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永安休整、建制以后，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迅速向长江中下游进军。1853年3月克南京，定为首都，随即分兵北伐西征，进入大江南北和中原广大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下，从1853年起，全国各地到处爆发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从而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
定都天京
为了扼杀太平军于永安，清军纷纷向永安城外麇集。1852年4月，清军已集中四万兵力围城，而太平军此时粮草殆尽，火药告罄。于是，洪秀全下令突围。4月5日深夜，太平军突围出城，击破敌人在城东十八里古苏冲所设防线，缴获火药十多担。清军乌兰泰等追击。4月8日，太平军在崩冲设伏，一举歼敌四千余人，然后乘胜北上，围攻桂林一个多月未下，5月19日撤围北上，24日抵湘、桂边界的全州，6月3日一举攻克。在战斗中，不幸冯云山重伤而死。6月10日，太平军在全州城北十里的蓑衣渡渡湘江，遭到江忠源所部楚勇伏击，损失很大。经奋战两昼夜，于12日渡江入湖南，克道州。
湖南是当时天地会起义特别活跃的地区。太平军入湘后，到处散发《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告，痛斥清朝政府“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等种种罪行，是“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尽弥天罪孽”。号召人们“各各起义”、“同心戮力，扫荡胡尘”。这些文告中，虽带有不少诬蔑满族的词句，但对清朝反动统治罪恶的揭露淋漓尽致，起了动员广大人民斗争的作用。太平军还打击官绅、地主，焚烧官衙，没收浮财，烧毁地契、粮册、债券，这些都深受人民的拥护，因此广大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
太平天国前期革命形势图
在道州休整之后，太平军于7月24日克江华，随即克永明（今江永）、嘉禾、桂阳州；8月17日克湘南重镇郴州。到处有大批人民入伍，到9月间，太平军已有十万多人，其中道州、郴州挖煤工人数千，入伍后组成“土营”，成为挖地道、破城墙的劲旅。
克郴州后，萧朝贵率林凤祥、李开芳等一千多人从小道直趋长沙，欲一举克之，不幸于9月12日在长沙城外重伤，不久去世。洪秀全等得报，即于24日率大队从郴州北上，围攻长沙五十天，仍不能克，乃于11月30日撤围北上。12月3日克益阳，13日克岳州。在这两地分别获得几千条民船和大批武器弹药，并有几万人入伍。其中的船民和纤夫，在入伍后编成“水营”，从此太平军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水师，大大地增强了向长江水域地区进军的能力。
接着，太平军入湖北，12月22日克汉阳，29日克汉口，然后以铁索系船，横江架设浮桥，于1853年1月12日攻克长江重镇武昌，击毙湖北巡抚常大淳等文武官员。这是太平军首次攻克省城，军威大震。太平军入城后，对人民秋毫无犯，向人民宣传天朝田亩制度，动员入伍，并组织人民恢复日常生活秩序。武汉有几万人入伍，使太平天国队伍总人数增加到五十多万。
太平军经过短期休整，2月9日撤出武汉，沿江东下，水路船只约一万条，帆幔蔽江，衔尾几十里；陆路夹江而行，浩浩荡荡。清朝两江总督陆建瀛闻风而逃。太平军以破竹之势，2月18日克九江，24日克安庆，3月8日陆路抵达南京城下，12日水师主力亦抵达南京江面，乃水陆合攻南京。1853年3月19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清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太平军先头部队在林凤祥等人指挥下，轰塌仪凤门，攻克南京，斩陆建瀛。20日又破内城（旗营），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29日，洪秀全入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正式建立了与清朝政府对峙的政权。
太平军入城后，太平天国队伍的人数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万，其中作战人员约有十一万至十四万人。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历时共二年又二个月；从永安突围到南京攻克，则还不到一年。
