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 經的定義 】中國經學，就時間方面説，僅從西漢初年起計算，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就分量方面説，僅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録，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然而，經的定義是什麽，到現在還是一個争辯未決的問題。
我們要曉得經的定義，先要曉得經學上的學派。經學的學派，下文擬另節叙説，現在只要先知道大概可分爲四派：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對於經的定義一問題，“宋學派”及“新史學派”不甚注意，但“西漢今文學派”（以下簡稱今文派）與“東漢古文學派”（以下簡稱古文派）卻是各有主張，而且争辯非常激烈。
今文派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孔子以後的著作，也不得冒稱爲經。他們以爲經、傳、記、説四者的區别，由於著作者身份的不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經，弟子所述的叫做傳或叫做記，弟子後學輾轉口傳的叫做説；一如佛教稱佛所説的爲經、禪師所説的爲律、爲論的不同。所以他們以爲只有《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手作，可以稱經。而《樂》在《詩》與《禮》中，本没有經文，所以實際上只有“五經”這個名辭可以成立。總之，依今文派説，所謂經，只有《詩》三百〇五篇，《書》今文二十八篇，《儀禮》十六篇（《喪服傳》爲子夏作，不計），《易》的《卦辭》、《爻辭》、《象辭》、《彖辭》四種，以及“斷爛朝報”似的《春秋經》。對於這主張堅決地提出的，始於清龔自珍《六經正名》及《六經正名答問》諸文。其後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廖平的《知聖篇》以及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諸書，亦時有更明確更有系統的解説。
古文派與今文派相反，以爲經只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是孔子的六經所能專有。在孔子以前，固然已有所謂經；在孔子以後的群書也不妨稱爲經。他們以爲經、傳、論的不同，不是由於著作者的身份的區别，而只是由於書籍版本長短的差異。經的本義是綫，就是訂書的綫，也就是《論語》上所謂“韋編三絶”的“韋編”。古代經書竹簡，長短是有一定的，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見鄭玄《論語序》）。傳是“專”的假借字，專在《説文》釋爲六寸簿，所以傳就是比經短點的書本。論，古僅作“侖”，比次竹簡，使有次第，就稱爲論；《論語》之所以得名，就因爲他是將孔子師弟問答編次成帙的緣故。所以他們以爲經是一切群書的通稱，如《國語·吴語》“挾經秉枹”，則兵書可以稱經；王充《論衡·謝短篇》“至禮與律獨經也”，則法律可以稱經；《管子》有《經言》、《區言》，則教令可以稱經；《漢書·律曆志》援引《世經》，則歷史可以稱經；《隋書·經籍志》著録《畿服經》，則地志可以稱經；《墨子》有《經上》、《經下》篇，《韓非子·内外儲説篇》另立綱要爲經，《老子》到漢代鄰氏次爲經傳，賈誼書有《容經》，則諸子也可以稱經。總之，依古文派説，經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能佔爲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等經書的專名。對於這主張堅決地系統地提出的，始於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及《原經》諸文。
此外，還有立場於駢文學派的見地，而提出經的定義的。他們以爲經是經緯組織的意思。六經中的文章，多是奇偶相生，聲韻相協，藻繪成章，好像治絲的經緯一樣，所以得稱爲經；换言之，六經的文章大抵是廣義的駢文體，也就是他們所謂“文言”。所以其他群書，只要是“文言”的，也可以稱爲經；如《老子》稱爲《道德經》，《離騷》稱爲《離騷經》等。這派是始於清代反桐城派的駢文學家阮元，到近人劉師培著《經學教科書》，更提出比較有系統的主張。
對於經的定義，以上三派，駢文學家借《易經》的《文言》以自重，近於附會，固不足取；但古文派過於空泛，今文派過於狹窄，也未見得使我們心服。總之，經是中國儒教書籍的尊稱，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經的定義逐漸演化，經的領域也逐漸擴張，由相傳爲孔子所删訂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如《孟子》、《爾雅》等。
【 經的領域 】依上節所説，經的領域，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逐漸擴張，所以在前代的記載上，每每有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及十四經、二十一經等等的稱號。
六經 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爲“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稱六經爲“六藝”，始見於《史記·滑稽列傳》。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襲用劉歆《七略》，編次儒教經典的書籍，稱爲“六藝略”；所謂六藝，亦就是六經。
五經 六經去《樂》，稱爲“五經”。唐徐堅等《初學記》説：“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按《樂經》的有無，今古文學的主張完全不同。依今文學説，《樂》本無經，樂即在《詩》與《禮》之中。依古文學説，《樂》本有經，因秦焚書而亡失。上舉的《初學記》，可視爲古文學説之一例。今文家對於這主張最説得透澈的，首推清邵懿辰《禮經通論》。邵氏説：“樂本無經也。……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等之琴調曲譜而已。……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而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而可；而初非别有《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樂亡非經亡也。周、秦間六經、六藝之云，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耳。”據他的意見，五經而稱爲六經，完全是習慣的關係；因爲古代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以教士，後來加以《易》、《春秋》，遂稱六經；其實樂本來是没有文字的。（或又主張六經去《春秋》而稱五經；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按這説不甚通行。）
七經 “七經”的名稱始見於《後漢書·趙典傳》，又見於《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清全祖望《經史問答》解釋説：“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清柴紹炳《考古類編》解釋説：“有稱‘七經’者，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據這二説，則七經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論語》爲七經，二以《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爲七經。三以《詩》、《書》、《儀禮》、《周禮》、《禮記》、《易》、《春秋》爲七經。
九經 “九經”的名稱始見於《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柴紹炳《考古類編》説：“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論語》、《孝經》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説：“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據這二説，則九經有二義：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爲九經；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爲九經。
十二經 “十二經”的名稱始見於《莊子·天道篇》。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爲十二經。二以爲《易》上下經，並孔子《十翼》，爲十二經。三以爲《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其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説：“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指《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
十三經 “十三經”的名稱始於宋。皮錫瑞《經學歷史》説：“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明顧炎武《日知録》亦説：“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云九也。……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據這説，則以《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十三經。
十四經 此外還有“十四經”的名稱，蓋附《大戴禮記》於十三經。宋史繩祖《學齋佔畢》説：“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
二十一經 又清代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應增《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説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八書，爲二十一經，以爲這些都是保氏（周官掌教國子的）書數之遺。見章炳麟《檢論·清儒篇》。
總之，經的領域逐漸擴大，現在依普通的習慣，以十三經爲限。因爲十四經的名稱不甚普遍，而二十一經不過是清代樸學家個人的主張。
【 經的次第 】經的定義及經的領域兩問題以外，經的次第也是經學上一個素被忽略而其實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經的次第，“宋學派”及“新史學派”無甚意見，但今古文學派卻仍是争辯不決。
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兩派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決不隨便亂寫。現先將今古文學派的證據列下，然後加以説明。
今文學説：
（1）《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4）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説：“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按依今文説，樂本無經，故缺。）
（5）《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按缺《易》。）
（6）《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按亦缺《易》。）
（7）《淮南子·泰族訓》：“温惠淳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按《易》序偶亂。）
（8）《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按《易》及《樂》序偶亂。）
（9）《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10）《莊子·徐无鬼篇》：“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
（11）《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2）《論語·泰伯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3）《論語·述而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古文學説：
（1）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
（2）《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古文説，《樂經》亡佚，故缺。）
（3）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按未及《春秋》。）
（4）許慎《説文解字序》：“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按孟氏當作費氏，説見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説文序糾謬》及章炳麟《檢論·清儒篇》。）
（5）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又下文序諸儒傳經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禮》，次《春秋》，與《漢書·儒林傳》合，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毛”字衍文，説見顧炎武《日知録》“史文衍字”條及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章。）
