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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毒之于“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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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李鸿章卖国唯恐不速,这话并没有冤枉他,因为有如下三个原因,而实足年龄将达七十六岁(李生于道光三年癸未正月初五),去日无多,不能不速:

一、前一年访俄签订中俄密约时,另有他与微德个人之间的密约:设立“李鸿章基金”,一旦开办中东铁路成为事实,即有大批贿款源源而来。李鸿章受俄之贿,除了微德否认以外,《罗曼诺夫报告》,俄国外交部档、中东公司档,均有记载。清理华俄道胜银行时,更有详细账目,但未公布。清理道胜银行系由王宠惠主持,当时在事人员,至今或有健在者,若能述其真相,足补历史之阙。

二、李鸿章与翁同龢有不解之仇。这两家恩怨纠结,已非一年。使李鸿章切齿刻骨者,即是翁同龢明知北洋海军是纸老虎,偏偏逼着他开仗,以致一败涂地。其时又眼看翁同龢得君日专,而有张荫桓为助,居然主持洋务。旧恨新仇,妒愤交加,所以务为破坏。

三、李鸿章一生事业,毁于日本,亟谋联俄制日,以为报复。情愿将旅大送与俄国者,希望俄国能有旅大做根据地,总有一天,为其报复黄海熸师的深仇大恨。

上述三因,最后一个情有可原,第一个固然可恨可耻,但受贿归受贿,办事归办事,亦原可将以私害公的程度减至最轻,其中最不可原谅,亦是自速其死的主要症结,即在第二个。当时李鸿章只要想到翁同龢,就会血脉偾张,激动难平,因此,一切的一切,以拆翁同龢的台为主。翁同龢愈顺利,李鸿章在既妒且恨的心情下,破坏得愈厉害,中国所吃的亏,俄国所得的便宜亦愈大。李鸿章受恩不谓不深,经事不谓不多,而高龄已达七十有余,其心情、行事,居然如毫无知识的妒悍村妇,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而不能为李鸿章丝毫恕也。

由于德、俄轻易得利,英国自然不敢落后,对借款一事,争取得很积极。十二月二十三日翁同龢记:

未正赴总署,英使窦纳乐等来谈借款利益,凡五端,一、三处口岸南宁、湘潭、大连湾公共埠。二、铁路由缅甸开至长江。三、长江各口不准他国来占。四、各处行小轮船。五、免租界外厘。

惟大连湾尤着意,意在必行。而今早俄巴使见李相,逆知英使之谋,力言大连如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然则此事之难可知矣。酉正始散,惘惘无策。

第二天又记:

见起,上颇诘问时事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诸臣亦默然也。退令领班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又拟饬部院诸臣不得延阁官事旨,散时辰正,径归。未刻赴总署,赫德言四十年劝中国自强,乃因循至此。言极痛。有心哉斯人也。

记赫德语:

四十余年食毛践土,极思助中国自强,前后书数十上无一准行者,大约疑我不实不公耳。今中国危矣,虽欲言无可言矣,即如日本偿款,当时我献策,将海关洋税全扣,每年二千万,十年可了,而张大人驳我。我又献策,我可借银五千万镑,除还日本外余一千×百万镑,中国可办他事,而俄法出而担借以挠我。试观今日还债两倍于本,较吾策孰得孰失耶。胶事办此榜样,各国生心,英国实欲中国兴旺,商务有益,今有此样,恐各国割据,则亦未免要挟矣。

又我再作旁观末论呈阅,我亦知中国万不可能行,特尽我心耳。我言若行,三十年可无大变故(此次语极沉痛,未能悉记)。

光绪与翁同龢君臣变法维新的决心,下于此时,于是而有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传康有为到署谈时局”之事。在翁同龢日记中,关于康有为的记载,多所删改,不过经由张荫桓的关系,翁同龢初期与康有为颇有往还,并曾在光绪面前一再提到,大致是事实,终于变法维新,如由翁同龢主持,则必以张謇为主要助手,这是毫无可疑的。

