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清王朝想通过“自强新政”以维护封建统治，而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
东南海防报警来
东南海疆，首先燃起了报警的烽火。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原属福建省。鸦片战争之后，台湾便成为列强角逐染指的重要目标。东邻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虽本身尚未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已暴露强烈的侵略野心，紧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力图向外扩张。第一个实际目标，就是一海之隔的近邻朝鲜和中国。七十年代初，日本遣使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 ，着重要求取得“一体均沾”的特权。1872年9月，日本迫使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琉球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起，即与中国建立起“宗藩”关系，彼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密切的往来。琉球对日本萨摩藩也曾有过“入贡”。1871年，发生了琉球船民几十人在台湾附近海域遇难，被当地高山族居民杀死的事件，日本欲借此吞并琉球，侵略台湾，乃于1873年3月派外务大臣副岛种臣来华，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总理衙门作了驳斥：琉球和台湾二岛俱是中国的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理应在于中国，“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代表无言以答。但是日本政府硬把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台湾东部地区说成不是中国领土，蓄谋以武力侵占。为此，日本政府于1874年设立所谓“台湾事务局”和“台湾事务都督”，并在长崎设立侵台军事基地。同年4月，日本政府出动陆、海军三千人，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下，悍然进攻台湾。5月间，日军在琅 （今恒春）登陆，图谋霸占。
羽毛未丰的日本，为什么胆敢悍然入侵中国的领土台湾呢？除了中国当时在清政府腐朽统治下软弱可欺之外，还因为日本得到美国的背后支持。美国对台湾亦早有野心，1847和1849年，其驻华海军曾两次派舰只驶到台湾，勘察矿藏，图谋染指。1853年，美国军舰又侵入台湾海域窥察。次年，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后被任命为美国公使的巴驾（peter parker）向其政府献策，提出美国必须占领台湾。1867年，美国政府借口它的失事船只罗佛号的七名水手在台湾遇害，公然派出由海军上将培尔（h．h．bell）率领军舰两艘、陆战队一百八十一人，侵袭台湾，因遭到台湾人民英勇伏击，才不得不中止对台湾的武装侵略。此后，美国由于忙于解决国内的矛盾，便改变手法，不断怂恿日本侵略台湾，而自己则为日本提供军火、船只、指挥官以及顾问，伺机从中渔利。
日本侵略军于1875年5月在琅 登陆后，在美国军官的帮助下，悍然进攻当地高山族人民聚居的村庄。高山族人民奋起反击，先后打死打伤侵略军五六百人，日军被迫退踞龟山。接着，日本侵略者在台湾设立都督府，妄图久占台湾。
清政府在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巡阅为名，统带军队渡海援台，加强防务。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台湾高山族人民
日本侵略军由于受到台湾人民的顽强抵抗和清军增援部队的威胁，加以又遇到瘟疫流行，霸占台湾的企图难以得逞。于是，日本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为特使，来华交涉，进行外交讹诈。英、美公使也乘机出面“调停”，露骨地偏袒日本，压迫中国。清政府主持外交事务的李鸿章，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但他不敢违拗英、美公使的“调停”意见，力主与日本议和。他胡说：“好在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 ，竟然不准清军与日本“开仗”。10月，清政府由奕 、李鸿章等为代表，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北京谈判后，订立《台事专约》三条，规定中国给日本“抚恤”“偿银”（以代“兵费”“赔款”等有失清廷面子的用词）五十万两，作为日本从台湾撤兵的条件；专约中还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民，“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和日军侵台是“保民义举”。据此，日本硬说中国已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乃于1879年正式并吞琉球，废除其国王，将它改设为冲绳县。清政府虽然向日本提出抗议，但并未采取强硬措施，以后就不了了之。从此，台湾成了日本“南进”路上的首要目标。
新兴的日本，竟然也能向封建老大的中国成功地戳了一枪，而且当时清政府正在大搞“自强新政”，向西方购买“坚船利炮”和举办军事工业，结果却连对付日本也只能屈辱了结。这个事实，充分暴露喊叫已十多年的“自强新政”于事无补。所以，在日本侵略台湾、吞并琉球事件中，清政府的妥协行动，大大地纵容了各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边境的野心。
西南边疆启衅端
正当清政府忙于应付日本对东南海疆的侵犯时，英国又在西南挑起了衅端。它借口马嘉理事件，向中国大肆要挟，迫使清政府向英国出让一系列主权。
马嘉理事件发生在1875年初，地点在云南边境。这一事件的爆发有着多年的历史背景，其根源则在于英国企图抢先侵入中国的西南地区。
缅甸是与中国云南接壤的邻邦。在历史上，中缅两国有长远的经济和文化交往；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缅甸国王孟云接受清朝敕封。但英国在占领印度后，竭力入侵缅甸。1824—1825年和1852年，英国经过两次侵缅战争，占领了下缅甸。从此，它便千方百计地寻找从缅甸直接侵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道路。从六十年代起，英国不断派人偷越云南边境，窥探滇缅交通路线。1868年，英国第一次派出所谓“探险队”，从缅甸的八莫出发，闯入中国边境，妄图经过腾越（今腾冲），到达大理。这支“探险队”在腾越遭到当时控制这一地区的杜文秀回民起义军的阻挠，未能得逞。1874年，英国又组成一支名曰“探路队”的武装部队，共一百九十三人，由上校军官柏郎（h．a.browne）率领，从曼德勒出发，北上探测滇缅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向清政府谎称是少数几个人来华“游历”，还特地派出驻上海领事馆的一名翻译官马嘉理（a.r．margary），前往云南入缅接应。1875年2月，马嘉理带引柏郎率领的武装“探路队”，挂着“游历”的招牌，擅自越过中国边境，闯入云南的蛮允附近。2月21日，马嘉理和几名中国随员被当地人民盘问，马嘉理蛮横地开枪行凶。当地人民激于义愤，打死了马嘉理。柏郎受阻，退回缅甸。这就是“马嘉理事件”。