（6）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五經六籍，聖人設教……今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按下文次第，一、《周易》；二、《古文尚書》；三、《毛詩》；四、《三禮》；五、《春秋》。又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犧；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古文尚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毛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按六經次第，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7）唐長孫無忌《隋書·經籍志》序諸儒傳經次第，亦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今古文學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所謂意義是什麽呢？就是古文學的排列次序是依六經産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學卻是按六經内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學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犧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較伏犧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所作，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删改，所以列在第六。這理由，在上引的《經典釋文》序録裏，已經説得很明白。至於今文學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頗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先；《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可以説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後。又《詩》、《書》是符號的（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的（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最先，《禮》、《樂》列在其次。這理由，就上引的《春秋繁露·玉杯篇》的文句，也可以窺見大概。
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的詢問，古文學家爲什麽以時代的早晚爲六經次第的標準，而今文學家爲什麽又依程度的淺深爲標準呢？這就不能不論及這兩派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古文學家視孔子爲一史學家。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孔子只是前代文化的保存者，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既是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後人，則六經的次第應當按史料産生的早晚而排列。今文學家視孔子爲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他們以爲六經固有前代的史料，但這只是孔子“託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着重的，不在於六經的文字事實，而在於六經的微言大義；這正如孟子讚美《春秋》所説，“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既是一位改制的“素王”，則六經的次第當然要按程度的淺深而排列。至於這兩派的觀察究竟孰優，現因限於篇幅，暫略而不論。（可參考拙著《經今古文學》“經今古文異同示例”章。）
【 六經與孔子 】儒教的經典，以孔子爲中心，這是很顯然的事實；但孔子與六經的關係究竟密切到怎樣的程度，换言之，即六經是否全部分或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删述，則自來經學家的意見殊不一致。
對於孔子删定六經的史迹，記載得比較地有系統的，當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説：“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依《史記》的話，則《春秋》是孔子因史記而作；《易》的一部分，如《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説卦》等，亦是孔子所作；《詩》是孔子所删訂，《書》是孔子所編次，《禮》、《樂》亦是孔子所修正。然而，這些話仍未得自來經學家一致的承認。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就是六經的某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爲孔子所删述，自來經學家的意見，假使要詳密地羅列着比較着，可成爲數十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本小册子所能容納。現在只能舉出兩極端的主張，作爲代表，而略去其他。所謂兩極端的主張，就是一種以爲五經（去樂不計）都是孔子所制作；一種以爲五經是五部各不相干的書，孔子没有制作，也没有删述。前者可以清末皮錫瑞説爲代表，後者可以近人錢玄同先生説爲代表。
皮錫瑞在他所著的《經學歷史》及《五經通論》兩書裏，竭力主張五經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五經的原料固然有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將這些離亂的篇籍，加以整理，給與以經學所特有的魂靈，即所謂“微言大義”，使成爲“經”，則實始於孔子。他説：“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删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删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删《詩》爲三百篇，删《書》爲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彖》、《象》、《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見《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章）按皮氏爲清代今文學家；以五經爲孔子所制作，幾乎爲今文學者一致的主張，不過他們没有主張《易》、《禮》爲孔子所作，如皮氏這樣的澈底而已。
錢玄同先生在《努力週刊》《讀書雜志》第十期上，根本的否認五經與孔子的關係。他以爲：一、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六經的事。二、《樂經》本來無書；《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三、將各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緣故，是因爲附會《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話而成。四、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五、自六經名詞成立以後，於是《荀子》、《商君書》、《禮記》、《春秋繁露》、《史記》、《漢書》、《白虎通》等書，一提及孔子，就併及六經，而且瞎扯了什麽“五常”、“五行”的鬼話來比附。六、因有所謂五經，於是將傳記群書諸子亂加，而成爲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的名稱。他搜集了《論語》上談及《詩》、《書》、《禮》、《樂》、《易》、《春秋》的話而加以嚴密的考證，因而斷定：一、《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二、《書》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爲歷史；三、《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僞書；四、《易》的原始的卦爻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符號，後來被孔子以後的儒者所假借，以發揮他們自己的哲理；五、《春秋》是五經中最不成東西的一部書，是所謂“斷爛朝報”或“流水賬簿”（又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按錢先生可視爲近年來産生的“新古史學者”，新古史學者以懷疑精神重理中國古代史爲其特點，這種“六經孔子關係論”，正可窺見近代經學研究之新的途徑。
總上所説，可知不僅經的定義、經的領域及經的次第仍在争辯不決，就是這個經學上之最根本的問題，所謂六經與孔子的關係，也仍在激烈的論難中呢！
【 經學的派别 】依上文所説，經學上問題的繁複正不下於其他學科；而其所以繁複的原因，就因爲歷來經學家對於經典本身發生許多不同的見解。這許多見解不同的經學家説，如果詳盡的記述，也非專著不行；但如果應用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則這許多經學家説也不過可歸納爲四大派。這四大派，就個人的意見，可稱爲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
西漢今文學派産生於西漢初年，就是普通所謂“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十四博士已見上）。當西漢時候，因爲帝王之利用和提倡，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爲古文學派的暴興，及鄭玄、王肅等的混淆家法，遂漸漸的衰落。延到曹魏、西晉，因爲政亂及胡禍的過烈，連僅存的章句傳説也多隨兵燹而亡佚。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因爲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然復活，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當時所稱以莊存與爲開山大師的“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現在今文學大師雖多已殂落，但今文學派的影響仍然在學術界存在着；而且最近新史學派的産生，也大部分以今文學爲基點。
東漢古文學派，如果稍爲縝密點説，可以説是産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爲今文學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學派而代之的趨勢。鄭玄、王肅雖説混淆家法，但究竟偏袒古文學；所以魏、晉時代，今文學亡滅，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雖虚實繁簡，不必盡同，但其立場於古文學，則初無二致。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懷疑學派——宋學派——崛興，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纔暫時衰歇。但元、明末葉，因爲姚江學派（即王陽明學派）之流於虚妄，及清代思想壓迫政策的實現，於是顧炎武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遂爲這一派所獨佔；所謂以惠棟爲領袖的“吴派”及以戴震爲領袖的“皖派”，都和東漢古文學派有血統的關係。現在古文學大師，碩果僅存的，也只有章炳麟。至於古文學的影響，在學術界仍有相當的勢力；近年來中國文字學、語音學以及考證學的發展，雖大部分可認爲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但亦不能不説是在接受古文學派的遺産。
宋學派産生於北宋慶曆以後。但宋學之懷疑的精神，唐時經師如趙匡、啖助、陸淳等已開其端。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爲以朱熹爲領袖的“歸納派”，以陸九淵爲領袖的“演繹派”及以陳亮、葉適爲領袖的“批評派”三派。朱陸兩派的哲學見解雖大相逕庭，但其以理欲心性等問題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則大致相同。陳、葉一派，即普通所稱爲“浙東學派”，雖朱、陸並譏，但因爲自身對經學没有建設，其末流遂折入史學與文學。所以，依正統派的見解，宋代只可説有哲學、史學與文學，而没有經學。元、明以來，歸納派的朱學，因朝廷之利用和提倡，僥倖地獲得獨佔的地位；而演繹派因王守仁生力軍似的加入，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結果，所謂“尊德性”者固然是流於禪釋，即所謂“道問學”者亦空疏無物。於是元、明兩代成爲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現在學術界的現象，比較地可説近於宋學派的，大概只在懷疑經典精神之復興一點；至於那些欲以唯心的見地謀道統的繼承，則只見其非愚即誣而已。
