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辈出 甲于全国

经济重镇 航业先进

纱厂巨子 荣氏企业

烟业大王 宁波陈氏

小本经纪 成大事业

上海滑头 三个有半

黄楚九氏 建大世界

交进霉运 死神光降

日夜银行 倒闭风潮

身后风波 出人意表

犬与华人 不准入内

民国时期，上海滩上的大戏院和英美烟草公司大楼

从前上海是中国发扬文化的中枢，也是商业金融的中心，不但教育发达，也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人才辈出，说也说不尽，我以行医为业，接触的人物，上中下各阶层都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有写述的价值。

人才辈出 甲于全国

我在诊所中曾遇到一位粗粗鲁鲁的老年病人，挂号时自称姓高。他自己病愈之后，常常带着许多男女老幼来看病，大多数是工人，一部分是店员，诊金都由他付，而且对病人照顾备至，看来连药费、车费都由他代付的。有时候他还来邀我去出诊，坐着他那辆高高大大的老爷汽车，一直开到闸北陋巷中的小屋子里，陪我诊病，病者的家属都称他为高老板，对他感激涕零。

后来我对这位高先生渐渐稔熟，我问他：“你老先生的贵业是什么？”他说：“我是一个老粗，自从西人马礼逊铸造中文铅字之后，我因为读过‘千字文’，才在上海做了中国最早的排字工人，现在却当了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但是一天到晚清闲得很，所以凡是工人有病，我都亲自陪同他们看病，照顾他们，习以为常。”

我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有三位，一位是鲍咸昌，一位是夏粹芳，还有一位是高凤池。我就问他：“你是不是高凤池先生？”他说：“是。”接着他就把商务印书馆的开办历史原原本本说给我听。

从前上海多是老式的书坊，如“扫叶山房”“粹文堂”“千顷堂”等，都是印木版书的。（按：扫叶山房的历史有一百多年。清代有两位名医，薛生白与叶天士，都在苏州悬壶，两人交恶，叶天士名其斋为“踏雪斋”，雪字影射薛生白的薛字；薛氏不甘示弱，名其斋为“扫叶山房”。后来薛氏常常刻木版书，在上海开了一间书坊，就叫“扫叶山房”。）那时节连石印都还没有发明。

他又说：“第一架手摇脚踏的印刷机，是由英国运来的，中文铅字的铜模是马礼逊从香港运来的。夏粹芳、鲍咸昌深信基督教，教会中常常有印刷品，教士就请夏、鲍二人负起印刷的责任，并且把运来的一架印刷机交给他们，他们请到第一个排字工人就是我，借了一间小屋子，专门印刷教会传单，兼印商业文件，当时我不计工资，只拿一些车钱饭钱，但是印刷部分的收支，还不能相抵。因此就想印一部英语读本，使中国人学英文能得到一种范本。第一部书叫作《华英初阶》，这本书的原稿，本来是英国人用来教授印度人的，鲍咸昌就把它改编一下，出版问世。同时门前挂上一块‘商务印书馆’招牌，以便招徕商业文件。

“不料这本《华英初阶》销路大好，起初只印一千本，后来印到几万册至几十万册。当时工人实在找不到，因为识字的不肯做工，做工的又大都不识字，因此我就专门负责排字，引用同乡子弟做脚踏印刷工人。最初时期夜以继日地专印这本书都来不及，到了那一年年底，竟然赚了一千块钱，于是我也被夏、鲍二人邀为股东，占股权五分之一。大家通力合作，经过十多年继续添购马达印刷机及一切设备，逐渐地扩展，编印全部小学教科书，畅销全国。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闸北的一间印刷工厂已经占地六十二华亩，各省各市都陆续开设分馆。夏粹芳见识最远大，每一家分馆，都自己购地建屋，南到香港，北到黑龙江都有分馆和巨幅地产。现在我照股本而论，也算是大股东之一，实在讲起来，我不谙文墨，现在的编辑印刷和经营，我都插不上手，因此空闲得很，所以自动负起照顾工人的福利工作。”

我听了这番话，深深感到上海人对工作的努力和开展，非同小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之后，各大书局接踵而起，成为全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不但全国学校的教科书由上海出版，无数高深学识的专门书也在上海发行。原来商务印书馆的发迹，就是从《华英初阶》开始，后来再印《华英进阶》等书，如今凡是五十五岁以上读英文书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由这部书开始的。

经济重镇 航业先进

关于经济方面机构，从前上海很多钱庄，做钱庄的人，都是宁波和绍兴人，资本的来源，一部分是湖州人的。上海钱庄的势力，可以影响到全国。在明清时代，经济的实力本来分散各省，如“山西票号”“北京官银号”，初时实力雄厚过上海的，但是上海宁绍两帮同乡的经营能力，远远地驾乎其上。又因为上海接近国际通航的关系，商品进出集中在上海，所以上海钱庄的发展，在清末已经占到全国第一位。

从前上海人的商业道德和往来信用极高，没有什么商业诈欺的事情。老板拿钱出来做生意，无论银楼、钱庄、当铺、酱园、布厂，范围尽管大，都是请一个经理，名为“当手先生”，全权经营，连账房都归当手先生聘用，做老板的人，尽管在家享福，百事不问，他们从来不会“作弊”。到了年底，由当手先生结算一年赢亏，写上一份红折纸，说明全年赚了多少钱，称为“红账”。老板客气得很，茶烟相待，略叙数语，恭送而别。在平日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有许多老板，可以连开三四家钱庄、五六家当铺，是不足为奇的。

还有一种商业习惯，大家交易全凭信用，不签署什么契约，来来往往，只凭一句话，说出的话，也不需要第三者证明，绝对不会耍赖。这种作风，由来已久，连当时外国人和上海人做交易，不论多大数目，也相信中国人“一言为定”的商业道德。

当时外国人到上海来的，一部分是正当商人，一部分是敛财的冒险家，一部分却是外国的滑头，就利用中国人这种习惯的弱点，造成种种华洋纠葛，于是后来在交易上，就需要律师和证人，每一笔交易都要有契约。

在宁波人中我特别要提出一位来谈谈，此人就是虞洽卿先生，名和德，是宁波镇海人。他十五岁的时候，由同族人虞鹏九出信介绍他到四马路望平街一家瑞康颜料店当学徒。那时他身无长物、腰乏分文，从码头上走到四马路，恰巧大雨倾盆，他脚上穿了一双布鞋，是他母亲手制的，这时他脱了鞋子，挟在腋下，赤了脚，直走到那家颜料店去就业。后来虞氏飞黄腾达，上海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称他为“赤脚财神”。这家颜料店是苏州富绅奚萼衔的父亲奚润如所开设的，资本不过八百两，职工连老板只有三人。虞氏仅是学徒身份，全年收入，只得鞋袜钱十二元，但是他很勤力，很小的年纪，就当上了“跑街”。他辛勤工作，颇为东主所器重，这家颜料号那年就赚了二万多两，老板奚润如认为虞洽卿是一个出色的人才，特别酬谢了他二百两银子，请他参加作为股东，这是当时商界中未有的特例。

