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白先生得唐大中五年所造铜磬，器外周围刻《心经》和《尊胜陀罗尼经》，蒙他底厚意送给我一份，又教我考考那宝物底时代。因为它曾被许多鉴赏家著录过，多数认为天台国清寺底故物，希白先生也不大相信这话。罗氏《金泥石屑》（卷上）所收底拓片，不如希白先生手拓底清楚。我见原器，声音底清越，镌刻底精妙与形态底圆整，都能令人摩挲到不舍得放手。但是在观摩底时候，我对于它底年代已注意到几点。第一是“皇图巩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第二是《陀罗尼经》题作“佛顶尊胜总持经咒”。第三是字体不很像唐朝底神气。第四是咒语不像唐音。因为文字是镌刻上去底，所以铸器底时代不必与刻文底相同，器或者比文古，不得而知。这篇文字专考刻文底时代。
“皇图巩固”四句，恐怕是明正统以后的题辞。这四句在明南北藏以前，并未见有，正统藏前刻御制“天清地宁”十八句题辞，也没有“皇图巩固”四句。嘉靖一朝对于佛法并不提倡，经本法器在这时期也不多见。万历时代，刻经底风气又复兴盛。这时底经卷，多有“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四句。当时底道教经卷也模仿这四句，作“皇图巩固，帝德遐昌，道日增辉，法轮常转”。这四句或者是嘉靖以后才有底。
关于刻文底时代，《心经》是唐玄奘三藏所译，刻在大中年代底磬上当然不成问题，至于第二经却有可问之处。《尊胜陀罗尼》传入中国，《僧史》中有一段故事。唐定觉寺沙门志静序佛陀波利译本，说佛陀波利于仪凤元年（西纪六七六年）到五台山顶礼文殊师利，菩萨化作老人命他回到西方，去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他立即回国取经，于永淳二年回至西京，皇帝即将他带来底梵本，命日照（地婆诃罗）三藏及鸿胪寺典客令杜行顗，宁远将军度婆等共译，原本留在禁中。佛陀波利恳求放还，乃持梵本诣西明寺，访得善解梵语汉僧顺贞，使他翻译。于是同本有前后两译，辞句稍有不同。佛陀波利便将梵本入五台山，不再出来。
现在所存最古的《尊胜陀罗尼》是日本大和州法隆寺底贝叶。元禄七年（西纪一六九四年）江户灵云寺净严和尚抄录出来，加上汉字音译和义译。西历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牛津大学马克斯·穆乐尔教授（prof f. max muller）同南条文雄先生将净严所录梵音与其它诸本比较，刊入牛津未刊文件第一卷第三篇（anecdota oxoniensia vol1part3）中。如今所知底译本连被发现底碑文共有十六种。
一、法隆寺贝叶两片，写《心经》《尊胜陀罗尼》和《悉量十四音》。此叶于隋大业五年（西纪六○九年）传入东国。
二、唐杜行顗等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高宗调露元年（即仪凤四年，西纪六七九年）所出，佛陀波利原本。
三、唐地婆诃罗译《佛顶最胜陀罗尼经》，高宗永淳元年（西纪六八二）所出。《彦悰序》说杜行顗译本呈上时，凡庙讳国讳皆隐避，如“世尊”称“圣尊”，“世界”称“生界”，“大势”作“大趣”，“救治”作“救除”之类。皇帝对行顗说，“既是圣言，不须避讳”，行顗因故，不及修改，乃托彦悰据敕删正。不久，行顗没，彦悰因请沙门道成等，求中大法师地婆诃罗直译文，具表呈上。
四、唐佛陀波利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高宗弘道元年（永淳二年，西纪六八三年）所出。《法宗尊胜经疏》（卷上）说，杜行顗并未译完全文。梵本被留，佛陀波利恳求发还。皇帝允其所请，“敕令未译者付，已译者留”。佛陀波利便将梵本到西明寺与顺贫，测法师共同译出，这本与日照三藏所译，文质少异，而义理不殊。现行佛陀波利译本底咒与宋明本大异，乃后人以它本改订，应据《法崇经疏》为是。（《法藏疏》见《续藏经》第一编，第三十七套，百八十二页至百二十四页。）
五、唐地婆诃罗重译《最胜佛顶陀罗尼净尼净除业障经》。地婆诃罗寂于嗣圣四年十二月（即武后垂拱三年），元本译人名上作“唐障经天后代”，流行本只作“唐”，今依元本定为自嗣圣二年至四年。（垂拱元年至三年，西纪六八五至六八七年。）
