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
[1]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已扬言进图武汉。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军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复之，乃不得不掩饰其失策，以发动华南之侵占。于是粤海告警，羊城遭燹。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全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
[2]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之重要性，厥在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盖惟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不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殖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植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3]且自敌人侵粤以后，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事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于发展全面之实力。
[4]敌人用意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国；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兹因疏散人口，转移兵力，皆已完毕，作战之部署，重新布置业经完成，乃即自动放弃武汉三镇核心之据点，而确保武汉四周外围之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地位。
[5]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然其耗费时间五阅月，死伤人数数十万，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而我军行动，进战退守，不惟毫无拘束，无所顾虑，且可处置自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敌人对于占领之地，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
[6]吾同胞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7]第二，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抗战，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而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年馀以来，一循此旨，未尝稍渝。自今以后，亦必本此意旨，贯彻始终。
[8]盖暴敌自九一八发动侵略，猖狂恣肆，野心日张，我中枢为保卫国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凡我同胞，应知今日之抗战，即为完成建国永久之基础，又应知不经此次长期之抗战，绝不能获得建国自由之时期！凡兹由统一而抗战建国之一贯政策，与必经之革命程序，早已确定于先，深信必能贯彻始终，以克底于成。吾同胞试重新检取中正日常之所言与所行，而与十六个月来战事经过相印证，即可了然于抗敌战事之特质，与我方决策之基点。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又说明“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即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说明也。去年双十节，更明告我同胞“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此犹恐我同胞当时未明战事必经长期与必发展至全面之意义，故具体指陈，以供全国之省察也。
[9]及后首都沦陷，人心震撼，中正又昭告同胞以“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之战争，大异其趣。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之民族意识！”更复说明“战争成败之关键，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此则更就此次战事之特质，充分指明抗战到底与争取主动之必然结果也。
