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敌人。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是一支可以联合的力量。五四运动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思想循着革命民主主义轨道不停息地前进，直到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建立起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黄金时代”之后的重重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卷土重来，洋货充斥中国市场。中国民族工业结束了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又陷入了重重危机之中。中国的外贸入超逐年上升：1919年入超1618万海关两，1920年为22061万海关两，一年就增加了十几倍；1921年又比上年增加38％。各国垄断公司的在华机构急剧增加，外国银行纷纷在中国大中城市开设总行、支行。帝国主义各国通过“独资”和“中外合资”形式，向中国输出大量过剩资本。特别是日本，在华“独资”或“合资”经营的企业激增，仅1921年至1922年间，在华新设的纺织公司就有9家；1918年至1924年，在华拥有的纱锭数竟增加了388％。
面对国际垄断资本的猛烈冲击，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难以招架，终于陷入危机而无力自拔。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一度出现的繁荣景象，转瞬即逝，“黄金时代”过去了，萧条与危机接踵而来。中国民族工业的衰退，可以从历年向农商部注册的新厂数显著下降上看出：1920年注册新厂70家；1921年开始走下坡路，降为61家；1922年再降为46家；1923年猛跌到14家；1924年就只有11家了。
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化学燃料、金属材料和机器设备，基本上依赖国外进口。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民族工业有所发展，上述重工业产品的进口额呈增长趋势，1918年相当于1913年的241％。但是到大战之后，尽管帝国主义各国对华输出剧增，中国从国外进口的主要重工业产品数额却一降再降，1924年只相当于1920年的66％（见表1）。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民族工业在大战之后逐渐处于停滞和下降的状态。
表1 1913—1924年 中国主要重工业产品进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斯拉德科夫斯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棉纺织业是中国民族工业最集中和发展最快的部门，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工业。但是，它也无法逃脱厄运。1922年春，因国内连年军阀内战，市场极不景气，棉价猛涨，纱价暴跌。无独有偶，世界花纱市场上也出现了原棉匮乏、棉纱滞销的情况。中国的棉纺织业，棉价向来随世界市情而左右，而纱市则根据国内销行滞畅而定。因而内外市场出现的花贵纱贱，使华商纱厂赢利骤减，亏损剧增，1923年生产的棉纱，每包（400磅）亏损12两银，相当于1922年的4倍（见表2）。本已资金奇缺、管理不当，加上国内苛税繁兴，金融贷款则利息极重，于是，华商纱厂在同外商尤其日商纱厂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有的停机减工，有的以设备、厂房作抵向外商借贷。及至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之时，只能售厂倒闭。据统计，自1921年以后的几年间，“纱厂之破产换主者，……公司之消灭，或改换面目者，且二十余厂。” 其中有的破产不足抵债，有的被日资吞并，有的为外商债主控制，有的出租拍卖，“无不憔悴以尽”。
表2 1921—1923年 华商纱厂盈亏情况 （单位：两／包）
（资料来源：皮尔斯：《日本和中国的棉纺织业》，曼彻斯特1929年版。）
民族资本家为了挽救危机，成立了华商纱厂联合会，并派代表赴京，请求北洋政府“保护”。著名企业家聂云台、穆藕初等，迭次呈请农商部和国务会议，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原棉出口，阻止棉价上涨；以海关附加税作担保，出售公债，重振纱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呼吁下，1923年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禁止原棉出口的命令，但因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压力，才过三个月便急忙宣布取消。1923年4、5月，在北京召集的国会，根本不理睬华商纱厂联合会出席国会陈述举债方案的三名会员代表。
萧条的阴云笼罩着中国民族工业。“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漩涡者，乃时有所闻。”
蒙受了巨大损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终于意识到：外人“压迫吾人”，军阀“为虎作伥”，是中国民族工业迅速由“黄金时代”转入危机状态的根源。他们愤慨地写道：“欧美政府，对于国内实业，莫不维护不遗余力，我国则否。政客互忤，军阀垄断。……禁棉出口，因循苟且，使团反对。（政府）不事抗争，致事败于垂成……故事之呈请于政府者，十无一成。”
危机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双重人格”。一方面，由于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他们只得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内外反动派的“善心”上；另一方面，随着幻想的彻底破灭，他们对内外反动派的不满情绪日益滋长，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这个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政府的革命积极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1924年革命高涨的形势下，能够加入大革命的洪流中来。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固然是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因素使然，但也与这个阶级的旗帜——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分不开。
孙中山是一位充满了奋斗、进取、求索精神的革命家。他不断从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吸收当代新思想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他幼年身居农村，深知中国农民生计的困难。以后多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而浪迹天涯，既看到西方社会的繁荣，也观察到资本主义的弊端。他还较早接触到了欧美的社会思潮，这使他的前期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混合：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小农的平均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等，甚至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曾表示赞许，说“其学说得社会主义真髓”。 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后，孙中山有一年时间（1912年4月—1913年3月）以主要精力用于探索民生问题。在这个阶段中他常常比较突出地论及社会主义，包括肯定地评价马克思的《资本论》。只是由于宋教仁案的发生，孙中山迅速发动二次革命，因而暂时中止了他对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