其时胶澳交涉暂告一段落,俄国已完成对旅大事实上的占领,而尚未开口要租界,总署主要的工作,在谈判俄国与英国的借款。彼此争着要借,李鸿章当然主借俄款,法国“亦阻英款”。翁同龢日记:

正月初三 未初到总署,两邸诸公毕至,俄使巴百罗福来称奉国电,借款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又极言英款万不可借,将以埃及待中国矣。辩论一时之久,而英使窦纳乐来,恭邸先往晤之,余与庆邸荣敬崇廖勉支巴使退。

适窦语亦横,大略谓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勉支而去。噫,殆矣。

正月初四 李相书云巴致恭邸,坚请许使诣彼都谈借款,微德电谓不借即失和云。法使到署亦拦阻英款,李相欲就俄缓英,试问何术以缓之哉?

正月初五 饭后合肥抄吴王电,谓若不借俄,则伊与户部代中国出力之处前功尽弃,再缓数日即迟矣云云。合肥颇急,令璞科第电微德商半借,又请速发许电令赴俄京,至如何拒英则并无一字也。晚再诣合肥,值其他出,作函告以恭邸未入,须明晨会商。

正月初六 恭邸与总署诸人会商借款,定各借五千万,即电许使令驰往俄都。

正月初五为李鸿章生日,贺客盈门,而他晚上居然会出门,是何要事,须他亲自料理?自然是到俄国公使馆,为俄国的利益效劳。初六定议各借五千万,电许景澄驰往俄都,其事由李鸿章一手安排。初七日他有一函致翁同龢,附见《尺牍墨迹》:

昨冒风寒,喉间忽红肿,噤不能言,延满、林二医诊视,据称宜避风静养,拟告假二日。今午后海使会晤,竟不克赴约,祈偏劳为荷。明日各使拜年,亦难奉陪,乞道歉忱。昨复吴克托电,并详告竹筼以俄英借款大略,署电只略举大意可矣。尊稿僭易数语,可否酌定饬发。如借一万万之说,应俟许电复及窦使初九晤后再定。罗电似亦可少缓。初九如少愈,必当力疾至署预议也。敬颂叔丈中堂

樵野仁弟 均祺

鸿章 正月七日午

按:翁同龢之兄同书,道光二十一年翰林,其时曾国藩散馆以三甲出身,授职检讨,翁同书散馆时,曾国藩典试四川回京,刚转编修,为同书司官。李鸿章以继承曾国藩衣钵自命,对于师门关系,格外重视,所以无论科名、官位、年龄皆高于翁同龢而不惜屈己称“丈”。对张荫桓用“仁弟”的字样,更可确证,张对李曾拜门称老师。

李鸿章之冒风寒,即由于一再往来俄国使馆之故。致翁函中曾附电稿三件,但《尺牍墨迹》中,只有两件。录“致俄王爵吴克托”一电如下:

借款初本托罗启太,未允,故与英银行商议,无如要挟多端,英政府乃愿以轻利保借,亦系好意,若遽回绝,立即失和。然贵国户部及尊处出力帮助,中国尤甚感谢。今势处两难,拟设法调停俄英,各借一半,各五千万,不但中俄邦交永固,即英国体面友谊无伤。

已派许景澄赴彼得堡商办,务求贵爵向户部委婉代陈,俯如所允为幸。至贵爵难远东来,实深盼惜,容缓图之。

另又致许景澄一电,说明俄英借款条件,“英廷保借肆厘,无扣,还息五十年不归本”,不谈另附政治条件,即就借款本身而论,年息千分之四,并无折扣,期限长达五十年,这是相当优厚的条件,不止于如李鸿章电报中所说的“比较稍省”。但徒以“俄阻势将失和”,不能不各借一半,且须向俄婉转陈词,乞取谅解。而李鸿章犹口口声声俄国本心无他,实为助华而来!汉奸惯用自欺欺人的伎俩,固然千古如出一辙,独怪“两邸”、翁同龢及总署诸人,竟能坐视其胡作非为,公然卖国。我曾不信世有如明思宗所说的“亡国之臣”,写到这里,实在也不能不信了。