[10]夫唯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心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且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抗战，故必须力取主动。敌我之利害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于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富，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之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决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困于地形与其他关系，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胜利，更可操券以俟。
[11]惟望吾全国军民共矢持久不屈之决心，执行全面攻击之战略，不馁不挠，努力奋斗；则抗战弥久，精力弥充；战区愈广，敌力愈分；纵不问国际变化之如何，而敌人必以久战疲竭而覆败，盖中正前已言之，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敌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则绝不能容许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战，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悬殊，与伤亡牺牲之惨重，所得而限制。革命战争无时限，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革命战争无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革命战争不计较有形兵力之优劣，亦不畏牺牲挫折与伤亡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而我三民主义之民族意识与革命精神不断焕发，必可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何况我军武器早已充实，交通断无封锁之患耶！盖民族的国民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此古今中外之历史，如美，如法，如俄，如土，对侵略与压迫者之长期抗战，终能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之一日，即其明证也。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
[12]故我全国同胞，当此抗战转入重要关键之时，但须追忆我抗战开始所定之方略，与我国府移驻重庆时之宣言，则决不因当前局势之变化，而摇动其对于抗战之信心。必须认清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真谛，则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战区扩大之新局势，而益励其奋斗与决心。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与大无畏之奋斗！又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我人抱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指导大概
本篇是议论文。议论文是表示作者的主张的一种文字。所谓主张，就是说某一事情必须这样干才行，某一道理必须这样理解才不错，如果那样干，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所以议论文题目的基本形式应该是：“××应当这样”或“××不应当这样”。一般议论文或者为要改从简略，或者为要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者为要标明作文的作用，写定题目往往不取这种基本形式。但读者细看全文之后，一定可以指出若照基本形式，它的题目该是什么。如本篇，若照基本形式，便该是如下的两个题目：“在放弃武汉之今日，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与“在放弃武汉之今日，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现在不用这样题目而作“第二期抗战开端告全国国民书”，意在标明作这篇文字的作用。
主张“××应当这样”或“××不应当这样”，作者自己一定依照着身体力行，这在理论上是当然的，同时作者又必切望读者也依照着他的主张身体力行。不然，他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主张写成文字呢？既要使读者信从他的主张，就非把读者说服不可。说服是理智方面的事情。就作者说，必须把所以作这样主张的根据有条有理地披露在读者面前，其间是非利害，毫不含糊，凡有可疑可驳之处，逐一把它解释清楚，总之要达到正确合理，无可怀疑，才歇。就读者说，读着作者的文字，自己的思想按着作者的途径一路推索，到末了，觉得不但作者作这样主张，无论什么人按着这途径推索，也必作这样主张，于是起了信念，“中心诚服”。这可见“说”的方面的“说”，与“服”的方面的“服”，都是凭着理智的。主张的建立与接受固然凭着理智，如上面所说；但贯彻主张，却是意志方面的事情。就作者说，如果自己不能贯彻，便是立言不诚；如果不能使读者贯彻，便是立言失效，不诚与失效都是与立言的本旨相违反的。就读者说，如果信服了作者的主张而不求贯彻，在道德上也是不诚；在实际上便是失计；不诚与失计都是与听人言论的本旨相违反的。所以“说”的方面“说”了，“服”的方面“服”了，绝不能就此为止，必须共同奋勉，以求贯彻主张。而奋勉是凭着意志的。
