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甘地现在固未曾“捐生”，但我每想到他的“忠诚”，他的“躬履诸艰”，他的“浩然……而无所顾悸”的精神，总要连带想起曾涤生所说的上面几句话。五月五日英政府决定逮捕甘地，他就逮时之从容，感人殊甚。当日由县长警长等率武装警察数十人夤夜驰往甘地的驻所，时则万籁俱寂，甘地已入睡乡，众警用火把照他，甘地即惊醒，从容问道：“你们要捕我吗？”县长答以奉命拘捕，甘地又从容问道：“肯让我漱口吗？”众允所请，甘地乃用盐行其印度重礼，既毕，从容探怀出上印督书，授其从者之一（时从者皆集），嗣乃与诸义务员殷殷作别，并挟一纺机随众就道，因为每日纺纱以抵制英货也是他所主张的救国义务之一，大概他预备带到狱里去用的。这种从容态度出诸甘地是不足奇的，因为他原是时时刻刻准备入狱，用自我牺牲来拯救他的同胞。他在此次率领义务员队游行中屡有宣言发表，在杰拉尔普发出的宣言，原认不合作者之被捕是逻辑的结果，他在但逮对民众演说里也说“我若被捕，我将不惊亦不畏”，又说“我若一日不见一独立的印度，将一日不止我的不合作的运动，将一日不使英政府得以安宁”。他原准备着自我牺牲，所以牺牲之来丝毫不足扰动他的心绪。

甘地此次实行非武力抵抗的第一步是领率义务员队于炎日之下作辛勤困苦的长途步行，到印度洋海滨去制盐以反抗政府的法令。他不从别的着手，先从私人制盐及反抗盐税入手，也有他的特别原因。要明白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明白印度盐税是印人觉得奇耻大辱的一件事情，并且是印度最大多数贫民负担独重的一种苛税。欧战之后在印度的英政府不顾印人的民意与舆论之积极反对，悍然增收加倍的盐税，这样得来的民脂民膏并用来大兴土木，在新都德里大建英人官员所住的宏伟靡丽的官署与官邸。当时印度各报对此事均作严正的批评，并引英人韩德爵士（sir william hunder）在印度实际调查的报告，谓印人无论在何时至少有四千万人在饥饿中挨命的境域，他们每日至多吃一顿少许的薄粥。加一点盐勉送下咽。所以盐税之增重，在富人不受影响，而独使已处于极穷苦惨境的大多数印度贫民再多受一层剥蚀的灾难。所以当印督将此案提出于议会，凡是印度议员没有一人不投反对票的，但是反对尽管反对，印督竟于征得伦敦政府的同意后，悍然实行。这件事使印人深刻的感觉距印度七千英里的英国可因少数英人的利益而置印人的死命，只要顾到少数英人的利益，整千整万的印人生命是如同蚂蚁一样的微贱。现在甘地要求废除政府对盐的公卖办法，听说印督最近亦觉民意之可畏，已委任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此事，也许就是废除盐税的第一步。但即使盐税废除了，还不过是甘地为民请命的大目的的开端，他还要用同一的途径来废除其他关于虐民的苛税，如政府对于穷苦农民所征之土地苛税等等，最后还要达到他所寝食梦寐不忘的一个独立的印度。

他平时每晨四点钟就起身虔诚祷告，每遇星期一则静默二十四小时，用来静思默想，并作他所主持的《青年印度周刊》的社论。他的生活虽偏于宗教的禁欲的方面，但却极富幽默的性情，对人总是欣悦温和，有人到他家里做客的，他总是喜欢自己来照料他们的安适，尤喜欢小孩，他常混在小孩里谈笑欢乐，简直和小孩一样。他的身体很弱，重量不到九十磅，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八日曾被政府判定六年拘狱，他谢谢法庭，欣然入狱，后来拘了两年，大病，乃由英国第一次劳工政府无条件的释放，现在又由第二次上台的同一劳工政府拘捕。我们深信甘地之被捕，只有愈益增加扩大印度全体人民的民族意识，愈益显露英国的帝国主义之横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