俄英借款,在此时剑拔弩张,相持不下,岂意事有大出意外者。初变为两国皆不借,再变为只借汇丰的“商款”。这两变,前后不过十天的工夫,由张荫桓与赫德接洽成功。翁同龢犹以为虑,《尺牍墨迹》曾有致张荫桓两函,一则曰:

商款无碍之说,虽经开譬,鄙怀终未释然。譬如豪横无赖欺一懦夫,纵理直不能申也。

再则曰:

我曰商款,彼曰总是英款;我曰税司,彼曰总是英人。寖假而占黄海,寖假而吞三省,奈何!敌势如此,故不能不虑。

“豪横无赖”指俄国。借汇丰商款,实际上仍是英国政府做主,窦乐纳曾出面声明,“赫德须留任税务司,并赫去仍用英人”,故翁函中有“总是英款”“总是英人”之语,深恐俄国以此为入侵的借口,所虑不得谓之偲偲。但张荫桓力言无碍,所以然者,因为已得俄国的谅解。

俄国所以谅解的原因有二:第一,日军此时犹占领威海卫,须本次赔款清偿后,方始撤退,而英国贷款的条件之一是租借威海卫,俄国既已占领旅大,当然关心对岸的威海卫落在何人手中。在俄国看来,威海卫为英所占,差胜于为日所占,同时,同意英国租借威海卫,可以换取其对俄国租借旅大的支持。

第二,最重要的是,俄国借此拉拢张荫桓。相信这是李鸿章的主意。我前面谈过,张荫桓决心完全倒向翁同龢,助翁打击李鸿章,使其不得为患,但翁不识其中利害,紧要关头,松了一步,变成纵虎出柙。张荫桓为求自保,不能不见风使舵,但李鸿章要收张荫桓为己用,拉他一起卖国,就得先拖他落水。汇丰借款,劝俄国让步,目的是让张荫桓弄一笔很大的好处。

这笔好处有多大?至少有两百六十万。英款最初的条件是四厘无扣,改了个“汇丰商款”的名目,其余政治条件毫未放松,而利息、折扣都不同了。据翁同龢记,条件是:“一万万(按:合一千六百万镑),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佣)钱。”加了年息,多了佣金,最吃亏的是八三扣,借一万万两银子,先扣一千七百万。这笔巨款,分的人当然很多(包括李鸿章在内),但张荫桓必得大份。我之说“二百六十万”,乃是根据胡孚宸的参折而来。

最先为此案参翁同龢的是有名的词客王鹏运,时官江西道御史。翁同龢被逐之前半月的四月初十记:

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王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赂也。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

观薰莸、泾渭之语,可知此时翁同龢已经看穿张荫桓。“元规”指李鸿章。《晋书·王导传》:

庾亮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障曰:“元规之尘污人。”

用“元规污人”的典故,意思非常明白,李鸿章放空气,说翁同龢与张荫桓在汇丰借款中朋谋纳赂。王鹏运自然不会受李鸿章的指使,只是在论“大臣误国”时,闻风言事而已。

又五月初八日记:

樵野来,告初六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蒙温谕谒力当差。又云是日军机见东朝起,极严,责以为当办,廖公力求始罢。又云:先传英年将张某围拿,既而无事,皆初六日事也。余漫听漫应之而已。

“廖公”即廖寿恒,是年二月始入军机。观张荫桓所语,可见光绪与慈禧对张荫桓的态度,是两极端,一人“温谕”,一人“极严”,甚至有命步军统领英年围拿之说。而翁记张语,曾不一自辩其未得贿,则是默认胡孚宸非诬。关于张荫桓失欢于“东朝”,竟致身首异处,留待后文再谈,先将李鸿章卖国一事作一归束。

兹先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条列其发展过程如下:

