴了一张红纸；第七行是十副杯筷，表示请的是“十方神祇”，旁边一对酒壶，也是用锡制成的。
这般的陈设，由我母亲和几位福寿双全的老太太，一边摆设，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对每一样东西都有一种好口彩。譬如摆生果时，称苹果为“平平安安”，称甘蔗为“节节高，年年高”，称福橘为“鸿福齐天”这样地念。我在旁边听了很是好笑，很多小孩子也听得喜气洋洋。
到了下午六时，嗣父焚香点烛，由他老人家第一个上香叩头。叩头之先，先除下眼镜，再拍下身上的灰尘，然后下跪，连叩了三个头；接着就依照辈分，男的先叩头，然后轮到女的叩头，大家都虔诚得很。
正在这时，亲友们也已先先后后地到来。我们预先叫了“茶担”。所谓茶担，是由贳器店承办的，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伙计，带了茶炉和有盖的茶杯，负责煮茶敬茶，在坐席时，负责烫酒倒酒。（按：从前宴客都用黄酒，必须烫热了饮。一副茶担，三个工人，例费二元四角，临走再给六角钱小账，已经称谢不绝，此等古风，今后见不到了。）
到了七时，亲友们差不多已到齐，小孩子十居其四，乡绅们最早到的是姚子让，他是有名的酒仙，不醉无归，所以人们称他为“姚天亮”。姚氏坐定就对我嗣父说：“你今天谢年，只请一桌酒友，那是不够热闹的，我已经代你多约了两桌了，等一下都会来，想来你一定欢迎的。”嗣父听了他的话，临时多了两桌，脸上露出啼笑皆非之状，但是口中还是不断说：“欢迎！欢迎！”
嗣父一想，这两桌人一来，至少要多吃四坛黄酒，急忙叫贳器店的伙计，先多排两张八仙桌，又关照厨师要多添两桌菜，同时再叫了六坛状元红黄酒，每坛是五十斤。那时的家常筵席，每桌是十元，而一坛酒倒要十七元几角，未免有些肉痛。
安排既定，大批酒仙已经纷纷光临，都是驰誉南市的士绅，他们唯一的嗜好就是饮酒。彼此寒暄几句，姚子让已经嚷着叫茶担烫酒，同时还指挥厨师先上几只送酒的冷盆。霎时之间，三桌人已经开始你一杯我一杯地饮起来了。三杯落肚之后，猜拳之声四起，用饭碗代替酒杯，一饭碗刚好是十杯，由十个人坐庄，先各饮一饭碗，这是坐庄的规矩，先要“存酒”一百杯，然后开始向各桌挑战。从这时起，一片“五经魁，六顺风，全家福”之声，响震屋瓦。他们对菜倒很随便，倒是黄酒要一大碗一大碗地呷。
谢年和吃年夜饭的时候，大家开口闭口都要讲吉利话，讲错了要受罚的。有一人大醉，像喷花筒般呕吐起来，大家笑说：“放花筒哉！大吉大利。”旁边一人说：“死快哉！饮一斤老酒已经受不住了！”此人提到了一个死字，大家都怔起来，认为出言不吉。姚子让像家长执法一般，在口袋中取出两张草纸（即厕纸），说这一句话大不吉利，一定要揩屁股；即时三四人围着那说错话的人，用厕纸在他的口唇旁作拭抹状，大家又是哄堂大笑。（按：旧时厕纸，都是黄色用稻柴做成的方形纸张，每一刀约五十张，计铜元二枚。）此一风俗，我在幼时亦经过，大年三十晚上，我母亲拉我们兄弟进厕所，用草纸代我们抹嘴，口中说：“小狗放屁，百无禁忌。”
这般的闹到深夜十一时，送神仪式开始，爆竹和高升齐放，爆竹之声越响，他们的拳声就越高。可是大家都已饮到东倒西歪、七颠八倒。小孩子们吵着要回家，我母亲预先准备许多红封包，叫作“压岁钱”，点清了孩子的数目，交给他们的母亲，要放在他们枕头底下，作为压岁。（按：谢年之后，长辈都要给小辈压岁钱，有时年底没有见面，到新年见面，称为拜年钿。）这一回，我母亲派给每一个小孩一包糖，一个银元作为压岁钱，亲友们都认为很阔气，母亲也展颜大悦。这是上一个时代的风气，酬神之类的事，迹近迷信，但也是旧时生活上的情趣，我也乐意地依着长辈们的摆布，全无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