过了十二年，虞洽卿当上了鲁麟洋行买办。再隔九年，改任道胜洋行买办，同时他创办“四明银行”；又感到中国没有民营的航业，官营的招商局作风落后，于是他毅然开设了宁绍轮船公司。这一下子，外洋的航业界大为妒忌，联合起来和他竞争。本来从上海到宁波的船票是银元一枚，此时各洋商轮船，突然把票价改为大洋五角，因此一班宁绍同乡都为虞洽卿捏一把汗。大家无形中联合起来，一致支持同乡的事业，齐心不搭外洋船，来往宁波上海，宁愿付银元一枚，来支持虞洽卿。

虞洽卿生平对公众运动，热心参加，不遗余力。当年上海四明公所大闹公堂的一场大风波，由虞洽卿出头力争，获得胜利，这也是上海人尽皆知的。

后来他又赞助南洋劝业会，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大家格外地敬重他，平辈称他为“阿德哥”，后起尊他为“虞洽老”。他认为航海事业大有可为，于是他拨出二十万元，创办三北轮船公司，购买三艘轮船，行走沪汉，逐渐扩展，沿长江各区都有趸栈，因为他为人精明能干，每遇困难，俱能迎刃而解。后来三北公司旗下的轮船增至三十二艘，吨位达到四万余吨。同时他又代理宁兴、新宁兴等轮船七艘，邮船五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航业大王”。他颇重桑梓之谊，所以他属下的职员，都是三北人、舟山人。影响所及，外洋轮船的从业员，也是舟山人居多。现在常来香港的一艘“铁行公司”的极大外洋船，就以“舟山号”为名。（按：如今全世界共有七位船大王，希腊占三人，美国占二人，中国也占到二人之多，一位姓董是定海籍［即舟山］，一位姓包，是鄞县籍，都属浙江宁波人，拥有船只吨数，虽远超于前，但是这种事业，或多或少与虞洽卿当年创下的宁波系有关。）

在我行医时期，有一位方小姐，常常在中午时间陪我到航运俱乐部去诊视虞洽老的小毛病，久而久之，成为相稔。我每次到航运俱乐部去，总见到不少莺莺燕燕在旁服侍他。他有午睡习惯，见他身体强健，精力过人，所以患的病都是微不足道。虞洽老为人也很风趣，特别是在三杯落肚之后，更是妙语如珠。记得他有两句最令人捧腹绝倒的话：

梅兰竹菊多细撇！

四书五经莫乱抛。

这两句话，一句是谈画理，一句是教人珍惜书本，原是很文雅的，可是一经他用宁波乡音读出来，就大大地“笑煞人”了。

后来他争取到租界上极高的地位，担任工部局华董好多年，又任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租界当局对他极尊敬，特地把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所在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

法租界也有一条短短的路，叫作“朱葆三路”，是纪念华人朱葆三的。朱葆三是定海东乡北蝉村人，他刻苦耐劳，到上海做罐头食品号学徒，后来结识叶澄衷，叶爱其才能，助其成为五金业领袖。积资既丰，发起及领导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四明银行及华安保险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等。对社会公益的事，也极出力。总账房顾晴川的儿子顾少川，即大名鼎鼎的外交家顾维钧。朱葆三对法租界的金融事业贡献很大，所以法租界当局就以“朱葆三路”来纪念他。

朱葆三子孙蕃衍，久居南市斜桥，有一所大房子。他家的常年西医是庄德，中医是丁甘仁老师，每年各送诊金二百银元。丁老师过世几年之后，我受聘为他家常年医席，因此我差不多三两天要到他的家中去。这座房子很大，门前有一幅大草地，设有秋千架，医生一到，仆人就把悬挂在廊下的一只“铜钟”当当当连打几下。他有五房子媳，孙儿孙女不少，这批人看完病之后，还有佣仆车夫等候着看病。朱氏也每年致送诊金二百银元之巨。但是朱葆三本人，我却始终没有见过一面。

纱厂巨子 荣氏企业

接着我再讲几位全国性的大实业家，这几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该行业的大王。

第一位要讲的是荣宗敬，他是无锡人。无锡人有开工厂的特长，当地的工厂也多得很，称为“小上海”。荣宗敬到上海，他自有卓越出众的特长，就是“信用”。初时遇到了一位富绅张叔和（即味莼园，俗称“张园”的主人）借给他许多钱，合伙做事业，每年到了新年正月初二，荣宗敬总是手持一份“红账”，到张家拜年，不但官利十足，而且红利优厚，因此张叔和对他另眼看待，把事业逐步扩大起来，帮助他创办申新纱厂。

那时一般纱厂都很小，只有申新纱厂规模宏大，因为他信用好，银行钱庄纷纷放款给他。于是由第一厂起，开至九厂，我常去看病的是第五纱厂，照我现在回忆起来，是红砖砌成的厂房，其长度大约有此间一条柯士甸道那么长，那时这些厂的经济支持者，已变成中国银行。民国十八年（1929），上海整个商场起了一个风波，申新纱厂的经济也遭到困难，荣宗敬本来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旧宅，这一年，他手臂受伤，到无锡梅园去养病，我由他的弟弟荣德生先生介绍到无锡荣巷他的私人花园“梅园”里面的客舍中，为他做病后调理。

梅园后面有一个宗敬别墅，建筑得十分雅致，隔壁造了一个很大的庙宇，叫作开元寺。这一年开元寺正在动工兴建，还没有完全竣工。

荣宗敬经营的纱厂，对全国人衣料的供应，发挥了极大的贡献，使当时的洋布，不必仰给于外国，给国家的经济增加了一个庞大数字；而工人数字之多，也对市民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被称为“纱厂大王”毫无愧色；而他的影响力之大，可以说至今还存在着，不但国内的大纱厂是他的成就，连到现在香港的纱厂帮巨子，有些是他的后人，有些是他的门下故旧，现在香港的纱厂，成为经济繁荣的主力，也要归功于荣宗敬先生的。

上海是东南灵气所钟，人才辈出，我再讲一个故事。从前布匹的染色，往往洗了几次，就会褪色，唯有一种外国来的“阴丹士林”，百洗不褪。从前这种技术是秘密的，中国人无法学得到，只有日本人学到了这个秘诀，但是日本的染厂，也严谨地守着秘密，学徒只限于日本人，对中国学徒是不收的。

上海一家纱厂中有一个学徒，聪明伶俐，样样事情都会做，于是厂方就派他到日本去。那时他年纪很小，剃光了头发，在日本混了两三年，讲得一口纯正的日本话，名字也改为日本姓名，就在日本染厂招考学徒时考了进去。过了几年，阴丹士林不褪色的秘密，他已完全学到，于是他挟着这个本领，回到上海，也做出不褪色的布料来了。这个学徒后来成为纱厂染厂的厂长，又到香港来开设一家很大的染织厂，现在又到非洲去发展了。

