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批当权官僚，为了镇压各地的人民起义，维持清王朝的统治，着手向外国大量购买枪炮船舰，采用新法操练军队，陆续兴办造炮制船的军用企业。在这之后，又扩大到兴办诸如厂矿、铁路、航运、电报等民用企业，还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他们把这些活动自诩为“自强新政”。由于这些活动主要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为洋务运动。而倡导和主持这些活动的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热”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失败，又有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朝统治者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封建官僚感到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变局。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新的局面，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出路何在？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拥有比中国旧式武器厉害得多的“坚船利炮”，外国军队的训练有素，也远胜于中国的绿营、八旗。他们在同外国侵略者的实际接触中，还感到这些外国人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并不准备推翻清朝统治而取而代之。因此，他们主张在承认列强在华既得利益，力保中外“和局”的条件下，换取列强的支持，引进洋枪洋炮和西方某些先进技艺，求得“自强”，确保清朝统治。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等人，便向朝廷提出：用对外妥协换取列强的军事援助，镇压太平天国。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代表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的奕 、桂良和文祥等，向朝廷提出：外国侵略者只是清朝的“肢体之患”或“肘腋之忧”，而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对列强应当“信义笼络”，以共同对付人民起义。为了便于“笼络”，他们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奕 等人的献策，得到了曾国藩等封疆大吏的支持。
这样，在奕 、曾国藩等重臣的倡导下，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在清朝一部分掌握实权的官僚中，出现一股兴办“洋务”的热潮，开展了历时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1860年冬，清廷一度设抚夷局于北京嘉兴寺，调满、汉大员轮番到局办公，处理对外交涉。后来，这个名称已不合时宜，1861年1月清政府正式成立总理衙门，作为应付洋务的中央机关，由奕 、桂良、文祥三人兼领总理衙门大臣，下设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调内阁、军机处和各部院官员，负责日常工作。1883年，又增设海防股，管理南洋海防和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以及与之有关的各机构和设施。
总理衙门作为一个外交事务部门，不但取代了原由理藩院和礼部掌管的大部分事务，并包办了一切需同外国发生联系的活动。如向外国购买军火、船舰、机器；请外国人充教练、顾问，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管理海关税收，等等。它实际上成为各部的综合机构，而且其主持人例由王公大臣兼任。如1861年至884年，一直由恭亲王奕 主持，奕 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1884年以后，直到1894年，则由另一位王公庆亲王奕劻主持。所以，总理衙门成了驾于六部之上的筹办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总理衙门成立的同时，清政府还设置南洋和北洋两个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系1866年由五口通商大臣改称，管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五口（皆在南方）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沿江及南方各口，初由江苏巡抚兼领，1865年后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的北方三口（天津、营口、烟台），故初称三口通商大臣。初命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掌管，1870年起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南北两个通商大臣，在办理有关各口的通商事务以外，还就地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
根据奕 的提议，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招收八旗少年入馆学习英文，以培养洋务人才。英国人包尔腾（john shaw burdan）受聘为英文教习；1869年起直到189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任总教习。同文馆初只设英文馆，不久增设俄文馆、法文馆，1872年又增德文馆，甲午战争后更增日文馆。这些语种的增加，不但表明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也反映了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在京师同文馆之后，李鸿章（时为江苏巡抚）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两广总督瑞麟于1864年在广州设立广州同文馆，各自招收当地少年入馆学习外语。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兴起“洋务热”后，在清朝统治集团内就开始出现了洋务派，以区别于主张原封不动地保持旧有统治方法和统治秩序，对外坚持“深闭固拒”态度的封建顽固派。前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的有主持总理衙门的奕 和文祥，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在这些人中，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面广量又大，时间也最长，从而成为洋务派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洋务派的出现，表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化。洋务派向外国学习造炮制船的主张，虽同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是有区别，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师夷之长技”是为了“制夷”，即通过学习，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变为自己的本领，用以抵抗侵略；而洋务派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开始主要对付人民起义，其中也不无有抵御外侮的意图。