二月十一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到总署,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及建造南满支路达黄海,限五日答复(明日致正式照会)。

二月十二日: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大臣与俄国商旅顺大连事(另有国电致俄皇)。

二月十七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及朴科第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如能于限期内应允俄国要求,愿各酬以五十万两。

二月二十日:俄署使巴布罗福向总署声称旅大租地,开通铁路(南满支线),断不能改,限两日答复。

俄外部商请德使赞助俄国取得旅顺大连。

二月二十一日:命李鸿章、张荫桓赴俄使馆会议。

二月二十三日:许景澄电总署,旅大事难挽回。总署复令劝俄勿相逼迫,俄可随时借泊屯煤(是日许谒俄皇)。德允协助俄在远东之政策。

二月二十四日:俄国宣布如中国允许借让旅大,各国船舶仍可自由前来。

朴科第以银五十万两面交李鸿章。

二月二十五日:许景澄、杨儒再与俄外部谈旅大问题,俄拒绝减商,限三月六日前订定,过期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同盟交谊,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总署令再商,勿决裂)。

二月二十六日:翁同龢向帝力陈,如旅大许俄,各国必起,其患即在目前。

俄宣布不再积极过问韩事,即撤回在韩俄员(日可不反对其租借旅大)。

二月二十八日:俄使以旅大租借约稿示总署。

三月一日:帝召见军机大臣及李鸿章、张荫桓商俄事,未能断,诸臣皆挥涕。

庆亲王、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商议俄事,认为除允行外,别无法(有人向翁建议与俄德法订密约以戢他国贪谋)。

三月二日:军机大臣沥陈现在危迫情形,应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挽回(帝云太后尚未将此事论及)。

总署大臣与俄使会议旅大租借条约。

英俄谈判,俄允开放旅大。

三月三日:俄使续与总署大臣会议旅大租约,变更铁路条款,几决裂(时英使亦到总署)。英使与总署大臣密谈,谓旅顺屯兵,关系东方商务大局。

三月四日:派李鸿章、张荫桓为中俄订租旅顺大连及接展铁路条约画押大臣。

三月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俄署使巴布罗福订立旅顺大连租借条约,以二十五年为期,允建南满铁路。

广东广西云贵山陕浙江举人麦孟华、梁启超等上书都察院,力争旅大,拒俄请以联英日,并发愤变法,力求自强。

三月七日:德皇电贺俄皇取得旅顺大连。

如上所引,俄国步步进逼,狰狞面目尽露,孰令致之,谁实为之?张荫桓此时已倒向李鸿章,狼狈为奸,共谋私利。若谓翁同龢对张荫桓,以前是善善不能用,则此时为恶恶不能去。至于李鸿章,则始终无悔祸之心,事实上纳人之贿,把柄在他人手中,亦无法稍作补救之计,如最后议约之时,犹允俄国额外需索。翁同龢三月初三记:

未正至总署,申初巴使来续议旅大约,已允者铁案,其余亦颇商改。惟铁路一条,忽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指图大争。巴竟谓若大连不能通,则另觅海岸作通商口。余遂大驳,谓尔临时所改,我照华文,一字不敢。巴词穷,认笔误。仍以发电谓中国因数字不误,不肯画押而决裂。余笑应之曰:“任尔诬妄,我不任咎。”惟时英使在东厅,合肥、廖公晤之,巴有所闻,故改前说,知英之必来阻挠,须埋不开大连商埠之根也。此一事直持至戌初,合肥还座,倦容可掬,竟允其加“沿海”二字而罢。从此画押之期不改,各国蜂起矣,如何,如何!