纱厂是不容易经营的，经常受到市面的影响，销售有盛衰，亏折和倒闭的不乏其例。我举一个例，从前上海总商会副会长聂云台，他是聂中丞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女儿，闺名纪芬，簪缨世家，积资甚丰。聂氏为了提倡实业起见，办了一个大中华纱厂，我的堂兄陈伯陶辞掉了沪宁、沪杭两路工程处的职务，到大中华纱厂去担任总务主任。不料只有短短的两年，这家纱厂就亏折殆尽。聂云台从此多病，退休在家，一天到晚卧在床上，研究医药。他常常邀我去看病，但他对疾病用药，知识丰富，为他开一张药方，总要讨论半小时左右。他的母亲聂老夫人很受人尊敬，自号“崇德老人”，对医药更有研究，出过一部《崇德老人验方录》。她为人慈祥，谈话也很文雅，谈到清末宦海名人患的什么病，用的什么药，最后是怎样死的，历历如数家珍，我替她看病更是小心翼翼，有时要带着古本医书和她商讨之后，方才处方。

聂云台的住宅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隔壁是一条很宽阔的弄堂，里面有几幢小型花园住宅，是李石曾等发起建造的，住的人都是李氏的友好，如程潜、覃振、梅兰芳等。因为崇德老人常常口头为我宣扬，所以我也替这几位名人看过病。梅兰芳待人接物最是谦恭有礼，我为他的儿女看了病，他必然恭送到门口，拱手道别。

福新面粉公司的“宝星牌”面粉商标

后来聂云台爽性不再经商，专事写作，特地在床上放置一个特制的矮几，就在床上写稿，陆续出版了《聂氏家言》和两部医药书，这些书由我经手代为校印，印刷费不过每部二三十元。

为荣宗敬处理全盘账务的是王禹卿，此人勤劳朴实，做事头头是道，管理的账目井井有条，深得荣氏的器重，他的地位一年一年提高。一次荣宗敬忽然想到要开面粉厂，但是自己业务繁忙，就派王禹卿专司其事。面粉厂又是一个大事业，规模之大，仅次于纱厂，王禹卿大展雄才，结果成为“面粉大王”。

我开业时，王禹老常常来看病，直到彼此来到香港，他住在铜锣湾附近，我那时在香港还有分诊所，也在铜锣湾，他有病时依然看我。这时他已退休了，悠闲得很。有时话旧，我觉得他的相貌有一个特点，眉毛两边特别长，这是寿征，也是一种威势，可以统率成千成万的工人。

烟业大王 宁波陈氏

香烟厂在外国是八大实业之一。从前上海人吸的香烟都是外国来的，利权外溢，言之可叹。后来有南洋富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两人到上海，开设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虹口设厂出品“大联珠”“白金龙”等香烟，这是用了很大的资本来经营的。简氏兄弟在烟草公司的组织章程中，订明赚到的钱，拨出几分之几作为公益用途，上海人对他们都称颂不置，但是对外国香烟，还不能抗争。后来出了一位陈楚湘（按：上海有两位名人都叫陈楚湘，一位年纪较大的是胡庆余堂东主，一位是后起之秀烟草业巨子），他本来是三马路一家烟纸店的小职员，从小就是我的朋友，乃宁波三北乡人。他在爱国运动的狂澜时代，个人经营着一个很小的香烟公司，最初已定名为华人烟草公司，后来因为华人两字太显明，所以改名华成烟草公司，最先出“金鼠牌”香烟，商标模仿“茄力克”香烟。因为上海专卖香烟的烟纸店，无论大小，以三北乡人为多，他以同乡之谊，着力推销，销路越来越大，公司就改为股份公司。每一次发生爱国风潮，金鼠牌的销量就直线上升。后来又有一个机会，上海郑家木桥南路共舞台，演出《失足恨》，主角是吕月樵的女儿吕美玉，因为她是民生女校的校花，女学生登台演戏，大家刮目相看，这是上海京戏界从来没有的现象。她登台时，头上戴了一个珠钻镶成的头箍，看上去特别美丽。一时上海书报画刊，都竞登她的照片，真是红到发紫。陈楚湘便利用这个机会出了一种“美丽牌”香烟，就拿吕美玉的戏装照片，印在烟包上面。这种烟问世之后，销数惊人，几乎每一个吸烟的人都要一试“美丽牌”。后来吕美玉下嫁法租界名人魏廷荣，而美丽牌香烟的销数却日益上涨，吕美玉因为得不到好处，引起诉讼，由鄂森律师代表出庭。经过几次调解，言明嗣后每箱香烟付给吕美玉酬金二元，由于这种香烟销路广大，这笔数目也很可观，而陈楚湘也由于事业发达成为“香烟大王”。

“美丽牌”香烟烟标

小本经纪 成大事业

上海是中国实业的发源地。实业大王刘鸿生，我并不熟稔，不敢贸然落笔。但是还有许多刻苦耐劳白手兴家的人，我略有往还。有一种“小小豆腐干”，即用豆腐干切成小方块，用蘑菇汁煮成，外面用薄纸包裹，每八小块一包，售铜元一枚。开办的人叫陈万运，后来他又与两个朋友合伙，创办“三友实业社”，以制造“三角牌毛巾”和“西湖毛巾”出名。随后逐步发展，在沪郊高郎桥设厂，占地八十亩；又在杭州设厂，占地四十亩，成为“上海机制国货联合会”会长。

一位是吴蕴初，他是苦学生出身，喜欢研究化学，发明了打倒东洋货的味精，后来又做氮气，事业蒸蒸日上。抗战之时，曾经个人捐献两架飞机给国家。

又有一位是冼冠生，他是广东人，最初在南市九亩地新舞台戏院旁，租一间小屋子，日间卖叉烧，晚间卖叉烧粥。新舞台的老板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见他诚实勤劳，特许他在戏院内托盘兜售糖果食品，他就在这时发明了一种纸包陈皮梅和果汁牛肉干。日久之后，正式开办“冠生园”，新舞台中一部分人投资当董事，又在南京路、霞飞路等热闹地区开设门市部，并附设餐厅。后来又在漕河泾辟地设厂，是中国最大的机制饼干糖果制造商。

真可说上海是灵气所钟，各行各业都有杰出的人才。但是我因为不懂经商，所以本文都是业余之暇，一股兴趣，由从前的日记中摘录出来，随摘随写，材料常感不足，我参考许多文献记载，务求其翔实，因为我向来有“考证癖”，凡是有可能的话，一定要考证到第一手资料。前面所说的虞洽卿初就业的瑞康颜料号，资本不过八百两，而一年之中，竟然赚到了二万多两，这一定会令读者产生很大的怀疑。其实我这一段资料，是特地从虞洽卿的女儿虞澹涵女士（即当年最早选出的“上海小姐”，也就是江一平大律师的夫人，今住香港）处借到一本虞洽卿事迹史料的抄本，是红格子手写本，封面上还批着“此系孤本不可遗失”八个字，所以读者对此毋庸置疑。（但是读者诸君如发觉有错误之处，请尽量指出，当在这本书再版时详细改正。如有照片插图，请借出铸版，要读者与作者打成一片，有错就改，我是毫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

真正的“上海人”，中心只限于县城之内，县城之外，如徐家汇、闸北、浦东、大场、法华等，已算城外人。在民国十七八年，县城内的人口，不过二十万，但是英法两租界，当时称作“十里洋场”，有无数的宁波人、绍兴人、湖州人。（按：现在香港人对粤闽两省以外的人，统称为上海人，连山东人、蒙古人也认作上海人，其实真正上海人还是不多。）

