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要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亦即要把天堂从天上搬到人间，建立人间“小天堂” 。1853年冬，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设计了一个“处处平匀，人人饱暖”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生活方案。这些，都是建立“小天堂”的具体尝试。
“金陵小天堂”
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巩固城防、北伐西征的同时，立即在天京城内试行了一套从拜上帝教理论出发的、金田起义前后在革命队伍中逐步形成的政策，来建设人间的“小天堂”。其中主要的有：
第一，沿用太平军中严别男行、女行的做法，将全城居民分别男女，编入不同的组织。青壮年男子称“牌面”，编为营伍，多数成为太平军战士，余则按技能编入各种手工业组织中从事生产；老弱残幼的男子编入“牌尾馆”，担负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妇女善女红者编入“绣锦营”，余则入女营（亦称女馆），担负一些普通的体力劳动，有时也临时调配成女军作战。经这样编组，全城居民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军营式的社会中，连夫妻也不得私自过从，从而取消了城内所有的家庭。杨秀清在告谕天京居民时说：这样分别男行、女行“不过暂时分离”，待推翻清朝统治之后，让人民“仍然完聚”，说明此种措施虽是建立“小天堂”的尝试，更是为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只因难以久行，到1855年初，太平天国终于宣布允许夫妻团聚和男女匹配，恢复了城内居民的家庭生活。
第二，对全城居民实行圣库制度，城内商店的货物、全体居民除本人衣服等少数日用品以外的私有财产，包括粮食、房屋、金银、土地等等，全部收归公有。在水西门灯笼巷内设立“天朝圣库”（即总圣库），将居民所缴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圣库里，日常生活用品则立堆栈收藏和委派典官经管。全城居民和太平军官兵，皆不得私蓄财产，藏银不得超过五两。生活皆由圣库按统一标准供给，从天王直到士兵都不领俸钱，只是吃肉有别：天王日给肉十斤，以下递减至总制日给半斤，再下便无定量了。每逢礼拜日（太平天国定星期六为礼拜日），各官开单领取礼拜钱和粮、油、盐等食品，其数量是官员每人每七天钱一百文，士兵五十文；每二十五人每七天给米二百斤，油、盐各七斤。这个标准，天京城内全体官兵和居民皆一样。圣库供给制，对于保证革命进行，维持军队和政府人员的廉洁起了很好作用，所以太平天国在军队和政府人员中，一直坚持这一制度（后期有所破坏，但并未取消）。而在天京城内，直到后期也仍然禁止民间私藏金银。全城几十万人一切生活用品皆由政府供给，这是一项极难做好又很繁杂的工作；而且让人们长期过清一色的单调生活，也必将引起不满。随着家庭的恢复，对居民的圣库供给制，也逐步瓦解了。
第三，对各种手工业实行国营，将全体手工业者按工种编入各种“匠营”（习称“诸匠营”）和“工衙”（习称“百工衙”），从事统一生产。
诸匠营目前可考的有土营、木营、金匠营、织营、金靴营、绣锦营、镌刻营等七种。土营原为挖掘地道、爆破城墙的工兵部队，定都天京后把泥水匠编入，便兼任各项建筑工程了；木营亦担任建筑并制造木器的工作；金匠营打造金银器皿；织营担任织缎工作；金靴营制造靴鞋；绣锦营担负刺绣和制造金彩冠服；镌刻营镌刻诏书、印玺和各种书籍。诸匠营都集中在天京城内，只管生产，不问产品的分配。其编制则依照军制，各营由“指挥”级官员统领，以下从将军到两司马的各级官制，与太平军的军制相同。
百工衙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管采办、保管、分配而不管生产的；一类是兼事生产和分配的。目前可考的共有三十九种工衙，如军事方面的有典炮衙（制枪炮）、铜炮衙（制铜炮）、铅码衙（制铅弹）、典硝衙（煎熬硫磺）、红粉衙（制火药）、典铁衙（制铁器）、战船衙、弓箭衙、旗帜衙等；食品方面有舂人衙（舂碾粮食）、宰夫衙（屠宰牲畜）、豆腐衙等；服用方面有典织衙（以后改为织营）、缝衣衙，等等。百工衙的编制与军制不同，不设军、师、旅，每有百人就设一卒长，分辖四个“两司马”。除了集中在天京城内以外，百工衙在太平军中也有设立，专理一军的军需工业。
诸匠营和百工衙，是与圣库制度相辅而行的。它们对供应太平天国和天京居民的生活必需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把各行各业全部统制起来，就阻碍了经济的活跃发展；而产品与市场脱离关系，全部调拨分配，生产的多少、优劣，与生产者没有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日子一久，必会影响到生产者的积极性，阻碍生产的进一步提高。
以上这些在天京普遍推行的、类似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太平天国建设“金陵小天堂”的具体尝试。但是，这些“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 的做法，尽管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也终究难以持久。除了诸匠营和百工衙一直坚持外，其他几项对天京居民所试行的制度，都只得先后放弃，或基本上瓦解了。