马嘉理事件明明是由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西南边疆引起的，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却对清政府大肆讹诈。他向总理衙门提出无理要求，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等，进行恫吓。在交涉初期，清政府鉴于处理台湾事件上的被动教训，为了预防西南边患的发生，一面派人去云南，以便迅速将此案确查究办；一面拒绝了英方的多项无理要求。英国政府于1876年2月初，又加派军舰四艘，由印度来华，为威妥玛的讹诈助威。
清政府经不住英方的多方威胁恫吓，一再退让，捕杀了十几名被认为“凶手”的中国民众，还答应赔偿巨款。可是，这仍不能使英国侵略者满意。在长达一年半的交涉过程中，除了总理衙门在北京同威妥玛进行谈判外，在天津的李鸿章，也受命参加谈判。威妥玛蛮横表示，如果不全部接受他的要求，就要撤退使馆，断绝关系。他几次中断谈判，径自从北京跑到上海，做出决裂的姿态。清廷大员害怕“决裂”，李鸿章认为：“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国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断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 ，竭力鼓吹不能“失和”，应全盘接受要求。最后，经过英国人赫德的调停，1876年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会议，订立中英《烟台条约》十六款，另议定入藏“探路”专条。
《烟台条约》除了规定中国赔银二十万两，派专使赴英赔礼道歉外，还包括以下重要内容：（1）英国派官员由印度赴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以商订章程。（2）扩大领事裁判权，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使可派员前往该处“观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案件，由被告所属国的官员“各按本国法律审断”。（3）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为轮船停泊码头。（4）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从而更有利于洋货的倾销。（5）在“另议专条”中又规定：英国可派“探路队”从北京启程，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这些规定就使英国取得了侵入中国西南边境的便利条件。
西北边境狼烟又起
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夺取了中国东北边疆的大片领土，接着，就将魔爪伸入新疆地区。
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屏障着祖国的西部河山。沙俄早就觊觎富饶的新疆地区，在1864年10月签订的关于划定中俄西部边界的《塔城议定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让沙俄侵占了中国西部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此后，沙俄妄图进一步鲸吞整个新疆，就与英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864年，新疆地区的回族、维吾尔族，在陕甘地区回民反清斗争的影响下，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他们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和喀什噶尔旧城，并于1866年初攻占伊犁大城（今伊宁）。可是，这些打着反清旗号的武装暴动，一开始就被少数反动封建主窃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搞封建割据，甚至进行通敌叛国活动的工具。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兼并汉城，竟向毗邻的浩罕汗国乞师求援。早就觊觎中国新疆的浩罕汗国统治者，抓住这个机会，派遣其帕夏（即军队总司令）阿古柏率领大军，于1865年自中亚侵入南疆。阿古柏是个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他侵占喀什噶尔之后，在南疆地区大肆攻城略地，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并于1867年底以喀什噶尔为中心，悍然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七城国之意）的伪政权，自立为汗，称作“毕条勒特”（幸福的人）。到1870年，阿古柏控制了整个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
阿古柏盘踞新疆期间，对外投靠俄、英和土耳其，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厉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新疆各族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不断掀起反抗阿古柏残暴统治的斗争。这时，沙俄出于侵吞中国西北边疆的卑劣目的，施展了狡猾的两手：一方面以帮助清政府“防乱”和“安定边境秩序”为借口，1871年6至7月间，悍然出兵强占中国的伊犁地区，名曰代为“收复”。实际上设官分治，占地垦殖，对当地中国居民征派重税，想以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承认。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又多次派人同阿古柏接触，悉心笼络，并于1872年公然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汗国君主”，同阿古柏签订通商条约，获得在南疆各城设立“商务代表”和建立“商馆”的特权。英国见沙俄深入南疆，也加紧笼络阿古柏，特派全权使节去喀什噶尔，于1874年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即统治者）地位，及其窃踞地区为“合法的独立王国”。英国还与阿古柏签订商约，以提供大批枪支弹药为条件，取得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设领事等特权。这样，阿古柏就成了英、俄分裂和肢解中国领土新疆的共同傀儡。