县城内的真正上海人，经营的商业并不多，创业最大的富商，是沙船帮，我的岳家是姓王，沙船字号叫作“王信义”，在上海不但有王家码头，还有王信义浜，但是县城内外的真正上海人，忠厚俭朴，带有浓厚的保守气息，因此在商业上便觉得落后。

上海滑头 三个有半

上海是事业家的中心，也是冒险家的乐园，真才实学的人虽多，左道旁门的人也有不少，上海人称这类不正当的人物，叫作“滑头”。

向来人们对若干“人”和“事”都会编成“三个半”作为谈话资料。譬如：论物有“三把半刀”，一把是理发的剃刀，一把是厨房的菜刀，一把是裁缝的剪刀，还有半把是浴室中的扦脚刀。上海早年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说上海的滑头，也有三个半。第一个是钱庠元，第二个是施十滴，第三个是黄磋玖，还有半个是吴鉴光。这三个半滑头，名气大得很，我要分别叙述，但是三个半滑头的姓名，传说不一。钱庠元知道的人很少，往往误以吴鉴光充数，今查得蔡声白夫人莫川媚女士写的一本《我的日记》，记述数十年的上海旧事，其中一段是：

民国六年（1917）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一日，星期三）晴。至笑舞台观《上海半滑头》。该剧乃隐射虹庙星相家吴瞎子鉴光者。演来淋漓尽致，讽刺备至，但吴鉴光依然生意滔滔，不少迷信者仍奉为半神仙也。

据此真实的记载，我的写述，也就有了根据。

钱庠元，他在浙江路偷鸡桥开设一家“钱存济堂”药材店。他的经营手腕很灵活，出了不少膏丹丸散，有的是说真方卖假药，在上海他是在报纸上刊登药物广告的第一人，可是从来没有人说过他是挂羊头卖狗肉。后来他用赚来的钱，在浙江路偷鸡桥买进一幅很大的地皮。消息传出之后，大家都惊奇他何以发财发得那么快，于是大家才知道他卖的是假药，因此他就被称为一个滑头。

接着我要讲施十滴。他最早在上海南京路开设一间照相馆，生涯不恶，后来鉴于上海每年暑期，总是有无数人头痛发热，呕吐泄泻，重的昏迷不醒，弄到医院门庭若市，当时称作“时疫”，普通人统称“发痧”，又混称为“霍乱”。他便乘时发明一种痧药水，病者只要进服十滴，就可以止呕止泻，功效的确不错。从前上海卫生当局没有管制成药的条例，药水的原料，初期含有鸦片烟精（即鸦片烟膏用火酒浸成液体），而且再掺和着樟脑和白兰地，所以发痧的人，突然间四肢发冷吐泻不止，饮了十滴水，就会霍然而愈。于是就有不少富有之家大量购进，在门上贴写着一张条子，写明“赠送痧药水”，这样一来，此人就大发其财了。

但是暑期的呕吐泄泻，大部分是暴泻症（按：即急性肠胃炎，所以一吃这种药水就好），一部分是真正的霍乱，发病时顿即上吐下泻，只要经过几小时，手指纹都瘪了下去，俗称“瘪螺痧”。患者立时面目全非，不省人事，死亡极速。从前的人辨不清楚：“发痧泄泻是假霍乱，泻米泔汁样的才是真霍乱。”真霍乱日本人称为“虎列拉”，又称“虎疫”，形容其势如猛虎，大家莫不谈虎色变，连急救都来不及。痧药水对假霍乱多数有效，可是遇到了真正的霍乱症，还是无效。一般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对他的痧药水，歌功颂德的固然很多，认为徒有虚名的也大不乏人，这种人就称施十滴为大滑头。后来卫生当局制定药物管制条例，勒令将鸦片烟精改用其他相等的药料，功效还是不错。他在上海大马路发行所，挂着一张相貌堂皇穿着獐绒马褂的大照片，上海人行经其地，都要看他一眼。

吴鉴光是一个盲目的卜卦算命先生，一到上海，就在南京路中心虹庙对面房租最贵的地区开设一个“命馆”，门口是玻璃大窗，路人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初时他每天出钱雇用许多人扮作客人模样，挤着去问卦算命，过路的人见到有这么多人算命，一时就轰动起来，而且这些雇用的人还负责替他到处宣扬，称他是活神仙。

吴鉴光所收的算命费很贵，要一元二角，这个数目，在当时看来的确是很大的。其实吴鉴光的眼睛，并不是完全瞎的，他有一只眼还能看得见人，所以他戴上一副黑眼镜，来客的身份，仍然能看得到，他在算命时，立刻可以看出来者是何等人物。有许多妓女，一坐下去，他屈指一算，就爽爽快快说出：“这个命，父母都不是亲生的，小的时候苦到没有饭吃，现在走着一步桃花运……”讲到那些妓女眼泪都流出来。

又有一种人很紧张地请他算命，他偷偷地从黑眼镜中一看，会突然“啊呀”一声，说：“这人命犯火德星君，正在发高烧，人事不知，再隔几天，几时几刻有性命之危。”来客点头不止，哭丧着脸问他有什么办法可想，这时吴鉴光就要为这个客人当夜“解星宿”消灾延寿，须延请四个道士，吹吹唱唱，连三牲香烛锡箔等费，要收三十六元八角，并且指定在下午几时，带同子女来叩头。来客在这种情况之下，无不唯命是从，把银钱悉数付清。

他暗暗还察看到来客的身份，以及身世的贵贱。有些人要收到七八十元以上，类似这种收入的每天总有八九人，加上七八十人的算命费，他一天的总收入，真是惊人。其实所谓解星宿只是诈欺取财的手法而已，所以当时上海的一些有识之士，称他为半个头的滑头。

黄楚九氏 建大世界

最后要讲黄楚九，原名磋玖，他是清代末年上海南市的一位眼科医生，亲自研制眼药，并且买卖西药，因此有点西药常识。因为眼科生意不甚理想，所以就暗地里出卖春药，借以自给。不料行销太广，竟被拘捕到上海县衙门。审判他的是县知事王欣甫，王是浙江硖石人，对黄楚九出卖春药深痛疾恶，判打屁股四十大板，还要鸣锣游街。这件事，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上海乡绅们都知道的。

民国初年，黄楚九在爱多亚路龙门路口，自置一座洋楼，挂上了眼科医生的招牌，生意只是平平而过，但是自从购置产业之后，外界都疑心他仍在出卖某种药物。黄楚九此人脑筋极好，无时无刻不动脑筋，而且懂得揣摩病家的心理，这也是他的特长之处。

黄楚九稍有成就之后，就创办了一间药房，上海有大规模的西药房，他是首创第一人，出品“也罗补脑水”，由于广告登得大，说是西人也罗医生发明的，生意好得很，而且销行到全国各地。恰巧那时节有一个葡萄牙医生，名字也叫“也罗”，诊务本来很好，上海人称他为西洋医生，他认为黄楚九影射他的名字，因而对黄氏提起诉讼。讼案发生之后，黄氏的辩护是：这种药乃黄医生发明的，黄字译成英文，即是“也罗”。因此判决无罪。这件事情发生，上海人为之哗然，滑头之名，自此轰传全沪。