《天朝田亩制度》
在天京城里推行建设“小天堂”的各项措施的过程中，洪秀全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主要针对农村，其中心内容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也包括了建设地方政权、规定生产和生活方式等许多内容。它是太平天国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小天堂”即人间天国理想的具体化和纲领化。其最重要的内容是：
《天朝田亩制度》
第一，把天下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做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具体的分田办法是，按产量高低，把土地分成九等：每年早晚两季亩产粮食一千二百斤者为上上田，以下每减一百斤降一等，即分别为上中田、上下田、中上田、中中田、中下田、下上田、下中田，至亩产四百斤为下下田；然后再按农户每家人口，不论男妇，平均分田，好丑搭配，如一家六人，好丑各半。十五岁以下的人所分得的土地，为十六岁以上成年人的一半。
第二，建立地方政权——乡官制度。按太平军的体制，把全体人民组织起来，以户为单位，即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户为一军，设军帅一人，下统五个师帅，师帅统五个旅帅，旅帅统五个卒长，卒长统四个两司马，两司马统五个伍长，伍长连同自家在内共管五家，由此组成一军。每家出一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上”。 这样，一军既是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户人家的一个社会组织，又是包含了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个民兵的军事组织，把“杀敌”和“耕田”结合起来，体现了“寓兵于农”的思想。在每个军里，还有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钱谷二，典入二，典出二（典，即主管之意）。都是一正一副，以师帅、旅帅兼任。以上从军帅到两司马的各级官员叫“乡官”，皆由该军居民推举本地人担任，他们平时管理本单位全体居民的教育、司法、财政、生产等事，遇事率伍卒作战。在军之上，由中央政府委派监军管理一县、总制管理一郡（府）的事务，这两级官称“守土官”。还规定各级官员三年一保举，三年一考核，以定其或升或降。
第三，规定以每个“两”（二十五家，外加“两司马”，共二十六家）作基本单位，设一国库。农民全年劳动所获，包括粮食和所有农副产品等，除按规定标准的口粮留下外，一律交给国库，由其统一处理。遇有婚丧等需额外开支者，由国库按规定供给，年老、残废和孤儿等人，亦由国库供养。并规定每户农民在房子周围种桑，每户养五只母鸡、二头母猪；至宁陶冶木石等匠，都由伍长及伍卒兼任，在农闲时操作。这些生产和生活方式，“通天下皆一式”，就是使每个农民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的财富，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此外，每个“两”还设一礼拜堂，平时让儿童们在此读书；礼拜日由伍长各率男女到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
太平天国男女听讲教义图
这些便是洪秀全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计的，在普天之下建设人间“小天堂”的蓝图，其目标在于“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种美好的设想，反映了农民要求摆脱剥削和贫困，要求平等和温饱的愿望，给广大农民提供了在推翻清朝统治以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具体图景。这是几千年来历次农民战争从未有过的。而它平分土地的规定，彻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仅标志两千多年来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已发展到最高阶段，也预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行将产生。洪秀全制订的这个“小天堂”蓝图，无疑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但是，这一蓝图是从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制订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它把生产和生活框定在“通天下皆一式”的模式里，把农民永远限制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中，这就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违背了农民小生产者要求扩大和改善自己经济、发展自己财产的愿望，因此，这个方案又是空想的，行不通的。