从十月革命爆发到联俄联共方针的确立，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1917年，由革命党人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在十月革命发生的第四天就迅速以大号标题报道：“美克齐美（maximalist的音译）占领都城”。以后又有连续的报道。1918年夏，当苏俄处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攻击中时，孙中山在上海通过美洲华侨向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去贺电，并表示希望“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孙中山对于苏俄发生的变化极感兴趣，为此他特地要朱执信等学习俄文，以便去苏俄实地考察。因此，毛泽东评论孙中山时说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 。孙中山确实把苏俄的成就看作革命的好榜样，一个意义深刻的例子是在1921年他就自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职位一事进行自我批评时，与列宁作对比，他说“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 在这一时期中，孙中山的思想由于顺应着历史的潮流，使他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着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在谈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时说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
孙中山同时又是一位敢于从中国具体情况，从自身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改变旧的道路和方法的革命家。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1913年的二次革命、1915年的护国运动、1917年的第一次护法斗争又相继失败；但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使孙中山耳目一新，开始认识到群众威力的强大：“可知结合者即强也”。于是孙中山决定对党进行改组，于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然而由于支撑国民党的还是原班人马，旗帜也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失去兴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次改组党的活动失败了。
1920年，孙中山依靠陈炯明的粤军，夺回被桂系陆荣廷把持多年的广州。11月，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开非常国会，成立正式政府，开始了第二期护法斗争。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扑灭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势力，直接从财政上施加压迫，拒绝孙中山提出的收回广东关税余额的要求，却把他们保管的“关余”250万两，划归北洋政府。
帝国主义者的这种举动只能促使孙中山进一步把自己的目光转向友好的苏维埃政府。苏俄已经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中俄交通已经恢复，与苏俄接触的客观条件大为改善。1920年11月，在上海帮助筹建共产党组织的维经斯基在陈独秀陪同下，访问了即将离沪返粤的孙中山 ；次年四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了苏俄远东新闻社记者，十分高兴地打听关于苏俄发生的一切，甚至询问了在广州和海参崴建立电台联系的可能性。
经过各种途径的了解，孙中山得出了“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 的结论。他公开赞扬苏俄革命、苏俄的党和军队，并在1921年7月，开始产生“中国宜以俄为鉴”的思想。同年8月，孙中山在收到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第一封来信后，立即写了热情洋溢的回信，在揭露列强支持北洋政府的同时，表达了自己向苏俄学习的心情，提出了希望同苏俄领导人建立通讯联系的要求。 年底，应共产国际邀请，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民族革命团体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还同齐契林达成双方进一步保持联系的协议。
显然，在第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萌发了“师俄”思想。但是还没有公开联俄的勇气。
1921年12月下旬，孙中山在桂林大本营接待了从上海专程南下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了“关于苏俄承认他以及与之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问题”。 孙中山希望同苏俄建立联系，但因香港近在咫尺，担心过分接近会“招致列强的干涉”。他告诉马林：“为安全计，今仅能与苏俄作道义上之联络”，等到北伐吴佩孚胜利后，再与苏俄公开结盟。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这个创巨痛深的打击，帮助孙中山下了断然的决心。
陈炯明本是清末广东省谘议局议员，后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原认为他是“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在1917年护法运动后，即以全力培植陈炯明统带的粤军。1920年秋，孙中山回到广州后，重整旗鼓，希望陈炯明支持他的北伐计划。但是羽毛已丰的陈炯明，在平定广西之后，一心想搞“联省自治”，割据南隅，而对孙中山由桂入湘的北伐部署，阳奉阴违。由于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暗中拉拢，陈炯明杀害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一师师长邓铿，囚禁廖仲恺，并悍然在1922年6月16日称兵作乱，炮轰总统府、火烧粤秀楼。孙中山在革命卫队掩护下脱险，登永丰舰指挥北伐军回师平叛，鏖战50余天，终因孤军无援，于8月14日败走上海。孙中山沉痛地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最惨酷的失败。
在孙中山处于绝望和危难的关头，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伸出了援助之手。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畅谈“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孙中山对这次谈话非常兴奋，“几乎忘食”。25日，马林作为苏俄全权特使越飞的代表会见孙中山，同他商谈苏俄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同时陈述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孙中山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还对孙中山以往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希望他在今后的革命中，“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
共产党人的帮助加快了孙中山前进的步，他热诚地欢迎俄国人帮助中国人，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他向李大钊表示：“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并在上海和陈独秀等商讨“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democraticfront，与反动派决战。” 9月，孙中山召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五十余人讨论改组国民党问题，大家一致赞成改组。
1923年1月22日，越飞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四天之后，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确认：“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
