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为争夺中央权力相互火拼，位于中原要津的直系先后击败皖系和奉系，控制了北京。但“贿选”丑行和内部分裂引出的“北京政变”，又使它很快败落，代之而起的是已经失去军事支柱、仅因军阀间维持力量平衡的需要而复出的皖系首领段祺瑞。这一临时政府不久又在直、奉两系重新携手后被抛弃，由张作霖建立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个政府。
逼宫与贿选
1920年的直皖战争后，皖系失势，直、奉联合控制北京。这一局面维持不久，1922年4月又发生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战败出关，直系独霸北方。直系在对于如何组织对全国的统治的问题上，曹锟与吴佩孚发生了争执。曹锟热衷于自己上台当总统。而有“儒将”之称的吴佩孚比曹锟有头脑，他提出“恢复民国法统”的主张。当时，南方护法政府已存在五年，北洋军阀一直企图武力统一而未逞。1922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曾代为设计：赶走徐世昌，让黎元洪补足总统任期，则对南方各省谈判统一的困难可以消除。芮恩施的主张正合吴佩孚之意。一批旧国会议员也竭力怂恿吴佩孚恢复在张勋复辟前夕被解散了的旧国会。吴佩孚看到，恢复旧国会、迎回黎元洪，不但可以博得“护法”的美名，而且将迫使徐世昌、孙中山南北两总统下台，并借以遏制联省自治的潮流，真是一举数得。于是他说服曹锟暂不提重选总统问题，同时授意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第一个公开提出：“统一之归束，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即黎元洪——引者）复位，召集六年（1917年——引者）旧国会。” 一时政客、武夫，纷纷应和。在位大总统徐世昌被逼无奈，于6月2日宣告辞职。
关于迎回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一事，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据有浙、沪）表示反对。他们看出直系此举意在制造一个傀儡总统，便于他们挟之以令诸侯。卢永祥于6月3日发出通电指出：“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即冯国璋——引者）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位可复。” 国民党议员丁超五等80余人由广东致电黎元洪：直系武人“拥公复位”，“闻公然受之而不辞，天下闻之哑然失笑”，“公一生为人傀儡，因以为利习与性成，无怪其然。” 对黎元洪进行了揶揄并表示愤慨。电文同时指出，黎元洪“已无职可复”。
所谓黎元洪的任期问题是：袁世凯于1913年10月10日就大总统职，任期五年，应到1918年10月10日期满。但袁于1916年6月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其任期即袁世凯的任期。1917年7月黎元洪又被军人所逼而辞职，宣布由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其任期仍是袁世凯的任期。1918年10月，冯国璋任满，正常卸任。因此，从《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看，黎元洪确已无职可复。何况，当张勋复辟之乱敉平、冯国璋发出通电请黎元洪复职时，黎元洪就在复电中说过这样的话：“引咎辞职，久有成见……按法已无复位之文，揆情岂有还辕之理”，可见他自己早已知道“按法”是“无复位之文”的。
但是，直系为了利用黎元洪作工具，辩称：“黎元洪六年七月（1917年7月——引者）之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冯国璋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今次复位，且任期尚有一年三月余。” 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入京就大总统职。
不久，由于曹锟急不可待地想自做总统，加上黎元洪上台以后，想一改自己的傀儡形象，竟然提出“和平统一”方针，与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武力统一”方针唱对台戏，惹起直系不满。1923年春，直系政客就着手驱黎下台，他们在国会中重提大总统任期问题，说“黎元洪此次复职，为补足洪宪改元，迄袁世凯死亡之日，其任期为百六十日。而黎氏自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复位，迄今已三百三十余日，业超过任期一百七十余日，应由黎氏自动退位，”公开发出了逐黎的信号。
黎元洪不愿就此离开大总统宝座，想尽快制订宪法，在总统任期问题上制订有利于自己的条文，于是下令从建造海关用房的专款中每月拨出17万元作为制宪经费， 议员每出席一次会议，可得款20元，以此诱使议员出席制宪会议。黎元洪的这一命令没有经国务会议讨论。直系军阀就以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为由，指使内阁总理张绍曾于1923年6月7日提出辞呈，对黎元洪施加压力。8日，北京警察厅组织便衣军警以“国民代表”名义，在天安门前开“国民大会”，催黎元洪退位。由于到会的人太少，又派出巡官在附近召集闲人，凡愿意到会的，每人给铜元50枚。12日，直系将领、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为胁迫黎元洪去位，借口军警饷薪竭蹶，向黎元洪提出辞职。接着，王怀庆、冯玉祥制造军警罢岗，6月14日，连在东厂胡同黎元洪住宅的军警保安三队也撤走了。直系军人又涌向黎元洪住宅索饷，整日围住不走，黎元洪想去国会也无法脱身。次日，黎宅的自来水、电话都断绝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黎元洪决定暂去天津避风，于6月13日悄然离京。直系发现总统出走，总统印玺则不知下落，急忙命直隶省长王承斌在杨村截住火车，逼黎元洪说出印玺所在。黎元洪“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王承斌即将黎元洪软禁在车站，并派人回京取到印玺，才许黎元洪进入天津英租界私邸。