南京是清朝两江总督所在地，长江下游和整个东南地区的重镇；附近一带又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是清朝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地，京师所有官兵的食粮，向由江浙两省用漕运（长江、运河水路）运供。因此，太平天国据有南京，建立起与清朝分庭抗礼的政权和攻占附近城镇，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了清朝统治以前所未有的打击，促进了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
太平天国把南京不只是作为一个起义的根据地，而且更是作为自己的首都——“天京”和“小天堂”，这就容易在自己队伍中滋长保守、享乐思想，必然影响到以后的军事战略，使自己的行动被“固守天京”这个压倒一切的任务所左右。因此，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的，当革命尚未在全国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太平天国过早地定都，是战略上的失误。
清朝政府的对策
太平天国运动的迅速发展，粉碎了清朝统治者把革命扼杀在发动阶段的企图。面对燎原的革命烽火，清朝统治者进一步采用各种手段，动员一切反动势力，来对付太平天国。其中，军事上除一般调兵遣将外，最重要的有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和编练湘军的崛起；经济上除一般苛捐杂税外，还创立厘金制度。
江南大营统帅初为向荣，在金田起义前夕他由湖南提督调任广西提督，一直率军与太平军周旋，尾随太平军从广西到江南。在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半个多月，他率军于4月7日抵南京城外，在孝陵卫一带扎营，所部共有绿营兵约一万七千人，是为“江南大营”，其任务是遏阻太平军东下，并随时威胁太平天国的首都。江北大营统帅是琦善，建立于1853年4月，驻扎在扬州附近邵伯埭等处，主要是八旗军组成，总兵力有二万多人，其任务是阻止太平军北上，封锁太平天国北面交通，并与江南大营呼应，以威胁天京。
江南、江北两个大营，总兵力近四万人，都是清朝正规军，战斗力不强，但由于人多器精，且一南一北盘踞天京近旁，因此对太平天国构成了经常性的威胁。
随着太平军向长江中下游迅猛进军，在清朝正规军一触即溃、不战自逃的局势下，清政府令各地在籍官绅协助地方当局举办团练，以镇压民变。所谓团练，包括“乡勇”“团勇”两种。随营打仗，官给口粮的是乡勇；地主筑堡防守，口粮由地方自筹的是团勇。它们都是地方性的地主武装。曾国藩的湘军，就是根据清政府举办团练的命令纠集起来的一支凶狠的地主武装。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荷叶塘（今属双峰县）人。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从此依附权贵穆彰阿、倭仁门下，官运亨通，至1849年已升到礼部侍郎。他汲取孔孟和理学中的心术学，平时以“忠勤”“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之类相标榜，提倡死心塌地为清朝的统治效劳。
1852年秋，曾国藩因母死回籍守制。次年1月8日，清廷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到长沙助湖南巡抚（初为张亮基，2月3日改为潘铎，4月20日后为骆秉章）举办本省团练。
在此以前，湖南各州县已有不少团练，以江忠源的“楚勇”和罗泽南的“湘勇”为最著。曾国藩到长沙后，以“楚勇”和“湘勇”为基础（但不久江忠源率楚勇他调），先在长沙建一大团，另定营制、营规及各种章程，加紧操练，同时设立“审案局”，四出镇压民变。
湘军头子曾国藩
鉴于绿营兵有严重的“营伍习气”和种种弊病，曾国藩决意用新的办法创建湘军。他以罗泽南的“湘勇”为班底，以封建宗族、乡土、师生等关系为纽带，联结了一批教建士子为将领，再由他们层层自招官弁兵丁。如，曾国藩指定统领一人，由统领自选营官，营官自选哨官，哨官自选什长，什长自选勇丁。这样，使全军各级层层相依，“指臂相连，弁勇视营哨，营哨官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 这种办法加强了湘军内部的团结，也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制度的先例。
在创建湘军过程中，曾国藩采纳江忠源创建水师的建议，1853年秋在衡州、湘潭设厂造船，配置洋炮，由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等招募水手，训练水师人员。
1854年2月，湘军（曾国藩自己一直称为“湘勇”）正式建成，计有陆勇五千人、水勇五千人，连同夫役等，全军共一万七千人，以后又继续扩充。
