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一 明 夏良胜 撰
天命之性之义【正性之原 论性之弊】
《易・干・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朱熹曰:“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也。”
臣良胜曰:“世之有人,人之有性,皆本乎天也。天之生人,使之各得其性;人君治人,使之各遂其性,君犹天也。此臣托始于乾道之微意也。孔子释文王利贞彖词而推原性命之蕴,子思谓天命之性,盖本于此。天以阴阳理气浑融凝合,神妙变化,是生人物,而各有所赋为性者。故木之性仁,火之性礼,金之性义,水之性智,土之性信。人得其全而兼备于万善,物得其偏而各举于一端。然而天地冲和之气,各随所得而有所合,此乾道所以遂于用而至于成,故曰利贞,而元亨之德于是有终矣。”
《易・系辞上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真德秀曰:“阴阳二气,流行于天地之间,来往循环,终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之与气,未尝相离,继继而出,莫非至善,在人则曰性焉。理无不善,性岂有不善哉?”
臣良胜曰:“道者,虚位也;性者,定名也。性不可易,道可名而上下者也。故子思谓率性方名之道,此言道则在受性之先矣。何者?阴阳,气也。二气交感,继以生育人物,无有不善,而以成全于人物者谓之性也。是阴阳初气,犹有清浊不齐,至于继善成性,则合于理,合理气谓之性,此阴阳所以为道也。”
《汤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
蔡沈曰:“天之降命,而具仁义礼智之理,无所偏倚,所谓衷也;人之禀受,而得仁义礼智之理,所谓性也。”
臣良胜曰:“帝王言性,自成汤始,且当伐夏归亳之时,诞告天下,与之更始,即及于此。此成汤所以作民君师之首务,臣所以托始之微意也。曰降衷,言其中也;曰若有,言其顺也。惟其本然之中,是以自然而顺也。使其有所偏倚,必待矫揉造作,求合于中,则非性矣。然不特曰性,而曰恒性。上帝降于下民者,一而已,不以圣丰,不以愚啬,不以古有,不以今无。惟圣人为民物之主,而尽君师之职,则下民各遂其性矣。所谓代天而理物也,故曰克绥厥猷惟后。”
《烝民》之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朱熹曰:“天生众民,有是物必有是则,自百骸九窍而达之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无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视之明、听之聪、貌之恭、言之顺、君臣有义、父子有亲之类是也,是乃民所执之常性,故其性无不好此美德者。”
真德秀曰:“则者,准则之谓,一定而不可易者也。古人谓规矩、准绳、权衡为五则,以其方圆、平直、轻重皆天然一定之法故也。”
臣良胜曰:“理存乎内而为性,欲感乎外而为情,情之善者,性之善也。今夫执途之人而誉之曰君子,虽其所怨怒,有喜色焉,由其性中有君子之则也;执途之人而毁之曰小人,虽其所亲爱,有怒色焉,由其性中无小人之则也。以烝民之性无不好德若此,则圣人在天子之位,秉性至善,大有异乎凡民者,其好德之情当何如哉?”
《荡》之诗曰:“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朱熹曰:“荡荡之上帝,其命乃多辟,何哉?盖天生众民,其命多不可信者,盖其禀命之初,无有不善,而少能以善道自终,是以致此大乱,使天命亦罔克终,疾威而多僻也。”
臣良胜曰:“天之生人,其初未尝有僻,命人之初生,其性未尝有僻,民故天之于天下,未尝不欲大治而无乱也。惟人不克终,而失其受性之本,遂使天不克终,亦失其生人之本,故世有辟民,天有辟命,而大乱极矣。夫以烝民而好德者,由天之降衷也;其鲜终者,亦天之辟命也。虽然,岂上帝真有辟命哉?罹乱之人,疾呼而诉,归咎于天尔。此诗本以忧厉王而作,则致西周之乱者,君也,委罪于民而诉于天,忠厚之意如此。”
《春秋传》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
臣良胜曰:“天下之至善者,中而已矣。以民生而受天地之中,此性之所以善也。中之所以善者,无偏倚也。一有偏倚,若贤智之过,愚不肖之不及,皆非中也,亦非能也。故凡取祸在愚不肖,固其所也;在贤智,亦多有之。屈原之忠,贾谊之达,婴祸非浅,言足饰非,知足拒谏者,亦岂享天下之福哉?必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动罔弗中,是谓能者养之以福,刘子谓动作威仪为能者,就成子受脤不敬,出言非其至也。”
《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之,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
刘敞曰:“人生而静,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天命之性也;感于物而动,则性发而为情也。人心虚灵知觉,事至物来,则必知之,而好恶形焉。好善而恶恶,则道心之知觉,原于义理者也;好恶无节于内,而知诱于外,则是道心昧而不能为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则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则人欲炽而天理灭矣。况以无穷之好恶,而接乎无穷之物,则心为物役,违禽兽不远矣。”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朱熹曰:“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善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无(此处可补充 “恶” 字,原句应为 “习于恶则恶”,使语义完整)则恶,于是始相远尔。”
程颢曰:“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