初期的“自强”活动
洋务运动在初期以“自强”活动为中心，以获得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和练洋操为主要内容。六十年代初，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军和淮军头目，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强大的人民起义力量，向外国购买了大批武器。李鸿章还聘请外国教官，教练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这些新式武器。仅在松江一地，半年之内就由“洋枪队”头目华尔等人教练一千二百名清军，学会使用洋枪洋炮，还教练西洋军队的列阵、操演等法。 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廷曾对李鸿章等人在江苏雇觅英、法洋弁教练兵勇和购买外国军火镇压太平军取得的效果，给以极高的评价：“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 清政府的自供，说明了洋务派的“自强”，即购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训练军队，在于对付人民起义。
在大量购买洋枪、洋炮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向外国购买机器等设备，用来开办兵工厂，仿造洋枪、洋炮和弹药等军火。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军械所，试造船炮。在中国科学家华蘅芳、徐寿等人主持下，于1866年建造了一条长五十多尺、时速二十几里的木质轮船黄鹄号。继安庆军械所之后，李鸿章也在1862年设立了上海洋炮局，雇洋匠制造军火。1864年，该洋炮局随李鸿章迁往苏州，改称苏州制炮局，由英国人马格里（s．h．macartney）主持。1864年，左宗棠也在杭州试造轮船，造了一条小轮船在西湖里试航，但驶行不速，未能使用。
1864年后，洋务派加紧创办兵工厂的活动。这年，李鸿章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 对此很赞赏，立即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这个主张得到朝廷认可，于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军火工业。其主要的兵工厂有：
江南制造总局 这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筹办，1865年在上海开办的第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曾用白银四万两在上海买进一座外商机器铁厂，以此为基础，并入苏州制炮局的部分设备，又增添了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回的机器，在虹口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又名上海机器局）。1867年，该局搬到高昌庙镇。厂房面积扩大到七十多亩，雇用工人二千多名，主要制造枪、炮、子弹、水雷、火药等军火。1868年，还制成命名为惠吉号的火轮。江南制造总局还附设一所机械学校和翻译馆，培养技术人员，翻译与军事及工程有关的书籍，也有少量的史志和政法方面的书籍。
金陵机器局 1865年，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时，把马格里主持的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为金陵机器局，用外国机器制造火药、大炮。此局规模小于江南制造总局，但受淮系集团的控制。后来，李鸿章调到北方，金陵机器局仍然由他管辖。
江南制造总局的炮厂机器房
福州船政局 这是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6月在福建开始筹办的近代第一个造船厂。1867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由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厂设在闽江马尾山下，主要制造军用船舰。业务由聘用的法国人日意格（p．giquel）和德克碑（p．d'aiguebelle）主持，局内有工匠二三千，杂工九百，都由湘军弁兵充任。八年间花费白银五百三十五万两，建成大船十艘、小船五艘，用以装备福建海军。这些船只实际上是向法国购进破旧机械装配而成，质量低劣。1866年冬，还附设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学堂学法文和造船学；后学堂学英文和驾驶术，招收少年入学。
天津机器局 这是清政府特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1867年在天津创办的机器厂，丹麦驻天津领事英国人密妥士（j．a.t．meadows）为总管，以制造火药，供给卫戍京师的军队使用。由于管理腐败，毫无成效，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该局改由李鸿章接办。李鸿章特从香港招聘外国工匠，加以扩充，使之成为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大型兵工厂，主要制造火药、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枪炮。
此外，其他各省也陆续设厂制造军火，以供各地清军需要。如左宗棠率军进入陕甘时，设西安制造局，后又随军迁往兰州，改称兰州制造局；山东巡抚丁宝桢在济南设立山东机器局，调任四川总督后，又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还有云南、湖南、广东、吉林、山西、浙江、台湾等地，也都分别筹办过称为机器局的兵工厂，而且皆由各省督抚动用官资设立，一般都规模较小，成效不大。
洋务官僚在“自强”口号下创办的这些近代兵工厂，所生产的船舰、枪炮、弹药，概由政府直接调拨军队使用，不计产品价格，更不作为商品参加市场交换；生产经费全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它们的盛衰，主要决定于政府拨款的多寡，不取决于市场需求或企业本身的经营管理。这类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封建官营工业。同时，由于这些工厂在技术和机器设备等方面，又处处仰赖外国，有浓厚的买办性。因此，洋务派的军事工业，不是独立的民族工业或资本主义企业。然而，这类企业与旧式的封建官营工业也已有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它已不是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还雇用了一些以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劳动者，即中国早期的工业无产阶级。所以，虽然这些军事工业没有摆脱传统封建官营生产的旧质态，却已不纯粹是昔日封建工业的简单翻版。从它们使用大机器生产和利用雇佣劳动，已体现出近代中国生产方式中新陈代谢的过渡形态。
“曲全邻好”