湘军的军官多为封建卫道立场坚决的士大夫，士兵多为“朴实少心窍”的山乡农民。这支队伍水陆并重，有新式武器，有各种宗法关系联结，组织严密，其战斗力是太平军以往的对手绿营、八旗远远不及的。
湘军成军后，曾国藩率师对太平军作战。出师以前，他发布《讨粤匪檄》，诬蔑攻击太平军，还特别针对太平天国“反儒毁佛”的行动，利用知识分子和群众中对孔（丘）、孟（轲）、关（羽）、岳（飞）和神佛、祖先的崇拜，大肆攻击太平天国，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等等起来，以捍卫孔孟之道、封建伦理及清朝统治。从此，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劲敌。在随后十几年中，双方进行了无数次激战。
为了支付浩大的军费以镇压起义，清政府除了扩大卖官鬻爵，强索硬派，滥铸当十、当百、当千大钱，增加和预征田亩税，增加漕粮浮收等等之外，最重要的一项搜刮措施，就是推广厘金制度。
厘金制是由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 据其幕僚钱江的建议创立的。它是一种工商税，初分活厘（又名行厘）和板厘（又名坐厘）两种，前者为货物通过税，向行商抽征，后者为商品交易税，在产地或销地向坐贾抽征。名义上皆为值百抽一。1853年夏，雷以 开始先在扬州附近的仙女庙试行；同年10月，他在里下河设局，向扬州附近各镇米行抽取厘金，每米一石抽捐五十文，半年后已抽征了二万串钱（二千万文）。从1854年3月起，进而推行到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和其他各业大户店铺，并又在仙女庙和泰州设局。由于搜刮到了油水，雷以 便奏请朝廷推广，说此法“细水长流，源远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 [1] 。清政府正在财政万分拮据之中，得奏后即令大江南北各省试行，至1855年后很快在各地实行。清政府依靠厘金制，每年搜刮到数以千万两计的银子，在解决其亟感紧迫的筹饷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厘金在名义上虽值百抽一，但由于不但在产销两地对货物起征，又在货物运销中，沿途往往一抽再抽。抽征的又都是华商货物，对外商货物尽量避免抽征。这样，厘金制的推广，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本国商品更难与外国商品竞争了。而且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厘金制也继续存在，直至1931年才废止。因此，厘金制度不但在太平天国时期，而且在整个中国近代，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太平军北伐西征
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巩固天京防务，分兵攻取镇江、扬州等活动，随即分兵进行北伐和派出主力西征。
北伐的主要任务是进攻清朝都城北京。计划先占天津，然后等待援军，合兵再攻北京，以推翻清朝的统治。全军共二三万人，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率领。1853年5月8日从扬州出发，在浦口集中誓师后，迅速经皖北入河南，一路攻城不守，勇往直前。6月13日攻占归德府（今商丘），原计划在此附近的刘家口渡过黄河，经当时反清斗争炽热的山东省北上。可惜觅船不得，只好沿黄河南岸西进。6月25日行至汜水，寻到大小船只七八十条，乃自28日起渡河，至7月4日，尚有千余人未渡，这时，追敌赶到，这千余人只得南下到安徽，加入太平军西征部队。
渡过黄河的北伐大军，于7月8日起围攻怀庆（今沁阳），围城五十几天不克。清廷亟派由内阁学士提拔的钦差大臣胜保等人统兵六万赶到，北伐军乃撤围，从太行山小径入山西，再折返河南。9月29日在直、豫交界的重镇临洺关，以突袭击溃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清军万余人，乘胜北上，十天连克九城。10月13日抵达离保定只六十里的张登镇。北京震动，京城内的官绅纷纷出逃。北方各省的八旗兵纷纷奉调援赴。清军汇集到保定、北京一带，但北伐军并未直攻北京，而是按原定计划，向天津进发，于10月29日攻占静海县、独流镇，前锋所至离天津仅十里。
这时，冬季来临，太平军将士多为南方人，不习惯北国的严寒，尤其是粮食供应很困难；而胜保、僧格林沁等率领的清军又纷集天津，因此，北伐军开始转入守势，在静海、独流筑工事过冬待援。但敌人不让北伐军喘息，调集十多万军队来对付北伐军。北伐军在饥寒交迫中，与优势敌人战斗达三月之久，终因天京援军未至，难以久支，于1854年3月9日南撤到阜城待援。吉文元在此战死。
