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陆澄撰《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梁任昉复增澄书八十四家，别撰《地记》二百五十二卷。然澄书至唐时才存二十四家，昉《记》别行者亦只十二家；宋以后即所存数十家亦散佚殆尽。清金谿王谟为《汉唐地理书抄》，所收近四百种，其行役四裔诸门所辑亦三十余家，可谓富矣。顾其书未刊，稿存亡不可知。稍后会稽章宗源采获经史群籍传注，辑录唐宋以来亡佚古书盈数笈。自言欲撰《隋书·经籍志考证》，书成后此皆糟粕，可鬻之。今《经籍志考证》唯史部仅存，所辑书更不可问。至于专辑一书者有严可均之沈怀远《南越志》五卷，丁谦之杜环《经行记》，吴承志之《唐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理考实》五卷。王静安先生亦有古行记之辑。唯汇辑古佚四裔地理书为一书，为之比勘考证者尚未之闻也。
汉唐之间世乱最亟，而地志之作，亦复称盛。其时佛教初入中国，宗派未圆，典籍多阙，怀疑莫决。于是高僧大德发愤忘食，履险若夷。轻万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魏晋以降，不乏其人，纪行之作，时有所闻。又斯时南海一带海上交通甚盛，天竺海上尝有安息、大秦贾客懋迁往来。广州亦成外商辐辏之所。当代典籍时时纪及。凡此诸作，举足以羽翼正史，疏明往昔，其价值与正史不相轩轾也。
数年前曾就《御览》诸书比辑汉唐间此种资料，得数十种。欲仿董沛《明州系年录》例，以所辑各书为主，汉唐间他书可以互证者低一格著录于下，时贤考证又低一格用小字比辑于次，已有所见则冠以按字赘录于后。书首冠以叙录，略述全书体例以及作者姓氏爵里。然后合所辑汉唐间此类古地理书为一集，而于卷首为一长序，以述此一时期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史要略，中外交通梗概。顾少暇日，又见闻不广，关于考证之作，至今未蒇。兹先布叙录，现存诸书，亦时择要叙入。大率以今佚诸书居首，现存者附录于后，亦不尽依时次为后先。至于考订之疏，知所不免，尚祈并世君子有以进而教之是幸耳。
《吴时外国传》《扶南记》
《吴时外国传》及《扶南记》二书，卷亡，孙吴时中郎康泰撰，今佚。《梁书·海南诸国传》称泰与宣化从事朱应通海南诸国，经历传闻百数十国，因立记传云云。康泰书不知佚于何时，今散见于《水经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诸书。《吴时外国传》《太平御览》引书目作此，而卷九百七十一及卷九百七十五引作《吴时外国志》，《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亦作《吴时外国志》。《扶南记》《水经注》卷一引作《扶南传》，卷三十六引作康泰《扶南记》，《太平御览》卷七百八十七引作《扶南土俗》。今按《梁书》有因立记传之文，康泰所作书如有两种，疑当名为《吴时外国传》及《扶南记》也。朱应别有《扶南异物志》一卷，《隋书·经籍志》及《唐书·艺文志》俱著录。
康泰书不见《隋书·经籍志》，《梁书·海南诸国传》大都依据康氏书。顾卷帙无考，全书体制若何不甚可知。今就散见群书之《吴时外国传》与《扶南记》观之，所述大致相同，《外国传》纪扶南事颇夥，而《扶南记》所志亦不尽为扶南。如《水经注》卷一引《扶南记》，从迦那调洲西南到枝扈黎大江口，渡江而西，极为大秦之一段文字，与《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帆引《吴时外国传》文略同，少有繁简之殊而已。如属两书，似不应如此雷同。故杨守敬氏以为“《吴时外国传》其总书名，《扶南传》又其书之一种”（《水经注疏要删》卷一）。余疑不惟所谓《扶南传》者为即《吴时外国传》中之一部分，即《扶南记》《扶南土俗》与《外国传》亦实为一书。《扶南记》等名如非原书之子题，则系传抄者以意分之，后时沿袭，遂成二书耳。
康泰事迹仅见《梁书·海南诸国传》，顾亦甚略。今按孙权既定江左，屡耀兵海外，黄龙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军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赤乌五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先是黄武五年交阯太守士燮卒，因分交阯为交、广二州，燮子徽自立为交阯太守，拒不受命。吕岱被诏讨徽，平定交州。《三国志·吴书·吕岱传》称岱“既定交州，复进讨九真，斩获以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朱应、康泰之通海南，当受岱命。岱平交州、九真，遣使外国，在黄武六年左右，康泰书之成，似在斯时，即公元二二七年左右也。《吴书·吴主传》又称赤乌六年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今按《梁书·扶南传》谓范旃为前王范蔓之子长所杀。旃部将范寻又杀长而自立。康泰、朱应使扶南，正寻在位之时。《吴书》却云在黄武六年后十六年范旃尚遣使贡献，不知此时范旃死已二十年矣。此必《吴书》之误也。孙吴时遣使海南一事，日本人驹井义明有《孙权遣使南方考》一文（见日本《历史卜地理》第二十五卷第六号，民国十八年出版），于朱应、康泰二人南行所历之路程，康泰书所述各地名今地之考证，一一为之疏通证合；大都比辑诸说，加以断制。将分见后辑康氏书中，兹不能赘也。