1923年2月，陈炯明叛军被滇桂军和许崇智粤军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返回广东，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3月，苏联政府决定给予孙中山约2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6月，应孙中山之请，一个有第一流军事专家参加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到达中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于10月6日到达广州。孙中山也派出由蒋介石等人组成的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考察。11月，当孙中山面临东江陈炯明叛军猖狂反攻的紧急关头，鲍罗廷等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迅速召集工农群众，开赴前线，击退敌人，挽救了广州。这次危机的克服，使孙中山大为感动，他把鲍罗廷视为中国的“拉斐特” 。危机过后，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并且领导了向帝国主义收回海关主权，截留“关余”的斗争。他真切地体会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常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受屈之人民耳。”
经过反复实践与思考，孙中山终于比较牢固地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奠定了新三民主义的基石，表现了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不断追求进步的宏伟气魄。
从“联合战线”到党内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倡议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把中国人民从“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明确指出：“这种联合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同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大”，重申了这一主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战线的政策，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中共“一大”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采取排斥和否定的态度。决议“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联系”。但是，革命实践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的方案”。1922年初，他们逐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首先是“封建的反动的纷扰的武人政治”以及“援助反动势力”的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同当时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基本吻合。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得出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结论。会议认为，中国劳动群众的革命，“应分两步去做”， 即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次会议的召开，帮助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了解并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战略决策，提高了对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的认识。
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共产国际要在帮助落后国家的先进分子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前提下，援助那里的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并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正是根据列宁的思想，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同时，积极物色能与之结成暂时联盟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经过接触，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权做了比较肯定的评价，认为它代表着中国“方兴的有产阶级”，“正预备一个战争去推倒北方封建式的军阀。” 特别是马林到桂林会晤孙中山后，共产国际终于选择孙中山的国民党作为结盟对象。1922年3、4月间，马林在上海向中共中央建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同国民党合作。但中共中央及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的共产党组织均断然表示反对，只同意建立党外的联合。马林决定亲自去莫斯科，争取共产国际采纳他的方案。而陈独秀也急忙写信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维经斯基，要求他代向共产国际陈述中共中央反对马林建议的理由。
7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决定在中国实行马林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并提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与菲力浦同志密切联系下进行。”（“菲力浦”系马林的化名）。共产国际的指示信打印在马林的衬衣上。27日，马林赶回中国，推动国共合作。当他到达上海时，中共“二大”已经结束。“二大”作出的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决议，不同于马林所建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的党内合作方案。为此，马林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听取马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经两天讨论，多数人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同意让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改变过去做法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不久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便先后加入了国民党。
“西湖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党内合作”方式，标志着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有了重大进展。但起初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仅限于中央领导干部，人数很少，“大多数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