从上一节话，可知写作一篇议论文必须有阐明理论的部分，又应当有表示意志的部分。不阐明理论，就无从教读者信服。不表示意志，就无从见出作者自己的奋勉，与希望读者也同样奋勉。从上一节话，又可知阅读一篇议论文，在推索的时候，应该纯粹运用理智；而在信服了作者的主张以后，又该树立意志。不运用理智，就无从辨别作者所说的话合理与否；不树立意志，就无从贯彻自己所信服的作者的主张。
以上所说，对于任何议论文都合得上。如“人应当爱国”或“人应当恪守道德”是议论文的题目，作者作这样题目的议论文，他自己当然是“爱国”或“恪守道德”的，他在文中必须说明“应当爱国”或“应当恪守道德”的缘故，又必须或暗或明表示自己“爱国”或“恪守道德”的意志，并勉励读者也树立同样的意志。读者读这样题目的议论文，假定他对于这种问题从来没有推索过，他必须凭理智读下去，推索“爱国”或“恪守道德”到底应当不应当；如果认为应当的话，他必须从此为始，有意识地来“爱国”或“恪守道德”。“人应当爱国”或“人应当恪守道德”还是一般性的题目，至于特殊性的题目的议论文，作者写作与读者阅读，尤其应当如以上所说。如本篇便是特殊性的题目的议论文，它所论的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抗战，而且是当放弃了武汉，在识见短浅意志薄弱的人看来，好像前途很是暗淡的时候，论及这件大事，若不把明澈的理论作根据，怎么能说服全国国民？若不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强固的意志，怎么能振起全国国民的精神，使大家从信服而进到实践，一致努力，应付这件大事？关于这两点，本篇完全做到，且留在后面细说。现在只说读者读这篇文字，绝不能像读寻常文字一样，粗率地读下去，读过了也就完事，在实践方面一点不生影响。读者必须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把篇中的理论深切体会，又必须立定意志，在实践方面贯彻篇中所示的主张：这样才算真个阅读了这篇文字。
本篇是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发表的。自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我国与敌寇开战，到那时候，我国的抗战已经经过了十五个月有馀了。在那十五个月有馀的时间中，在北方是平津作战不久，就被敌寇占领，在南方是上海血战三个月，我军终于撤退，随后首都沦陷了，徐州沦陷了。到二十七年十月下旬，连作为全国中心的武汉也放弃了。这在识见短浅意志薄弱的人看来，好像我国的抗战并无一贯的方针，以致节节失败，沦陷区域那么广大。若作这样想，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念自然不免动摇。本篇的目标就在克服这种动摇心理，所以把“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作为全篇的骨干，从事实上说明武汉的放弃是根据着“一贯方针”的，更从理论上阐明要达到最后胜利必须把握着“一贯的方针”。
先从题目说起。题目中有“第二期抗战”五个字，什么叫做“第二期抗战”？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南岳会议训词”里有一节说得很清楚。“自从去年七月七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十七个月了，从卢沟桥事变起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前我们所说自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截至现在止这以前的十七个月的抗战，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这里“预定的战略政略”就是“一贯的方针”，从这几句话看，可知“第二期抗战”与“第一期抗战”必然有不同之点，而且前后两期必然都合于“一贯的方针”。不同之点在哪里？怎样都合于“一贯的方针”？读了本篇第五节就可以知道。
本篇原分三段，现在为称说便利起见，又分为若干节。第一节就是原来的第一段，是本篇的发端。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原来的第二段，是从事实上说明武汉的放弃是根据“一贯的方针”的部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就是原来的第三段，是从理论上阐明要达到最后胜利必须把握“一贯的方针”的部分（注意：以下凡称“段”都指原来的段，凡称“节”都指现在所分的节）。第二第三两段，开头标明“第一”“第二”，好像两段是并立的。其实第二段说明事实所根据的理论也就是第三段的理论，所以第三段的范围比第二段来得广大，第二段原可包含在第三段里。只因放弃武汉是当前最需要认识它的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作一段，并且放在前面。从此可知开头标明“第一”、“第二”，并不表示两段并立，只是表示关于认识的步骤：从切近的事实的认识，进到深远的理论的认识。