直系“逼宫”的行径，暴露了曹锟急欲当总统的野心，引起社会舆论普遍指责。梁启超于7月4日有信劝曹锟毋争总统，信中说：“最近中央政局之扰攘，其祸根全在公之欲为总统，此天下所共见，毋庸为讳也。” 但曹锟一意孤行，仍策划选举自己任大总统。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占国会议员总数2／3以上出席，才能进行合法选举。当时国会两院议员总数为870名，2／3就是580名。而自黎元洪离京后，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政学系议员、安福系议员等以褚辅成等为首，愤于直系的飞扬跋扈，酝酿另择会址召开国会，相率离京。到7月，有众议员281人，参议员105人，共386人到了上海， 留在北京的议员仅占半数。直系军阀为了凑足大总统选举会的法定人数，向各省摊派款项，称为“最高问题助款”，1922年9月，就已“筹妥运动费五十万元” ，次年2月至6月，又继续催逼各省筹款，直隶省长王承斌命令每县筹足1万到3万元。连同财政部国库支出，曹锟用于“大选”的钱共达1350万元以上。用这笔巨款收买议员，价格是：议员出席国会，可得出席费500元；有病而出席者，另加300元；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每票5000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因主持选举有功，一人独得40万元。聚在上海的议员中，有些人见利忘义，悄然北上。有些则羞羞答答，欲行又止。直系又耍弄新的花招，宣称即将召开的国会系制订宪法的会议。这就给了那些想拿钱又害羞的议员们以堂皇的理由。于是他们公开打出“北上议宪”的旗号，风尘仆仆地从南方赶到北京长安饭店去领赏。
这些见钱眼开的议员，把出席国会看作一场交易，与直系军阀讨价还价。直系应允票价5000元，议员则索价8000元、1万元。直系要先投票后给钱，议员则怕军阀赖账，坚持先拿钱后投票。此外，议员为了替自己拍卖人格的行径遮羞，主张先议宪法，后行大选，而直系则要先选总统后议宪法。由于交易暂时没有做成，一些议员不肯出席国会。单独领得巨额赏金的议长吴景濂指使人冒名签到，单是被发觉的就有二三十人，由此遭到一些议员的抗议。但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凑足法定人数。直系军阀专门成立了“暗查处”，出动便衣侦探对拒不出席的议员进行暗查监视，寻找迫害的口实。几个议员揭发了总统选举预备会上的舞弊情形，直系就下令通缉，或派军警包围私宅以示警告，或实行所谓的“保护”（实为拘押）。
在直系不择手段的操纵下，10月5日总算弄到587名议员出席， 达到法定人数。投票结果，曹锟得480票，超过出席者的3／4多数，当上了大总统。这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件丑闻，全国人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斥责“神圣议员变为泥涂猪仔，已极天下之奇观”，讽刺曹锟“藉猪仔之肩以入新华门亦不知其有何趣味也。” 孙中山以革命政府名义，于10月8日宣布讨伐贿选总统曹锟，18日又下令通缉参加贿选的“附逆国会议员”。许多人民团体宣布曹锟“僭窃名位，认为无效。” 浙江、安徽、贵州等省人民主张对贿选议员取消其议员资格，并铸成铁猪写上贿选议员姓名，置于公共场所，受各界人民的唾骂。
贿选议员们钞票既已到手，便草草召开了宪法会议，开了两次会，就完成了“三读”程序。难产12年的一部民国宪法，3天告成。这部宪法共13章、140条。这是中国反动政府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其中不乏“民主”“自由”的空洞字句，而它的出笼过程，恰巧是对民主、自由的绝妙讽刺。
北京政变
曹锟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既是直系势力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同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分裂现象伴随着全盛时期的出现而表面化。直系内部以曹锟的四弟曹锐为中心、以天津为活动基地的“津派”和以吴佩孚为中心、以洛阳为大本营的“洛派”，进行明争暗斗。以保定为发祥地的曹锟貌似超脱，实际支持“津派”，所以人们常把天津和保定势力合在一起称为“津保派”。
曹锟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就明显了。当曹锟急于想当总统时，吴佩孚是不赞成的，津保派热衷于总统选举，洛派着眼在武力统一。当时曾有消息说，津保派已筹集了400万元巨款，作为总统选举之用；如选举不成，则采用武力拥戴方式，400万元就充作军费。吴佩孚对于武力拥戴一法坚决反对。后来津保派在北京的举动，吴佩孚“甚为不满”，“此意迭经吴氏对人为非正式之表示，业志各报。”
议会与内阁的矛盾也发生了。议长吴景濂在主持贿选时，曹锟曾经向他许愿，如大选成功，曹锟当了总统，一定让吴景濂当内阁总理。不料大选结束后，曹锟提名孙宝琦组阁。吴景濂大为光火，表示“只要我一日不离开众议院，无论提名谁为曹家的内阁，我必定使他在议会中遭到否决。”直系对吴景濂的态度极为不满，就一面在天津物色“拳手”，准备对吴景濂下手，一面把吴景濂的30多名卫兵全数撤走。吴景濂见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就携带众议院议长印信，仓皇逃走。