新史學派可以説是産生於“五四運動”前後（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現在還不過十餘年。這是超漢宋學、超今古文學而以歷史的方法去研究經學的新學派。因爲時間的短促，現在還不能説有怎樣的成績；但是因爲他一方接受歷來經學學派的遺産，一方接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終於成爲經學上的最後而且最新的一派；其具有發展的可能性，是毋庸懷疑的。這派就現在説，可再細分爲三派：一派，是以今文學爲基點，攝取宋學之懷疑的精神，而輔以古文學之考證的方法；上舉的錢玄同先生，即可視爲這派的著名者。一派，是以古文學爲基點，接受外來考古學的方法，尋求地下的實物以校正記載；新近逝世的王國維，即可視爲這派的領袖。一派，以外來的唯物史觀爲中心思想，以經學爲史料，考證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以爲解決中國目前社會問題方案的初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郭沫若先生等，可歸隸於這一派。
上舉經學的四派，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叙述。
除新史學派外，其餘三派的不同，可以簡勁的説：今文學派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之説，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爲功利的，而其流弊爲狂妄；古文學派以孔子爲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爲考證的，而其流弊爲煩瑣；宋學派以孔子爲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爲玄想的，而其流弊爲空疎。至於新史學派，其目的在求孔子與六經的真相，老實地説，已超出含有宗教性的經學的範圍而入於史學的領域了。
本論
一 《易經》
【 八卦與重卦 】《易經》可分爲符號與文字兩部分。符號部分又可分爲二：一爲“八卦”，二爲“六十四卦”。八卦爲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兑）八種，相傳始於伏犧，合 （陽） （陰）兩種符號而成。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如乾、坤兩卦相重而成 （否卦），坤、乾兩卦相重而成 （泰卦），坎、離兩卦相重而成 （既濟卦），離、坎兩卦相重而成 （未濟卦）等。重卦是誰所作，據孔穎達《周易正義》，凡有四説：一、以爲伏犧，晉王弼等主之；二、以爲神農，漢鄭玄等主之；三、以爲夏禹，晉孫盛主之；四、以爲周文王，漢司馬遷等主之。按《淮南子·要略篇》有“伏犧爲之六十四變”的話，則伏犧重卦説已始於西漢，不始於晉王弼。這四説究竟孰是孰非，現在無法考證。普通的説法，或主第一説，以爲伏犧；或主第四説，以爲文王。
【《 易經》的内容與作者 】《易經》的文字部分又可分經與傳。經的部分又再分爲二：一爲《卦辭》，二爲《爻辭》。以《易經》的首卦“乾卦”（ ）爲例，“乾：元、亨、利、貞”爲《卦辭》。“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等爲《爻辭》。——所謂爻，指每卦的六畫。 爲陽爻， 爲陰爻。陽爻稱爲“九”，陰爻稱爲“六”。他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稱“初九”，二爻稱“九二”，三爻稱“九三”，四爻稱“九四”，五爻稱“九五”，六爻稱“上九”。——凡以文句定全卦的意義的曰《卦辭》，以文句解釋每一爻的意義的曰《爻辭》。《卦辭》及《爻辭》的作者是誰，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據《周易正義》，以爲有兩説：一以爲《卦辭》、《爻辭》都是文王所作，鄭玄等主之；二以爲《爻辭》每記述文王以後的事情，因主張《卦辭》爲文王所作，《爻辭》爲周公所作，漢馬融、吴陸績等主之。但這兩説以外，清末皮錫瑞撰《五經通論》及《經學歷史》，又以爲《卦辭》及《爻辭》都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伏犧畫卦，文王重卦，只有符號而無文字，到孔子纔加以《卦辭》、《爻辭》而後成爲《易經》。這可視爲今文學的極端派的説法，當代古文學者如章炳麟等，都反對他。
【《 易》傳的内容與作者 】《易》傳的部分又再分爲七種，計十篇：一、《彖辭》上；二、《彖辭》下；三、《象辭》上；四、《象辭》下；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文言》；八、《説卦》；九、《序卦》；十、《雜卦》。《彖辭》所以解釋《卦辭》，以乾卦爲例（下同），如“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一段就是。《象辭》又分爲“大象”、“小象”。“大象”所以解釋全卦所從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所以解釋每爻所從的象，亦即解釋《爻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一段。《易經》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所以《彖辭》及《象辭》也分上下。《繫辭》偏於説理，大致追述《易》義的起源，推論《易》學的作用，或解釋卦義以補充《彖辭》、《象辭》。因爲簡編繁重，分爲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上繫》，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爲《下繫》。《文言》所謂“文飾之言”，專解乾坤兩卦；因爲乾坤爲《易》的門户，其他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經》附於乾坤二卦之後。《説卦》偏於説象，大致陳説八卦的德業、變化與法象。《序卦》説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雜卦》雜舉六十四卦的卦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説卦》、《序卦》、《雜卦》今本《易經》都另立卷帙，很易明瞭。
這《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十篇，相傳稱爲“十翼”，亦稱《易傳》，爲孔子所作。這問題在經學上争論頗烈，到現在還没有正當的解決。大概地説：古文學派相信十翼説；今文學派反對十翼説；宋學派以爲《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新史學派以爲《易》是一部雜湊的書，根本與孔子無關。——古文學説可參考《周易正義》；今文學説可參考皮錫瑞《易經通論》“論《卦辭》、《爻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説於古無徵”節；宋學派可參考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易童子問》；新史學派可參考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七七錢玄同先生論《易》一段。
【《 易》學的派别 】《易》學大别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宋學又可分爲義理及圖書兩派。
《易》今文學分爲四家：曰施氏，曰孟氏，曰梁丘氏，曰京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秦始皇焚書，《易》用於卜筮，相傳不絶。漢興，田何傳《易》，以授王同、周王孫、服生、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於是《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學。孟氏之學傳於焦延壽，焦延壽以授京房，於是《易》又有京氏之學（孟氏弟子白光、翟牧不承認焦《易》出於孟喜）。東漢時，虞光世傳孟氏《易》，五傳至三國吴虞翻，作《周易注》、《易律曆》、《周易集林》、《周易日月變例》等書，爲今文《易》學的支流。西晉永嘉之亂，施氏、梁丘氏亡佚，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易》今文學忽然中衰。歷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到清代漢學重興，《易》今文學纔大略可見。當時由惠棟開其端，張惠言繼其後，而焦循更異軍突起，自成一家學説，已超出今文學的領域。惠棟作《周易述》、《易漢學》，棟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補》，張惠言作《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劉逢禄作《易虞氏五述》，曾釗作《周易虞氏義箋》等書，孟、京《易》學，於是重興。但惠、張諸人，以漢學爲歸，不專主今文，所以虞氏以外，亦兼及鄭玄、荀爽等之《易》古文學的支流，還不能視爲《易》今文學的專家。
《易》古文學有費氏一家。費氏《易》出於費直，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其來源不可考。據《漢書·儒林傳》，説他長於卦筮，無章句，僅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説上下經。但據《隋書·經籍志》，説他有《周易注》四卷，新舊《唐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録亦説他有《周易章句》四卷，與《漢書》無章句的話不合。其所以稱爲古文，因爲據《漢書·藝文志》説，劉向以中祕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有脱簡，唯費氏經與古文相同；但今文學者對於劉向的中古文根本否認，而以爲劉歆誣父的話。東漢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都習費氏《易》，爲作傳注，費氏大盛。魏王弼以老、莊解《易》，雖仍依費氏舊本，然盡掃漢儒象數之論，已超出漢學的範圍，而表現魏、晉清談家的風度。南北朝時，北朝雖仍用鄭注，而南朝則梁、陳學官兼列鄭、王。隋唐以後，王注盛行；孔穎達作《周易正義》，亦以王注爲宗。當時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史徵作《周易口義訣》，雖力崇漢學，排斥王注，然終無救於鄭學的衰歇。到了清代，惠棟、張惠言等輩出，於是鄭玄、荀爽的《易》學又大略可考。張氏更作有《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等書，專究鄭、荀《易》學。
與費氏同爲西漢民間的《易》學，而未有確證指爲今文或古文的，另有高氏一家。高氏《易》出於高相，自説出於丁寬。據《漢書·儒林傳》，高氏與費氏同時，也没有章句，專説陰陽災異；據《隋書·經籍志》，高氏《易》爲費氏弟子王璜所授，與《漢書》不同。如果高氏出於丁寬，則當隸今文《易》，但當西漢今文學盛行時候，又何以不被列於學官？如果高氏出於費氏，則當隸於古文《易》，但《漢書》何以不明説，而必有待於後來的《隋書》？據《隋書》説，高氏亡於西晉，其學已完全無可考。所以在極端派的今文學家，或斥高氏《易》的名稱爲古文學家所僞造，不過爲費氏《易》張目之用。
《易》學到宋而大變。《易》宋學既不是兩漢象數的面目，又不是魏、晉玄理的立場，而自具宋學之特有的見地。《易》宋學的派别，如果詳盡的説，也很繁雜；但僅舉在經學史上有權威的學派而説，則只有兩派：一爲圖書派，一爲義理派。
圖書派起源於宋初道士陳摶。摶本方士鍊丹術的理論，造作先天後天圖，撰《易龍圖》一書。摶學又分爲二支：一支由陳摶傳穆修，穆修傳李子才，李子才傳邵雍，邵雍傳子伯温，撰《易學辨惑》。一支由陳摶傳种放，种放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范諤昌傳劉牧，撰《易數鈎隱圖》。這兩支派都附會古代所謂“河圖”“洛書”，以黑白點子談《易》。後來邵《易》盛行，劉《易》漸衰。南宋時，朱熹作《周易本義》、《易學啓蒙》，意欲合義理與圖書兩派，集《易》宋學的大成，遂雜用邵説；但結果這道士式的《易》學在宋、元、明三代竟成爲《易》學正統。到了清初，懷疑“圖書”的學者輩出。黄宗羲作《易學象數論》，羲弟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河圖洛書原舛編》，胡渭作《易圖明辨》，於是宋《易》圖書派在經學史上成爲毫無價值的一派。
義理派起源於胡瑗。瑗作《易傳》；瑗弟子倪天隱作《周易口義》，更暢師説。其學掃除西漢災異之説、東漢緯讖之説、魏晉《老》《莊》之説，而一歸於性命道德之理的討究。繼胡而起的爲程頤。頤爲周敦頤的弟子，與邵雍爲姻婭，然其所作《易傳》，不取周氏“太極圖”説及邵氏圖書説，而一衷於義理。頤答張閎中書説：“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見《程氏遺書》）很可考見程氏義理派的立場。其後宗程氏的，有程弟子郭忠孝《兼山易解》，忠孝子雍《郭氏傳家易説》，項安世《周易玩辭》，楊萬里《誠齋易傳》，方聞一《大易粹言》，鄭汝諧《易翼傳》，許衡《讀易私言》，趙沂《周易文詮》等，然皆未能超越程《傳》。到了清代，研究漢《易》成爲風氣，於是義理派也逐漸衰落。
《易》宋學除上述兩派外，或以事説《易》，以司馬光、張載爲代表；或以心説《易》，以楊簡爲代表；或仍言象數，以朱震爲代表；或專輯古注，以房審權爲代表；或考正古本，以吕祖謙爲代表；但都未形成學派，故略而不談。至於折衷程朱、調和義理圖書的，因爲他自身没有明確的立場與特到的見地，現亦從略。
二 《尚書》
【《 尚書》的種類 】《尚書》在諸經中是糾紛最多的一經；因爲其他各經，只有字體的異同，只有經説的争辯，而《尚書》則經典本身就有或真或僞之别。如果我們不加思索，以《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正義》爲標準經典，則我們將要被僞作所欺騙。
《尚書》可分爲三種：一、西漢時候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二、相傳爲西漢時候在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三、東晉時候由梅賾所獻的《僞古文尚書》。而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尚書》就是《今文尚書》與《僞古文尚書》的混合品。（此外尚另有西漢時張霸所僞造的《百二篇尚書》及後漢時杜林在西州所得的《漆書古文尚書》兩種，以無甚關係，從略。）
