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外国侵略者在打着“中立”的幌子，加紧窥探太平天国虚实的同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索取更多的特权，并迫其改变排外态度。为此，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英法联军之役）。由于清政府倾全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对侵略者妥协、屈服，终于分别与英、法、美、俄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修约”交涉和亚罗号事件
《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订立后，英国资产阶级以为很快即可将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结果事与愿违，到1850年底，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底还少七十五万镑，尚不及它在荷兰销售商品的一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但由于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对外国商品具有抗拒性，更因为战后英国等大量运入鸦片，使中国出口丝、茶收入的大半被其抵销，无力再多购英国的工业品。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指出：“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 可是，英国资产阶级既要维护给它带来巨大利益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华的工业品销售，为此它就要迫使中国开放更多商埠，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加强对清政府控制。这就是英国提出“修约”交涉和随之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
英国的同伙法国，当时国内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很快发展，1851年12月拿破仑第三（napoleon 3, 1808—1873）上台后，疯狂执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侵华上与英国有完全相同的愿望。
1853年5月，英国首先向中国提出要求修改已订的《南京条约》等有关条款，遭到拒绝后，它联合美、法两国，于次年再提“修约”要求，又遭到中国拒绝。之后，英、美公使于这年10月率舰到大沽口，要挟与清政府谈判。英国提出的修约内容有：中国开放内地和沿海城市，准英舰自由航行长江，鸦片贸易合法，废除子口税，公使常驻北京，等等。这已不是“修约”，而完全是要另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只同意减轻上海关税，拒绝了其他各条。
英国等掀起的“修约”交涉未达目的，就转而准备用发动侵华战争来实现其各种无理要求。
1856年3月，英、法与俄国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英国就迫不及待地制造了亚罗号事件，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
亚罗号原是中国人苏亚成的一艘载重一百吨的划艇，后被海盗夺去，辗转属于中国人方亚明所有。1856年10月8日，该船停泊广州黄埔时，广东水师上船搜查海盗，捕走十四名中国水手中的十二人。这本来纯属中国的内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s．parkes）却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领有执照，硬说是英国船。他还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强硬照会，无理要求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道歉和赔偿。实际情况是：亚罗号在香港注册，所领执照的有效日期到1856年9月27日为止，因此，即使把领有香港执照的船指为英国船，此时亦已过期失效。至于中国水师在船上扯下英国旗，更是无中生有，据当时香港的官方报纸《大陆上中华之友》11月13日出版的一期，援引一个证词说：“现在广州尽人皆知，该艇被捕获前，已有六天没有挂英国国旗”。
尽管事实如此，英国政府蓄意借此扩大事态，挑起侵华战争。10月10日，当叶名琛派人把经审讯证明不是海盗的九名水手送回亚罗号时，巴夏礼拒绝接收。21日，他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公开释放全部十二名人犯，并当面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但当22日叶名琛把十二人全部送还时，巴夏礼仍然拒收，连叶名琛送去的信件也拒绝拆阅，决意发动侵略战争。
10月23日，英国海军向广州进攻，战争正式开始。
曾大肆残杀两广天地会起义群众的叶名琛，既不愿与英国侵略者打交道，又不去了解敌情，讲求对策。他只一味敷衍和迷信。在英军向广州进犯时，他相信乩语，断定英军天黑后自会撤退，下令不可还击。在他的不抵抗命令下，广州城不作戒备。英军进逼城下，10月25日起攻城。29日英军入城，叶名琛慌忙逃避。
广州人民和部分士兵奋起反击侵略者，当晚把英军逐出广州城。此后，英军连日从城外炮击广州城和进攻城郊各炮台，焚烧城外民房。广州人民和爱国士兵用焚烧英船、袭击英军、烧毁英、法、美商馆等方式，英勇打击残暴的侵略者，终使英军被迫退踞虎门待援，伺机扩大战争。
中国帆船、小艇与英国军舰激烈交战
英法联军入侵与《天津条约》
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一面调兵遣将，一面怂恿法、美、俄，联合出兵侵华。