第三段的理论共有三项，就是第七节里的“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抗战，三曰争取主动”。所有关于抗战的努力都根据这三项议论，所以这便是“一贯的方针”。先记住了这一层，然后来看第二段的各节。在第二节里说“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这里下个“本”字，就表明我国的方针原是持久抗战、全面抗战的意思。所以随即用表语点醒，说“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既说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的地带，为什么保卫武汉要激战五月，做重大的牺牲呢？这因为武汉地位在当时自有它的重要性，就是“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如果西部建设没有基础，南北交通不相连接，实力不充足，呼应不灵便，那就根本谈不到持久抗战与全面抗战。一方面保卫武汉，一方面才可以进行西部的种种建设。可见竭力保卫武汉正是实施持久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必要步骤。到本篇发表的时候，西部的种种建设大致就绪了，实力既有准备，呼应亦已灵便，此后才可以再接再厉，真个“持久”，不争点线，真个“全面”。所以本节的末了说“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
或者有人要想，武汉究竟是全国的重镇，南北交通的枢纽，若不放弃，总该比放弃好一点吧。这样想头更是一种疑点，议论文对于读者可能发生的疑点是必须解释的。第三第四节就针对着这种疑点，说明武汉不能不放弃，若不放弃，就是违反了“一贯的方针”。第三节先从一般局势说，武汉交通既被截断，武汉地位的重要性，在事实上已经减轻。次从军事策略说，为要发动全面抗战，既在武汉外围与更远的敌人后方配置了适宜的根据与兵力，武汉这一个核心据点，在事实上已没有保守的必要。第四节更从敌寇的用意说，他们包围武汉，原想歼灭我国的主力，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我国若用主力保守武汉，争这个核心据点，那就正中了敌寇的恶计。万一主力真被歼灭，抗战怎么能继续“持久”？又怎么能发动“全面”？文中说，“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国；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这里两个“不能”，表示按照“一贯的方针”，这样办法是不对的。并且，敌寇来包围武汉，是预料我军将用主力保守这个核心据点，我军若真个用主力保守这个核心据点，就处于被动的地位。或者保守而终于保守不住，临时仓皇撤退，那更处于被动的地位了。处处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与“一贯的方针”中的第三项“争取主动”相违反的。到这里，武汉在事实上不需保守，以及按照“一贯的方针”又不宜保守，都已说明。反转来想，不就是在当时情势之下，惟有放弃武汉，才可以实施持久抗战全面抗战，才可以争取主动地位吗？对于读者可能发生的疑点既经解释清楚，于是第四节的后半就报告自动放弃武汉的事实。这里虽没有这事实根据着“一贯的方针”的明文，但只要是细心的读者，没有不能体会出来的。
第五节是估量放弃了武汉之后，敌寇方面怎么样，我国方面又怎么样。敌寇进攻武汉，损失重大，而所得“若非焦土，即为空城”，实在“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泥足愈陷愈深，前途自然不堪设想。我国放弃武汉，西部的种种建设已经有了基础，武汉的外围，以及更远的各区已经有了配置，军事又已经处于完全自由的主动地位，这正是“真正战争从新开始”，前途当然未可限量。从“真正战争”四个字，可见从七七事变起到放弃武汉止，这期间内的抗战只是“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的准备工作。从此以后的抗战，才真个能够“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了，所以说“从新开始”。以前是准备，以后是实践。第一期抗战与第二期抗战的不同之点就在于此，把放弃武汉来划分抗战时期的缘故也就在于此。没有以前的准备，以后的实践便不可能。没有以后的实践，以前的准备便没有意义。必须前后两期一贯努力，才可以贯彻“一贯的方针”，这就可见前后两期都是合于“一贯的方针”的。
以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都从事实立论，而立论的根据全在“一贯的方针”的三项。无论是谁，只要承认那“一贯的方针”是合理的，必然会得到与以上四节同样的认识。于是第六节用告诫的口气，回顾到第二节开头，作一个提要式的结束，唤起读者的注意。第二节开头说“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对于“当前战局之变化”应该怎样认识呢？看了前面四节所论的，就知道“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对于“武汉得失之关系”应该怎样认识呢？看了前面四节所论的，就可以知道“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本篇第二段要读者认识的就是这两层。