后来他又创办了第二家西药房，成为上海西药业中的怪杰。

早年，他认识一位地产业巨子叫作经润三，两人交往很密，就在大马路大新街中心，合办了一个“楼外楼游乐场”。实际上范围很小，不过是一个屋顶花园，只有三个小型剧场，但是因为在顶楼，客人入场要坐电梯直上。那时电梯发明未久，好多人从未搭过，因此很多人被他们吸引了去，赚了很多钱。

民国四年（1915）八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刊载的“楼外楼”广告

经润三见了这种情况，认为游乐事业大有前途，再和黄楚九在楼外楼附近合开了一家戏馆，准备抗衡南市的“新舞台”，所以名为“新新舞台”。那时节别家戏院有个武丑杨四立演“盗魂铃”，在戏台上能翻四只高台，颇为叫座，黄楚九脑筋一动，就到北京请到了六十多岁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到上海来演唱，借以竞争。由于“盗魂铃”叫座，黄楚九就要出噱头，请谭鑫培也要演一次“猪八戒盗魂铃”，预先在台上布置了四只半台子，要老谭翻台子显身手。那时老乡亲孙菊仙住在大庆里，常到新新舞台后台去聊天，见到这个情形，就对谭鑫培说：“你已年迈，名闻南北，犯不着再翻台子，博取声誉。”谭鑫培听他的话，就在台上做了一个象征式翻台子，实际上由高处走了下来而已。那时台下有一个看客，其人姓王，是宁波人，竟高声大喝倒彩，黄楚九恰巧在旁，就伸出巨灵之掌，掴了姓王的两个耳光。那人见到四周都是黄楚九的人，便默然而退，次日向宁波同乡会申诉。宁波同乡在上海声势很大，即刻召集会员大会，认为新新舞台侮辱客人，提出好多条件，否则，准备天天去闹场子。黄楚九弄得毫无办法，就叫总经理孙玉声（即海上漱石生）亲自到宁波同乡会去叩头认错，还说了几句抱歉的话。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尽人皆知，反而生意大佳。

其时硖石有一位富商，是浙江海宁商会会长徐申如（即徐志摩的父亲）。黄楚九到海宁去看潮，徐知道黄楚九在上海经商长袖善舞，大发其达，特地设宴请黄楚九为主宾，陪客之中请了一个逊清时当上海县知事的王欣甫，此人早已退休，即是打过黄楚九屁股的人。徐申如初时不知其事，入座之后，一经介绍那位卸任知县，王氏反而窘得不得了，黄楚九见了王欣甫心有不释，但表面上还是以富商的姿态谈笑自若，宴毕之后，暗呼“倒霉”不已。

经润三的太太经汪帼珍（人称经大娘娘）、胞弟经营三，都拥有巨资和地产，他们和黄楚九扩大组织，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合伙经营“新世界游乐场”，规模更大，内部有十多个剧场，百戏杂陈，令人目不暇给。入场券每客小洋二角，游客日夜不断，常常挤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成为租界上居民的一个大众娱乐场。

后来经润三因病逝世，他在临死时对他的妻子说：“黄楚九非池中物，不易控制，你要和他谈判，将新世界游乐场双方出价，哪一方出价高，就归哪一方独资经营。”黄楚九知道了这个消息，出价很大，经汪帼珍出价更高，于是新世界就归经大娘娘经营，黄楚九拿了一笔钱就退出股份，在法租界开设一个更大的游乐场，叫作“大世界”，正门在一条叫作八里桥路的横街中，后面有一幅极大的空地，地主是上海有名的南浔巨商张澹如。因为“大世界”的生意大有前途，势非扩展不可，于是黄楚九便向张氏商议，要租下这块空地，称为“租地造屋”。那时节八里桥路，商店林立，只有这一块极大的空地，毗连着“大世界”。黄楚九出了很普通的代价，就把它租了下来，于是把“大世界”的正门改建，面向爱多亚路西藏路转角，门口装得更堂皇，里面也添建了一个“共和厅”，一切门窗等，都仿古式设计，周围都是五层高楼，辟设了很多场子，演出各种地方性戏剧。那时大世界门票也是小洋二角，买票入场，可以整整地玩上一天。新建落成开幕之后，不但轰动全上海，凡是沪宁、沪杭两路的人，到了上海，也必然要到大世界玩一次。

蔡声白夫人莫川媚女士的日记也印出一节，说：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四日（阴历五月二十六日）阴。大世界游乐场今日开幕。闻人言：该场系由张勋出资，而由黄楚九经理者，发起人中有名伶周凤林，固三十年前名震全沪之昆戏艺员，乃适于前数日逝世，不及目睹该场开业云。

大世界游乐场的速写画，画中的一个长方形亭子，即共和厅，为群莺会唱所在，可容纳数百人

这段文字，日期记得很清楚，但是张勋出资，周凤林发起，我就不知道了。

黄楚九办“大世界”有了很大的成就之后，就什么生意都想做，又在大世界外边铺面开了一家福昌烟草公司，出品“小囡牌”香烟，帮他设计的人，就是后来的影戏大王张善琨。在香烟没有发行时，全上海遍贴招纸，招纸是一张白纸，上面画上一个很大的“红蛋”，旁边一个字也没有，大家猜不出这是什么玩意。接着红蛋招纸之后几天，又改贴一个小孩子的招纸，又过几天第三张招纸才登出“小囡牌”香烟问世，奉送红蛋。后来又用同样手法，到处贴出一个“烤”字，最后人家才知道他们出品的一种“翠鸟牌”香烟，烟叶是“烤”制过的。不过福昌烟公司的香烟，如“红玫瑰”“至尊牌”等，始终没有十分风行。

有一个时期，上海掀起一阵交易所狂潮，各种股票上涨，几乎三天五天，就可以发财。黄楚九看了这个情形，食指大动，便开设了一个日夜交易所，跟着又开了一家“日夜银行”，都是日夜营业的。交易所那时是一个买空卖空的事业，黄金时代好似昙花一现，不久，全上海几十家交易所纷纷倒闭，亏本的人不计其数，名为“信交风潮”，牵动了全上海的金融，有几家钱庄竟然在一夜之间倒闭。

这时黄楚九见势不佳，立刻把日夜交易所关门，专营“日夜银行”，这一个脑筋动得很好，因为上海的银行营业时间，只在下午四五时为限，唯有日夜银行是日夜营业的，因此它的客户都是另一批人物。

日夜银行就因为毗连大世界游乐场，大家认为大世界每天人山人海，生意旺盛，所以对日夜银行极有信心，而且这个地区，是英法两租界中心点，附近有好多赌台，大家赢了钱，还可以夤夜存入这家银行。又因为大世界附近都是幺二堂子，以及八仙桥一班低级妓院（当时上海人称作韩庄），还有数以千计的“野鸡”，这些人的淫业收入全靠夜间，而且心目中认为大世界是大事业，日夜银行是很可靠的，所以他们做下来的钱纷纷存了进去。

日夜银行为了拉拢储蓄存款，除了厚给利息之外，还附送大世界门券，因此有许多散户都到日夜银行去开户口。

黄楚九经营了日夜银行之后，收到的存款越滚越大，他觉得一切事业发展，没有一样快过地产，所以他就运用客户的存款，要做房产事业。其中有一处租地造屋，是三星舞台，共有三个股东，即周炳臣、赵如泉、庞莱臣，由于戏馆生意不好，纠葛很多，租金始终不付，各种麻烦丛集涉成讼事，赵如泉为此被捉将官里去，周炳臣因此破产，而三星舞台封上了法院的封条，租金全无着落，黄楚九损失最重，愤怒异常，这使他大大地摔了一个筋斗，厄运也就由此开始。