在此以前，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为借口，准备侵华。原来，1854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到广西西林县传教，因包庇作恶教徒，引起公愤，1856年2月被西林当局逮捕，在站笼中死去。这就是西林教案，或称“马神甫事件”。因此，法国立即响应英国的提议，出兵东来。美、俄则同意配合行动。于是，由英、法联合出兵，美、俄充当帮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列强共同进行的侵华战争。
1857年7月和10月，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earl of elgin）和法国全权大臣葛罗（baron gros），分别率领各自的陆海军到达香港。11月，美国新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卫廉（w．b．reed）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e．b．Пytrtnh），也分别乘军舰赶到香港。12月，英、法组成联军，共有五千六百多人。经四国侵略头目策划后，英、法代表于12月12日分别向叶名琛提出照会。英国要求让英军入广州城，赔偿“损失”，并让英军占领广州河南和其他炮台，以及谈判修约。法国的要求基本相同，外加要求处理西林教案。他们限叶名琛十天内给以满意的答复，否则将向广州进攻。
叶名琛仍采取一年前的老办法：不理不睬，亦不作任何战守准备，反而梦呓英军必不敢进攻，拒绝英、法照会。
英法联军在送出照会的同时，即已采取行动。12月12日进犯花地，21日进犯沙面，占领河南地方。12月26日，英、法给叶名琛最后通牒，令其在十八小时内接受全部条件，否则便要攻城。叶名琛仍旧愚顽地断定这只是虚声恫吓，对部下关于加强防守的建议，一律拒听。他相信在英国领事馆做通事的张同云的假情报，又以乩语说过十五日（即公历12月30日）可无事，因而感到有“恃”无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图
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s，爱国官兵和广州人民奋起抗敌，叶名琛却慌忙溜出总督衙门躲藏。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无耻地投降敌人。30日，广州再次陷落。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衙门库银二十二万七千两全部被抢。侵略者在城内组织了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监督和指挥柏贵继续任职，充当傀儡。叶名琛则于1858年1月5日被侵略军捉送香港，后转到印度，次年4月病死加尔各答。在香港时，他为外国人写字作画，无耻地自称“海上苏武”。当时，人们却给他勾画了这样一副丑相：“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英勇斗争。1858年2月，广州三元里九十六村人民，联合南海、番禺两县人民，在佛山成立团练局。4月，团练局发动香港大罢工和大罢市。6月初，东莞人民伏击侵略军，一举歼敌数百，巴夏礼掉下马背，差一点被活捉。
英、法侵略者在广东度过冬天以后，1858年4月，由英、法、美、俄四国侵略头目，各率军舰陆续北上到大沽口。4月24日，英、法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到大沽会谈。美、俄则假装同情清政府，劝其谈判。清政府派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到大沽交涉。英、法一面拖延，一面悄悄加紧备战。5月20日，英法联军照会清政府，限令清军在两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从上午十时起，即向大沽炮台大举进攻。中国守军奋起反抗，给敌人以很大杀伤，终因防御薄弱，大沽当天被占。5月26日，英法联军侵入天津郊外，清政府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分别与四国代表谈判。俄、美以欺骗手法，诱使桂良等人于6月13日和18日，分别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英国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代表葛罗则始终以强横态度，迫使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一再以中断和谈、进军北京相威胁，终于迫使桂良等在6月26日和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四国还与桂良等商定：第二年与中国互换批准书。
这四个《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就改变了以往只能在香港、上海活动，而且不能与清朝中央直接打交道的惯例。（2）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潮州、淡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在各口租房居住，买地建礼拜堂和医院。后来实行时，牛庄改营口，登州改烟台，台湾选台南，潮州改汕头。（3）外国人可自由进入内地传教、通商、游历；外国商船和军舰皆可驶入长江各口。（4）扩大领事裁判权，规定外国人之间的任何纠纷、犯罪，中国官府都不得过问；中外民人之间的案件，由中外双方官员在外国领事监督下“会审”。（5）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6）减低关税。随即桂良、花沙纳在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于11月8日和24日分别与英、法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各十款，内容主要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每百斤征税三十两；一般商品抽时价百分之五的关税；洋货运内地只要再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畅行无阻；各海关税务邀外国人帮办。
战争再起与《北京条约》
《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扩大，中国丧失的主权更多了，可是英国大资产阶级仍不满足。清政府则对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条款，感到有损“天朝尊严”等原因，亟想改订。