此时，直隶省长王承斌与吴佩孚的矛盾也尖锐起来。王承斌在逼宫夺印中为曹锟立了功劳，便倚功与吴佩孚争夺原来由曹锟担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一职。曹锟调处不成，只得把这一职务闲置起来。
总之，直系内部矛盾重重，险象环生。
对外，直系面对三股势力：两广的孙中山，占据浙江与上海的皖系余部卢永祥，以及东三省的张作霖。这三股势力已于1923年冬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加紧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计划以福建的孙传芳对付孙中山，江苏的齐燮元消灭卢永祥，他自己对付张作霖。
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实质上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英美支持直系，张作霖与日本订约，法国援助卢永祥，而齐燮元则向美国提出，在攻下上海后，可任凭美国在上海设立无线电台。 1924年9月3日，齐燮元向卢永祥发起进攻，爆发了江浙战争（亦称齐卢之战）。孙传芳由福建出兵配合，加上江西、安徽两省直系军队的声援，“四省出兵总数为八师，比之浙江之两师两混成旅，几及三倍”。 卢永祥四面受敌，抵抗失败，被迫宣布下野。齐燮元和孙传芳分别占据了上海和浙江。
江浙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召集军事会议，决定起兵北伐，向直军进攻。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发出通电，为援助卢永祥，率奉军入关作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9月15日，奉军分三路发起进攻，一路走山海关；一路走热河南部，指向锦州；一路走热河北部，进攻承德和长城喜峰口。曹锟下令组织“讨逆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兵分三股迎战奉军：一股是吴佩孚嫡系部队，扼守山海关；一股以王怀庆为总司令，阻击热河南路的奉军；一股以冯玉祥为总司令，抵御热河北路奉军。另有一支以张福来为总司令的支援部队。北京的防御由王承斌和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负责。
冯玉祥与吴佩孚本来就怨隙很深。冯玉祥原据有河南，后被吴佩孚挤走，只得到一个没有地盘的陆军检阅使虚职，因而对吴佩孚深怀不满。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吴佩孚指派他担任征途最远、地域最偏僻的热河北路的作战，目的就是不让冯玉祥在与奉军作战胜利后有机会进入富庶的辽河平原，冯玉祥反叛直系的念头由此加深。战争发起前，冯玉祥就秘密与反直三角同盟的孙、张、段三方都有联系，孙中山对冯影响尤其大。早在1920年，孙中山就“特意派徐季龙、钮惕生二位同志带着书信来看望”。 冯玉祥到北京后，与国民党人黄郛、蒋百里等过往甚密。孙中山后来曾说：“这回北京发生政治上的大变化，有一部分是革命党的力量。” 冯玉祥又秘密在直系内部联络了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和在直奉战争中担任援军的二路司令胡景翼，结成了又一个“三角同盟”，伺机起事。
直奉战争初期，奉军精锐张学良部在山海关猛烈进攻，直军形势危急。10月中旬，吴佩孚匆匆离京前往前线督战。冯玉祥认为时机已到，下令部队从前线星夜回师北京，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进入北京，占领火车站、电话局、电报局，软禁大总统曹锟，迫使大总统及内阁发布了解除吴佩孚现任职务的命令。同时，又推倒直系内阁，以曹锟名义宣布，由与冯玉祥有密切联系的黄郛代理国务总理。随即，迫使曹锟辞职，黄郛以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这就是“北京政变”。
冯玉祥取得北京后，又向天津推进。吴佩孚得知冯玉祥兵变消息，即将前线军事交给张福来，自己急忙回兵天津，想阻挡冯军的推进。但在山海关作战的直军已丧失斗志，奉军遂以破竹之势长驱直入。山东郑士琦又宣布独立，在津浦线上阻拦南方直系军阀援吴军队通过。吴佩孚进退失据，只得率残兵3000余人由塘沽登兵舰南逃。
吴佩孚原想依靠直系在长江各省势力，重整旗鼓。但江苏齐燮元、浙江孙传芳、湖北肖耀南等这些直系将领，过去听任吴佩孚颐指气使，现在见到曹锟、吴佩孚已落到这般地步，树倒猢狲散，都求自保，谁也不敢收留这个落荒而逃的“吴大帅”。吴佩孚只能住在军舰上，漂泊两湖，十分狼狈。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全军拥有6个师，8万人。张作霖曾在政变发生前与冯玉祥有约，推倒曹、吴后，奉军不入关。但张作霖食言而肥，李景林、张宗昌大举南下，占领天津。奉系由于收编了战败的直军，实力大增，达到35万人， 对冯玉祥构成严重威胁。为对抗奉系势力，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这时的北洋军阀正统代表人物中，曹、吴已经失势，王占元也在内部倾轧中失去实力，成了“社会名流”，只有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仍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他曾在四届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任内担任过国务总理。为了协调和平衡新的局势，各省军事实力派，包括长江流域过去一直和皖系对抗的一些直系督军，都希望段祺瑞出山，既对付冯玉祥，也抑制张作霖。