正在这个时期，那个所谓滑头的钱庠元，年老退休，将钱存济堂的一方地产卖给他，黄楚九雄心勃勃，要钱庠元为他租到左右两幅大地产，结果由香粉弄口起直到偷鸡桥左右二幅巨大的地产都租到了，于是兴建二三十幢铺面楼宇，租出作为商店，楼上有几百间写字间。最初的打算，租金收入会大有所获，万不料这一年是“一·二八事变”之前，市面衰落，他所订的租金较高，好久都租不出去，虽然接近先施公司，地段旺盛，铺面款式新颖，仍旧乏人问津。

黄楚九知道这大幅地产，要是没有人租借的话，不但亏折浩大，而且要动摇日夜银行存户的信心，因此他毅然决然自己斥资连开了中药店、南货号、茶叶店、茶馆、杂货店、笺扇庄等十几间大商号，空置了好久的新屋，就此热闹起来，特别是其中“萝春阁”茶馆的生煎馒头最为出名，楼上请了扬州说书王少堂说“水浒”，康又华说“三国”，座客常满。

这时候，上海人就互相传说黄楚九做的生意，七十二行中他要占到三十六行，又有人传说，各行各业黄楚九都做过了，只有棺材店没有开。表面上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外界就不知道了。

黄楚九声名日隆，捐出龙门旧宅赠予新药同业公会，除公会应用之外，底层还继续办“黄磋玖眼科医院”，聘请专家数人治病，施诊给药，分文不取。这件事很多人赞美他，说他“君子不忘其旧”，西药业中人也拥护他，认为他是西药业的领袖，社会上渐渐认为他是一个正当商人，滑头之名，已经没有人说起了。

黄楚九在爱多亚建造住宅知足庐落成之时，是他全盛时代，大厅中可摆十几桌筵席，来往客人，除了绅商名流之外，又有许多风雅人物，如孙玉声、天台山农、七子山人等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便常常收集书画古董，兴致极浓。有一位出身湖州的清末老乡绅，到了上海经济支绌，带了一百把各别不同的家传扇子，扇面上的书画，都出于明清两代大书家大画家之手，每一把扇骨的质料和雕刻，都是不同的。他曾经和丁福保商量，愿意廉价出让，议定价值为二百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已为数不小，丁福保说：“你不妨走门路兜售给黄楚九，他或者还可以出得多些。”这人听了丁福保的话，后来见到黄楚九，黄只看了两把扇子，一把是翁同龢的字，一把是石涛的画，就赞不绝口，说：“好。”即以巨款相赠。这位湖州人对他这种豪情胜慨，倾倒不止。于是黄氏在暑期中宴客时，每天手中要换一把扇子，扇面扇骨都是稀有之品。

黄楚九每年逢到寒冬季节，在大宴宾客时，有一个惯例，必然穿不同样的皮裘袍子马褂，以示阔绰。所以上海皮裘业中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而且他们总是把北方运来的清官遗物或遗老们所藏的名贵皮衣，优先让他挑选，所以他穿的皮裘，往往都是有来历的。

交进霉运 死神光降

黄楚九的事业，表面上看来事事顺利，不断发展，但是实际上，他有几件“致命伤”的事情，因为他能够善为掩饰，大家都被他瞒过。

我写述本文，为了研究黄楚九何以忽然急转直下地进入逆境，特地约了几位黄氏门生故旧相聚畅谈，这些人都与黄氏有深切关系，但关于他的故事，形形色色，众议纷纭，莫衷一是。对他失败的原因，却追溯出几条线索：

一、黄楚九办的福昌烟草公司，做香烟的生意始终没有十分成功，出一种牌子，只是轰动一时，很快销声匿迹。堆积在栈房里的香烟，经过几个梅雨季节，完全耗损殆尽。有一次马占山在东北抵抗日军，成为全国人民所崇拜的第一个“抗日英雄”，黄楚九灵机一动，就赶紧大量制造一种“马占山”香烟，一切烟盒和贴招纸、广告牌，都已准备好，不料马占山突然被日军收买，归入伪组织的队伍中。消息证实之后，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就倒下来了。黄楚九的几万箱马占山香烟根本没有发行，像这般浩大的损失，还有好几宗。

二、黄楚九更大的致命伤，就是开“日夜交易所”。交易所的风潮勃然而起，人人赚了不少钱，但毕竟是空头的事，忽然间又会一败涂地，无数人霎时倾家荡产，日夜交易所也因此而崩溃了，所有的客户个个倒下来了，欠的钱一无着落，只有一个廉南湖还够硬气，把他的“小万柳堂”的地契，给黄楚九作为偿还欠款。日夜交易所一共蚀掉多少万，也无从查考，这笔账就挂在日夜银行的财产账内，作为一个户口的呆账，这也使得日夜银行永久陷于经济上不平衡的状态。

三、黄楚九所办的“大世界”的地基，是南浔富商张澹如的产业，本来是一块荒地，地价便宜得很，自从“大世界”开幕之后，地价飞涨数十倍。但是租地造屋，地皮还是别人做地主，黄楚九并没有占到地产上涨价的利益。他又见到“大世界”对面的另一块荒地，造了几十条弄堂房子如“恒茂里”等，从荒地一变而为热闹地区，计算租息，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当然地价也涨了数十倍，因此他蓄意经营地产了。

谁知道黄楚九买进了偷鸡桥钱存济堂的一块地皮，左右两幅大地产，仍是租地造屋，房屋造了好久，才告竣工，恰逢市面惨落，房地产的价值一落千丈，南京路上哈同洋行所造的楼房，如新新公司对面的一大列铺子，竟然空置了两三年。连最热闹的四马路空屋也不少。黄楚九所造的房屋，当然也不例外，虽然这些楼宇的下层他自己开了十几家铺子，但是楼上的写字间，只零零落落租出十几间，而建筑费大部分没有付清，加上了三星舞台连打几年官司，舞台被封，空关甚久，经济上大受打击，所以表面上虽然豪华阔绰，骨子里实在空虚得很。

四、黄楚九开的许多铺子，家家虚有其表，亏本的比不亏本的多。其中有一家黄九芝堂国药号，职员和我很熟，知道最初是由日夜银行拨出一万元开办的，生意清淡得很，月月要亏折到一千余元，原来这笔开办费是他在日夜银行开了一个放款的户口，将每月亏耗都写在账上，这不但本利无归，而且每月还要继续亏折下去。这般情况，只是许多商铺中的一个例子。

还有，他所有经营的生意，当事人不像老一辈人那样诚实可靠，都地滥开花账，家家只有蚀本，没有赚钱。日夜银行的存款不断地拨出来应急维持。这使得黄楚九忧心如焚，因此百病丛生，患的都是“攻心的暗病”。