第二段立论的根据既全在“一贯的方针”，如果有人以为“一贯的方针”是不合理的，那么，他对于一切的话全不信从了。为说服读者，使无论何人都得承认那“一贯的方针”是合理的起见，本篇就有阐明“一贯的方针”的必要。第三段的前半，从第七节到第十节，就是为这个必要而写作的。于是议论的范围推展得广大了，本来论一地的战局，现在推展到整个战事的方针了。
第七节提明“一贯的方针”是什么。文中在“一贯的方针”上头加“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的形容语，又说“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这该注意。抗战是关系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绝不是可以枝枝节节随便应付的，我国所以断然发动抗战，实因预先决定了“一贯的方针”：这层意思，就在这两语里表示出来。以下第八第九两节里，引用以前发表的议论，便是确然预先决定的证明，也便是确然一贯的证明。
第八节上半从九一八事件说起，说明敌寇侵略与我国建国的关系。敌寇是我国的最大障碍，他们侵略的凶焰不经扑灭，我国便无从建国。所以“今日之抗战，即为完成建国永久之基础”，“不经此次长期之抗战，决不能获得建国自由之时期”！这是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上的说法。无论是谁，只要站在整个民族立场上，怀抱着建国的热望，考虑着当前的情势，也必作同样说法。于是“一贯的方针”就从这样的论断里推衍出来。若非扑灭敌寇侵略的凶焰，建国就不可能，所以抗战必然是持久的，绝没有“中途停顿妥协之理”。若非整个民族一致努力，胜利就不可能，所以抗战必然是全面的，人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国的目的惟在获得建国的自由，这种自由非获得不可，否则便是整个民族的灭亡，所以抗战不比寻常战事，它有它的“特质”。“持久抗战”与“全面抗战”，是应合着这种“特质”的必然的方针。
第九节上半又引首都沦陷以后所发表的文告，把抗战的“特质”详细说明。这因为在第八节里虽提到“特质”而没有详细说明的缘故。读者只要站在整个民族的立场上想，就会相信这说明是绝对正确的。我们是被侵略民族，敌寇是侵略者，这是理论的出发点。对于这出发点，谁都不会否认。我们怀抱着最高理想的三民主义，进行着争取自由解放的国民革命，最终目的无非在摆脱被侵略的地位，建立独立的国家。但侵略者是我们的死对头，他们的侵略使我们的主义不得实现，使我们的革命不得完成。我们这方面是非完成不可，如第十一节里所说的“绝不能容许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他们那方面是非侵略非阻挠我们的实现与完成不可，如第十一节所说的“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这其间就含着绝对的冲突。所以说“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抗战既然发动了，但我们的武器与军备不如敌寇，是无须讳言的，将凭什么来抗战呢？我们有“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之民族意识”，都是比武器与军备更可靠的凭借。这个话似乎偏于主观，其实并不主观，是从这样的推论而来的：“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是我们非达到不可的目标，现在为求达到这个目标而抗战，武器与军备比得上敌寇，固然最好，就是不如敌寇，也没有中途停顿的道理。如果中途停顿，便是放弃了非达到不可的目标，这在我们被侵略民族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上是不容许的。可见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比武器与军备更为坚强，是更可靠的凭借了。是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必经阶段，把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作为凭借，这便是抗战的“特质”。然而武器与军备到底是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我们的武器与军备既不如敌寇，自该另有一个取胜之道，那便是“争取主动”。我们的武器与军备虽不如敌寇，只要本着我们的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随时随地争取主动地位，就可以“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这“争取主动”又是应合着抗战“特质”的必然的方针。
以上把“一贯的方针”的三项都阐明了。读者读到这里，应该把这三项的关系想一想。抗战原是一件整个的事情，分割不开的，现在说“持久”，说“全面”，只是观点的不同。就时间的观点说，便是“持久抗战”。就空间的观点说，便是“全面抗战”。“持久”而不“全面”，或“全面”而不“持久”，都与这回战事的“特质”不相应合，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持久”而处于被动地位，结果必然无法“持久”；要“全面”而处于被动地位，结果也必然不成“全面”。这更与这回战事的“特质”不相应合了。所以无论就时间空间的观点说，都必须“争取主动”。“争取主动”是根本，惟有把握住这个根本，才真能做到“持久”与“全面”。“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三项的关系，大概如以上所说。