《扶南异物志》
《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应事迹只略见《梁书·海南诸国传》，谓为吴时从事，南宣国化，与康泰同使扶南诸国。康泰之于朱应，疑亦如巩珍之于郑和也。朱应书《初学记》《类聚》《御览》诸书俱未辑录，不知佚于何时。章宗源氏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不知然否。按《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二帐引有“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所谓应《志》，岂即指朱应之《扶南异物志》而言耶？
《南州异物志》
《南州异物志》一卷，吴丹阳太守万震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权、黄武、黄龙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永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者。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俗。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汉时南方渐与中国相通，殊异之物，多为中原所未有。览者异之，遂有《异物志》一类书籍出现，与《山海经》《博物志》相先后。《隋·志》著录此种书籍十余种，而以汉议郎杨孚孝先《交州异物志》为最早。万氏此书即仿之而作。全书体例，今无可考。就残存者考之，其书时杂四言韵语，如《御览》卷八百七珍宝部贝引万氏《南州异物志》曰：“乃有大贝，奇姿难俦。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 《类聚》八十四作不磨而莹 彩辉光浮。 《类聚》作彩耀光流 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此外如卷七百八十八类人，卷九百八风母，引万氏书俱作四言韵语。而《御览》卷九百六十摩厨、榕、坑梁、 竹，引无名氏《异物志》亦作韵语，如摩厨引云：“木有摩厨，生于斯调。厥汀肥润，其泽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彼州之民，仰为嘉肴。”《御览》卷九百七十二桶引陈祁畅《异物志》云：“馨子之树，枝叶四布。名曰种异，味实甜酢。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只酲，更为遗赂。”亦属四言韵语。岂诸家之书先后相袭耶？抑其时自有此一体也？
万氏书多记海南诸国，如林阳、无论、歌营、加陈、师汉、扈利、姑奴、察牢、类人，皆前书所不载者。又《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部上叙舟中引万氏书云：“外域人名船曰舶。案原误船，今据《广韵》‘舶，海中大船’之文改正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又卷七百七十一舟部四帆引万氏书云：“外徼人随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庐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二叙舟中引康泰《吴时外国传》亦云：“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或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又《御览》卷七百七十一舟四帆引《吴时外国传》云：“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也。”今按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五《大般涅槃经》第八卷音义大舶条云：“《埤苍》，大船也。大者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者是也。”