【 今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今文尚書》凡二十九篇，爲：《堯典》一（合今《舜典》篇而没有《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臯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篇），《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泰誓》十（非今本僞《泰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六，《吕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其中《盤庚》分爲上中下三篇，《泰誓》亦分爲上中下三篇，《顧命》另分出《康王之誥》一篇，所以《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亦可稱爲三十四篇。依普通的經説，這二十九篇爲漢初伏生相傳，以漢時當代的文字隸書抄寫，所以稱爲《今文尚書》。（其中《泰誓》一篇，各家意見不一致，暫從略。）
【 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古文尚書》亦稱《逸書》，相傳凡十六篇，爲：《舜典》一（别有《舜典》，而非今本由《堯典》分出的《舜典》），《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别有《棄稷》，而非今本由《臯陶謨》分出的《益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所以《古文尚書》十六篇亦可稱爲二十四篇。這十六篇，據古文學家説，是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壁而得，因爲是以古文書寫，所以稱爲《古文尚書》。據説當時孔子後裔孔安國擬獻書朝廷，因巫蠱事發，遂罷。後來這《古文尚書》並没有留傳下來，後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也只存各篇題目而没有師説，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頗懷疑這《古文尚書》的獲得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僞説。
【 僞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僞古文尚書》凡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上》七，《太甲中》八，《太甲下》九，《咸有一德》十，《説命上》十一，《説命中》十二，《説命下》十三，《泰誓上》十四，《泰誓中》十五，《泰誓下》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與這二十五篇的《僞古文尚書》同時出現的爲僞孔安國《尚書傳》。今本《尚書注疏》就是以《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加真《今文尚書》三十三篇共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底本（《今文尚書》本三十四篇，去《泰誓》三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而另加篇首二十八字，分《臯陶謨》下半爲《益稷》，故爲三十三篇）。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傳》，爲東晉時豫章内史梅賾（或作梅頤）所獻，曾立於學官。唐代頒布《五經正義》爲取士標準，《書》取僞孔，於是該書愈益盛行。到了宋吴棫作《書稗傳》，始疑這二十五篇及孔傳爲僞。朱熹《語類》中也頗有疑辭。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始明斥爲僞作，但論證還不確切。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始用樸學家考證的方法，一一發現它的來源。丁晏作《尚書餘論》，更證明這是晉王肅所僞作。到了現在，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的公案，總算是經學史上已經解決的問題。——雖然清毛奇齡曾作了《古文尚書冤詞》，爲《僞古文尚書》辯護。
此外，《尚書》如《詩經》的《詩序》一樣，而有所謂《書序》。《書序》的真僞，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因爲對於《尚書》研究没有十分重要關係，故從略。
【《 尚書》學的派别 】《尚書》學大别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書》今文學分爲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漢初，濟南伏生傳《今文尚書》，以授鼂錯及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兒寬授歐陽生的兒子，世傳《書》學，一直到曾孫歐陽高。這是《尚書》歐陽氏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這是《尚書》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又别爲《尚書》小夏侯之學。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都亡佚。一直到清代輯佚學興，陳喬樅撰《今文尚書經説考》及《尚書歐陽夏侯遺説考》，西漢今文學説始大略可考。同時今文學派崛起，魏源撰《書古微》，排黜古文學派，而上祖西漢今文學説。近人崔適撰《史記探原》，更由史籍以求今文《書》學的真相。
《書》古文學僅有孔氏一家。相傳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尚書》，以授膠東庸生，五傳而至桑欽。西漢末，劉歆崇奉古文，與今文博士争立學官。東漢時，《書》古文學家著名的有賈逵、孔僖、尹咸、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等。馬融、鄭玄雖間或雜糅今古，但仍偏袒古學。自東漢末年一直到南北朝的北朝，《書》學都以鄭玄注爲宗；雖魏王肅作《尚書解》，蜀李譔作《尚書傳》，以及吴虞翻等力攻鄭注，但仍未出古文學的範圍。到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宗，於是由《書》古文學派生的鄭學亦亡。到了清代，漢學重興，惠棟弟子江聲作《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作《尚書後案》，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戴震弟子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都以馬融、鄭玄傳注爲依歸，於是古文學又大略可見。
與漢古文學有關而實非真古文學的，還有從魏晉到隋唐間盛行的《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安國《傳》一派。這僞書與僞傳，究竟是誰造作，學者間還没有一致的意見，或以爲王肅，或以爲皇甫謐，或以爲梅賾。總之，於東晉元帝時，始由梅賾獻奏。據梅賾説，由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始授賾。當時晉代君臣，信僞爲真，於是遂立於學官。南北朝時，南朝梁費甝爲《僞古文尚書》作《義疏》；齊姚方興並僞造《舜典》孔《傳》一篇，自謂得於大桁頭，對經文妄加增益。但當時北朝仍崇奉鄭玄《尚書注》，南朝梁陳二代也是鄭、孔並立，僞《書》僞《傳》還没有獨佔的勢力。到了隋代劉炫，得南朝費甝《義疏》，兼崇姚方興僞書，又增益《舜典》十六字，於是北方人士也黜鄭崇孔。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爲宗，由是這僞《書》僞《傳》遂成爲標準經典。到了後來，宋吴棫、朱熹，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丁晏等，相繼攻擊僞《書》僞《傳》，於是這經學上一大公案始得解決。（關於諸人攻僞諸書，已詳前節，現從略。）
《書》宋學派非如《書》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善於懷疑，開清代攻擊僞孔的端緒；其流弊在全憑臆説好以主觀妄論古代的史實。宋儒治《尚書》的，始於蘇軾《書傳》。蘇書廢棄古注，以議論見長，一變從前治經的方法。其後林之奇作《尚書全解》，鄭伯熊作《書説》，之奇弟子吕祖謙作《書説》，又以史事説《書》。其他如夏僎《尚書解》，黄倫《尚書精義》，魏了翁《尚書要義》，胡士行《尚書詳説》等書，雖略存古訓，但雜糅漢、宋，全依主見爲取舍。朱、陸兩派門人亦治《尚書》；楊簡作《五誥解》，承沿陸説，間以心學釋書；蔡沈作《書經集傳》，祖述朱義，在元、明兩代居然成爲標準經典。元儒如金履祥、陳櫟、董鼎、陳師凱、朱祖義等都宗蔡傳；明代輯《書傳大全》，亦以蔡傳爲主，且頒爲功令。當時敢於糾正蔡傳的，僅有馬明衡《尚書疑義》，王椎《尚書日記》，袁仁《尚書砭蔡編》，王夫之《書經裨疏》等而已。總之，以主觀妄測古史，幾爲宋代《書》學的通病。如《西伯戡黎》，舊説以西伯指文王，但蔡《傳》依薛季宣《書古文訓》説，以爲武王。如《康誥》，舊説以爲周公踐位稱王，封康叔於衛，故有“朕其弟”的話，但蔡《傳》堅持周公未代王，又無法解説“朕其弟”，於是亦移爲武王。最甚的，如元儒王柏作《書疑》，移易經文，以《大誥》、《洛誥》等篇爲不足信，其懷疑精神雖不無可佩，但究竟方法與觀點都不免錯誤，而使經學有治絲益紊的弊病。
三 《詩經》
【《 詩經》的内容與篇數 】《詩經》現存三百零五篇，分爲《風》、《雅》、《頌》三大類。《風》分爲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分爲《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分爲《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古文學派毛氏主張《詩經》應有三百十一篇，即三百零五篇外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但這六篇僅有篇名而没有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内）
【《 風 》、《 雅 》、《 頌》的區分 】《風》、《雅》、《頌》的區别，歷來經學家的意見非常紛歧；比較重要的，約有三説：一、以爲由於詩篇内容的不同，《詩大序》説可爲代表。《詩大序》説：“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按原文不甚明切，勉强的加以疏釋，大概以爲：《風》是關於個人的，《雅》是關於王政的，《頌》是關於神明的。二、以爲由於詩篇作者的不同，宋鄭樵《詩辨妄》説可爲代表。鄭説：“《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他以爲《風》出於普通平民，《雅》出於朝廷士大夫。三、以爲由於詩篇音調的不同，清惠周惕《詩説》可爲代表。惠説：“《風》、《雅》、《頌》以音别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按這三説，如果以現存的《風》、《雅》、《頌》一篇一篇的去考校，都有難通之點，所以這問題仍是經學史上没有解決的問題。
【《 國風》的次第 】《國風》的次第，據現存的《毛詩》（《詩》古文學派，詳下），爲：一、《周南》，十一篇；二、《召南》，十四篇；三、《邶風》，十九篇；四、《鄘風》，十篇；五、《衛風》，十篇；六、《王風》，十篇；七、《鄭風》，二十一篇；八、《齊風》，十一篇；九、《魏風》，七篇；十、《唐風》，十二篇；十一、《秦風》，十篇；十二、《陳風》，十篇；十三、《檜風》，四篇；十四、《曹風》，四篇；十五、《豳風》，七篇。但除了這次第以外，還有兩種：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王》，七、《鄭》，八、《齊》，九、《豳》，十、《秦》，十一、《魏》，十二、《唐》，十三、《陳》，十四、《檜》，十五、《曹》，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傳；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檜》，七、《鄭》，八、《齊》，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陳》，十三、《曹》，十四、《豳》，十五、《王》，見鄭玄《詩譜》。宋歐陽修曾爲《毛詩》次第疏釋，作《十五國風次解》，以爲：“《國風》之次，以兩而會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深淺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但清魏源《詩古微》又以爲：《左傳》所載是孔子没有删訂以前的周太師樂歌的次第，因爲彙合民風相近的爲一類，所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爲一類，《唐》、《魏》爲一類，《陳》、《檜》、《曹》小國爲一類；《詩譜》所説是孔子已經删訂以後魯、韓《詩》（今文學派詳下）傳授的次第，他所以挈《豳》於後，先《唐》於《秦》，《王》在《豳》後，《檜》在《鄭》先，都有大義存於其間；至於《毛詩》次第，進《王》退《檜》，既非太師原第，又乖孔子古義，不足爲法。按魏氏爲清今文學家，所以不以古文學派《毛詩》爲然。
【 大、小《雅》的篇第 】《小雅》共七十四篇，計一、《鹿鳴》之什十篇，二、《南有嘉魚》之什十篇，三、《鴻雁》之什十篇，四、《節南山》之什十篇，五、《谷風》之什十篇，六、《甫田》之什十篇，七、《魚藻》之什十四篇。《大雅》共三十一篇，計一、《文王》之什十篇，二、《生民》之什十篇，三、《蕩》之什十一篇。《小雅》、《大雅》依政治的汙隆，都有所謂“正”“變”：《小雅》從《鹿鳴》到《菁菁者莪》爲正，《六月》以下爲變；《大雅》從《文王》到《卷阿》爲正，《民勞》以下爲變。但這些話，就現在看，都有可研究或商榷的餘地。
【 三《頌》的篇第與作者 】《頌》，《周頌》共三十一篇；計一、《清廟》之什十篇，二、《臣工》之什十篇，三、《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魯頌》計《駟》之什四篇。《商頌》五篇。《魯頌》、《商頌》的作者及其命意，古文學《毛詩》與今文學齊、魯、韓三家《詩》完全不同。《魯頌》，古文學派以爲季孫行父作，今文學派以爲奚斯作。《商頌》，古文學派以爲戴公時正考父得於周太師，今文學派即以爲正考父作。《魯頌》、《商頌》所以與《周頌》並列，古文學派以爲商、魯得用天子的禮樂，故同於周室；今文學派則以爲《周》、《魯》、《商》三頌與《春秋公羊傳》所説“王魯、新周、故宋”的“三統説”相通。