臣良胜曰:“从古言性,皆自其至善者言,善则一而已矣。至孔子乃言相近之性,近则犹有间也。盖世有治乱,人有圣狂,赋理虽善,而受气之清浊、厚薄万有不齐,不相同而相近,至习而有善恶之分,乃相远尔。是非性之远也,习之远也。盖天之生人,理气浑融,故气以成形,理以寓形,二者不能相离,固不可言性纯于理而善,亦不可言气质之性有善恶也。故臣谓孔子言性,妙于近之一字,朱熹释注,妙于兼之一字。”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朱熹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词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臣良胜曰:“圣人教人,无非欲其入于善也。所谓善者,即性与天道之理也。而子贡乃谓不可得而闻者,性命之原,精微之蕴,非惟学者之所难悟,亦教者之所难言,故夫子罕言仁,而颜子亚圣,止于问仁。仁虽统乎万善,犹性之一体,然则性岂可以易言哉?其后,佛氏以即心见性为教,始有易言之者,末学下流,往往便谈性命道德,以为饰泽之资,殊失孔门授受难言之意。”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朱熹曰:“性者,人所禀于天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汩于私欲而失之,尧舜则无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
程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后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后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后非。”
臣良胜曰:“孔子言性,则兼气质,故曰相近。孟子学孔子者也,而言性一本于理,故曰性善。孟子岂异于孔子者哉?盖有所矫而言也。战国之时,邪说横流,为我害仁,兼爱害义。若告子杞柳、湍水之喻,公都子有性善性不善之问,皆将凿性分而坏心术矣。故孟子推本言之,必曰性善,且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以见圣人可学而至此,圣贤救世之心也。若其论性,孔子之言无遗蕴矣。夫人之生也,气尝先理,如人有心,是气也,心之虚灵知觉乃其理也。理无不善,遇气之清而厚者,斯善矣;若浊而薄者,理亦为之少损。故生人亿兆,而卒为圣者不一二,为贤者不十百也。若果尽归于习,则颜曾所习岂有不善?欲至夫子之圣,亦且甚难。汤武反之,视之尧舜性之,终为有间。要之,气质所拘,自有分限,至于善恶相去之远,则由于习,而理大异矣。譬之泉水,是理,若出自石窦,流于石涧,到底清澈;若出自泥沙,流经污潦,虽云是泉,而渣滓秽浊,并其本性而失之。故曰:合理与气,有性之名也。然谓人皆可为尧舜,则必然者。尧舜者,圣之至也。圣有全体之圣,有具体之圣,有一节之圣,如夷之清、惠之和也,可以圣言。有人于此,或笃一行,或善一事,已到至处,便使圣如尧舜,不过如己所能,是即所以为尧舜也。故虽圉厮仆养之役,若百里奚之饭牛而牛肥,推之为孔子之畜蕃息者,只是一理。孟子岂大言欺世者哉?”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张载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理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
臣良胜曰:“孟子尝言人可为尧舜,是人性与圣为一,此则言人性与天为一,顾人之自尽其心何如尔。天者,理而已矣。人心具而为性者,即此天之理也,是吾性中自有天也,何他求哉?故尽吾心以知性之理,不至于差缪,所以知天也;存吾心以养性之理,不至于消亡,所以事天也;持之终身,一息尚存,此志未懈,则与天之悠久无疆者吻合无间,将有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天之命自我而立矣。故曰:圣人之心与天为一。人君所以法天而立道,求之性分,有余师矣。”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
臣良胜曰:“孟子善言性者,此则教天下之人言性也。性蕴于心,非有形迹可指而言,但因其发见已然之迹,而推原其流行自然之运,则言性而指掌矣。若言性中有仁也,则自见孺子入井而形恻隐之端言之,推之而立爱惟亲,又推之而亲亲而仁民而爱物,皆自然及之,而无所矫拂,则性之仁无余言矣。言义礼智信之性,放此。”
周敦颐曰:“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
朱熹曰:“此性便是言气质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刚恶、柔恶,却于刚柔二善中择中而主焉。”
又曰:“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则此理没安顿处。但得气之清,则不蔽锢,此理顺发出来;蔽锢少者,发出来天理胜;蔽锢多者,则私欲胜,便见得本原之性无有不善,只被气质来昏浊,则隔了,学以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矣。故说性须兼气质方备。”
程颢《定性书》曰:“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朱熹曰:“定性者,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则动静如一,而内外无间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学,亦以求定而已矣。”
臣良胜曰:“由周子之言,则有契于孔子相近之旨;由程子之言,则有发于孟子性善之蕴。”
右衍正性之原
荀况曰:“人性恶,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不学而能者,其性善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察乎伪之情也。”
苏轼曰:“昔者尝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灭其书,大变古先圣王之法,于其师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观荀卿之书,然后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者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荀卿独曰:‘乱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众也,仁人义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独曰:‘人性恶,桀纣性也,尧舜伪也。’其父杀人,报雠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
臣良胜曰:“君子之立言也,发于先而有光,示诸后而无弊,是以不朽。善之不朽,恶亦宜然。孟子之言性善,善之不朽者也;荀子之言性恶,恶之不朽者也。由荀之恶,废孟之善,积祸至李斯而发于秦焚书坑儒,割裂封建,破坏井田,举万古圣贤成法而尽变之,视桀纣之暴政为甚,此其背于孔子孰大于是?韩愈氏乃曰:‘考其词时若不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至苏轼之论出,而后学者之议始定。呜呼,立言难矣,知言岂易乎哉?”