于是第十节论及“一贯的方针”对于抗战信心的影响，以及对于将来战事的关系。打仗打了一年有馀，其间进退变化很多，战区几乎扩大到我国的一半，可是抗战信心绝不动摇，何以能够如此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一贯方针”，早经认定了抗战是“持久”的，“全面”的。就当前情形看，似乎胜败之数还不能预料，可是就抗战信心说，“最后胜利可操券以俟”，何以能够如此呢？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一贯方针”，早经决定了“争取主动”的战略。在“地广、人众、物丰”的条件之下，用“争取主动”的战略，支持“持久”的“全面”的战争，将来战事的结果必然与所具的信心一致，还有可以怀疑的吗？
以上从第七节到第十节阐明关于“一贯的方针”的理论，立论的根据全在抗战的“特质”。无论何人，只要承认抗战确然有这种“特质”，自然会相信这回抗战非发动不可，同时也自然会相信所谓“一贯的方针”是最合理的方针。而对于抗战的“特质”，在整个民族中间，是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的，除非他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民族，不希望国家民族的独立生存。关于“一贯的方针”的理论既被承认，前面第二段对于战局变化、武汉撤退的两层认识，当然是坚不可破的论断，不容辩难的了。
第十一节开头用勉励的口气劝告全国军民，意思是直承上文的。上文说到今后我方已处于主动地位，“最后胜利可操券以俟”。但真正得到最后胜利，还在我方继续不断地努力奋斗，惟继续不断地努力奋斗，敌寇才会“以久战疲竭而覆败”。敌寇的覆败就是我方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必然可以得到的，这个“必然”就包蕴在我方抗战的“特质”里头。于是依据着“特质”，给抗战正名：“我之抗战，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又依据着“特质”，把民族的国民革命战争与寻常战争所以不同之点详细说明。寻常战争没有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作为原动力，一受到时间、空间、物质上的种种限制，就会气衰力竭，被迫终止。现在我方民族的国民革命战争的原动力是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终极的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建立独立国家，不达到目标，是无论如何不肯也不能终止的，所以不受时间、空间、物质上的种种限制。而民族的国民革命战争的必然得到最后胜利，从美、法、俄、土的先例，可以得到证明。民族的国民革命战争的必然能够再接再厉，不受限制，从此次抗战的过程，又可以得到证明。归结以上的意思，就可知我方走的是最正当最稳妥的道路，只要把握着“一贯的方针”，继续不断地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必然可以得到的。
第十二节与第六节方式相同，回顾到第七节开头，作一个提要式的结束，唤起读者的注意。第七节开头说“吾同胞应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一贯的方针”早已决定于抗战开始的时间，如果有人因为当前局势变化，而起了动摇心理，一定是他对于“一贯的方针”还没有“深切记取”。然而这是非“深切记取”不可的。“深切记取”了之后，那么，目前是“第二期抗战开端”，抗战已达到真能“持久”真能“全面”的阶段，我方又已处于“主动”的地位，一切正依着应合抗战“特质”的“一贯的方针”进行，谁还不“益坚其自信”？本篇第三段期望于读者的，就是从“深切记取”进到“益坚其自信”。又因抗战究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最后胜利虽是必然的，但迎取最后胜利，全国同胞人人抱最大的决心，作最大的努力，所以第十二节后半用勉励语结束，表示所以要发表这篇文告的意思，在期望全国同胞人人都接受这种勉励。
前面说过，一篇议论文必须有阐明理论的部分，又应当有表示意志的部分。本篇第二段根据着“一贯的方针”说明武汉在当时不需且不宜保守，第三段根据着抗战的“特质”，说明“一贯的方针”是最合理的必能取胜的方针：这都是所谓阐明理论的部分。同时表示意志的部分也就参杂在里头，现在逐一指出来。如第二节里说：“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莫大之打击，而植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自信心”已“植”，“新精神”已“发扬”，这是事实。可是这话里也包含着将抱着这种“自信心”与“新精神”来应付今后的战争的意思。说到“将抱着”，便是表示意志了。又如第四节里说：“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国；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这里两个“不能”，是理智的考索，同时也是意志的流露。