此时，天京派出的援军正在北上。由于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必然把主要力量放在保卫南京及与此关系更为密切的西征上，因而派出的北伐援军仅七千五百人，而且是由放弃扬州时守军改组而成。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等率领，1854年2月4日从安庆出发北上，经皖北、河南、苏北，入山东。沿途不少群众入伍。4月12日克临清州，离北伐军固守待援的阜城只二百余里了，且此时山东各地揭竿而起者甚多，对太平军是很有利的。可惜由于这支援军新招之人多属游民，不愿继续前进，鼓噪着要求南返，曾立昌等人无法驾驭，遂于4月18日全军从临清州南撤至徐州附近的丰县，全队溃败，只有少数人渡河南归。曾立昌在南撤中战死，许宗扬回到天京后入狱。
太平天国再组援军，封秦日纲为燕王，令其率师北援，但师至安徽舒城败回，秦日纲留皖抚民，不再北援。当时，西征亦很吃紧，太平天国再也派不出重兵支援陷入困境的北伐军了。
在阜城待援的北伐军，于1854年5月5日突围南下，到东光县连镇，在此得到北伐援军已抵临清的消息，便由林凤祥留守连镇，李开芳率马队二千人南下接应。李开芳到高唐州时，始知援军早已南撤，到此进退失据，只得就地抗敌。北伐军本已兵单力薄，今又分隔两地，处境更危。
林凤祥军在极端艰危的条件下，坚守抗敌达十个月之久，表现得无比英勇顽强。1855年3月7日，连镇被僧格林沁攻陷，林凤祥受重伤，在地窖中被俘，执至北京遭惨杀。临刑时，刽子手“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连镇陷后，清军集中攻高唐。1855年3月17日，李开芳军突围南走至茌平冯官屯。最后，僧格林沁以徒骇河水灌冯官屯，5月31日屯破。李开芳等被押至北京杀害。在刑场上，部将黄懿端还踢死、踢伤清兵各二名。
苦战两年，地经六省的北伐军，终于全部战死了。太平天国这支精兵的覆没，是革命的重大挫伤，从此失去了进攻北京的机会。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眛于北方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形势，徒使孤军深入，后援又不济，是战略上的一大失误。
太平天国分兵西征，主要目的在夺取长江沿岸安庆、九江、武汉三大城市和安徽、江西两省，以保障天京的安全和获取粮饷的稳定供给，并切断清朝与南方各省的联系。上述三大城市及沿江其他许多州县，原是太平军从广西北上时攻占过的，但当时随占随弃，现在是重去攻取。
西征军共五万人，初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统率，1853年5月中旬，分乘千余条战船从天京出发，6月10日克安庆，由胡以晃留守。赖汉英继续西进，攻克彭泽、湖口等沿江城镇，6月24日起以重兵围攻南昌，至9月24日仍未下，乃撤军北上，9月29日克九江，留林启荣驻守。
这时，翼王石达开代胡以晃任西征主帅，将西征军分兵两路，一路由胡以晃和曾天养率领，北上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贞、韦俊率领，西进经略湖北。
胡以晃一路奉命后，在皖北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等地，11月底抵庐州（今合肥），清政府急命江忠源为安徽巡抚，率楚勇由江西到庐州。从12月12日起，胡以晃围攻庐州。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破墙入城，江忠源投水自尽。次日，太平军克庐州，胡以晃驻兵留守（至9月由周坤胜代）。在1854年内，太平军在安徽共攻克州县二十二个，从而使安徽成了太平天国重要的战略基地和屏障。
石祥贞、韦俊一路于1853年10月15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半壁山，10月20日克汉口、汉阳，这时武昌已指日可下。但由于江北大营猖狂进攻苏北，天京吃紧，西征军奉命回援，于11月6日退出汉口、汉阳。直至东线战事告毕，西征军才得增添力量重回湖北。1854年2月12日在黄州（今黄冈）大败清军，击毙湖广总督吴文镕。2月16日第三次克汉口、汉阳，进而围攻武昌，至6月26日第二次攻克。在此期间，西征军还分兵由林绍璋率领，攻入湖南，连克岳州、湘阴、靖港，3月11日克宁乡，长沙震动。但是，太平军在此突然遇到劲敌湘军。4月下旬，太平军与湘军在靖港、湘潭一带激战。在靖港，太平军击溃湘军水师，曾国藩两次欲投水自尽。但在湘潭，湘军水陆主力战胜林绍璋，太平军伤亡达万人之多，战船亦尽被焚毁，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损兵丧师最严重的一次。太平军退守岳州，湘军乘胜追击，7月25日陷岳州。8月9日犯城陵矶，太平军骁将曾天养重创湘军水师，可惜他自己也在8月11日阵亡。之后，西征军全部退出湖南，退入湖北，湘军则紧咬不放。与此同时，清朝新任湖广总督杨霈、荆州将军官文，也从北面逼向武汉。10月14日，武汉三镇失陷。太平军守将黄再兴、石凤魁仓皇撤退，置战守在汉水的千余条战船于不顾，致遭湘军全歼。