1859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卜鲁斯（f．w．a.bruce）和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先后抵达上海，他们拒绝在上海会见桂良、花沙纳，而命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a.j．hope）等率舰北上。6月17日，英、法、美军舰共二十艘，驶到大沽口外。当时，大沽炮台防御工事已经过整顿而加强。清政府要求英、法、美公使从北塘上岸，进京换约。英、法却存心寻衅，拒绝从北塘登岸。25日，英、法军舰擅入白河，破坏大沽的防御设施。直隶总督恒福急忙派人持照会请他们从北塘登岸，侵略者不但蛮横地拒收照会，反而开炮轰击大沽炮台。中国守军忍无可忍，奋起还击。战至次日凌晨，英、法联军遭到惨败。十三艘英舰中的五艘被击沉，两艘被俘，六艘受伤；英军死伤四百六十四人，其中军官二十八人，连何伯也受了伤。法军参战的六十人中死伤十四人，其舰队司令亦受伤。在战争中，美国军舰三艘竭力帮助英、法，把搁浅的英、法军舰拖到深水里，美国水兵还爬上英舰，接替死伤的英军作战。
被英法联军破坏后的大沽炮台
这次大沽之战，完全是由英、法侵略者按事先策划好的横蛮挑衅引起的，正如马克思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犯京津图
大沽战役后，英、法侵略者收拾残兵败将逃到上海，美国则在北塘与清政府互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清政府命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设法在上海与英、法公使谈判，同时下令北塘口岸不加设防，以待英、法公使在此登岸赴京换约。这时，英、法两国政府又大叫大嚷要对中国报复，再次扩组英法联军，准备大动干戈。
1860年2月，额尔金、葛罗再次分别率领英、法军队来中国。4月，英法联军占舟山，5、6月间侵入大连湾和烟台。6月，俄国新任驻华公使伊格纳切夫（h．П．nгhatьeв）在上海向英法联军提供在北京搜集到的中国政治、军事情报，怂恿他们直接进攻北京。7月底，英舰一百七十三艘，官兵一万零五百人；法舰三十三艘，官兵六千三百人，抵达大沽口外。伊格纳切夫建议英法联军，首先进攻不设防的北塘。8月1日，俄国侵略者带领英、法军舰三十几艘，强占北塘。12日，英法联军一万多人，从北塘分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中国骑兵三四千人在途中抗击，给敌军重创后大部分阵亡，新河、军粮城失守。21日，英法联军一万多人从陆路包抄大沽炮台，守军奋战后失守。24日，英法联军攻陷天津，清政府惊慌万分。
天津失陷的同一天，即8月24日，钦差大臣桂良和直隶总督恒福（同日也被任为钦差大臣）到天津谈判。英、法侵略者存心要攻北京，在谈判中漫天要价，不断节外生枝。谈判失败，英法联军进逼通州。9月8日，清政府又慌忙另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全权钦差大臣，赶到通州，全部接受英、法所提条件。这时，英方代表巴夏礼又提新的苛刻条件：英、法公使赴京换约时，各带一千名卫队，载垣也接受了。但巴夏礼又增加两条要求，一是英、法代表要面见咸丰皇帝，须不按中国礼仪向皇帝跪拜；二是中国立即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设施。载垣等尚未来得及答复，巴夏礼立即率卫队离通州，英法联军亦立即向附近的张家湾、八里桥（离北京仅八里）进攻。载垣和驻军首领僧格林沁，下令逮捕巴夏礼等一行，将其送往北京。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八里桥。咸丰皇帝派其弟、恭亲王奕 为钦差大臣，留守北京，主持和议，自己率后妃、大臣们于9月22日逃奔热河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郊）。
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西北郊大肆抢劫了圆明园。圆明园是明代皇室花园，周围三十华里，经清朝近两百年增修扩建，集中了中国封建时代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内有精美建筑二百余座，收藏着大量历代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侵略军入园后，将凡能搬动的金银珠宝、珍贵文物、各种艺术品和精美的丝绸，统统抢走。抢不走或一时来不及拿走的，便加以野蛮的破坏。最后，额尔金为掩盖英、法侵略军的抢劫丑行，并给中国皇帝以公开的屈辱，使其永怀恐惧之心，又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延烧三天，烟云笼罩北京全城。这座凝聚着中国人民智慧和血汗的世界名园，化成一片焦土！
侵略者这种野蛮的行径，正如著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年）所抨击的：“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原来可以成为强盗。”“在历史的审判台前，一个强盗将叫做法国，另一个则叫做英国。” 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侵略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
10月16日，英、法代表向清政府主持和议的代表奕 ，提出要求赔偿英国三十万银两、法国二十万银两，作为抚恤金，在22日交付。并规定23日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订“续增条约”。逃到热河的咸丰皇帝，下令说：英法联军“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 奕 秉承此旨，全盘接受这些条件。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共九条；次日，中法《北京条约》也签订，共十五条。两个条约主要内容是：（1）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增开天津为商埠；（3）准中国人出洋做苦工；（4）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5）归还从前没收的法国天主教堂，并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6）赔偿英、法军费，各增加到八百万两。