六、唐义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开元录》记（卷九）中宗景龙四年（睿宗景云元年，西纪七一○）于大荐福寺翻译院译出。
七、唐善无畏译《尊胜佛顶修瑜珈法轨仪》。译出年代不明。大概在开元五年至二三年间（西纪七一七至七三五），但有些本子题“善无畏弟子喜无畏集”。（《大正藏》第十九卷，三六八页，校注。）故全书是否译本，仍有可考的必要。书中所出尊胜佛顶真言，双举梵汉二体，后附注说，“此陀罗尼本，中天竺国三藏善无畏师传此土，凡汉地佛陀波利已来，流传诸本并阙少，是故具体译出，流行如上”。看来书中真言乃是善无畏所传无疑。
八、唐不空译《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译出年代不明。大抵在天宝五年至大历九年之间（西纪七四六至七七四）。
九、宋法天译《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
十、同译《最胜佛顶陀罗尼经》。以上二译底年代不详。法天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到汴京，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赐号传教大师，同年改名法贤。这两本题名法天，故知出于这十年间（西纪九七三至九八二）。
十一、《辽志妙碑文》。这是牛津未刊文（第一卷第三编）所收。僧志妙为其亡弟子所建，时代为西纪一○○七年（辽统和二十五年）。全文为梵字，并无翻音。
十二、宋法护译《华梵加句灵验佛顶华胜陀罗尼幢文》。这本《大藏》未收，牛津未刊文收入，又称冯长宁本。因为他是刻石者。刻石年代为金皇统七年（西纪一一四七）。原在河南石土固南小功庙，清嘉庆二十四年知州甘扬声移置许州城内关帝庙。
十三、日本东京浅草寺碑文。碑额作《佛顶尊胜陀罗尼》，咒文全梵字，没有汉音。刻文时代不详。
十四、高丽指空译《於瑟抳沙毗左野陀啰尼》，咒文只出汉音，年代不详。徐居正《东国通鉴》（卷四四）载他在忠宣王二十一年七月，于延福寺说戒。大概是西十四世纪前半叶（当元晋宗至宁宝间）底译品。
十五、《瑜加集·要焰口施食仪》所出《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施食仪丽》宋元三本俱缺，最初为明本《续法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译引（《续藏经》第一编，第九十二套，七十三页）说，“法天三藏重译名曰《佛说一切如来乌瑟腻沙最胜总持经》，文咒俱有，然两处咒句，较唐多一倍，因释迦世尊在极乐善法堂，无量寿佛为观音菩萨说九不动，上师以此修润，集入《施食仪轨》”。他所说底“上师”为谁不得而知，或是将法天译文增加而成。《施食仪》底咒字是元朝音写，与唐宋底音译不同，足见这本是后出底。凡经文，愈古愈简，故“加句”本必是后本。
十六、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功德经》（卷下）所出尊胜佛母，救度佛母等所说神咒。这经为明太宗于永乐元年正月所制，同年刊行（西纪一四○三），永乐五年皇太子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各重刊流市，万历七年（西纪一五七九），皇帝印施过一次。经里所出底咒文，又与元音互异，可以定明朝底音写。很奇怪的，大中磬上底文字乃和《第一希有功德经》（卷下）所出底一样！
荻原云来先生底《尊胜陀罗尼研究》（《密教》第二卷，第一号一二○至一四四页）说尊胜咒文约可分为甲乙二类，甲类比较地短，乙类比较地长。甲类中，字句也有长短与相违之处。