原来不忘“广大之国”，不肯“忽久长之计”，都是从关顾全局、抗战到底的意志而来的。以下“决心放弃核心”的“决心”两字，更像“壮士断腕”似的，表示出权衡利害轻重，非这么办不可的坚强意志。第六节里“决不可误认为……”的“决”字，也与“决心”两字有同样作用。又如第七节里说：“年馀以来，一循此旨，未尝稍渝。”这是报告事实。然而，如果没有贯彻“一贯的方针”的意志，怎么能“一循此旨”而“未尝稍渝”呢？以下说：“自今以后，亦必本此意旨，贯彻始终。”是关于将来的话。将来的一切还没有成为事实，而预先要约说“本此意旨，贯彻始终”，并且在上头加个“必”字，这不凭意志又凭什么？又如第八节里说：“凡兹由统一而抗战建国之一贯政策，与必经之革命程序，早已确定于先，深信必能贯彻始终，以克底于成。”“确定于先”固是理智考索的结果，而“深信必能贯彻始终，以克底于成”，却是伟大意志的坚强表现。意志的表现在“言”与“行”两方面，所以下文又教读者“取中正日常之所言与所行，而与十六个月来战事经过相印证”。关于抗战的言论是最足以看出意志的“言”，关于抗战的策划是最足以看出意志的“行”；“言”与“行”既相一致，“贯彻始终”的意志的坚强，自然可以证明了。又如第九节里说：“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第十一节里又给抗战正名，说“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这表明此次抗战根本上是意志的战争，而“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都是我整个民族的意志的另一个名称。惟其如此，所以“革命精神”与“民族意识”可以作为抗战的凭借。惟其如此，所以“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第十节）。惟其如此，所以时间、空间、物质上的种种限制，都不能限制我方，我方惟知“战争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第十一节）。又如第十二节里说：“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这显然是激励意志的话。再就全篇来看，第二段教读者对于当前战局须有两层认识，第三段教读者须从深切记取“一贯的方针”进到“益坚其自信”。“益坚其自信”当然是意志方面的事情，而有了两层认识之后，不是也就“益坚其自信”吗？所以说本篇的整个目标就在激励全国国民的意志，也未尝不可。第十二节末了说：“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见得个人的意志就是全国同胞的意志，凡以上表示的部分，都是包括个人与全国同胞而言的。彼此既有这样共同的意志。除了“共勉”以求贯彻而外，当然再没有问题了。——前面说过，本篇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强固的意志，看了这里所指出的，就可以完全明白了。
一
本篇就性质说，是议论文，若就作用说，便是应用文。应用文与普通文相对。凡是文字，都是作者感到有写出的必要才写成的，作者对于一种事物或事理，觉得有话要向大家说，而且觉得非说不可，这才提起笔来写文字。在这意义上，原可以说一切文字都是应用的。可是有一种文字是专门应付实际事务的，写作的情形与其他文字不同。作者写其他文字，或者想报告自己的经验，或者想抒述自己的心情，或者想发表自己的意见，原都是有作用的；然而究竟要写不要写，全凭作者的自由，作者面前并没有实际事务逼迫着他，使他非写不可。应付实际事务的文字却不然；实际事务临到面前，你就非写不可，没有写也可不写也可的自由。譬如，有事情要与不在面前的朋友接洽，就得写书信；与别人有法律交涉，就得写状子；出去调査了某种事情，就得写报告书：写书信、状子、报告书之类都为着应付实际事务，并非作者有意要写文字，然而不得不写。这类文字特别叫做应用文。对于应用文而言，其馀的文字都叫做普通文。应用文与普通文的分别既经认明，本篇为什么是应用文，也就可以了然了。原来本篇是为着应付当前一件最重大的实际事务——抗战进入第二期——而写作的。
应用文大多数是理智的，如前面所举的书信、状子、报告书三种，除了书信可以搀入感情的成分以外，都非绝端理智不可。理智的文字总求把要说的话有条有理地说清楚，使对方正确地理会，所以写得明白是一个总目标。要写得明白，须没有闲事杂物使读者乱意，没有不普通的字句使读者分心。因此，所用的字眼和语句就得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而不得是感觉的、具体的、特殊的。惟有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字句，才可以使它的意义限于所说，而不含蓄或者混杂有别的意思。若用感观的、具体的、特殊的字句，那就无论如何简单，读者总可以作多方面的观察，下多方面的解释，而且不免有各自经验所得的印象感想混杂在内，要凭它纯粹传达一个意思，就很不容易了。懂得了这个道理，便可以明白本篇为什么写成这样形式。本篇的话都是概念的，别的且不说，“一贯的方针”里的“持久抗战”、“全面抗战”、“争取主动”三项便是三个概念。本篇的话都是抽象的，如说“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第一节），如说“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殖于西部诸省”（第二节），便是例子，此外不需再举。若用具体写法，就得描写“浴血奋斗”与“踊跃效命”的情况，记载人力物力移殖到西部诸省的事实了。本篇的话又都是普遍的，虽然是文言，所用字眼与语句都和白话很少差异，中间不用纯文艺作品里常用的那些修辞技巧，如果翻作白话出来，就是一篇明白易晓的演说。为什么要这样写？就因为本篇是应用文，而应用文的字句，除了少数种类以外，原则上应该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