“二大”以后，中共中央在新创办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说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共同受压迫的地位和不同的革命作用，说明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同一时期，共产国际也作了许多指示，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左”的情绪，认识反帝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23年1月，共产国际又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示中共加快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步伐。
“二七”惨案以后，北方革命力量遭到摧残。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及马林等，被反动派列入通缉名单。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因租界当局的迫害，于1922年9、10月间迁往北京，旋又因军阀压迫而南移。这时，整个中国除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之外，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条件。严峻的现实再一次告诉中国共产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实现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广泛接触各阶层群众，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推动工农运动；又有利于扩大国民党左派力量，由内部促进国民党的改组和进步。
1923年春夏间，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迁到广州。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后来到广州，表明共产党已经把实现国共合作体制，提上议事日程。1923年6月10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开幕。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就是正式确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的方式，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方针。大会否定了下述意见：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中外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加入国民党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大会批评了这种“非常狭隘”的思想，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同时要求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国民党的改组
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一向重视建立革命党的工作。辛亥革命以后，他曾作过多次努力，以求改变党内意见分歧，品流不纯、思想腐败、纪律涣散的状况，但未见成效。孙中山为国民党积重难返而痛心疾首，他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决定联共，就是为了吸收更多的进步青年参加革命。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在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人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应邀参加。孙中山指定张秋白、覃振、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从1923年1月起，孙中山主持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和国民党的《党纲》《总章》先后发表。接着，孙中山又以总理名义任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干事（其中林伯渠任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任宣传干事）和陈独秀等21名参议。《宣言》的发表和国民党本部在上海的建立，成为国民党改组的先声。
但是，由于国民党内右翼势力的阻挠，尤其是海外党员的反对，使孙中山的改组计划进展迟缓。1923年10月6日，根据孙中山的要求，苏联政府派鲍罗廷到达广州，帮助改组国民党。鲍罗廷是一位在1903年就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干练的政治家。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他对鲍罗廷十分重视。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密电正在北京的李大钊赴沪就职。24日，又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陈树人、邓泽如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委。次日，廖仲恺受命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改组问题上，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内部存在尖锐的斗争。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积极支持鲍罗廷；而张继、邹鲁、邓泽如等右派势力，则反对所谓“把广东苏维埃化”。1923年11月29日，邓泽如等11人上书孙中山，指责国民党的改组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新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之议定”；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规定总理一职由选举产生，“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矣”。邓泽如原系南洋侨商，长期资助孙中山。然而，孙中山并不因此宽恕其反共言论。孙中山在信上批示：“党章党纲等草案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劝其“切不可疑神疑鬼”。孙中山重申，改组国民党是为了“图进步改良”，不能因为怕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领导人，而放弃容纳共产党和民主选举的政策。 针对这股反共思潮，孙中山断然表示：“你们愿意跟着我革命的就来，不愿意革命的就走，我不能勉强拉你们来革命，你们也不能拉我不革命。”
孙中山排除各种干扰，在廖仲恺等一批左派人士的积极支持下，推动广州、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对此，中国共产党做了相应的有效的配合。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必须努力站在中心地位，成为国民运动的主干。在建立和扩大国民党组织的同时，要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促进它做反帝的宣传和行动，1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13号通告，要求各地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地方组织进行改组，或筹备建立国民党组织，预备参加国民党“一大”。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在广州，有近20名党团员担任国民党区党部或区分部委员，通过广泛吸收群众加入国民党，到1924年1月上旬，广州的国民党员已增加到8000余人。在上海，中共中央派中央委员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和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领导工作，使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迅速发展。在北京，李大钊主持国民党北方支部工作，国民党的北京、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都在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下建立起来，短时期中发展国民党员1000余人，其中1／3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中共湘区委员会也在军阀统治下的湖南筹建国民党省党部和各地支部。1923年11月，中国旅欧共青团员80余人，在法国里昂成立国民党旅欧支部，周恩来、李富春分别任支部总务主任和宣传主任。