江苏督军齐燮元等一连几次发表通电，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冯玉祥对段祺瑞亦无恶感，北京政变就是在段祺瑞的秘密支持下发动的，而且冯玉祥也正想借重在山东的皖系军队阻止直系沿津浦线北上。于是，冯玉祥在电邀孙中山北上的次日，发出拥段通电。段祺瑞就这样成了北方各派势力均能接受的主政人物。11月中旬，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在天津商定，由段祺瑞组织北京政府。同月24日，段祺瑞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根据他自己手订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亦称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府不设总统及国务总理，实际上是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职权于临时执政一身；立法、行政、海陆军都由段祺瑞主宰。由于没有国会，所以不受任何监督与制约，只需摆平军阀势力之间的关系就行。段祺瑞依靠自己圆滑而老练的政治手腕，周旋于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巨头之间，设法立定自己的脚跟，维持着北京政局暂时的平衡。
孙中山的北上与逝世
在冯玉祥于10月25日发出邀孙中山北上的通电后，张作霖、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赞成。冯玉祥与张作霖还曾经酝酿由孙中山担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11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发出《北上宣言》，宣言中重申9月18日出师北伐宣言中所提出的目标：“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并提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共产党人提出的。1923年2月，陈独秀在《向导》发表《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一文，提出由“现存各团体选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成为人民的真正权力机关，代替国会和各级议会行使职权”。同年7月，中共中央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北京的国会已成为军阀的傀儡，只有国民会议才真能代表国民来处理国家大事。当时，国共尚未正式合作，孙中山未能接受这一政治主张。北京政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及时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国民会议意见；孙中山也已经从实践中认识到空泛的民权已不能对人民发生号召力，因而接受中国共产党召集国民会议的建议，在《北上宣言》中还提出了在国民会议召集前，先举行预备会议，由九团体代表参加，以决定国民会议的具体事项。孙中山并明确指出：“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恽代英立即著文赞扬“这是一个如何光明磊落的国民革命领袖的政治主张啊！”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国共两党的共同组织下，国民会议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孙中山的北上，把这一运动的规模推向了新的广阔阶段。从南到北，国民会议运动蓬蓬勃勃，各地纷纷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孙中山北上的政治行动作后盾。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离广州北上。到达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各界群众对孙中山举行盛大的欢迎。英租界当局阻挠孙中山在外滩码头登岸，租界巡捕甚至无理逮捕了4名欢迎群众。孙中山从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受到很大启示。他在上海、日本、天津，所到之处反复强调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付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付帝国主义的。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中最具有光彩的论点，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沿途人民到处悬灯结彩，欢声雷动，把孙中山看作挽救民国命运的伟人。
这种形势，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帝国主义也强硬要求北京政府就孙中山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表示态度。于是段祺瑞作出了两项政治决定，一是于12月6日发出致外国使团书，表示执政府对外总政策是“外崇国信”，即尊重历年与外国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安抚帝国主义各国。二是于同月24日，抛出《善后会议条例》，以“善后会议”抵制国民会议运动。规定善后会议由四种人员组成：一为“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为“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首领”；三为“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为“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 根据这些条件，“善后会议”的出席者基本上是军阀、官僚、买办，仅仅列入了孙中山、蔡元培等几个社会名流的名字以作点缀。为此，国共两党分别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召开善后会议。