又卷四十七《三具足论玄应音》船舶条云：“《字林》，大船也。今江南凡泛海舡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大者受盛之，可万斛也。”又卷六十一《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大律》第三十二卷音破舶条云：“司马彪注《庄子》云，海中大船曰舶。《广雅》，舶海舟也。入水六十尺，驰使运载千余人，除货物。亦曰昆仑舶。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用椰子皮为索，缚葛览糖灌塞，令水不入。不用钉谍，恐铁热火生。累木枋而为之，板薄恐破。长数里，前后三节张帆，使风，亦非人力能动也。”合此诸说观之，汉唐间南海船舶之状，可得梗概，而其时海上贸易之盛，亦于斯可知矣。法国gabriel ferrand著 le kouen louen et les anciennes interoceanigues dans les mer du sud （冯承钧译名《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于万、康二氏及慧琳书所引，俱未见及也。
《外国事》
《外国事》卷亡，支僧载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今佚。支僧载不见《高僧传》诸书，《水经注》及《御览》引之，只云支僧载《外国事》，未著其为何时人。杨守敬据《水经注·河水篇》引支僧载《外国事》：“一据据者，晋言十里也。”文谓支僧载为晋时人（《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卷一），日本人藤田丰八亦以杨氏说为然，并引《水经注·河水篇》引《外国事》：“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半达晋言白也，钵愁晋言山也”，以证杨说。藤田氏以为一据据者应为一据栌左之讹，即梵语krosa之译音。半达，梵语作punda，钵愁梵语作vasu。（藤田氏说见日本《史学杂志》三十八编第七号其所著《叶调斯调私诃条考》附注二十三）其说甚谛。魏晋时外国沙门东来，辄以国名之一字冠于名上，如竺佛图澄，为天竺人，康僧会为康居人，安世高为安息人，则支僧载者当亦晋时自月氏东来沙门之一也。
支僧载《外国事》卷帙多寡，内容若何，今不可知。今就《水经注》《御览》诸书所引者观之，其书所述大都为北印度诸国，如维邪离国（vaisali《水经注》卷一《河水篇》引，又《御览》卷七百一引作维耶离国），舍卫国（srāvasti《御览》卷七百一引），迦维罗越国（kapilavastu《御览》卷七百一引），摩竭提国（magadha《御览》卷七百一引），皆在北印度境。所谓拘郍含国（《御览》引），当系拘舍郍国，即拘夷那竭（kusinagara）。罽密（《御览》引）疑即迦湿弥罗。《外国事》所述诸国有名私诃调国（《御览》卷七百一，卷八百十二，卷九百三十二，卷九百九十九引）者，在大海中。据藤田氏考证，谓即今锡兰，私诃调乃sinhala-dvipa之对音，说虽异乎前人，而宜若可据也。
又据《御览》卷七百一引《外国事》：“播黎日国者，昔是小国耳。今是外国之大都，流沙之外，悉称臣妾。”又谓舍卫国、迦维罗越国俱属播黎日国云云。今按播黎日国既为外国之大都，疑即pataliputra对音之讹，后世书中所称为波吒釐子，一译华氏城者是也。华氏城自孔雀王朝以降以至麴多王朝，历为国都，相继勿替，旅人因即以国都之名名其国；梁《高僧传·释智猛传》所云华氏国阿育王旧都之语，即其证。华氏城至麴多王朝国王三摩陀罗麴多（samudragupta）以后，虽仍人民殷庶，而政府中枢，已移至阿逾陀城（ajodhya）。今支僧载《外国事》仍称播黎日国，疑其漫游五印，乃在三摩陀罗麴多即位初叶，麴多帝国征服四境之大业未告厥成之际，为时尚早于法显之游印度。惜其书只存断简零缣，否则必足以补苴第三、第四世纪间之印度古史，而可与法显、玄奘之书成鼎足之势也。
《游行外国传》
《游行外国传》一卷，释智猛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梁《高僧传》卷三有猛传，谓猛以姚秦弘始六年（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四〇四年）甲辰之岁，招结同志沙门十有五人，发迹长安。出自阳关，西入流沙。历鄯善、龟兹、于阒诸国以登葱岭，而九人退还。至波伦国，同侣竺道嵩又复无常。仅余四人，共度雪山，渡辛头河，至罽宾国、奇沙国。于是西南行到迦维罗卫国。后至华氏国阿育王旧都，得《大泥洹》梵本及《僧祗律》诸梵本。乃于甲子岁（宋元嘉元年，公元四二四年）反国。同行三伴于路无常，唯猛及昙纂俱还。自出发至印度，前后留二十一年而后归。归途仍循旧道，至高昌小住。过凉州出《泥洹经》一部。十四年至建业，同年入蜀。十六年复反建业，七月七日于钟山定林寺造《游行外国传》。