在洋务运动前期，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中法战争前的二十几年，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但在这阶段，外国资本主义侵吞蚕食中国边疆的事件不断发生，而且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和渗透，更是不断加剧，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那些正热衷于搞“自强新政”的洋务派，虽然主观上企图“力保和局”，不敢开罪侵略者，但为形势所迫，也被卷入对外交涉的漩涡。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大量表现为反洋教斗争。高喊以“十字架征服中国”的外国传教士，曾是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的重要帮手。1860年以后，由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了“护教”条款，外国侵略者攫取到在中国内地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的特权。从此，外国教会的传教士们大批涌进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从沿海到内陆，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由于这些教会势力在进行传教活动的过程中，干犯中国主权，窃取中国情报，盘剥与残害中国百姓的肮脏侵略勾当，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纷掀起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的自发斗争，从而出现几乎遍及全国的“教案”。
遍及中国城乡的外国教堂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各地发生的重大教案有：南昌教案（1862年），重庆教案（1863年），四川酉阳教案（1865年和1869年先后两次），贵州遵义教案（1866年），河南南阳教案、江苏扬州教案、台湾教案（均为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四川黔江教案（1874年），还有安徽建平、宣城、宁国、广德等地的教案（1876年），等等。其中又以天津教案的规模最大，影响尤深。
在发生这些教案时，外国侵略者照例大肆要挟，乘机勒索，从而引起一次次交涉。从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时的表现，不难看出洋务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态度。
天津人民多年来遭受法国天主教会欺凌压榨，对那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早已恨之入骨。1870年6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哄传发生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6月20日聚集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h．v．fontanier）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弹压。谈判未开，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又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就激起民众极大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殴毙。随后，愤怒的群众火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
关于这次教案爆发的起因，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f．f．low）于6月27日曾向美国政府作了比较客观的报告：
约在5月底6月初，天津育婴堂内发生流行病，有大量孩童死亡。……人群多次围集教堂附近，要求把孩子放出。一次，人群喧闹异常，修女因恐暴徒行凶，同意由五名民众组成检查小组入育婴堂检查。法国领事闻此骚动，即于此时赶到现场。五人小组虽已推举好且已进入育婴堂，法国领事却下令停止进行检查，并对五人小组进行怒斥，把他们轰出堂外。”“教案爆发的前一天，知县曾与法国领事丰大业会晤。知县对法国领事说道，除非准许到育婴堂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否则就很难预料其后果。领事认为这是威胁之语，回答说知县的级别低于领事，他们之间对此事件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举行谈判。
以上说明，这次教案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却因法国领事丰大业的蛮横无理和开枪射击，激起了民众的义愤。然而，事件发生之后，法国侵略者对领事官丰大业的挑衅性行为没有半句责难，却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由法国带头，并联合英、美、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更麕集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爱国群众，并惩办地方官员。法国海军司令更公开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 腐败的清政府再次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立即采取对策：一方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方面，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又奏调李鸿章协同办理。
按理说，天津教案的是非曲直，并不难弄清楚。况且当时法国处于拿破仑第三执政时期，内外交困，政局不稳，根本无力东顾。倘若中国据理力争，原可妥善了结此案。但曾国藩生怕因此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一到天津，便先自定下查办方针：“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 就是说，只求对外快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更不管处置是否得当。
曾国藩正是根据这一“查办”方针，决心屠杀民众以向外国侵略者“谢罪”。结果，把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民众当作凶手惩办，判处二十人死刑、二十五人流放，并向侵略者赔款四十九万七千余两白银。曾国藩在结案后的奏报中，表示：“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 奴才嘴脸溢于言表。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态度，引起举国上下的无比愤慨，连曾国藩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打碎烧毁。可是，曾国藩虽称“内咎神明，外惭清议”，却继续坚持自己的媚外立场，向朝廷再三诉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
1872年，曾国藩病死，但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所抱的“曲全邻好”的对外方针，却为李鸿章等人继承下来，从而每经一次中外交涉，中国就遭受一次损失。
由“自强”到“求富”