湘军陷武汉后，水陆齐下，12月2日陷田家镇。太平军水师在此再遭重创。至此，太平军水师主力已消耗殆尽，给以后的战局带来很大不利。1855年1月初，湘军进逼九江，太平军西征战局十分危急。
这时，天京命翼王石达开从安庆西援。石达开进兵湖口，在九江驻军林启荣部和小池口驻军罗大纲部的配合下，1855年1月29日，引诱湘军水师一百二十余条轻舟冲入鄱阳湖，然后迅速在湖口设卡筑垒，把湘军水师截为两部分，其留在长江的均为行动不便的大船。随即，九江、小池口两地太平军，用小船火攻留在长江的湘军水师，2月11日夜，焚其战船百余条，曾国藩的座船亦被围，后改乘小船逃陆才免死。经此打击，湘军在长江上的战船，只剩百余条破船，乃退回武汉修整。
紧接湖口大胜后，燕王秦日纲率罗大纲、陈玉成、韦俊等，各领兵西指武汉，2月23日第四次克汉阳，4月3日第三次克武昌，曾国藩率被困鄱阳湖的湘军水师，仓皇逃到南昌。
这时，清廷命官文为湖广总督，湘军另一个头目胡林翼为湖北巡抚，分别围攻汉阳、武昌。太平军屡挫敌军，1856年4月，在武昌城外击毙湘军悍将罗泽南。但胡林翼结好官文，控制湖北，无论军事与饷项都给湘军以极大便利。
在清军集兵争夺武汉时，石达开乘江西敌兵单薄，于1855年11月率军入赣，至次年初，连克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县，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呼救无从”“梦魂屡惊”。可惜此时江南大营正猛攻天京，石达开奉命回救，给了敌人以喘息之机。
1856年6月，石达开与秦日纲、陈玉成、李秀成合破江南大营。石达开重回江西，但随即又被改调武昌。
综观从定都天京以来到1856年夏的战局，太平军北伐遭到失败，西征也受过挫折；但总的来说，在战场上还是取得了不少胜利。到1856年8月，太平天国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沿岸各战略要地，安徽、江西的大片土地和湖北、江苏的部分土地。
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
从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直到天京陷落，即从1853年到1864年的十几年间，全国各地普遍爆发了规模不等的反清起义，这些起义对太平天国是重大的支援，其中与太平天国关系最大的，是上海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和北方捻军起义。
上海小刀会起义 “小刀会”是民间反清秘密组织，最早出现于福建漳浦、云霄地区。1742年（乾隆七年）已见于官方文书。后来又流传到台湾。
上海在鸦片战争后迅速发展成为大城市，大批广东、福建、宁波人到此谋生。为了团结御侮，他们各自组织团体，其中福建人李仙云、李咸池、陈阿林主持的小刀会，与广东香山人刘丽川主持的三合会，势力最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上海及附近几县的秘密会党互相联络，共推刘丽川为首领，以“小刀会”作为统一的组织名称，积极准备起义。
1853年9月初，青浦天地会领袖周立春、周秀英，与嘉定罗汉党首领徐耀，协作起义，占领嘉定县城。他们事先同上海小刀会取得联系，上海小刀会乃于9月7日在刘丽川领导下起义，占领县城，击毙知县，逮捕苏松太道吴健彰，建号“大明国”，以“天运”为纪年。刘丽川任“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发布告示，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约束部下“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受到上海人民热烈拥护。几天之内，参加者猛增至一万多人，攻占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
刘丽川宣布上海小刀会政权是太平天国的部属，并亲自给洪秀全上奏，报告起义经过，请求“差官莅任” ，即派人来领导。随即将国号也改为“太平天国”。但因太平天国本身军情吃紧，道路梗阻，上海小刀会终未与太平天国取得直接联系。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清政府派江苏巡抚从天京城外江南大营抽调兵力，前来镇压。9月底，起义军撤出周围各县，集中守卫上海。
英、法、美在上海的侵略势力公然支持清朝，他们把吴健彰救出，助其建立炮台，训练军队。他们还在上海县城北门外，筑起一道高墙，派兵扼守，阻隔城外人民对小刀会的支援。法国侵略军还直接与清军配合进攻起义军。
上海小刀会起义者多次奋勇击败来犯之敌，但因与城外的联系被隔断，物资日益缺乏，粮弹渐尽，终于无法再守。1855年2月17日突围时，刘丽川、陈阿林、徐耀、周秀英和大部分起义者战死，一小部分突围出城后，在潘启亮率领下，辗转到达天京，参加了太平军。