【《 詩序》的作者及其争辯 】《詩經》還有一問題爲經學家所争辯未決的，就是現存《毛詩》的《詩序》。現存《詩序》有大小序的分别；列在各詩之前，説明詩中大意的，是《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經的，是《大序》。（據孔穎達《毛詩正義》，是從“風，風也”句以下。）《詩序》的作者，到現在還没有定論。一、漢鄭玄《詩譜》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魏王肅《家語注》以爲《詩序》全爲子夏所作。三、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四、《隋書·經籍志》以爲《詩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加以潤益。五、唐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學者欲顯其傳，故借子夏之名。六、唐成伯璵以爲子夏惟作《詩序》首句，以下出於毛公。七、宋王安石以爲《詩序》爲詩人所自製。八、宋程顥以爲《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作。九、宋蘇轍以爲衛宏所作《詩序》已非孔子舊文，只存其首句。十、宋王得臣以爲《詩序》首句是孔子所題。十一、宋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未有《詩序》，後來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説而成。十二、宋鄭樵《詩辨妄》以爲《詩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其後王質、朱熹、吕祖謙、陳傅良、葉適及清代顧炎武、崔述也都對於這問題參加辯難。（詳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九。）其實這問題在目前無法解決；而且《詩序》對於《詩經》，只是障礙，而不是一種工具，大可置之不論。
【《 詩經》學的派别 】《詩經》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詩》今文學分爲魯、齊、韓三家，西漢時，都立於學官。一、《魯詩》溯源於荀卿，創始於魯人申培（亦稱申公）。據《漢書·楚元王傳》，荀卿授詩浮丘伯、伯授申培、楚元王、穆生及白生，申培於文帝時以治《詩》爲博士。據《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二、《齊詩》創始於齊人轅固生；景帝時，以治《詩》爲博士。三、《韓詩》創始於燕人韓嬰；文帝時，爲博士。據《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間殊。”三家詩，《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者。南宋以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到了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於是久已衰亡的今文《詩》學又成爲學者討究的對象。關於這類的著作，有一、陳喬樅《三家詩遺説考》，二、《齊詩翼氏學疏證》，三、《詩四家異文考》（三家加古文學毛氏，故爲四家），四、迮鶴壽《齊詩翼氏學》，五、魏源《詩古微》（以上都見《續清經解》），六、丁晏《三家詩補注》，七、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以上都見《清經解》），八、范家相、葉鈞《重訂三家詩拾遺》（見《嶺南遺書》），九、阮元《三家詩補遺》（見《觀古堂彙刻書》），十、江瀚《詩四家異文考補》（見《晨風閣叢書》），十一、王先謙《三家詩義疏》（原刻本）。其中以陳、魏、王三家書爲較重要。
《詩》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毛詩》相傳創始於毛公。據《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以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據《漢書·藝文志》，毛公《詩》學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詩》的傳授，毛公的名字，《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諸説多不一致，所以今文學家時藉此加以攻擊。據漢末鄭玄《詩譜》説：魯人大毛公爲訓故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但據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説：“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又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吴徐整説：“子夏（即卜商）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立於學。”按《漢書》但言毛公，不載毛公的名字，也未有大小毛公的分别；到了鄭玄，有大小毛公的分别，且以《詩故訓傳》爲大毛公作；到了陸璣，又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而徐整所説的傳授世數與人名又與陸璣不同。後説加詳，而且互有矛盾，實與人以可疑。《毛詩》，西漢時未立於學官，但盛行於東漢。當時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鄭玄復爲毛公《詩傳》作《箋》，雜采今文三家《詩》説，自成其混淆家法的“通學派”，盛行一時。三國時，魏王肅作《詩解》，蜀李譔作《毛詩傳》，雖與鄭《箋》立異，但仍未脱毛氏的範圍。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雖崇毛《傳》，但對於鄭、王異同，互相申駁。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守疏不破注的原則，引申毛、鄭兩家的經説，成爲當時標準經典。及宋學崛興，毛、鄭之學漸衰。到了清代，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戴震作《毛鄭詩考正》，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都以疏通毛、鄭爲標的。戴氏再傳弟子陳奂作《毛詩傳疏》，始去鄭用毛，恢復《詩》古文學的本來面目；又作《鄭氏箋考徵》，考證鄭《箋》的來源；於是《毛詩》古文學又遂大行於清代中葉。
《詩》宋學派非如《詩》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能就經典本身加以討究，其流弊在好以主觀臆見淆亂古義。宋儒治《詩經》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詰毛、鄭，斷以己意，力反東漢以來治《詩》的舊習。蘇轍繼起，作《詩集傳》，始攻擊毛《序》，僅存録首句。南宋時，鄭樵作《詩傳辨妄》，直斥《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受鄭樵的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説》。《詩集傳》不僅棄《序》不用，而且雜採毛、鄭，間録三家，以己意爲取舍。又以爲《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之傳統的經説。朱子既殁，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説》，都對於《詩集傳》加以補充。元儒如許謙、劉瑾、梁益、朱公遷、梁寅等，也都以《集傳》爲依歸。王柏且依朱説作《詩疑》，居然改竄經文，删削淫詩三十二篇。明代胡廣等輯《詩經大全》，依據劉瑾《詩傳通釋》一書，頒爲功令；蓋朱熹《詩集傳》已取代毛鄭《詩》學之正統的地位了。當時反對朱説的，雖也頗不乏人。如陳傅良説：“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力辨淫詩之説（見卷百七十八《經籍考》）。然都無法阻止朱《傳》的流行。直到清代漢學復盛，於是《詩》宋學始漸不爲世所重。當《詩》宋學力以懷疑精神表現的時候，也頗有一二學者以徵實著名；如蔡卞作《毛詩名物解》，王應麟作《詩地理考》。應麟更作《詩考》，採掇今文三家《詩》的遺説，開清代輯佚學的先河。
四 《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
【《 周禮》的命名與篇第 】《周禮》本名《周官》（始見《史記·封禪書》），亦稱《周官經》（見《漢書·藝文志》）。後稱《周官禮》（見《漢書·藝文志》顔師古註），又尊稱爲《禮經》（見荀悦《漢紀》卷二十五，今文學家都反對這説）。賈公彦《周禮義疏》加以解釋，以爲“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説亦未可盡信。《周禮》凡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爲《冬官考工記》。
【《 周禮》的來源 】《周禮》爲古文學最重要的書籍，亦爲歷來經學家争辯最激烈的書籍。關於《周禮》的出現，諸説紛紜。一、以爲漢武帝時發現。唐賈公彦《周禮義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説：“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他以爲《周禮》因秦始皇焚書而隱藏，因漢武帝提倡儒學而出現，復因藏於宫廷圖書館而不行於當時。二、以爲漢河間獻王所得。《漢書·河間獻王傳》説：“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三、以爲河間獻王時李氏所得。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或説，説：“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則以爲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補以《考工記》上奏。唐杜佑《通典·禮》篇説亦同。四、以爲與《古文尚書》等同時發現於孔壁。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曲禮》篇引漢鄭玄《六藝論》説：“《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五、以爲與《逸禮》同爲孔安國所獻。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説：“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按以上五説，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以爲四、五兩説虚妄不足憑信，然一、二、三三説亦參差不同，所以《周禮》一書，頗引起宋學派及今文學派學者的懷疑。
【《 周禮》的作者及其争辯 】關於《周禮》的作者，學者間亦争辯頗烈；大抵古文學家以爲周公所作，今文學家以爲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爲劉歆所僞造。古文學家中，最初主張《周禮》爲周公所作的，是西漢末年的劉歆。據唐賈公彦《周禮義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以爲劉歆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據《漢書·藝文志》及荀悦《漢紀》，亦以爲王莽時，劉歆爲《周禮》置博士。後來繼承劉歆的主張的，是東漢末年的鄭玄。鄭註《周禮》於首句“惟王建國”句下説：“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清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更就鄭説，考訂周公攝政的年代與頒行《周禮》的時期。今文學家中，最初反對《周禮》的，大概是與劉歆同時的今文博士。博士的言論雖現在不可考見，但我們只要一讀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就可知道他們争辯的激烈。所以賈公彦《序周禮廢興》中説：“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到了東漢，與鄭玄先後的今文學家，也堅持反對的論調。“林孝存（即臨碩）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亦見賈疏）清代今文學復興，與孫詒讓同時的康有爲，採用桐城派方苞《周官辨》的主張，以爲《周禮》是劉歆所竄造（見康著《新學僞經考》卷三）。至於宋學派對於《周禮》的態度，則或信或疑，各就主見而定。他們中，最初懷疑《周禮》的爲歐陽修、蘇軾、蘇轍。歐陽修於《問進士策》一文，以爲“《周禮》，其出最後……由今考之，實有可疑者”（見《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四十八）。蘇軾於《天子六軍之制策》一文，以爲“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見《東坡續集》卷九）。蘇轍於《歷代論》一《周公》篇，亦以爲“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見《欒城後集》卷七）。其後如晁説之，如胡安國等，也傾向於懷疑的方面。此外調停各説的，或以爲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爲間有漢儒的竄改，不過在經學史上增添没有根據的臆説而已。