元嘉末卒于成都。今按西域龟兹为北道大国，汉魏以降，国势颇盛。是以班超以为：“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秦吕光讨平西域，上疏亦云：“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御览》卷八百九十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晋书·龟兹传》称其“王宫壮丽，焕若神居”。《载记》吕光入龟兹城“大飨将士，赋诗言志。见其宫室壮丽，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段业《龟兹宫赋》今不传，不知其所述何如。智猛历游西域诸国，途经龟兹，时距吕光之伐西域尚未三十年（吕光之伐西域在东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三八二年。智猛至龟兹当在元兴三年至义熙元年之间，才二十余年耳）。吕光自西域反，虽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之属，而于龟兹宫室未加燔毁。智猛游龟兹，犹及见之，故曰：“龟兹国高楼层阁，金银雕饰。”（《初学记》卷二十七银二引）颇足以证《晋书》之言。惜乎全书不传，现存者亦只寥寥数条（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收有一条），否则其可以补正西域史地者当不鲜也。
《外国传》
《外国传》五卷，释昙景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昙景，《通典》卷一百九十一《西戎传总序注》引作昙勇，今按即《高僧传》卷三之《释昙无竭》。昙无竭，此云法勇，《隋·志》《通典》截取首字之音，无竭则译其义，而《隋·志》又讹勇为景，其实一人也。《高僧传》称其所历事迹，别有记传。《历代三宝记》第十，昙无竭著述有《外国传》五卷，竭自述西域事。
《高僧传》述昙无竭以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〇年）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发迹北土，远适西方。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经历龟兹。此一段行程与法显、智猛同路。唯法显、智猛自龟兹折而南，而昙无竭则自此至沙勒诸国，登葱岭度雪山，进至罽宾、月氏。然后停檀特山南石留寺，受大戒，以天竺禅师佛驮多罗为和上，汉沙门志定为阿阇梨。停三月日，复去中天竺。其归国于南天竺随舶泛海到广州。据《历代三宝记》，“昙无竭游西域二十余年，自外并化，唯竭只还。于罽宾国写得别件梵本经来。元嘉末年达于江右”。则昙无竭自南天竺反国，当在元嘉二十年左右，比之智猛之留五印，为时更久矣。与勇同行之僧猛、昙朗，俱不见《高僧传》。
又按唐时日本飞鸟寺僧信行撰集《翻梵语》十卷。其卷四刹利名第二十，僧伽达，引《外国传》第四卷；卷六杂人名第三十，尸梨、俱那罗、佛陀多罗、拘罗祗、梵摩丘罗，引《外国传》第二卷；卷七龙名第三十四，芸叶阿婆罗罗，引《外国传》第二卷；卷八国土名第四十二，村婆村婆施、国多国，引《外国传》第二卷，迦罗奢木引第四卷；同卷城名第四十四，一慈园、尸那竭、婆屡 、迦罗越、不沙伕，引《外国传》第一卷，醯罗、卑罗、提毗罗、沙竭罗、宾奇婆罗、婆吒那竭、阿伽留陀、卢颉多、遮留波利、阿瞿陀，引《外国传》第二卷，摩头罗、迦拏忧阇、提罗、阿罗毗、拘黎罗波利、苏韩阇、阿娄陀、瞿那竭，婆陀漫、不那婆檀、摩梨、耶快囊，引《外国传》第三卷，阿波利、波头摩、婆留城、比栌罗、槃耆城、俱罗波单、褒多梨、摩诃都吒、多摩那竭，引《外国传》第四卷；又同卷村名第四十七，婆陀漫、陀毗陀、诃梨伽蓝、毗醯伽览、罗阁毗诃，引《外国传》第二卷；卷九山名第五十一，那陀利引《外国传》第一卷，扶罗尸利，引《外国传》第三卷，尸梨漫陀、干吒尸罗、石婆尸罗、阿婆尸罗、阿鞞耆利、支多耆利、摩尼优利、呼漫山，引《外国传》第四卷；又同卷林名第六十一， 多陀林引《外国传》第一卷，昙摩罗若，引《外国传》第三卷；卷十花名第六十五，摩罗毗河，引《外国传》第一卷。细加考察，《翻梵语》卷六杂人名第三十中有佛陀多罗，与《高僧传·昙无竭传》所云南石留寺天竺禅师佛驮多罗之名合，则其所引之《外国传》必为昙无竭书无疑。《隋·志》及《三宝记》谓昙勇书五卷，《翻梵语》只引四卷，必有所遗也。昙无竭书唐宋以后不见各家征引，今竟与法盛《历国传》同籍日本僧一书而得传其一二，（法盛《历国传》见下）可谓幸矣。
《历国传》