扬雄曰:“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韩愈曰:“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雄之言性曰:‘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鱼之生也,其母视之,知其必以贿死;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知必灭其家;越椒之生也,子文以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无灾,其始匍匐也,则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忧;既生也,傅不勤;既学也,师不烦。人之性果恶乎?尧之朱、舜之均,习非不善者也,而卒为奸;瞽瞍之舜、鲧之禹,习非不恶者也,而卒为圣人。之性果善恶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
苏轼曰:“善恶者,性之所能知,而非性之所能有者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恶为哉?虽然,扬雄之论则固已近之,其所以为异者,雄其不知性之不能有夫善恶,而以为善恶皆出乎性也。”
臣良胜曰:“从古圣贤为教为学,只是理会此性,至于文字,又其末也。于其末者致力,而惑焉,足以害性,不足谓之文矣,而何以为学为教云哉?自荀况言性恶,以坏孟子性善之说,至扬雄而少变之,曰:‘善恶混。’盖将处荀孟之间,而自附于孔子相近之意,殊不知理本一致,但涉于气则略有差等,而皆善也。若以为一善一恶,则固相远矣。昔人谓著书之误甚于方书杀人,况之误远,故祸及于一世;雄误少减,祸亦及于一身。且人之有身,是以有性,既不知性,何以有身?故身有出处之大节,而雄不知也;身有死生之大数,而雄不知也;失身事莽,著论美新,一闻收捕之命,遂投阁以死,是以出处死生之际,庸人俗士之所不为,又何言性以累圣贤之教之学哉?或者曰:‘雄亦因已之迹而疑其性,将谓天下之人犹已也。’司马光谓其潜心于道之极致,故其所得为多,欲推尊于孟子之上,至朱熹正史,则直书曰:‘莽大夫扬雄死。’噫,雄之性果善恶混者哉?”
韩愈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者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苏轼曰:“孔子之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韩愈之说,则又有甚者,杂性以为情,合才以为性,是故其论终莫能通,又欲以书传之所闻,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论,区区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瞽鲧朱均之迹而明之。圣人之论性也,将以尽万物之理,与众人之共知者,以析天下之疑,而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杂乎佛老。’愈之学说以为性之无与乎情,而喜怒哀乐皆非性者,是愈流入于佛老而不自知也。”
苏轼曰:“性之于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后形,应物而后动,方其无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则物之报也。惟其与物相遇,而物不能夺,则行其所安,而废其所不安,则谓之善;与物相遇,而物夺之,则置其所可,而从其所不可,则谓之恶。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
臣良胜曰:“甚哉,文人之相忌也!忌则将申其说以相胜,夫既有胜人之心,已失其性矣。其所谓言心之声也,又安足以明性哉?自孟子发善性善之论,程子谓其大有功于世,扩前圣所未发者。荀况则反而言之,曰:‘恶。’扬雄则合而言之,曰:‘混。’韩愈则包举而专之,曰:‘三品。’其上则孟之善也,其下则荀之恶也,其中之可上下者,则扬之善恶混也。善恶之别至韩已悉,而无以加,苏轼则欲一举而弃之,曰:‘性中无善恶,遇物所感而应之为善恶尔。’若果性中无物,遇物所感能应而不能夺者,果何物也?以尧之性所遇,不能无恶物;以桀之性所遇,不能无善物。然而善恶之相违者,岂中无物以主之哉?以是言性,亦老氏之无也,佛氏之空也。轼谓韩愈流入佛老而不自知,臣谓苏轼讥愈而适自状也。”
右衍论性之弊
《中庸衍义》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