【《 儀禮》的篇目與次第 】《儀禮》，古單稱曰《禮》，或稱《禮經》，或稱《士禮》。《儀禮》凡十七篇；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即大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儀》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大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二曰戴聖本，即小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大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三曰劉向《别録》本，亦即鄭玄所注現行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
這十七篇的次第，普通因鄭玄《儀禮注》盛行於後世，所以多主劉向《别録》本。唐賈公彦《儀禮疏》説：“劉向《别録》，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小戴……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但清代今文學家主張大戴本次第爲最優。他們根據《禮記》《昏義》及《禮運》篇的話，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禮之經；——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一切人事都可用此包括。依大戴本次第，則一、二、三篇爲冠昏，四、五、六、七、八、九篇爲喪祭，十、十一、十二、十三篇爲射鄉，十四、十五、十六篇爲朝聘，《喪服》通於上下，故附於後。（詳可參考邵懿辰《禮經通論》。）
【《 儀禮》的作者問題與完缺問題 】《儀禮》的經典本身有兩個問題到現在仍是争辯未決：一是《儀禮》的作者問題，一是《儀禮》的完缺問題。關於《儀禮》的作者問題，有兩種絶對不同的意見：在古文學派，以爲《儀禮》與《周禮》並爲周公所作，唐賈公彦《儀禮疏》説可爲代表。他説：“《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别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在今文學派，以爲《儀禮》爲孔子所定，清皮錫瑞《三禮通論》説可以代表。他説：“《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皮氏所撰的《經學歷史》亦堅持這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删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補增，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見《經學開闢時代》章）至於關於《儀禮》的完缺問題，今古文學亦具有絶對不同的兩種意見。今文學家主張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以《儀禮》爲完整的經典；上述的清邵懿辰《禮經通論》説可爲代表。古文學家主張《逸禮》三十九篇爲可信，故以現存《儀禮》十七篇爲秦火的殘燼（詳下節）。
【 逸《禮》的來源與真僞 】對於現存《儀禮》十七篇，亦如《今文尚書》之外還有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一樣，而有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逸禮》的發現，凡有五説：一、以爲與《古文尚書》同時發現於孔壁，由孔安國獻於朝廷，劉歆主之。歆《讓太常博士書》説：“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壞壁之中。《 逸禮 》 有三十九篇 ， 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二、以爲發現於魯淹中及孔壁，班固《漢書·藝文志》主之。《志》説：“《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據劉敞説改）三、以爲發現於孔壁，爲河間獻王所得，鄭玄《六藝論》主之。鄭説：“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四、以爲發現於魯淹中，由河間獻王獻於朝廷，《隋書·經籍志》主之。《隋志》説：“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受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五、以爲三十九篇外又在河内老屋得一篇，漢王充《論衡》主之。《論衡·正説篇》説：“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按以上各説互相差池，所以今文學家根本否認《逸禮》的發現，而以爲是古文學家僞造的讕言。這三十九篇古文《逸禮》没有留傳下來，他亡佚的時候也無可考證。
【《 禮記》的篇第 】《禮記》亦稱《小戴記》，爲西漢《禮》今文學家戴聖所編纂，凡四十九篇。其篇目爲：《曲禮》上第一，《曲禮》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問》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禮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則》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少儀》第十七，《學記》第十八，《樂記》第十九，《雜記》上第二十，《雜記》下第二十一，《喪大記》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閒居》第二十九，《坊記》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記》第三十二，《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壺》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這四十九篇大概多是孔門七十子後學所記；其有主名可舉的，如：《經典釋文》引劉瓛的話，以《緇衣》篇爲公孫尼子所作；《隋書·音樂志》引沈約的話，以《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爲子思子所作，《樂記》篇爲公孫尼子所作。此外《月令》與《吕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略同，《明堂位》與《周書·明堂》篇略同。又《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可視爲儀禮中《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六篇的傳註。
【《 禮記》的來源及其争辯 】《禮記》四十九篇的來源，爲歷來經學家争辯頗烈的問題。中國現存的著録古代書籍的目録，當推《漢書·藝文志》爲最早；但《漢志》没有著録《禮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八十五篇，而只有“《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的話。到了漢末，鄭玄撰《六藝論》説：“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於是始分别大小《戴記》的篇數。到了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説：“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删《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於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記》以成《禮記》的話。《隋書·經籍志》繼起，更加附益，以爲：“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於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記》爲四十六篇而由馬融增益三篇爲四十九篇的主張。直到清代，諸學者始力駁小戴删大戴的話。戴震以爲劉向《别録》已説《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橋仁已著撰《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馬融增益三篇的話絶不可靠。（詳見《東原集·大戴禮記目録後語》。）錢大昕以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記》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數目，所以《小戴記》並非删《大戴記》而成。（詳見《廿二史考異·漢書考異》。）陳壽祺則更進一層，以爲大小《戴記》對於《漢志》所説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己意選取，所以互相異同，並非“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録”，如錢氏所説；因爲據他考證，大小《戴記》篇目每多相同，篇内文字也各有詳略。（文繁不録，詳見《左海經辨》。）
【《 禮記》各篇的“定性分析 ”】《禮記》四十九篇，若就《禮記》編纂者的小戴（聖）本人的學統説，是無疑的屬於今文學；但就《禮記》各篇的性質加以考究，則頗有問題。近人廖平以爲《禮記》及《大戴禮》兩書，有先師經説，亦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他采自今學的，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的，則爲古學家言。我們只要看杜、賈註《周禮》、《左傳》對於《戴記》有引用有不引用，即可知《戴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據廖氏的考證，《禮記》各篇中，屬於今文學的，有：一、《王制》；二、《冠義》；三、《昏義》；四、《鄉飲酒義》；五、《射義》；六、《燕義》；七、《聘義》；八、《祭統》；九、《喪服四制》。屬於古文學的，有：一、《玉藻》；二、《深衣》（二篇屬於《周禮》）；三、《祭法》；四、《曲禮》；五、《檀弓》；六、《雜記》（四篇屬於《左傳》）；七、《祭義》（一篇屬於《孝經》）；八、《内則》；九、《少儀》（二篇屬於小學）；十、《禮運》；十一、《禮器》；十二、《郊特牲》（三篇屬於《詩》、《禮》）；十三、《明堂位》；十四、《投壺》（二篇屬於《逸禮》）；十五、《奔喪》；十六、《曾子問》；十七、《喪大記》；十八、《問喪》（四篇屬於《喪禮》）；十九、《喪服小記》；二十、《大傳》；二十一、《服問》；二十二、《間傳》；二十三、《三年問》（五篇屬於《喪服》）。今古文學混雜的，有：一、《文王世子》；二、《中庸》；三、《樂記》；四、《月令》。今古文學相同的，有：一、《大學》；二、《學記》；三、《經解》；四、《緇衣》；五、《坊記》；六、《表記》；七、《儒行》；八、《仲尼燕居》；九、《孔子閒居》；十、《哀公問》。（見《六譯館叢書·今古學考》卷上《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及卷下頁十。）按廖氏就禮制以分别今古文學，且以分别《戴記》各篇的今古，殊有特解；但究爲清末今文學派一家之説，尚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皮錫瑞爲今文學者，但謂廖説“未必盡可據”，見《三禮通論》原刻本頁五五。又康有爲亦爲今文學者，但以《禮運》爲今文要籍，而爲作註。）
【《 禮》學的派别 】經典中的三《禮》，《周禮》爲古文學，《儀禮》爲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説屬於今文，就内容説則又爲古、今文兼（見上廖平説）。但三《禮》所説，多屬典章制度，在諸經中較難研究；加以漢末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綜合的研究因之而起；所以《禮》學的派别不能如其他經典之能顯然的劃分。現在就可分的分述於下，其不可分的條舉其重要的著作。
《禮》在漢代，顯分爲今古文學兩派。西漢初年，所謂《禮經》，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十七篇，由魯高堂生傳授。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撰《曲臺后倉》九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儒林傳》稱爲《后氏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德從兄子聖及沛人慶普，於是《儀禮》分爲大戴、小戴、慶氏三家。據《漢書·藝文志》，三家在當時都立於學官；但據《後漢書·儒林傳》，今文學十四博士不數《禮》慶氏而數《易》京氏，則慶氏《禮》是否立於學官，亦頗成疑問。其後慶普傳夏侯敬。敬數傳至曹充。充傳於其子褒，有名於當時。這是《儀禮》慶氏學派。戴德傳徐良，這是《儀禮》大戴學派。戴聖傳橋仁及楊榮，這是《儀禮》小戴學派。據《隋書·經籍志》説，“三家雖存並微”，則當時《禮》學已漸衰落。到了東漢末年鄭玄，於注《儀禮》以外，兼及《周禮》與《禮記》，於是三禮的名稱纔始成立。鄭玄在學派上是一位混淆古今文學的通學者，所以他所注的《儀禮》，於今文之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内疊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内疊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捨殊不一致。晉初王肅爲反鄭學的健者，其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又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然而王肅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於鄭玄。《儀禮》一經，自從鄭、王以後，其今文學的真面目已不復保存。晉代盛行王學。南北朝時，北朝專崇鄭學，南朝則雜採鄭、王。又當時南朝社會劃爲士庶兩大階級，所以治《儀禮》的，多偏究喪服。最著名的，爲雷次宗、與鄭玄齊名，稱爲雷、鄭；其他見於《隋書·經籍志》的頗不少，蔚爲一時特殊的風氣。唐代，賈公彦撰《儀禮義疏》，以鄭注爲宗，鄭學賴以保存。宋儒治《儀禮》的，始於張淳。淳曾撰《儀禮識誤》，考訂注疏。其後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成《儀禮經傳通解》，欲以《儀禮》爲經，以《周禮》諸書爲傳，其混合三禮以談《禮》，更較鄭玄爲甚。元儒吴澄撰《儀禮逸經傳》，汪克寬撰《經解補佚》，雜採諸書，指爲《儀禮》逸文；敖繼公撰《儀禮集説》，且疑《喪服傳》爲僞作；蓋完全表現其宋學之懷疑的主觀的見地。清代漢學重興，其初反於鄭學，其繼反於西漢今文學。清初治《儀禮》的，以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爲最具家法。其後如吴廷華撰《儀禮章句》，金曰追撰《儀禮正譌》，沈彤撰《儀禮小疏》，褚寅亮撰《儀禮管見》，胡匡衷撰《儀禮釋宫》，程瑶田作《喪服足徵録》，任大椿撰《深衣釋例》，張惠言撰《儀禮圖》，也都放射漢學的光彩。當時最著名的著作，可以凌廷堪《禮經釋例》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兩書爲代表。後來邵懿辰撰《禮經通論》，主張《儀禮》十七篇爲完書，則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而爲學派上的鬭争了。