在边疆危机的严重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当时，如何决策，意见不一。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一味考虑小集团的私利，借口“海防”重要，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 ；湖南巡抚王文韶等认为沙俄的威胁最大，主张“塞防”为主，以全力注重西北，“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集团，则提出“两者并重”的主张，竭力抨击李鸿章“自撤藩篱”的谬见。左宗棠根据形势，特别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力主收复新疆。这场争论，虽然反映了湘系和淮系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但是，左宗棠的主张具有平叛和反抗外国侵略的双重意义，因此，得到国内爱国舆论的广泛支持。清廷权衡利弊，采纳了左宗棠的主张，决定出兵新疆。
陕甘总督左宗棠
1876年4月，左宗棠率领二百二十营大军出关西征，赴新疆讨伐阿古柏。左宗棠决定首先向天山北部进军，同依附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败类白彦虎的叛军激战。6月，在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下，夺回了乌鲁木齐及其附近地区。到10月间，收复了北疆大部。中国将士在北疆的首战告捷，挫败了英国企图以“调停”为名，诱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从而肢解中国领土的阴谋。
1877年春，左宗棠率军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开始向南疆进军，一鼓作气，乘胜光复吐鲁番、托克逊等南疆八城。5月间，败逃中的阿古柏在库尔勒为其部将杀死，结束了他在新疆的十多年残暴统治。其子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带领数千名残兵游勇，在沙俄的庇护下，窜入俄国境内。在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大军的打击下，英、俄利用阿古柏瓜分新疆天山南北的罪恶阴谋，终于破产。
阿古柏这一祸害虽除，中、俄两国之间又围绕伊犁问题展开了交涉。原来，沙俄在侵占伊犁地区后，一面悍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一面又伪善地向清政府表示：没有久占伊犁之意，只是代为“收复”，一旦中国力所能及，“即行交还”。到第二年，当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时，沙俄拒不交还，还横生枝节，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
左宗棠归复天山南北后，清政府再次向沙俄提出归还伊犁的要求。沙俄竟自食“即行交还”的诺言。1878年10月，清政府特派崇厚出使俄京彼得堡，谈判索还伊犁。崇厚在清廷官僚群中，被认为是个“知洋务”的人，但面对外国侵略者，却表现出极端昏聩无能。他于1879年1月抵达彼得堡，经过半年多拖沓的谈判，在沙俄胁迫、愚弄下，1879年10月2日在克里木半岛上的里瓦几亚擅自同沙俄签订了条约十八款，和陆路通商章程。其中包括：中国收回伊犁地区，但将伊犁南面和西面的大片形势险要的领土划归俄国；中国向俄方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俄商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允许沙俄经新疆至天津、汉口、西安陆路经商，等等。崇厚以如此巨大的代价，换回的仅是险要尽失、三面受敌的伊犁地区九座孤城。
如此失地丧权的条款，引起中国朝野大哗。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南北分三路布防的方略，决心“亲自舆榇出关，誓与俄人决一死战”。 当时，在翰林院任职的张之洞也上奏，指出崇厚的失职。英国对这一条约也深为不安。在举国上下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拒绝承认和不批准这个条约，并下令把崇厚革职拘禁，交刑部治罪。沙俄眼看到手的利权又将落空而深为不满，立即对崇厚的惩处提出抗议，并调集军队进行武力恫吓。
1880年2月，清廷任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沙俄钦差大臣，赴俄京交涉改约事宜，以挽回已造成的损失。曾纪泽是一位有识见的外交官，尽管他感到此行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但他仍决心完成这项极为艰巨的外交使命。从虎口夺食，确非寻常。曾纪泽一与俄方接谈，就遇到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面冷词横的对待。8月23日，他把中国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修改意见，向俄方提出。俄方不仅无视中国的正当要求，甚至拒绝同曾纪泽谈判，扬言要向清政府直接交涉。后来又声称：倘要对原约作些修改，中国必须以割让“沿海地方”和“赔偿”兵费作为“补偿”。曾纪泽临难不惧，严词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沙俄在谈判桌上恣意敲诈勒索的同时，又继续陈兵伊犁，增调舰队驻泊中国海面，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坚决主张收回失地的左宗棠，也在新疆加强战备，对付沙俄的挑衅。曾纪泽经过顽强斗争和多方努力，虽然不能彻底推翻原约，但终于使俄方不得不稍有收敛，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以取代崇厚订下的卖国约章。据此，清政府总算收回了被沙俄盘踞十年的伊犁及其南境的领土，但仍被沙俄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块领土，“赔款”数也增至九百万卢布（合银五百万两）。
沙俄在中国帕米尔建立军事村屯
沙俄从伊犁撤退时，采取强迫手段，将许多当地居民驱赶到俄国境内。更加严重的是，沙俄利用条约中关于中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的规定，通过续订的《伊犁条约》及几个勘界议定书，又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沙俄版图。1892年，贪婪的沙俄更出兵帕米尔地区，违约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在这些接二连三的边疆事件中，中国的领土和其他各项主权大量丧失，清政府腐败无能、畏“洋”如虎的面目进一步暴露，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这一切都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并预示西方列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又将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