上一节说如果把本篇翻作白话说出来，就是一篇明白易晓的演说。本篇与演说相似，还可以举出两点来说。第一，第二段说明对于放弃武汉应有两层认识，到末了第六节作一个提要式的结束，第三段阐明要达到最后胜利必须把握着“一贯的方针”，到末了第十二节又作一个提要式的结束：这样逐段结束，提示要旨，是演说里常用的而且有效的方法。听者听着演说者长篇大论的发挥，或许不能够照顾前后，体会出它的主要意义。演说者自己来一个提要式的结束，使听者依据了这个再去回味先前所听到的，那自然没有含糊或误会的弊病了。本篇第六节、第十二节的用意也是如此。第二，本篇把抗战的“特质”分作几处说，在第八节、第九节都说到一点，而在第十一节说得最详细：这样反覆称说，不避繁复，也是演说里常用的而且有效的方法。演说者向听者演说，只求其畅达，不求其简炼，为欲使听者认识深刻起见，对于同一事物，正不妨说了一段简略的，再来一段详细的。听者既听得一点不含糊，又一遍一遍地深印脑筋，演说的效果自然不同寻常了。本篇把抗战的“特质”分作几处说，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来解释。
二
本篇字语，都明白易晓。现在只提出少数应当注意的来说一说。
第二节里“厥在掩护……”的“厥”字，古代使用它的时候，多数与“其初”“其物”的“其”字相当。此外还有好几种用法，其中的一种，用得与“乃”字相当；这里便是这种用法，若改作“乃在掩护……”，意义也一样。若说白话，便是“是在掩护……”。
本篇里用了四个“盖”字，用法相同，都是提示的口气，表明下文是说明上文的。第二节“盖惟西北西南……供给不虞其缺乏”，是对为什么要“进行西南之建设”的说明。第八节“盖暴敌……以克底于成”，是对于“一贯的方针”为什么“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的说明。第十一节“盖中正前已言之……交通断无封锁之患耶”，是对于为什么能使敌寇“久战疲竭而覆败”的说明。同节“盖民族的国民革命……即其明证也”，是对于为什么“必可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的说明。
第五节末一语“其必葬身无地矣”的“其”字，意义与“殆”字、“将”字相近。如说“其庶几乎”、“其此之谓欤”，“其”字都是“殆”字义。说“今殷其沦丧”、“其始播百谷”，“其”字都是“将”字义。这里说敌寇“必葬身无地”，而“必葬身无地”还是将来的事情，所以用个“其”字，表示这是对于将来的推断。
第十节开头的“夫”字，是承接上文而推广开来的口气。前面八节说明了“持久抗战”与“全面抗战”，第九节说明了“争取主动”，“一贯的方针”的三项都说过了，以下要推广开来论到“一贯的方针”对于抗战信心的影响，以及对于将来战事的关系，所以用“夫”字开头。
第十节末语里“操券”两字是成语。“券”是契券，分为左右，双方各执其一，以为凭信；契券在手，事情没有不成的了，所以事情必成，称为“操券”。也可以说“操左券”或“操右券”，而“操左券”用得更普通。“操券以俟”一语，若翻作白话，不能说“拿着契券来等待”，因为白话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只须翻作“有把握”就是了。
第十二节里“自今伊始”的“伊”字，是古代的虚字，没有实义。“伊始”就是“始”，加上“伊”字，就有了两个音，念起来顺口。如“草创伊始”、“开办伊始”，都是现在常用的。
第十二节里用了两句成语。“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句，出于《战国策·秦策》，说一件事情做了百分之九十，还只能算做到一半，馀下的百分之十，所需的努力奋斗正与在前的百分之九十相当。“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一句，是南北朝时的常语，说屈辱苟安不如英勇牺牲；屈辱苟安，虽“全”而价值好比“瓦”，英勇牺牲，虽“碎”而价值好比“玉”。如果不用成语，这些意思就得用好些语句，至少像上面所写的，才能表达。可见引用成语的作用，在用少量的字句表达多量的意思。这里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成语是大家公认的，不能把它改动，或仿照着它来杜撰。如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五”，意义上岂不更切一点，然而把成语改动了，大家不承认。“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虽也可以作“宁可玉碎，不能瓦全”，或“宁当玉碎，安求瓦全”，但“玉碎”“瓦全”是无论如何不能拆开的；如说“宁为玞碎，毋为砖全”，便是杜撰了，大家不承认。成语不宜翻译，缘故也就在此。如作“走一百里路程的，走到九十里，只能算走了一半”，“宁可像玉一般地碎裂，不要像瓦一般地完全”，又如把前面的“操券以俟”译作“拿着契券来等待”，人家看了，只认为你自己的话，不知道原是成语的翻译，就不能完全领会你所要表达的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