《周禮》，當西漢末新莽時，因古文學派的首創者劉歆的提倡，立於學官。歆傳其學於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興傳其子衆。同時，歆又别授賈徽。徽傳其子逵，奉詔作《周官解詁》。其後衛宏、馬融、盧植、張恭祖等，都治《周禮》，有所述作。及鄭玄出，先後受學於張恭袓及馬融，撰《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合稱《三禮注》，盛行於當時，集漢代《周禮》學的大成。晉代朝廷禮學雖以王肅爲主，但鄭玄《周禮注》仍爲學者所宗。經南北朝以至隋、唐，鄭學迄未衰落。唐賈公彦撰《周禮義疏》，一本鄭《注》，於是鄭學益有獨尊之勢。到了宋代，王安石撰《周禮新義》，頒爲試士的標準，《周禮》學始漸變。王昭禹繼之，撰《周禮詳解》，《四庫總目提要》謂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説》”。此外，鄭伯謙撰《太平經國之書》，王與之撰《周禮訂義》，以論議見長，而略於典章。而俞廷椿撰《復古編》，陳友仁撰《周禮集説》，吴澄撰《周禮叙録》，欲從五官中以補苴冬官，更完全爲宋學改經的習氣。清代以考證學爲正統，故《周禮》學復反於漢。當時專究制度的，如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鳴盛的《周禮軍賦説》；專究製作的，如戴震的《考工記圖》，阮元的《車制考》，都是名著。清末，古文學最後大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詳密審慎，學者以爲出於舊疏之上。
《禮記》一書，不見於《漢志》；他的内容的來源，學者間的意見也未一致（見上節）；但這書爲小戴所纂集，所傳授，則大概没有疑義。（魏張揖、清陳壽祺、皮錫瑞主張《禮記》始撰於叔孫通，其説不足取信，詳可參考皮錫瑞《三禮通論》“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章。）《禮記》學的傳授，没有明文可録。惟《後漢書·橋玄傳》，橋玄七世祖仁曾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橋仁於傳受小戴《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其《禮記》學。又《後漢書·曹褒傳》，褒傳父充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則曹褒於傳受慶氏《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小戴的《禮記》學。《隋書·經籍志》以爲：“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則《禮記》一書，實自鄭注行世後，而始與《儀禮》、《周禮》並稱三禮；在漢代諸經中，最無學派可説。南北朝時，爲鄭注作義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穎達敕修《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氏爲本，以熊氏爲輔。孔序批評熊、皇二書，以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又以爲孔氏“務伸鄭注，不免有附會之處”。總之，《禮記》學，從漢到唐，都以鄭注爲中心。宋儒治《禮記》的，始於衛湜。湜撰《禮記集説》，採摭各家經説凡百四十四家，頗稱該博，但不甚精審。元吴澄作《禮記纂言》，重定篇第；陳澔作《禮記集説》，務求淺顯；於是鄭注中心之《禮記》學漸變。明永樂中，胡廣等敕修《禮記大全》，廢棄鄭注，襲用《集説》，古義遂荒。清代漢學以考證爲主，《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杭世駿撰《禮記集説》，雖稱浩溥，但不免泛濫；朱彬撰《禮記訓纂》，較爲簡約，然亦不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的詳審。及今文學崛興，《禮記》各篇中的微言大義始爲學者所重，康有爲撰《禮運注》，皮錫瑞撰《王制箋》，對於孔子託古改制的深意及儒家大同的理想，爲大膽的宣揚。
三禮經典本身的學統本不相同，但自從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兼治的風習與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遂爲歷代經學家所沿用。最初繼鄭玄的方法而爲反鄭學的運動的，是晉初王肅。肅曾撰《三禮解》，與鄭立異。南北朝時，兼治三禮的學者更多；最著名的，有徐遵明、劉獻之、沈重、李炫、熊安生、何佟之、王儉、何承天、崔靈恩、嚴植之、沈文阿、戚袞諸人。唐代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賈公彦撰《周禮義疏》及《儀禮義疏》，都以鄭注爲主，三禮學復定於一尊。宋代，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陳詳道撰《禮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都稱其詳博；然中多掊擊鄭學，蓋完全宋學家的習氣。清初治三禮的，有徐乾學、萬斯大、毛奇齡、李光地、李光坡、方苞等，然或失之雜糅，或失之武斷。及江永撰《禮經綱目》，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始具備漢學家法。但三禮來源不同，綜合研究殊不易易，所以這方面的成功作品仍不多見。
五 《春秋》——《春秋經》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 編年的《春秋經 》】《春秋經》相傳爲孔子據魯史《春秋》一書加以筆削而成。其書分年紀事，上起魯隱公元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表示之如次：
（1）隱公十一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周桓王八年、公元前七一二年）。
（2）桓公十八年（當周桓王九年、公元前七一一年，至周莊王三年、公元前六九四年）。
（3）莊公三十二年（當周莊王四年、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六六二年）。
（4）閔公二年（當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至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六六〇年）。
（5）僖公三十三年（當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六二七年）。
（6）文公十八年（當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六二六年，至周匡王四年、公元前六〇九年）。
（7）宣公十八年（當周匡王五年、公元前六〇八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五九一年）。
（8）成公十八年（當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九〇年，至周簡王十三年、公元前五七三年）。
（9）襄公三十一年（當周簡王十四年、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周景王三年、公元前五四二年）。
（10）昭公三十二年（當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年，至周敬王十年、公元前五一〇年）。
（11）定公十五年（當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五〇九年，至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
（12）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
【 傳、經的分合 】《春秋經》的經文，現在都分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各傳之前，已没有單行本；但在古代，《春秋經》與三傳實各自别行，而且經今古文本亦不相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又有《春秋經》十一卷。所謂《古經》，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所謂《經》，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公羊傳》及《穀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春秋古經》與《左氏傳》的配合，蓋始於晉杜預。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説“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的話可爲證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亦説“舊夫子（指孔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至今文的《春秋經》與《公羊傳》、《穀梁傳》的配合，則不知始於何人。按何休《公羊傳解詁》，但釋傳文而不釋經文，與杜預《經傳集解》體裁不同；又按漢熹平《石經》殘字《公羊傳》一段，亦僅載傳文而没有經文，與現行刻本不同；則漢末今文經傳還各自别行。《四庫總目提要》疑《春秋經》與《公羊傳》的配合始於爲《公羊傳》作義疏的唐儒徐彦，《春秋經》與《穀梁傳》的配合始於爲《穀梁傳》作《集解》的晉儒范甯；然這都是推測之辭，没有明文足證，可存而不論。至於《漢志》《春秋古經》與《春秋經》篇卷數目不同的原因，則由於今古文學對於魯十二公紀年分合意見的差異。古《春秋左氏》説主張十二公各爲一篇，故爲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説主張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二去一而爲十一卷；至其所以如此併合的理由，今文學大家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閔公僅二年而薨，故附於莊公。但清儒沈欽韓《漢書疏證》反對何説，以爲不過因“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亦自有相當的理由。
【《 春秋》的命名 】《春秋經》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學家的意見大致相同。因爲《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徧舉四字以爲書名，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以包“夏”“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説得很清楚：“《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徐彦《公羊傳疏》亦説：“《公羊》何氏（指何休）與賈、服（指漢時《左傳》學者賈逵、服虔）不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除上述的解釋外，又另有三種的異説，但都不足憑信。一、以爲《春秋》當一王之法，其命名含有賞刑的意義；就是説：“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二、以爲含有褒貶的意義，“一褒一貶，若春若秋。”三、以爲《春秋》成書時期的關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一、二見宋王應麟《玉海》引鄭樵語，三見徐彦《公羊傳疏》）。這三説都根本的忘記了“《春秋》”是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而不始於孔子。
【《 春秋》的通名與專名 】“春秋”本通名，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於是始成《春秋經》的專名。《公羊傳》莊七年傳説：“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禮記·坊記》説：“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説：“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左傳》昭二年傳説：“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春秋經》所根據的魯史本名《春秋》。《國語·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的方法，説：“教之以《春秋》。”則楚史亦名《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説：“羊舌肸習於《春秋》。”則晉史亦名《春秋》。《墨子·明鬼篇》下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答魏收書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則諸國史記亦都名《春秋》。此外泛言《春秋》的，如《管子·法法篇》説：“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韓非子·内儲説上》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何爲記此？”《戰國策·燕策》，蘇代説：“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爲《春秋》。”樂毅説：“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以上所舉，都不能專指爲孔子的《春秋經》，而爲《春秋》的通名。