日夜银行原是一所畸形的银行，对银行帮同业，向少往来，所以日夜银行缺头寸时，向同业调动头寸的，除了钱存济的一张道契可以抵押之外，租地造屋没有抵押价值的。他有一个大客户就是黄金荣，不得已时，只好向这位老朋友借款周转。每次借款，总说是有什么大计划，黄金荣也深信不疑，一次一次地借给他。

五、本来一个人有了病，一边医治，一边休息，不难复原，唯有黄楚九，一有了病，心事更重，疾病的进展，跟着他的心境而增加。别人可以生病，黄楚九却生不得病，因为日夜银行的信誉，集中于黄楚九一身，他有什么风吹草动，便立刻会牵动到银行的不稳。

六、黄楚九开的店铺之中，依然每月亏本，而且有一间茶叶号，经理先生借了这块招牌，自己私营出口生意，在行商方面，滥取货物负下了巨额欠款。黄楚九初蒙在鼓中，后来查出了这种营私舞弊，于是就把日夜银行中这家茶叶号的户口冻结起来，不再支付一个钱。经理先生弄得没有办法，连店员的薪水都欠下来。谁知道由于这间铺子一欠薪水，黄楚九属下所有职工数千人，都惊惶起来，纷纷传说，人人担心饭碗要打破了，加之日夜银行中无数存款客户，就是“大世界”的职员和艺员，每一户口的存款数字，其实小得很，但是人数一多，计算起来数目就大了，所以日夜银行最早的提款风潮，是由“大世界”的职工开始的。提款一经开始，情形有如洪水泛滥，如潮涌至，是无法阻挡得住的，因此黄楚九的病就越来越重。

起初提款的职工们，知道这件事不能闹出去，闹了出去，将来的饭碗势必发生问题，所以外界的户口，还没有得到风声。黄楚九在病重时，每天要张罗现金已经筋疲力尽，在昏迷之时，他的太太拿出许多首饰交到当铺中换取现金，每天筹集数百元到一千元，交进日夜银行，以资应付。（按：黄太太忠厚得很，所以子媳女婿个个都蒙福泽，有声于社会。）此时职员们还运用一种手法，就是十元以下的户口一律照付，十元以上的户口，用劝慰的方式，赠送“大世界”月券和全年优待券。在日夜银行户口中，有一部分是操着皮肉生涯的女性，每晚非到“大世界”不可，有了月券或长券，也就不再提款了。

日夜银行 倒闭风潮

这样地敷衍下去，实际上日夜银行已进入“弥留状态”，而黄楚九的病，也踏上弥留状态，而且接近了死亡的边缘。（按：在香港说过书的吴玉荪夫妇，有存款二百元，到行提款，虽经百般劝慰，他们坚决要提取，费了无数口舌，大家说人情，才提到现款，足见那时已经暴露出十分困难的情况了。其中最大的存户，是“大世界”女艺员王美玉，王美玉在日夜银行有存款二千元，始终未曾提取，后来，黄楚九死后，哭得最伤心的就是王美玉。）

一天，有一个大户，要提款一千元，但是日夜银行实在无法支付，经理碰到这件事情，好似晴天霹雳，打电话到黄公馆，黄氏在病中听到电话，就昏迷不省人事。那时，知足庐一切宴会早已停止，大门紧闭。上海各大小报纸，历年都有黄氏机构的大广告，刊费的数字相当大，但是有关黄楚九的任何消息，都小心翼翼地处理，日夜银行的不稳状态，始终只字不提。消息出自人口，但报纸上还是不作报道；只有一家《时事新报》，忽然登出一张黄楚九的照片，仅注明“黄楚九先生小像”七个字而已，这是暗示性的报道，读者看了莫名其妙。

原来这时黄楚九生命危在旦夕，他自己知道这次祸闯得太大了，临终时对家人只说了几句话：“身后之事，请黄老板他们帮忙。”说罢就一瞑不视，与世永诀。

身后风波 出人意表

次日，各报都刊出黄楚九逝世的讣告，新闻见诸报端，同时日夜银行也拉上了铁门。噩耗传出，便震动了整个上海，其中最着急的就是黄金荣，因为他是最大的债主。

黄楚九在知足庐大厅中的灵堂，刚刚布置就绪，就有成千成百的男女债主，都是小贩、佣仆、鸨母和操皮肉生涯的妓女，听到消息跑到灵堂中大吵大闹，没有解决办法，不准入殓。捕房当局束手无策，法租界的白相人也都袖手旁观，因为他们各人或多或少都有钱存在日夜银行，所以不无切肤之痛。

吵闹的情况，从上午一直吵到下午，不许黄的遗体入殓，而且灵柩被债主们围困，殓后也抬不出去，结果由租界警务当局派了几个外国籍的捕头，出来维持秩序，倏忽之间，匆匆入殓。那时节，厅中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有人把大门紧闭，而且找到一把锁，将大门锁上不准棺材抬出去。于是当局出动大批巡捕，先将大门拆除，然后驱散群众，将灵柩搬上柩车，绝尘而去。这一幕惨剧，当时我知道得很清楚。

黄楚九柩车出于知足庐之后，原定五七开吊，发出讣闻，当时并没有把设灵地点刊在讣闻之上，以免债权人群集哄闹，只在先一日分别用电话知照各亲友。谁知开吊之日，又弄出一场“意想不到之事情”来，这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怎么叫作“意想不到之事情”呢？原来黄楚九五七开吊之期，大世界游乐场的小职员都知道的，不过不晓得地点何在。到了开吊的前夕，不知哪一个传出消息，说是开吊的地点是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消息一传出，顿时一班老鸨野鸡以及妓院中的相帮、龟公之类，一传十，十传百，交头接耳地定出一个办法，准备全体搭乘公共汽车在是日上午十时齐集万国殡仪馆，各带“秽物”一包，预定大闹殡仪馆。因为银行关闭，存款一无着落，损失私蓄，人人有切肤之痛。于是次晨许多人聚在一处，拥进万国殡仪馆去。

本来万国殡仪馆门前有印度巡捕看门，普通人不准贸然进入，这时见到大批不伦不类的莺莺燕燕即加拦阻。一个娼妓抛了一包秽物，比炸弹还厉害，印籍巡捕即时外避，大家像潮水一般地涌进去，只见里面有一家丧家，是姓“王”的，这班人也不知道什么王黄有别，吵闹一阵，大抛秽物。这家姓王的丧家，弄得狼狈不堪，等到问明真相，已经挽救不及了。这件事虽是大大的误会，但也可以说明怨毒之于人心矣！

原来黄楚九家人，早已料到有此一着，故意声东击西，传出讹言，实际上是在新闸路玉佛寺开吊，排场很小。又有人追查黄楚九葬在哪里，也始终没有人知道。一部分人以为必定葬在上海第一流人物的下葬地“万国公墓”，但是大家知道黄楚九与万国公墓的创办人经汪帼珍女士，因新世界拆股事闹得不开心，绝不会葬到那里去。过了好多年，事过境迁，才知道黄楚九是葬在漕河泾的，这是后话。

后来，法院宣告黄楚九破产，黄太太连首饰都交出来，经法院清理后，公布一张遗物拍卖单，胪列钻石玉器古董皮裘等千余件，拍卖品的名单在报章上连登了三天，才全部登完。另外组织善后委员会，隔了一两年，才发还存户存款的一成，又隔了好久，再发还半成，从此以后再也不发了。