《历国传》二卷，释法盛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法盛不见《高僧传》诸书。释道宣《释迦方志·游历篇》第五于宋世高昌沙门道普之后别著法盛，谓为高昌人，则亦宋世一沙门也。其书诸家少见征引，《通典》间采一二，《西戎总序注》云：“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诸僧游历传记，如法明《游天竺记》、支僧载《外国事》、法盛《历诸国传》、道安《西域志》、惟《佛国记》、案惟《佛国记》疑应作法维《佛国记》。昙勇《外国传》、智猛《外国传》、支昙谛《乌山铭》、翻法师《外国传》之类，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参以他书，则纰缪，故多略焉。”《太平御览》引书目不及法盛此书，疑其佚在唐宋之间也。
信行《翻梵语》引有《历国传》。卷一杂法名第六，大般舟瑟坛，引《历国传》第二卷；卷二比丘名第十一，佛陀多罗、昙摩沙、佛陀椰支、昙摩练儿、呵利难陀罗汉，引《历国传》第一卷，昙摩末底道人引《历国传》第三卷；卷四婆罗门名第十九，逻阇桑弥陀罗门，引《历国传》第二卷；同卷刹利名第二十摩贤王子，引《历国传》第三卷；卷五外道名第二十四，睒摩道士郁卑罗迦叶，引《历国传》第二卷；卷六杂人名第三十，因那罗人、摩贤陀罗、豆迦、波罗河、尸婆摩提、迷伽跋摩、此奢，引《历国传》第三卷；卷七鬼名第三十三，呵利陀鬼子母、毗摩鬼、佛陀波罗夜叉鬼王，引《历国传》第一卷；同卷龙名第三十四，须那摩龙，引《历国传》第三卷；卷八国土名第四十三，伽沙国、波卢国，引《历国传》第一卷，富那跋擅国、乾若国、伽鼻国、婆施疆国，引《历国传》第三卷，波私国、阿那罗国，引《历国传》第四卷；同卷城名第四十四，波庐瑟城、那竭呵城，引《历国传》第一卷，婆楼那城、裴提舍城、多留罗城、烦耆城、拔吒那竭城、须变钵名城、摩头罗城、僧伽沙城、多摩致城，引《历国传》第三卷；同卷寺舍名第四十八，沙毗诃等寺、波罗寺、离越寺、陀林寺、一迦延寺，引《历国传》第一卷，阿婆耆梨寺、摩呵比呵寺、祗那比呵罗，引《历国传》第四卷；卷九山名第五十一，乾婆伽山、支多哥梨山、金毗罗山，引《历国传》第一卷；同卷河名第五十二， 连然钵底小河，引《历国传》第三卷；同卷洲名第五十五，楞伽洲，引《历国传》第四卷；卷十果名第六十六，摩头菓、迦多离菓，引《历国传》第三卷。按汉唐间以《历国传》名书者仅法盛之作，法盛书《通典》作《历诸国传》，《隋·志》作《历国传》。信行《翻梵语》所引《历国传》当即法盛书。《翻梵语》引《历国传》四卷，与《释迦方志》“又高昌法盛者亦经往佛国，著传四卷”之语合。《隋·志》著录法盛书，只云二卷，抑为载笔之误耶？
又按《翻梵语》卷二比丘名引《历国传》亦有佛陀多罗之名；又卷八国土名引《历国传》有伽沙国，为法勇西行所曾经。则法盛者，其为与法勇同适西土之同志沙门二十五人之一耶？或即《高僧传》所云之昙朗，亦未可知矣。
《佛国记》
《佛国记》，卷亡，竺法维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今佚。《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俱引竺法维《佛国记》，《水经注》卷一《河水篇》数引竺法维说，当即《佛国记》文也。法维不知何许人，《释迦方志·游履篇》第五有云：“至如法维、法表之徒，标名无记者，其计难缉。”所云法维，疑即著《佛国记》之竺法维，盖亦一曾游西域之沙门也。杨守敬云：“《释迦方志》有法维、法表之徒云云。又《高僧传》竺法雅河间人，《佛图澄传》法雅为澄弟子，又称中山竺法雅。‘雅’‘维’形近，未知是一是二。”今按《高僧传·法雅传》，未言其曾游西域，疑为二人。又《水经注》卷一引竺法维《佛国记》记罗阅祗国文。熊会贞氏据晋译《十二游经》及《史记·大宛传》正义引《括地志》，以为罗阅祗国即王舍城（《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卷一），盖rajgriha（rajgir）之音译。罗阅祗一名为晋时译音，疑竺法维亦晋时人也。
《扶南记》
《扶南记》，卷亡，竺枝撰，《隋书·经籍志》未著录，今佚。《水经注》引作竺枝，《御览》引作竺芝，未知孰是。竺枝不见诸家书，《水经注》卷三十六引竺枝《扶南记》云，“扶南去林邑四千里，水步道通。檀和之令军入夷浦”云云。檀和之见《宋书·夷蛮传·林邑传》，高平金乡人，檀憑之（《宋书》作檀冯）子。宋元嘉时为龙骧将军交州刺史。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以林邑王范阳迈违慠，因命和之伐之。《水经注》卷三十六引竺枝书所记，盖即和之伐林邑事。又《水经注》卷一引竺枝书，纪一道人尸六十年不朽，末云“竺枝目见之”。则竺枝乃刘宋时人，曾亲至扶南；其所著《扶南记》，盖目识亲览之作也。
（叙录只成前半，后半未就。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补记）
（见《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号
页二三—三六，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