12月4日，孙中山绕道日本后到达天津。在多年的艰苦斗争中，孙中山已患肝疾。北上途中，更加辛劳。抵达天津的当天，段祺瑞派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前来迎接。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当晚，孙中山肝痛加剧，从此卧床不能起。31日，扶病入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随即由广州移到北京。但这时，孙中山的病情日益恶化，“全肝坚硬如木，已成肝癌”，“断为绝望”，医治乏术。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代伟人溘然长逝，终年59岁。全国人民对孙中山的去世极度悲痛，各地隆重举行了追悼活动，中共中央沉痛指出，孙中山之死，“是中国民族自由运动一大损失！”同时又表示相信“这个运动是决不会随中山先生之死而停止的”。
段祺瑞加紧策划召集善后会议。原定2月1日开会，后因各省“代表”没有到齐，延到2月13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国民党坚决抵制善后会议，议决所有国民党员都不得接受善后会议邀请。段祺瑞推举的善后会议议长是与奉系有旧关系的赵尔巽，此人耳聋目、老迈不堪，连行走都要人扶持，实际只是被用以稳定奉系军阀对段政府的支持。
从东北到西南，各省军阀都有代表参加善后会议，形式上出现了自从黎元洪1917年解散国会、南北分裂以来第一次全国统一局面。而实际上，北洋派和西南派不断在会上发生激烈争吵，动不动就以退会向对方施加压力。奉系和国民军系也进行着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各地小军阀之间的战争，在善后会议期间一直没有停止。不久，五卅运动发生，军阀们为共同对付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暂时中止了彼此的冲突，善后会议就此草草收场。
北洋军阀势力的重新组合
失去了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在奉系与国民军系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走钢丝”，以张作霖、冯玉祥力量的平衡作为他生存的条件，而当一方过于强大，足以压倒另一方时，他的统治地位也就立即倾圮了。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们的势力范围，奉系除占有东北外，又沿津浦线南下，进入上海；国民军系沿京绥线据有绥远、察哈尔，并以二军、三军沿京汉线控制了直隶省的保定、大名和河南省的大部。
直系势力在北京政变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吴佩孚丧失了主力，狼狈南逃，孙传芳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1925年10月，孙传芳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通电反奉，夺取了上海、南京、徐州。从此，孙传芳从直系势力中派生出来，成为割据东南富庶地区的一股独立的军阀势力。吴佩孚南逃后，过了一段流离生活，后利用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掩护，与长江流域各省频相联络。孙传芳发出反奉通电后，吴佩孚亦打出了“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的旗号，参加反奉战争。
孙传芳、吴佩孚的反奉，客观上与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相符。“反奉”就成了这一时期的最重要口号。192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对反奉战争宣言》，指出：“现在的奉系军阀不但代表中国军阀阶级的利益，并且代表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利益，所以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爱国的民众是反奉大潮中的主潮，应该站在反奉运动之主体地位，组织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战争。” 毛泽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国共两党号召下，从1925年11月起，一场相当规模的“反奉倒段”运动在全国掀起。中共北方区委决定领导北京工人、学生及市民，联合冯玉祥部，开展大规模的反奉倒段斗争，以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决定于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群众大会，压迫段祺瑞辞职，由此爆发了一场“首都革命”。