《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建立乡官制度的规定，在太平天国占领区是较为普遍地实行了的，在建都天京后所攻克的地区，大多皆令州县编造户册，各就本乡推举各级乡官，执行征调和政教等任务。如安徽潜山县产生过六个军帅、十八个师帅、七十二个旅帅。但《天朝田亩制度》最重要的内容，即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却没有实行，这是由于无论从当时的战争环境，或是从土地与人口分布的复杂性，以及从《天朝田亩制度》所规定的分田办法之脱离实际（例如各地粮食品种很不一致，怎能以产粮数划分九等土地？各地人口疏密很不一致，如何“丰荒相通”？人口在不断增减，其增减以后的土地从哪去领或交归谁？等等，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科学），决定了它是无法实行的。对于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其他规定，包括每个“两”设一国库，设一礼拜堂，每家种桑及畜养鸡、猪，收获除口粮外皆缴国库等等，亦均未实行。
天国的内政与外交
太平天国实际施行的各项政策，较重要的有下述各项。
土地政策 《天朝田亩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规定既然没有实行，而太平天国必须有粮饷的稳定来源，因此，至迟到1854年夏秋之间，便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奏提出，由洪秀全批准，太平天国正式在自己控制的安徽、江西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亦即沿用清朝旧章，向地主、自耕农按土地亩数征收田赋。其办法一般是先由乡官稽查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折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每年分征二次，夏熟征银，秋熟征粮，其手续较清政府简便，赋税本身亦轻得多，且去除了各种浮收、勒索等弊政。
要地主向太平天国“照旧交粮纳税”，就等于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允许其继续向佃农收租。太平天国前期在主要占领区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所行的便是如此。后期在苏、浙地区，也允许地主照旧收租，并未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只一部分地区因地主逃亡，册籍散失等原因，改向佃农征收钱粮。
尽管太平天国并未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但还是在多方面体现了《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打击了地主阶级，保护了农民利益。这主要反映在：一是没收了一部分地主、官僚和寺院、庵观的土地归公。先是在天京城内，没收了居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私产，由天朝政府管理，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地主所有的土地。后又在天京以外，也在所克地区，没收官僚的土地。如克常熟时，将翁、庞、杨、王等大官僚地主的田地尽行没收，交农民耕种。有的地方，太平军还将地主的租米没收充公。二是支持农民对地主抗租和减租的斗争。在太平军打击下，很多地主逃亡，原来的佃农就可不必向地主缴租；有的地区即使地主不逃，但农民拒绝向其缴租，如天京城外三十里的陈墟桥蔡村，农民在向太平天国缴纳钱粮后，就不复交田主粮。1862年，江苏吴江太平天国当局还将“田凭”发给佃农，“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有的地方，如无锡的佃农，将租田当自产，不向地主交租。事实说明了太平天国不仅在前期，而且在后期，一般是支持农民向地主拒缴或少缴地租的。不过，后期有些地方也出现太平天国地方当局支持地主向农民收租的情况。
商业政策 太平天国按照“天下一切财富都是上帝创造”的教旨，一度宣布废除商业。执行中因障碍重重，几经修改，以后就定为：在天京城内和其他太平军防守的重要城池禁止设店之外，允许而且鼓励商人在天京城外和其他州县城外自由经商。为此，太平天国还在1854年6月颁行银钱、大钱、小钱三种钱币（后两种为铜币），并在水陆要道设关收税。
太平天国规定，开店者必须先向政府领取“商凭”。政府在发给商凭之前，先要稽查商人所报的资本。商凭上载明了商人应予遵守的纪律和道德。例如在《金匮黄兴和头绳花布店商凭》上，就有“一切货物，务须公平交易，既不得奇货自居，亦不得高抬市价”，“无论大小贸易，概须至公至正，无党无偏”，等等，体现了保障消费者利益，也给商人正当好处，以繁荣经济的精神。
太平天国还经常用船运淮盐到湖北各地，廉价出售，并运回当地布匹，到安徽、江苏廉价出售，便利了境内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对于中外贸易，太平天国也积极提倡，但严禁鸦片，不准外商将此“害人之物”运入境内。