现在再回溯到胶澳事件初起之时,德国因为俄国的态度,暧昧不明,愿意速了曹州教案,在中国谋一港口之事,另案办理。但以李鸿章先则泄露德使所提六项要求于各国使馆,继而当面要求俄使干预,揆其用心,无非蓄意扩大事态。

结果,胶澳仍旧不保,而旅大又失。由于俄国占利忒大,英国不甘坐视,乃要求威海卫的租借权,并要求中国承认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于是法国亦提出四项要求,并占领广州湾,而日本则要求中国保证,福建沿海各地,不得割让与他国。其间英国所得的实利,如租借九龙,扩展上海租界等,蚕食殊甚。凡此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反应,皆由李鸿章所引起。

李鸿章的全集中,于其晚年自甲午战后的活动,皆略而不详,此为其亲属故旧,有意隐讳。癸丑议和,自非李鸿章不能收拾残局,乃以保全慈禧一事,尽盖前愆,复受尊礼,身后恤典极厚,谥文忠,入祀贤良臣,居然公忠体国的纯臣。其实,李鸿章如无丁亥之际卖国的行为,则癸丑议和不难,他本人的一条老命亦不会送掉,更溯因果,则戊戌变法,亦不致发生。尝读《明史》,颇惊异于嘉靖以后,凡事之始末曲折,人之贤愚功过,无不条叙井井,评断允当,数百年以后,犹似身经。而数十年前的时事人物,反有雾里看花、妍媸不分之感,此则治近代史者,不能不内讼者也。

周弃子先生赠我《瓶庐诗稿》乙册,据李嘉有先生所藏1919年刊本影印,卷六丁酉年(二十三年)最后一首《题自藏石谷仿董巨画卷》诗云:

鹓行人杰未全无,

文学居然胜大夫。

互市忽来回纥马,

割城谁献督亢图?

封疆事大疑难决,

帷幄谋深智若愚。

记取伏蒲三数语,

首将刍藁责司徒。

题与诗截然两事,细细参详,恍然大悟。翁同龢被逐归里,旋生政变,为恐贾祸,日记诗文,多所删改,以掩其迹,这一首七律,诗真而题假,原题应为“赠张樵野”。诗意颇晦涩,但读其日记,参以《尺牍墨迹》,亦不难索解。说之如下。

百官班行谓之“鹓行”。首句感叹朝中人才寥落,而竟“未全无”;下承“文学居然胜大夫”,托出张荫桓,表明其长处及身份。“大夫”有多种解释,此处用庾子山诗意:“讲书征博士,明经拜大夫。”以正途出身的朝官为“大夫”,张荫桓捐班出身,应列之于“三士”。而文采、学问,居然胜过正途出身的朝官。

“互市忽来回纥马”,自是指俄舰忽到旅顺。此句有两解。杜甫《诸将》第二首:“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回纥马来,实救朔方之兵,此指俄德勾结为一解。但中德交涉,已有成议,“六条”中开山东铁路及矿产,尽德商承办,此亦可谓之为“互市”。根本不烦回纥,而兵马无端忽来,岂非居心叵测?此又是一解。以当时情况而论,自以后解为得作者的本意。

“割城谁献督亢图?”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而活用之,意谓俄国何知旅大之利,指明要索?此合上句皆责李鸿章。

“封疆事大疑难决”,自是写实,“帷幄谋深智若愚”则为赞张荫桓。当时必有似愚实智的良谋,直接奏陈于光绪,由“帷幄”及其下“伏蒲”句可知。翁同龢日记中曾数记此一时期中,光绪曾单独召见张荫桓,其谋曰“深”,曰“若愚”,料想当有看起来不聪明而实为根本之计的远大做法。

其谋已与翁张骸骨,同埋地下,可得而知者,即张荫桓曾奏请光绪,召李鸿章诘责。何以不先奏明,并不商诸同僚,即擅自令宋庆及旅顺船坞委员,俟俄舰到时,照料一切?此即所谓“记取伏蒲三数语,首将刍藁责司徒”。刍藁者,秣马者也;司徒则非李鸿章莫当。本事固彰彰明甚。

于此可知,翁同龢固非社稷之臣,光绪亦暗弱无用,而张荫桓确为“鹓行人杰”。我在想,张荫桓伏蒲上言,如在上者为明思宗,则衡以袁崇焕之冤死,以及明思宗之果于用重典,李鸿章必难逃显戮,这也就没有后来一连串的大祸。