盖棺论定，黄楚九不失为一位具有无限雄心的事业家，至今在他那许多故旧朋友口中，还是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抱的是“烟卣主义”，即是说他一个人创办了许多事业，养活了许多职工，每个职工，都有一家老小，赚了人工，大家赖以举火，若是天假以年，恐怕什么“大王”的衔头，也会轮到他的。

另外有件逸事。某年，黄楚九曾在报端刊载广告，“征求一终年常带笑容之人”，当然也有人去应征，却不知他弄些什么玄虚。原来他开的温泉浴室，要招请一位和蔼可亲的招待员，结果，有一位笑口常开的胖子人选，在温泉浴室做了很多年。

黄楚九死后，“大世界”依然生意鼎盛，法院判决归大债主黄金荣管理，他补回一部分款项之后，便改称“荣记大世界”了。

我写这篇稿子时，总想写出日夜银行究竟负债多少，问过一位最熟悉黄家情况的老伙计，他说总共的欠款，不过六十万元左右，我不甚信服。但知道还款时先是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八仙桥分行代为办理，于是我又问该行的老职员，他说：“总数记不清了，客户的存折数目都小得很，以二三十元的户口最多，推想起来，总共的负债额，是不会超过七十万元。”

不过，我总觉得，这一场轰动上海的日夜银行倒闭风潮，亏欠的金额，数字可能不止七十万，又去访问过从前银钱帮的老前辈，据他们说：“这件事情没有文字上的记录，究竟亏欠多少，无从考证。”不过他拿出一九二七年五月上海钱业公会入会同业录给我看，里面共有钱庄八十五家，资本额照现在看来，都小得很，我抄出为首的六个例子：

瑞昶钱庄：资本十二万两，股东贝润生六股，邱省三四股，经理是罗如莲。

乾元钱庄：资本六万两，股东为姚紫若等，经理朱允升。

义昌联记钱庄：资本十二万两，刘鸿生两股半，瞿鹤鸣七股半，经理沈景周。

致祥钱庄：资本六万两，股东严味莲独资，经理王伯壎。

福隆钱庄：资本十万两，股东汤椿年三股，顾馨一、方伯等各一股，经理夏厥侯。

承裕甡记钱庄：资本十八万两，股东方稼笙七股，黄伯惠二股，陈友斋等各三股，经理谢韬甫。

我看这几家当时有名的钱庄，资本不过六万两到十八万两，虽然是初创时的股本数字，后来的存款数字，当然要超过资本额。但是从前钱庄势力大，中型银行且要让它三分，何况日夜银行是一家小型银行，同业暗地里都称它为“野鸡银行”，大家不相往来，所以日夜银行的存款能亏欠六七十万，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这个亏欠的数目，虽不中，亦不远矣。

如此看来：当时纸币因为和银元“等价使用”的，所以六七十万元的债款，已是一个惊人的数目，足见其时的币值相当稳定，物价之廉，也可以推想而知了。

前文叙述黄楚九日夜银行倒闭始末，究竟倒去存户多少钱？当时访问过不少人，有些说六十万，有些说七十万，我因为这些说法不一致，所以前文中曾表示怀疑，并在文前说明，希望作者和读者打成一片，我有什么错误之处，请读者指正，如有那一时代的任何图片，倘蒙见借刊载，尤表欢迎，以便在出版的单行本中，做更为完美的补充。

自从《大人》杂志出版本书之后，因为日夜银行的倒闭，实在是当年上海一件大事，有几个不相识的读者打电话给我，有些说黄氏倒去客户的数目，绝对超过七十万，据他所知，有一个户口且达三十万元之多。我正纳罕中，忽然又接到从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高级人员金宗城先生（现在香港海外信托银行董事）的电话，说：“老朋友，日夜银行倒闭还款的事，是由我经办的，那时还款一成，有三十多万，十倍的数目当然有三百万，但是因为年代久，我也说不出一个确数，你最好去问一下当时租界法院办理这件破产案的清理官潘肇邦会计师，他现今住在香港的铜锣湾。”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开心不已。连打了六七个电话，才找到潘老先生，他亲自接听。

潘老先生说：“日夜银行倒闭之后，清理产业变成现金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存户催促，急如星火，于是商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暂为垫款，发还一成，总计各户的存款，是四百万出头，确数我也不记得了。”如此一说，当然以潘先生的话为最有根据而且准确。

日夜银行派还第一次债款之后，第二次不归上海银行派发，因为上海银行深恐有碍行誉，由法院假座八仙桥青年会礼堂，设立两张写字台，每户摊还半成，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如此看来，倒去了存户四百万之数，确乎是一笔大数目，怪不得一班存户要鼓噪不休了。

犬与华人 不准入内

前文讲到黄楚九与西洋医生打官司的事情，竟然一下子打赢了。因为当时华洋涉讼，总是中国人输得多，足见那时黄氏在上海的经营手法，应付一切，确是高人一等。

从前租界上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是蔑视的，我举出几个例子来说说。

第一件，是租界当局对中国官厅，采取不理睬姿态，尤其是清廷的官员，更不摆在眼里，并且极尽其侮辱之能事。记得西人的家庭，出入都用马车，特地仿制清廷官员所穿的箭衣，作为马夫的制服，头上还戴上一顶尖顶的缨帽，帽上拖着一条红带子，这是表示中国的官员，只配做他们的马夫而已。法租界的巡捕，也戴缨帽，只是不穿箭衣而穿巡捕制服，同样是侮辱中国官员。

第二件，中国人在马路上走，喜欢慢吞吞地踱方步，越是有身价的人，越是踱得慢，而西人走路却快得很，因此在马路旁人行道上，西人常常嫌中国人走得慢，他们便用手把中国人大力推开；还有好多西人眼戴托力克（眼镜名称），手拿司的克（手杖），口衔茄力克（烟名），高视阔步，挥着司的克把中国人乱推乱打，中国人无不肃静回避。如果走避慢了一些，他们便会伸出巨灵之掌掴你几下，叫作“五支雪茄烟”；有些用脚来踢人，称为“外国火腿”，是没有人敢反抗的。

第三件，是外白渡桥旁边的一个公园，俗称“外滩公园”，中国人是不许进入的。他们为防止中国人走进去，特地在门口挂一块绝端侮辱中国人的木牌，上面写着八个字，叫作“犬与华人，不准入内”。这不但表示华人没有资格入内，而且将犬字冠于华人两字之上，意思是中国人比犬都下一等。这块牌子挂了几十年，看见的人无不痛心疾首，但是因为国势衰弱，也奈何他们不得！

后来汽车风行，红缨帽的马车夫消灭了，但是西人住宅门前的看门人，还是戴着这种帽子。

五四运动一起，人民的自尊心和爱国心，勃然兴起，租界当局鉴于这种运动的声势浩大，有许多场合，姿态逐渐转变过来，而外滩公园那块侮辱华人的木牌子也无形消失了。然而，外滩公园华人依然不能进入，倒是日本人穿了和服木屐，可以拖男带女地走进去，有一部分日本人穿着西服，也可以昂然入内，因此中国人穿了西装，也可以混进去，但是从前穿西装的人少得很。这些事情，老上海想必至今仍未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