由于执行了上述商业政策，太平天国境内商业一度繁荣兴旺，天京城郊、苏州四乡、宜兴大浦镇、常熟徐六泾港、无锡东亭、长兴鸿桥等市镇，都成为商贾云集的商业中心。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也得到相当发展。据英国人呤唎（a.f．lindley）著的《太平天国亲历记》记载，太平天国前后的中国茶、丝输出额为：
外贸发展固然由多种原因促成，但同太平天国执行正确的商业政策是分不开的。
文化和知识分子政策 太平天国独尊上帝，排斥包括儒、佛、道在内的各种偶像。太平军出广西北上时，烧了湖南道州、郴州的孔庙；定都天京后，把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北伐、西征军也烧毁山东临清的孔庙大成殿、安徽潜山的孔庙木主，等等。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的当年，就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随即大力搜书、焚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这场严厉的搜书、禁书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孔孟传统文化的权威。但是，儒家传统文化已有几千年历史，不是简单、粗暴的搜书和焚书所能摧毁，也不应不加区别地一概毁弃。太平天国这种做法，对于受到儒家文化长期熏陶的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以至一般人民，容易引起疑惧和反感。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之所以着重攻击太平天国污毁孔孟的行为，就是借此以蛊惑人心的。
在激烈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同时，太平天国出版了自己的一些书籍。1856年前共印行了二十四种，其中包括《天朝田亩制度》和规定作为人民读本的《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天命诏旨书》，以及用作儿童课本的《御制千字诏》《三字经》《幼学诗》。
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如禁读儒、佛、道书籍，可读之书就很少了，仅有这几本太平天国自己印行和规定可读的书本，是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因此，太平天国很快改烧书政策为删书政策，特设“删书衙”。经删改重印后的古书，仍准民间阅读。所删的以改变帝王称呼和直书孔子之名为主，可见事实上主要只是删改某些表面的东西，并没有清除儒家思想或其他传统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到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在所附《劝戒士子文》中，更提出“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而让士子们“诵习书史，博览篇章”。这就进一步容忍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了。
太平天国还提倡“文以纪实”，反对故弄玄虚、矫揉造作，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为此还仿用了西书中一些标点符号，最常用的有四个，即“、”号（其用法与现在的“，”号相似）、“。”号（用法类似现在的“。”号和“：”号）、“——”号（人名号）和“ ”号（地名号）。
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和仿用标点符号，便利了广大人民掌握文化。但太平天国自己却又规定了不少代用字和隐语，如将“国”字用“郭”代，“火”字用“伙”“煷”代，等等。众多的隐语中，有以“高老”指上帝，“真草”指真心，“云中雪”指刀，“红粉”指火药，等等。创造和改写的一些字，除“太平天国”的“囯”字是创造的外，凡“鬼”字作偏旁的字改用“人”字作偏旁，等等。这些，除了少数改字有贬斥敌人之意外，多半出于封建“避讳”观念，并受绿林“海底”的影响，对于推广文化事业并无禆益。
太平天国对于知识分子，是通过开科取士和出榜招贤的方式加以收罗。开科取士最早行于1851年在永安时期，定都以后建立了正式的考试制度，分县试、省试、京试三级，分别录取秀才、举人和进士等。考试的文体虽仍用八股试帖体，但试题不是从“四书”“五经”，而是从太平天国官书中选出。录取名额也较宽，如1854年湖北参加省试入场者不及千人，取中的竟有八百余名；安徽参加省试的二十七个县，中举者有七百八十五人；1857年潜山一县即中文、武举人一百五十七人。考试之外，太平军每克一地，皆出布告招募知识分子，录用者多数任文书工作，被称为“先生”。由于缺乏自己的培养训练人才之法，所沿用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知识不多而又心持两端的人，因此，就整个来说，太平天国并没有把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争取过来，为己所用。