《瓶庐诗集》戊戌年第一题为《再题自画草堂图次前韵》。原韵如下:

梦里新添竹数行,

城西闻有小茅堂。

他年炒豆呼村酒,

莫忘官厨腊粥香。

此诗作于光绪十三年丁亥腊月,显然有林泉之想。“再题”计两首,其一云:

十三年尚逐鹓行,

孤负城西旧草堂。

元日退朝惟默坐,

敢夸身染御炉香。

自丁亥至戊戌,实仅十一年,起句“十三年”,当系误忆。翁同龢在丁亥即拟归田,而至今“尚逐鹓行”,自谓“孤负城西旧草堂”实为违心之论。依我看,翁同龢纵非热中之人,但绝非恬退淡泊者,则可断言。试看前作,茅堂炒豆,一呼村酒,而不忘官厨,此日朝罢,谓不敢如贾至、杜甫早朝大明宫后的矜夸,其实正不能忘情于“身染御炉香”。这年元旦的兴会,若仍如往年访鹤、游厂之时,哪会记得起城西草堂?

第二首有自注:

掣电飞驰墨数行(电信多予笔),居然批敕立朝堂!

桑榆难补东隅失,尚有人争海舶香(顷因胶事呕尽心血;卒被人数语割弃,愤惋欲绝)。

三、四语,即指李鸿章。第三句所责甚重,意谓李鸿章尽力谋国,尚难赎败于日本之罪。由末句注中,则知翁同龢并非不知李鸿章卖国,而卒无所补救,只留得一句“愤惋欲绝”的诗注者,只因“居然批敕立朝堂”,不承望亦得有当国真宰相之一日,自足珍视。有此一念,不免依违,说得实质些,不肯以去就力争。康熙年间彭鹏劾李光地夺情,谓其“贪位忘亲”,如翁同龢则是“贪位忘国”。春秋责备贤者,难为其作恕词。

走笔至此,接得周弃子先生电话,谈到李鸿章的晚节,弃子先生提醒我,范当世挽李鸿章一联,意在言外,“有吾皇褒忠一字”,苦心维护,而实为曲笔,大可参详。按:范当世挽李鸿章联云:

贱子于人间利钝得失,渺不相关,独与公情亲数年,见为老书生穷翰林而已。

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有吾皇褒忠一字,传俾内诸夏外四夷知之!

范当世录稿后,独自“与公”以下十六字加圈,已表示其挽李鸿章纯出私情。但在李鸿章七十赐寿时,寿联“环瀛海大九州,钦相国异人,何待子瞻说威德”,拟李鸿章为苏东坡所极口称道的文彦博;下联“登泰山小天下,借通家上谒,方今文举足平生”,以能如孔融之谒李膺为荣,则“人间利钝得失”,何尝“渺不相关”?而昔日视之为威德皆盛之文潞公者,忽谓不过“老书生、穷翰林”,则又何说?由此可知,如此措施,乃是范当世不便论李鸿章平生,不得已而找的借口。“环瀛海大九州”的李鸿章,一生可颂扬之处,亦复不少,竟避而不论者,正因其人不可深论。

由下联可知当时对李鸿章的功罪是非,论者甚多,且必有其不忠于国之论,故范当世因李鸿章谥文忠而以“有吾皇褒忠一字”之一语,为他做挡箭牌。其实“褒忠一字”,犹非“吾皇”,乃是慈禧太后之酬私恩。然则连抬出“吾皇”来的这面挡箭牌,防御力亦很薄弱。“国史遇大臣功罪是非,向无论断”,姑可有此一说,亦正因有此一说,异代不能不论其功罪是非。由今而观,同光中兴名臣,李鸿章是绝不能与曾、胡、左相提并论的了!

反倒是张荫桓,死于忠义,末节应可尽盖前愆。只以不是出身科第,而后人又不振,所以鲜有论其事者,为补叙其获罪及被杀经过,以存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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