28日下午，北京工人、学生和市民群众5万多人举行示威，高喊“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建设国民政府”等口号，包围了执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右派事先向段政府告密，使反动派有了准备；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夺取政权缺乏领导经验，群众没有武装起来；同时也由于原来已联络好的国民军鹿钟麟部改变态度对段政府实行保护，致使“首都革命”遭到挫折，中共北方区委关于通过城市暴动夺取政权的计划没有获得成功。然而这仍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正如中共中央在12月1日的告民众书中所指出的：“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暴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北京爆发的这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推动了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反奉倒段运动，并且成为北京地区自五四运动以后又一次群众斗争的高潮。
中共北方区委利用反奉斗争的有利形势，秘密策动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郭松龄部当时驻扎在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曾说：“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对于张作霖“祸国殃民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密约，共同起事。第二天郭松龄率7万人马以“东北国民军”番号，从河北滦州挥师出关，直指奉系老巢沈阳，一举打到了距沈阳仅60里的巨流河。张作霖十分惊恐，曾“宣布下野意见。” 在此奉系处境危急之际，日本当局悍然出动驻在东北的部队并从朝鲜增兵援奉。12月下旬，郭松龄兵败被杀。“郭松龄之败，非败于张作霖，乃败于日本帝国主义。”
在郭松龄起事过程中，冯玉祥利用奉系手忙脚乱的机会，完全取得平、津，扩大了地盘，遂使直隶、河南以及察、绥、陕、甘的国民军势力连成一片。中共北方区委发动工人、学生对国民军广泛施加影响，使国民军控制地区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并与南方革命势力遥相呼应。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矛盾极深的英、美、日诸国及直、奉军阀决定联合起来，共同扑灭革命。1926年1月，直系停止反奉口号，与奉系在汉口与山东泰安举行多次会谈，订立媾和合作条约。在“共同讨赤”旗帜下，他们首先向国民军进攻。奉系军队大举入关。曾被国民军从天津赶走的李景林与山东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合攻天津。日本军舰驶进大沽口，掩护奉军军舰对天津的进攻。天津终于重新被奉系占据。在这同时，吴佩孚兵分三路，进攻国民军第二军所控制的河南省：一路命靳云鹗由鲁西进攻豫东，一路命刘镇华由陕东进攻豫西，一路命寇英杰从京汉路正面进攻豫南。直军先后攻占开封、郑州、洛阳，吴佩孚再度夺得河南地盘。国民军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逐渐不支。1926年元旦，冯玉祥宣布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辞职，随后取道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赴苏联游历。奉直联军向北京进攻。冯系将领鹿钟麟发觉段祺瑞正与奉军秘密联络，图谋里应外合，夺取北京城，就派兵包围执政府。不意段祺瑞事先逃脱，在日本人保护下躲入东交民巷使馆区。鹿钟麟宣布恢复曹锟自由，并表示他本人愿接受吴佩孚指挥，企图以此取得吴佩孚的谅解，实现“旧直系大团结”，共同对付张作霖。曹锟获释后也拍电报给吴佩孚进行劝说，但被吴佩孚拒绝。1926年4月15日，直奉联军攻入北京，鹿钟麟率国民军旧部退守南口。
直奉联军进入北京后，段祺瑞又从使馆区跑回来，想重做他的中华民国执政。但吴佩孚和张作霖都不再需要这具政治僵尸，段祺瑞只得于4月20日下野到天津做寓公去了。皖系军阀在北京政权中的势力，至此告终。
执政府垮台后，根据吴佩孚与张作霖事先订立的同盟公约，北京政权由吴佩孚主持，张作霖不加干预。吴佩孚决定恢复冯玉祥北京政变以前的颜惠庆内阁，由颜摄行总统职权，曹锟补行辞去总统职务的手续。张作霖对颜惠庆内阁极为反感，因为这个内阁曾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下达过讨伐奉系的命令。但受同盟公约的限制，张作霖不好公然反对。同时英、日等国为了对付南方革命势力，需要北方军阀联合行动。5月8日，奉方代表张学良与直方代表齐燮元达成协议，奉方同意颜惠庆内阁复职并摄政，不派人参加直系内阁。
吴、张两方维持着一种外松内紧的状态。吴佩孚故意对外国记者说他与奉系代表张学良就像初婚夫妻一样，偶然拌几句嘴是免不了的。实际上，实力强大的奉系不但最终控制了北京政局，而且以“讨赤”为名，强行挤入吴佩孚所占据的地区。不久，广州国民政府发起北伐战争，吴佩孚主力被消灭，失去了与张作霖称盟的资格。1927年2月，张作霖发兵入河南，并发电报威胁吴佩孚：“倘有抗阻义师，亦应一致声讨。”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被孙传芳、张宗昌等拥戴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建立了末代的、短命的北洋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