洋务派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费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而清政府鉴于财政枯竭，虽然“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洋务派为了改变经费拮据的状况，羡慕西方国家“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途径，于是便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从七十年代开始，将筹办洋务的目标，由“自强”兼及“求富”，在继续筹办军用工业的同时，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企图通过“求富”，达到“兴商务，浚饷源，图自强”，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官督商办”，就是由商人出钱作资本，由官方派人管理企业。开办之初，往往有一笔官款作本，但须分年取利抵还。照洋务派的说法，叫作“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 “官商合办”名义上是官与商共同出资、管理和共负盈亏，实际仍由洋务派（即官方）控制。
这类旨在“求富”的民用性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和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开始兴办，到中法战争前夕，共建成近二十个，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
轮船招商局 这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性企业。1872年，李鸿章奏准清政府，拨直隶练饷局制钱二十万串（折合时价为银十三万三千两左右）作为股本，委派从事沙船业的富商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在上海设局招集商股，当年计招得四十七万六千多两，定为官督商办，正式开张。以后又陆续由各海关拨官款一百九十多万两。最初购入轮船六艘，后来继续增购，并在各地设立分局、栈房。1879年据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估计，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约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利权收回了约五分之三。列强在华轮船公司，主要有英国太古、怡和，美国旗昌等，此时联成一气，采用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与招商局竞争。在外国轮船公司的排挤下，招商局的海外航运，屡受挫折，1873年至1879年间，其驶往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美国等地的船只，都因受外商倾轧等因被迫中止。由于招商局除从事客运业务外，还包揽清政府的漕运和其他官物的运输业务，所以没有被挤垮。在激烈的竞争中，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反遭破产，而太古、怡和等公司，不得不与招商局在1877、1883、1889年三次订立“齐价合同”，避免在相互角逐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 这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在滦州筹办。原拟官办，因清政府财政拮据，改为官督商办，计招得商股八十万两。1878年开始以进口机器钻探开采，至1881年日产煤达五六百吨，除供应招商局及天津机器局使用外，还有余额可供出售。但好景不长，在1900年，终于被英商夺走。
漠河金矿 这是中国近代以新法采掘金属的重要矿山。1887年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筹建，募集官款、商股共二十万两，官督商办。1888年12月开工，次年正式产金。开办初期，每年产量约值银十二万两。头三年共产金砂值银六万二千余两。1893年后又增开观音山分矿，每年产值增至十五、六万两银。1897年时有工人二千名，年产达银三十多万两。这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一个金属矿。
唐山—胥各庄铁路 七十年代末，洋务派为了军事需要和解决财政困难，计划在中国修筑铁路。1880年，开平矿务局因运煤需要，开始修筑自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至次年修成十一公里，是为中国自有铁路之始。
中国最早的火车
上海机器织布局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机器棉纺织工厂，1882年创设于上海杨树浦。起初，上海的几名官僚绅商，曾集资申请创办新式纺织厂，1880年李鸿章奏准拨给官款，派郑观应主持，官督商办，并请准享有专利十年。规定十年之内，只准本国商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由于美国技师刁难，封建官吏营私舞弊，抽逃资金，直到1890年才建成投产。1893年不幸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重建，更名为华盛纺织总厂，还准备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立十个分厂。
此外，还有左宗棠于1880年在兰州开办的机器织呢局（纯由官资筹办，产品专供军用）；李鸿章于1880年在天津创办的电报总局（官督商办），等等。
在上述民用企业中，除兰州机器织呢局外，都是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购买新式机器，雇佣工人进厂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因而，这些民用企业，与军事工业不同，已是道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这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也还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们都由洋务官僚倡办和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洋务派所委派的代表，以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名义把持，产品又往往服从于清政府的调配，首先满足官方或军事工业的需要，从而使它们很难积累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民用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这些民用企业往往好景不长，有的瘫痪停办，有的被帝国主义侵吞，有的被迫转手让给私人经营，真正能维持下去的十分罕见。
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足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洋务派通过创办民用企业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利用部分私人资本生产产品，这对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这种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客观效果，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主观愿望所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