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怀疑比兴的作用的是钟嵘。《诗品序》云：
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他说的是专用比兴或专用赋的毛病，但也是第一个人指出“意深”“词踬”是比兴的毛病。同时刘勰论兴，也说是“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清陈沆作《诗比兴笺》，魏源序有云：
由汉以降，变为五言。古诗十九章，多枚叔之词。乐府鼓吹曲十馀章，皆《骚》《雅》之旨。张衡《四愁》，陈思《七哀》；曹公苍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嗣后阮籍、傅玄、鲍明远、陶渊明、江文通、陈子昂、李太白、韩昌黎皆以比兴为乐府琴操、上规正始。视中唐以下纯乎赋体者，固古今升降之殊哉！
他将“比兴”的价值看得高于赋。这是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朱子等人的影响。又说诗到中唐以后，纯乎赋体，以前是还用着“比兴”的。但汉乐府赋体就很多，陶、谢也以赋体为主，杜、韩更是如此。看魏氏只能选出少数的例子，不能作概括的断语，便知是作序体例，不得不说几句切题的话，事实并不然的。而他所谓“比兴”也绝非毛、郑义，只是后世所称“比兴”罢了。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比兴》有论“兴义罕用”的话，最为明通。他说：
夫其取义差在毫厘，会情在乎幽隐，自非受之师说，焉得以意推寻！彦和谓“明而未融，发注后见”，冲远（孔颖达）谓“毛公特言，为其理隐”，诚谛论也。孟子云：学诗者“以意逆志”。此说施之说解已具之后，诚为谠言。若乃兴义深婉，不明诗人本所以作，而辄事探求，则穿凿之弊固将滋多于此矣。
自汉以来，词人鲜用兴义。固缘诗道下衰，亦由文词之作，趣以喻人。苟览者恍惚难明，则感动之功不显。用比忘兴，势使之然。虽相如、子云，末如之何也！然自昔名篇，亦或兼存“比兴”。及时世迁贸，而解者祗益纷纭。一卷之诗，不胜异说。九原不作，烟墨无言。是以解嗣宗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笺少陵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虽当时未必不托物以发端，而后世则不能离言而求象。由此以观，用比者历久而不伤晦昧，用兴者说绝而立致辨争。当其览古，知兴义之难明；及其自为，亦遂疎兴义而希用。此兴之所以浸微浸灭也。
从黄氏的话推论，我们可以说《诗经》兴句虽然大部分是譬喻，而《传》、《笺》兴义却未必是“作诗者之意”，因为那样作诗，是会教“览者恍惚难明”的。《传》、《笺》所说若不是“作诗者之意”，是否也不免“穿凿之弊”，也不免“离言而求象”呢？黄氏大约不这样想。他跟一般好古的人一样，总以为毛、郑去古未远，“受之师说”，当然可信；所谓“说解已具”，正指《传》、《笺》而言。后世学无专家，“师说”不存，再用《传》、《笺》中“以意逆志”的方法去说诗，那当然是不成的。不过黄氏所谓“比”也还是后世的“比”。《传》、《笺》里那样的“比”，其实也是教“览者恍惚难明”的。
可是后世用“比兴”说诗的还有不少。开端的是宋人。这可分为两类。一类可以说是毛、郑的影响，不过破碎支离，变本加厉。如《诗人玉屑》九“托物”条引梅尧臣（？）《续金针诗格》解杜甫《早朝》诗句云：
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玉屑》所谓“托物”有时指后世所谓“比”，有时兼包后世所谓“比兴”而言。世传唐、宋人诗格一类书里，像这样无中生有的解说诗句或诗中物象的很多，似乎是一时风气。但这种解说显然“穿凿”，显然“离言而求象”，而诗格一类书，既多伪作，又托体太卑，所以不为人重视。谢枋得注解章泉（赵蕃）、涧泉（韩淲）二先生《选唐诗》，也偶然用这样方法，但很少，当也是诗格一类书的影响。另一类是系统的用赋比兴或“比兴”说诗，朱子《楚辞集注》是第一部书；他用《诗集传》的办法将《楚辞》各篇分章注明赋比兴。不过他所谓“比”“兴”与毛、郑不尽同。他答巩仲至（丰）书（《集》六十四）中又说：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
但他只作了《诗集传》、《楚辞集注》，以下三编都未成书。元代有个刘履，继承朱子的志愿，编了一套《风雅翼》。这里面包括《选诗补注》，以昭明所选为主，加以删补；“至其注释，则以〔朱子〕传《诗》、注《楚辞》者为成法。”但四言有时还分章说，五言却以篇为单位。又有《选诗补遗》，选拔“唐、虞而降以至于晋，凡古歌辞之散见于传记诸子集者”。又有《选诗续编》，“乃李唐、赵宋诸作”。《四库提要·总集类》三论此书云：
至于以汉、魏篇章强分“比兴”，尤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朱子以是注《楚辞》，尚有异议，况又效西子之颦乎？以其大旨不失于正而亦不至全流于胶固，又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尚非枵腹之空谈，……固不妨存备参考焉。