以上二百九十六句中，除只见于一种译本底句以外，法天以后，两种译本以上所有底句，第三——六，七七，一七，二○——二四，二九，三九，四○，四七——五一，五四，六二，六三，六五，九○——九五，一○○——一○二，一○六——一○九，一一四，一一九，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六，一二八，一三五——一四三，一四六，一五五——一五七，一六四——一六九，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六——一七八，一八○——一八三，一八六——一九八，二一○——二一三，二一七，二三五，二三六，二四七——二五○，二五二，二五四，二五八——二六○，二六四，二七三——二七五，二七八，二七九——二八一，二八九，二九二句，为宋以后所加，共得一百○九句。唐译诸本，见于两种译本以上底共有一百二十四句。唐诸本中独有底句共有十九，宋后底本子，共有三十五，平均宋后底译本几乎多出一倍的文句。如果再从译音来看，我们便理会唐本诸译音几乎是一致的，宋以后底音便不同了。大中磬底译音与《施食仪》最近，与《第一希有功德经》，除三几个字异体外，却是完全相同，这样比较起来，我们可以推定大中磬底刻文最远也不能过永乐时代，它甚且有后一点底征象，说是万历时代或者也可以。最可以使人依信为明代作品底是经题作“佛顶尊胜总持经咒”。明以前底各种标题，未见这名，在永乐九年底御制序才产出。《序》里定为“佛顶尊胜总持经咒”，说：“佛顶尊持经咒者，一切如来智印，广大慈悲，甚深希有，普利昏迷，实巨海之津梁，幽暗之日月，饥渴之饮食也。”有这一证，更可定文为明刻，因为时人必喜遵用御定底名字，是很显然的。若果是大中年间所刻，最可能也得用不空底译本。在那时候不空本是有刊本底，并且是加句灵验本，刻者断无不用之理。至于磬上经文，与现在大藏中所传文句亦不尽同，虽然短短几百句，却也斩截得很顺畅。此经重在咒底本身，故经文长短译者任意增删，只把出经周缘说出便可以。在短经中，磬上所刻底，要算是好的。
《尊胜陀罗尼》和《心经》刻在一起，也有来历。《心经》是大般若底纲要，五千大藏底骨髓；《尊胜陀罗尼》是一切如来秘密之藏，能破一切恶道，大月如来之智印。白香山《记苏州重元寺石壁经》说，“摄四生九类，入无余涅槃，实无得度者，莫先于《金刚经》，怀罪集福，净一切恶道，莫急于《尊胜陀罗尼经》”。所以《金刚经》与《心经》也常放在一起。《尊胜陀罗尼》被信为有减罪息灾，兴福延寿底神力。唐代宗大历十一年曾敕天下僧尼诵《尊胜陀罗尼》，限令每日诵二十一遍，每年正月一日，遣贺正使具所诵遍数进呈。译本底多，于此可以探出一个理由。永乐帝窃位杀人，每生悔心，假托仁孝皇后梦感所得经文，也是为要鼓励民众传诵，为他作息灾忏悔底祈祷。
金铜佛像和法器宋明以后流传底比较多，在宋以前，唐会昌和周显德两大劫，是很难逃过底。大中磬成于会昌以后，传又属国清寺旧物，虽有避免被毁底可能，但在器上，我们不能找出属于国清寺底凭据。与这器最近似底一钟一磬出慧先底名字，但在《天台山志》和《天台山方外志》里都找不出这人底来历。我很思疑这三件都是北方底产品。在法器上刻经，好像也是明朝盛行底风气，或者北平觉生寺底华严钟是这类器物底最大的和最好的代表。发声底器物，更宜刻经，因为声响便可将妙意传布，与人口诵一样。
古代僧寺，钟磬无别，天竺没有磬，故磬为汉土特制。梵语“犍稚”（犍槌，ghanta）为因打作声之物，如钟，磬，铙，鼓，木鱼，推版等都是。打犍稚为七种集僧之一，其余六种为量影，破竹，作声，作烟，吹贝，打鼓。（见道宣《行事钞》上一）打法本无楷式，依《三千威仪经》，寻常下槌，由轻而重，由希而大，乃至声尽，方打一通，如是至三，名为三下，所以也称“打三通”。又有长打法，初时亦打三通，中间四槌，声尽方打，如是渐渐敛槌，渐概渐小，乃至尾末，方复生槌，同前三下。宋元照《资持记》（上一下）引武德七年所撰《轨度图经》记打犍稚七法。一，常会时，谓说恣羯磨讲法等集。（先从小起至大二十下，稍小二十一下，小小十下，复大三下，共五十四下。此似五分三通，但多少有异，准下又名一通耳。）二，旦食时。（八下，谓小食也。）三，尽食时。（一通同前常会，谓中斋也。）四，暮投槃时。（一通同上，如今昏钟。投槃疑是梵语，未详所翻。）五，无常。（多少随时，上并常用七下卒缘。一县官，二大火，三大水，四贼盗。此四并随时。五会沙弥，三下。六会优婆塞，二下。七呼私儿，一下。）共为十二种时间。（见《大正藏》第四十卷，一八六页。）打犍稚底用意，据《百丈清规》（卷八）说，是昏息，肃教令，导幽滞，与和神人。又《行事钞》（下四）有无常磬，谓临终时，打钟鸣磬，引将死者发生善念惟长惟久，以事尽为期。又击磬时间和击者，依《百丈清规》（卷八）说：“大殿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直殿者鸣之；唱夜时，维那鸣之；行者披荆时，作梵暗黎鸣之。小手磬，常司行者常随身，遇众讽诵鸣之，为起上之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