圆明园的拱门
被侵略者焚掠后的圆明园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1月，英、法军队退出北京。
这次战争，通过《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国门户为之大开：通商口岸一下增加十一个，且深入长江和南北沿海；使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而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又极大便利了各国对清政府就近施加影响和加强控制。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
法国侵略军在北京街头
沙俄趁火打劫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所损失的不仅是上述主权，还被沙皇俄国趁火打劫，抢夺去大片领土。
从十九世纪起，俄国由于内部形势的变化，疯狂地向外扩张领土，而中国恰在此时一步一步地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了沙俄扩张政策的严重受害者。
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h．h．mypaвьeв）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组织武装，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1850年俄军侵占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1853年侵占了库页岛。从1854到1856年，每年夏季，穆拉维约夫等率大批武装，乘船强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并加紧在黑龙江北岸设炮台和军人村屯，强化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接着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全权代表，与中国谈判，迫使中国承认其侵占领土的“既成事实”。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立即一面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充当英、法帮凶，并对清政府施展威胁欺骗之术；一面加紧军事准备，以伺机夺取中国的东北领土。
1858年5月，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之机，穆拉维约夫率大批俄军到瑷珲，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他在会上大肆恐吓，会外布置俄军开枪放炮，制造战争恐怖。
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船贝加尔号
沙俄在黑龙江北岸建立侵略据点
奕山经不起恐吓，与之签订《瑷珲条约》，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原属中国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只有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永久居住和归中国管辖。还规定将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这是沙俄对中国骇人听闻的掠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就分别指出：“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八百英里。” 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在《瑷珲条约》订立后半个月，即6月13日，出使中国的普提雅廷，诱迫清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除取得其他侵略利益外，规定“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给日后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土地埋下伏笔。
《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订立后，沙俄又不断派武装船队侵入乌苏里江，在江岸和兴凯湖、绥芬河、珲春一带强占土地，采用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领土时的故技，造成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
1859年7月，沙俄新任公使伊格纳切夫向清政府正式提出：把乌苏里江以东中国土地，由“共管”改归俄国，并把江源头以南直到滨海的中国土地，也划给俄国。他大肆威胁清政府：中俄有漫长的边界，俄国要比任何国家更容易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进攻中国。清政府当时未曾答应。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伊格纳切夫乘机又向清政府进行战争威胁，同时又表示愿任中国和英、法之间的“调停人”。沙俄终于用这种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清政府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并于11月14日另订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和江源头以南直到滨海的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共达四十万平方公里。只留下少数居民点及渔猎区，仍由中国人居住、渔猎。