随着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期渐趋迫近，迅速重新阐明三民主义革命纲领的必要尤见突出。1923年底，鲍罗廷在上海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1月28日通过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起草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初稿。 初稿经瞿秋白翻译后，提交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修改。为了说服国民党核心同意这个宣言，原定1月15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不得不推迟了5天。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召开。大会的中心任务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代表共196人，其中165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各省代表中，一半由孙中山指派，一半由各地党部选举。共产党员为代表者共23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沈定一等系孙中山指派；毛泽东、林伯渠、李维汉、张国焘、宣中华、李立三、夏曦、韩麟符、王尽美、廖乾五等，由各地推选。
孙中山以总理身份主持会议，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由于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大会在1月23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专门向大会说明宣言之旨趣，指明了国民党联俄的益处，以及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成为好朋友的理由。当孙中山获知，有人将宣言的政纲中关于“收回租界、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条文抽去，代之以笼统抽象的词句时，他十分愤慨，指示廖仲恺临时动议，重新加上被删去的条文。右派势力反对这项动议，孙中山亲自登台干预，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涉及反帝斗争的具体条文，必须“大书特书”。正因为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各种偏见，才使大会的气氛，从“阴霾四布中趋向明霁”。
1月25日，大会获悉列宁逝世的噩耗。孙中山在会上沉痛悼念列宁，重申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要求把国民党改组得如同列宁的党那样稳固坚强。大会决定休会三日，以志哀悼。
国民党右派势力利用休会的时机，暗中策划。1月28日，当大会复会讨论通过国民党党章时，方瑞麟（广东代表）等提出党章应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妄图以此阻止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面对挑战，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人向大会发表了声明：“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新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共产党人情词恳切、光明磊落的态度，博得了廖仲恺等大多数国民党与会代表的赞同和支持，方瑞麟等的提案被否决。
1月30日，国民党“一大”在国共合作的气氛中，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大会宣言是国民党“一大”的“精神生命”。它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使国民党有了一个适应时代和人民需要的，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过去只指反对满族统治，“一大”重新解释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过去以欧美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目标，现在他的重新解释是：“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并明确规定，“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都不得享有民权。这就对民权主义作了革命性的规定。新的民生主义，除规定“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外，还强调发动全国农夫工人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新三民主义和它所规定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内军阀的奋斗目标，与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也是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旗帜。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学习联共（布）党章，采取中央委员会制，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改个人集权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大会议决：承认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断吸收工农革命分子入党，坚决淘汰反对革命的不良分子。大会选举产生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4名（总理孙中山未包括在内），候补执行委员1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5名，候补监察委员5名。其中既有老同盟会员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居正等人，也有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沈定一等。在中央执、监委一中全会上，又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常务委员；确定设置中央秘书处和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军事八部；成立上海、北京、汉口三个特别区执行部和各省、市、县、区党部。这次大会的成功表明，由于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的加入和组织体制的健全，国民党已改组成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参加的革命联盟。
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孙中山下令筹备陆军军官学校，实现他“以俄为师”，建立一支“党军”的愿望。在苏联军事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廖仲恺负责筹备的军官学校很快就在珠江的黄埔岛上筹建就绪。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黄埔军校的建立，使国民党有了培植革命军事干部的基地。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成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