这里所谓“未免刻舟求剑，附合支离”，“而亦不至全流于胶固，又所笺释评论亦颇详赡”，我们现在也不妨移作《楚辞集注》的评语。这一类价值自然比前一类高得多。
还有前面提过的陈沆《诗比兴笺》，专说“比兴”的诗，与朱子等又略有不同。魏源序说他“以笺古诗三百篇之法，笺汉、魏、唐之诗，使读者知‘比兴’之所起，即知志之所之也”。他的书叫作“笺”，当是上希《郑笺》的意思。各诗并不分别注明比兴，只注重在以史证诗。看来他所谓“比兴”是分不开的，其实只是《诗大序》的“比”。他的取喻倒真是毛、郑的系统，非诗格诸书模糊影响者所可并论。毛、郑的权威既然很大，他这部书就也得着不少的尊重。在陈沆以前，张惠言《词选》也以毛、郑的方法说词。《词选》序云：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书中解释也屡用“兴”字。如温庭筠《更漏子》第一首下云：“‘惊塞雁’三句言欢戚不同，‘兴’下‘梦长君不知’也。”又晏殊《踏莎行》下云：“此词亦有所‘兴’，其欧公《蝶恋花》之流乎？”按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四）论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云：“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又陈鹄《耆旧续闻》（二）论苏轼黄州所作《卜算子词》，以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是“取兴鸟择木之意”。是宋人已有以“比兴”论词的。到了张氏，才更发挥光大，词体于是乎也“尊”起来了。
至于论诗，从唐以来，“比兴”一直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后世所谓“比兴”虽与毛、郑不尽同，可是论诗的人所重的不是“比”“兴”本身，而是诗的作用。白居易是这种诗论最重要的代表。他在《与元九书》中说从周衰秦兴，六义渐微，到了六朝，大家“嘲风雪，弄花草”，六义尽去。唐兴二百年，诗人不可胜数，“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就是杜甫，“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首”。这是“诗道崩坏”。他说诗歌应该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又说：“歌诗合为事而作”。又说他作谏官时，“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他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第一类便是“讽谕诗”。他说：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
第二类是“闲适诗”。他接着说：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他又说：
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知仆之道焉。
这简直可以说是诗以明道了。“兼济”和“独善”都是道，所以上以“补察时政”，下以“泄导人情”，都是诗歌的作用。但可以注意的是，他的“讽谕诗”里只有一部分是后世所谓“比兴”，大多数还是赋体，《新乐府》是的，“所遇所感”诸篇中一部分也是的。而《长恨歌》、《琵琶行》等赋体诗，为当时及后世所传诵的，却并不在“讽谕诗”而在“感伤诗”里。更可以注意的是，他说“风雅比兴”，又说“美刺比兴”，“风雅”和“美刺”可不都包括赋体诗在内吗！原来《毛传》、《郑笺》虽为经学家所尊奉，文士作诗，却从不敢如法炮制，照他们的标准去用譬喻。因为那么一来，除非自己加注，恐怕就没人懂。建安以来的作家，可以说没有一个用过《传》、《笺》式的“比兴”作诗的。用《楚辞》式的譬喻作诗的倒有的是，阮籍是创始的人。不过这一种，连后来的比体在内，也还是不多。赋体究竟是大宗。赋体诗中间却不短譬喻，后世的“比”就以这种譬喻为多。就这种“比”及比体诗加以触类引申，便是后世的“兴”了。这样，后世论诗所说的“比兴”并不是《诗大序》的“比”“兴”了。可是《大序》的主旨，诗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发乎情，止乎礼义”，却始终牢固的保存着。这可以说是“诗教”，也可以说是“诗言志”或诗以明道。代表这意念的便是白氏所举“风雅”“比兴”“美刺”三个名称。不过“风雅”和“美刺”既然都兼包赋比兴而言，而赋是“直陈其事”，不及“比兴”“主文而谲谏，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所以白氏以后，“比兴”这名称用得最多。那么，论诗尊“比兴”，所尊的并不全在“比”“兴”本身价值，而是在“诗以言志”、诗以明道的作用上了。明白了这一层，像谭献《箧中词》（五）评蒋春霖《扬州慢》词，竟说“赋体至此，转高于比兴”，就毫不足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