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示意图（刘思源绘）
《北京条约》中，还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据此，1864年又订立《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从中又侵夺了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土地。
这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乘人之危，掠夺了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又夺去中国西北四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合计共达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五个浙江省那么大。这是近代中国失地最大、最严重的历史。
辛酉政变
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了上述各项条约，外国侵略者又在中国取得大批特权。要使这些特权兑现，就必须保持清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根据与太平天国交往的经验，外国侵略者知道太平天国坚持独立自主立场，决不会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因此，外国侵略者决定放弃“中立”伪装，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法国公使葛罗首先主动表示，愿向清政府提供或帮助制造船炮武器，还愿以侵华法军来帮助清政府攻打太平天国。俄国公使也表示，愿派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太平军。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主张，把清政府看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给以道义上的支持。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则声称：“从前中英为仇敌，今则我们与中国政府已有极友善的关系。”
当时，咸丰皇帝和他的亲信大臣肃顺、端华、载垣等人，对外国人仍有很大疑心，担心他们会像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包括清朝自己）一样，在中国建立新统治，以取而代之，因此还不愿马上接受外国派兵“助剿”。但一部分与外国人交往较多的权贵，首先是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 ，以及湘军头子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等部分地方官，却日益醉心于洋枪洋炮，勾结外国。奕 在英、法从京、津撤军后，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指英、法）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 。意思是说，不必担心外国侵略者会取而代之，可以放心地以妥协与和好，同他们搞好关系。因此，他主张，对清朝来说，应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即把消灭太平天国、捻军等人民起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英国公使卜鲁斯很赞赏奕 等人的媚外立场，他急切“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
外国侵略者所希望的这种“变动”，果然很快发生了。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由其六岁的独子载淳继位，遗诏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执掌政权。八大臣尊咸丰帝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为皇太后，并决定次年起改用“祺祥”年号。那拉氏（1835—1908）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的女儿。1851年十七岁时被选中秀女，进宫后被封为兰贵人。1856年生载淳，封为懿妃。不几年，就爬到了仅次于皇贵妃和皇后的地位。她利用自己在咸丰皇帝生前已代批奏报，特别是利用自己是载淳生母的条件，在被尊为皇太后以后，积极策划宫廷政变，以夺取最高统治权。她暗中联络奕 ，欺骗钮祜禄氏，结好掌握京畿一带军权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并从奕 得到“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 的保证。1861年10月26日，皇室护送咸丰皇帝灵柩回京，那拉氏于11月1日抵京，次日即以幼帝之命发布上谕，解除载垣、端华、肃顺的职务，予以逮捕，随即处死。11日载淳登上皇位，改元为“同治”，上钮祜禄氏以“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以“慈禧皇太后”徽号。12月2日，两个皇太后正式实行“垂帘听政”，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里。奕 则被授以“议政王大臣”，辅理政事，桂良、文祥等人任军机大臣。这一年是辛酉年，故称这次政变为辛酉政变，或者称为祺祥政变。
那拉氏在宣布载垣等人的罪状时，特地点明载垣等“不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这是指载垣在通州下令逮捕英方代表巴夏礼送往北京一事。把“不尽心和议”作为“罪名”，就明白表示了要执行与外国结好的卖国投降政策。从此，清政府的实权握在以慈禧、奕 等主张“中外和好”的人手里。清政府由对外恐惧、仇恨，逐步变为亲近、依靠，这一变化得到外国侵略者的欢心和赞赏。中外势力很快地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