妇女政策 太平天国从“人人都是上帝子女，都是兄弟姊妹”的教义出发，主张男女平等。在政治上，妇女和男子一样，可参加政府工作，可上前线作战；在经济上，规定男女一样分田；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从而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还下令放足，禁止缠足。这些都是对妇女解放所作的努力，其中男女一样分田，因《天朝田亩制度》按人口平分土地未能实行，故没有兑现。其他一些规定，则大都是执行的。例如：金田团营时入伍的梁立泰，至1851年冬已官至军帅，而其母胡大妹亦官至女军帅。又如1954年在浙江绍兴发现的太平天国两张“合挥”（结婚证书），上面只写结婚人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没有什么“门当户对”之类的规定，说明太平天国在实践上，是废除买卖婚姻的。
太平天国在妇女解放方面所作的工作，对改善妇女地位和心理状态，起了良好的作用。有一个英国人吴士礼（wolseley），在1860年随英法联军进攻北京，以后又到上海、南京、汉口等地。他归国后著有《太平天国观察记》，写道：“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作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
太平天国在妇女问题上，仍然摆脱不了封建枷锁。如所颁的《幼学诗》大力提倡：“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用母鸡不能报晓，来比喻妻子在家庭中只能服从丈夫。太平天国的领导人，还借上帝之命行多妻制，洪秀全等人更制作了大量充斥封建糟粕的《天父诗》，宣扬妇道、妻道等。
外交政策 太平天国兴起时，英、法、美、俄等国都曾打算用武力支持清朝。后因各种原因，其中主要是太平军迅速胜利进军，清朝岌岌可危，外国侵略者才没有立即用武力干涉，表示在太平天国与清朝之间保持“中立”。接着，1853年4月底到5月初，英国驻香港总督兼出使中国全权代表文翰（s．g．bonham）等人，同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等人，1854年5月底6月初美国专使麦莲（r．m．mclane）等人，以及同年6—7月间英国舰长麦勒西（mellersh）等人，纷纷前往天京，窥探太平天国的政策和虚实。从此，太平天国开始了与外国侵略者的交涉来往。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外交经验，对各国了解亦甚少。由于在宗教上都崇拜上帝，因此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幻想，视西方人为“洋兄弟”。但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起义之前所写《原道醒世训》中，反对“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他还说过：“如果上帝助吾恢复祖国，我当教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 这些都表明了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外交立场。太平天国实际执行的，正是这样的外交政策。
文翰到天京后，派译员密迪乐（t．t．meadows）见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表示英国采取中立政策。文翰又用书面照会太平天国，提请注意英国与清政府订有《南京条约》。东王杨秀清在答复中，申述了“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同意外国人可来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这里，“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之类，是缺乏警惕的幼稚话，但答复中根本不理睬文翰照会中要太平天国尊重《南京条约》的要求。当文翰离京经镇江时，派密迪乐去见守将罗大纲，罗大纲告诫英国人，不应再卖鸦片。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到天京，与秦日纲会谈时，也提请注意中法《黄埔条约》。秦日纲以漠然对之。麦勒西到天京时，则提出了三十一个问题。杨秀清在《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严正指出：太平天国胜利后，“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 这里所说“立埠之事”，即是订立通商条约，杨秀清明确表示以后再说，实际上是不承认清政府已订的不平等条约；“害人之物”即鸦片，则明确禁止，没有谈判余地。以上这一切均表明，太平天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屈服于外国威胁，严禁鸦片，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同时也真诚欢迎各国平等交往，发展贸易的外交立场和政策。
太平天国这种外交政策一直坚持到运动失败而从不动摇。因而当后来外国侵略者帮助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天国时，太平天国就奋起反击，表现了中国人民凛然不可侵侮的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