两广天地会起义 两广是天地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金田起义前后，这一带已普遍发生天地会的反清起义。太平军北上后，两广天地会乘清军外调、忙于对付太平军之机，酝酿发动大起义。
1854年6月，广东东莞县天地会首领何禄，率众首先起义，攻占县城。7月，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率众起义，占领佛山，不久建号“大宁”，自称“平镇王”。粤剧艺人李文茂、陈显良等，也在广州郊外起义，围攻广州，连克附近几十个州县。广东各地天地会群起响应，从广州到湖南边境的各州县，到处是天地会起义军。
天地会起义军以红巾裹头，又称“红巾军”。在红巾军围攻广州时，外国侵略者帮助清军运送粮食、武器。红巾军围城半年未克，于1855年2月撤围，李文茂和陈开同往肇庆，会合当地起义者梁培友，进入广西，占浔州府（今桂平），改称“秀京”，建号“大成国”。并分兵攻克广西许多州县，一直坚持到1861年8月，最终失败。在陈开等入广西活动期间，广西全省都燃起天地会起义的烽火。
红巾军撤出广州郊外和附近各县后，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对这些地区的人民实行血腥大屠杀，前后杀死人民达一百多万！在叶名琛的疯狂屠杀下，大批天地会众涌入湖南，有一部分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会合，参加了太平军。
捻军起义 捻军的前身是“捻子”，或“捻党”。可能是因为皖北地区称“一部分”“一股”为“一捻”，由此得名。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已出现于皖、鲁、豫、鄂四省边境地区，以宗族、亲友关系结成集团，从事打富济贫、贩运私盐、自卫身家等活动。捻众“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因缺乏统一组织和纪律，一直未形成强大的队伍。
1851年，亳州一带捻首雉河集（今涡阳）人张乐行和龚得树等人，结捻聚义，攻破河南永城，捻党发展为捻军。1853年，太平军北伐经皖北、豫东，大大鼓舞了当地捻军。张乐行等十八位捻首，在雉河集歃血为盟，称“十八铺聚义”，共推张乐行为盟主。之后，捻军进攻蒙城、亳州等地。在同清军作战中，各地捻军感到有进一步联合的必要，乃于1855年8月在雉河集会盟，统一编制为黄、白、蓝、黑、红五大旗，旗下还设司马、先锋等名目。各旗共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确立军纪，颁行军律。从此，捻军由分散走向统一，拥众几十万，战斗在南到庐州，北到徐州，东自洪泽湖，西至归德的大片地区，成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友军。
1856年夏，捻军与清军在雉河集激战失利，雉河集陷落，捻军南走至淮河南岸的皖、豫边界三河尖，建立新据点，并相继攻克霍丘、六安、正阳关等地。
1857年3月4日，经太平天国主动联络，捻军在霍丘城外与太平军会师，改换太平军旗帜，受太平天国封号，张乐行为征北主将，苏添福为立天侯，张宗禹为石天燕。此后，捻军与陈玉成所部太平军配合，在皖、豫一带作战，并分兵远征鲁、豫、鄂、苏等地。1860年2月，曾攻占过苏北重镇清江浦，张乐行因功晋升沃王。1861年9月，太平天国安庆失守后，张乐行率部打回雉河集。1863年3月，僧格林沁进攻雉河集，张乐行率二十万人与之激战，遭到惨败，张乐行被俘遇害，其他捻军首领或战死或被俘，捻军主力至此被击溃。
除上述起义以外，太平天国期间发生的规模和影响较大的各地各族起义，还有：由黄位、黄德美领导的福建小刀会起义（1853—1858），以张秀眉为首的贵州苗民起义（1855—1872），以李文学、王泰阶、李学东为首的云南彝民起义（1856—1876），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回民起义（1856—1872），以李永和、蓝朝鼎等为首的云南、四川农民起义（1859—1864），以及陕西、甘肃的回民起义，山东的白莲教、宋景诗起义，浙江的金钱会起义，等等。
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全国遍地燃烧的反清烈火，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太平天国能相对稳定地保有大片地盘，为从事各项尝试和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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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以 ：《请推广厘捐助饷疏》，《皇朝道咸同光奏议》第3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