【《 春秋》的作者與孔子 】《春秋》爲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但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没有一言及於孔子的巨著《春秋》，實不免啓後人以可疑之點。首言孔子作《春秋》的，當推孟子。《孟子·滕文公》篇下説：“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離婁》篇下説：“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盡心篇》下説：“《春秋》無義戰。”其後繼孟子之説而更加發揮的，當推司馬遷《史記》。《史記·孔子世家》説：“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贼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然《春秋》一經，闕文闕義，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譏爲“斷爛朝報”。近人錢玄同先生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話是孟子所僞造，不是史實，則《春秋》與孔子的關係也成爲經學上的疑案了。（錢説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
【《 左傳》與《春秋 》】現行的《左傳》，據經古文學家説，是解釋《春秋經》的傳，爲孔子同時人左丘明所作，所以應稱爲《春秋左氏傳》。但經今文學家否認這説，他們以爲《左傳》是古代一種歷史的書籍，並非解釋《春秋經》，所以不應稱爲《春秋左氏傳》，而當與《吕氏春秋》、《虞氏春秋》相同，稱爲《左氏春秋》。這争論一直到現在還没有正當的解決，下文當擇要加以論述。不過我們就《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的經傳内容加以比較，很可以見到同異。一、《左傳》有續經及續傳，而《公羊傳》、《穀梁傳》没有。《左傳》的續經，到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止，較《春秋》本經多二年；《左傳》的續傳，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哀公如越，又續到悼公四年止，較《春秋》本經多十七年。二、《左傳》與《春秋經》對比，時有闕文。如莊公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但《左傳》都没有傳文，而僅有“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諸語。杜預《集解》以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杜預欲爲《左傳》出脱，所以委故於簡牘散落，其實無論如何，經與傳不相稱，乃是非常明顯的事。清劉逢禄《左氏春秋考證》，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臚舉《左傳》闕文，如隱公二年、十年，桓公元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莊公元年以後七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僖公元年等，都可以尋出《春秋經》與《左傳》的内容不相對稱。
【《 左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左傳》的作者，相傳爲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這説，經古文學家非常相信，但經今文學家又非常反對。以《左傳》爲左丘明作的最早的現存的史料，當推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説：“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但這段文字，近人崔適《史記探原》設爲七證，以爲係後人爲古文學者依劉歆《七略》的話竄入，當加删除（見《史記探原》卷四頁二），則這段史料之真實的價值殊可懷疑。其次説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漢書·藝文志》及《劉歆傳》（卷三十六）。《漢志》説：“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歆傳》説：“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按《漢志》本襲劉歆《七略》，劉歆爲經古文學家的開創者，他主張左丘明作《左傳》，乃是必然的事，不足以服經今文學者的辯難。又其次説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杜氏説：“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按杜預爲《左傳》專家，其偏袒《左氏》，更甚於劉歆，則他的話語也没有信史的價值。又其次，孔穎達《左傳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沈氏指陳沈文阿，《嚴氏春秋》指漢《春秋公羊傳》嚴氏學。皮錫瑞《春秋通論》以爲：“《嚴氏春秋》久成絶學，未必陳時尚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顔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相表裏，何以有丘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博極羣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駁博士？”所以皮氏以爲沈氏所引《嚴氏春秋》，出於僞託，亦不足憑信。
至於懷疑《左傳》的，其初以《左傳》與《春秋經》無關，其後以《左傳》爲非左丘明所作。西漢末，今文學博士反對古文學家劉歆，曾主張“《左氏》爲不傳《春秋》”（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東漢初，今文學家范升反對古文學家韓歆、陳元，也曾以爲“《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見《後漢書·范升傳》）。兩漢今文學者雖然反對《左傳》，以爲與《春秋經》無關，但尚不否認《左傳》爲左丘明所作。至唐趙匡，始辯作《左傳》的左氏與《論語》上所説的左丘明是兩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賢人，如史佚、遲任等見稱爲當時；左氏蓋與公羊氏、穀梁氏相似，都是孔門以後的門人。（見陸淳《春秋纂例》“趙氏損益義”章。）宋王安石曾撰《春秋解》一卷，證明左氏非左丘明的凡十一事。（王書已佚，陳振孫《書録解題》以爲出於依託。）葉夢得説《左傳》記事終於智伯，當是六國時人。鄭樵撰《六經奥論》，更設八驗，以爲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國時楚人。清乾隆間，紀昀等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左傳》雖仍定爲左丘明作，但措辭亦頗含疑義。（見《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其後今文學派崛興，劉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對於《左傳》攻擊益力，且以爲係劉歆由《國語》竄改而成。近瑞典人珂羅倔倫（bernhard karlgren）撰《論左傳之真僞及其性質》（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 ）一書，用《左傳》的特别文法組織和“魯語”比較，以證明《左傳》的語言自成一個文法組織，與《國語》相接近，而決非魯君子所作。這在《左傳》作者問題的研究方法上實是一種新穎而重要的貢獻。
【 左傳的來源 】關於《左傳》的發現，古代也没有明確的記載。約略的説，凡有三説：一、以爲漢代藏於祕府，爲劉歆所發現。《漢書·劉歆傳》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説：“《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指《左傳》及《古文尚書》、《逸禮》）。又本傳亦説：“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按今文學家以《左傳》爲劉歆所竄改僞造，則這史料也殊可疑。二、以爲係漢初張蒼所獻。許慎《説文解字序》説：“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隋書·經籍志》本其説，亦以爲“《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按許慎爲東漢古文學者，張蒼獻《左傳》的話不見於西漢他書，恐亦難可憑信。三、以爲發現於孔子宅壁中。王充《論衡·案書篇》説：“《春秋左氏傳》者，蓋藏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又《佚文篇》説：“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宫，得《春秋》三十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按這説恐是王充讕言，清段玉裁已加以否認。《説文解字序》段注説：“《論衡》説《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總之，《左傳》的來源，在西漢時代，已没有明確的記載可考。
【《 公羊傳》的“異義 ”】《公羊傳》爲解釋《春秋經》而作，就學派言，是屬於今文學。《公羊傳》與《左傳》不同之點，在文字方面，一、《左傳》有續經、續傳，而《公羊傳》没有；二、《左傳》只能説以史實疏證本經，而《公羊傳》則專就經文逐層地加以問答體的説明。在内容方面《左傳》以“史”爲主，而《公羊傳》則以“義”爲主。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説《公羊傳》“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據何休《文謚例》及《春秋説》，則非常異義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等，而以“三科九旨”爲最重要。所請“三科九旨”，計有二説：一、何休以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是三科九旨也。”二、宋氏以爲“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絶。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録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絶，則輕重之旨也。”據何休説，九旨即在三科之内；據宋氏説，九旨另在三科之外，但兩説没有什麽十分衝突。總之，依《春秋》公羊學的意見，《春秋》一經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所在。孔子不願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也不敢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所以借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實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觀念，就是《史記·自序》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對於政治，主張進化，以爲可分三大階段，就是所謂“三世”，也就是所謂由據亂世進爲小康世、由小康世進爲大同世。因政治進化階段的不同，所以又有所謂“存三統”（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及“異内外”的差别。這些話是否把握《春秋》的核心，固屬一大疑問；但《公羊傳》以這些思想爲骨幹，則可無疑。此外所謂“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者也”（徐彦疏引何休《文謚例》）。“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瘞；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徐彦疏引《春秋説》）。
【《 公羊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公羊傳》的傳授雖然可考（詳下）；但《公羊傳》的傳文始於何人，現在還不能確指。《漢書·藝文志》僅有“《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的話，而没有確舉公羊子的名字。顔師古《漢書注》以爲公羊子名高，蓋據《春秋緯説題辭》“傳我書者公羊高也”一語。然緯讖本不足憑信，則顔説亦頗可懷疑。據徐彦《公羊傳疏》引戴宏序説：“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據何休隱二年傳注，以爲“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則《公羊傳》之著爲文字，或始於公羊壽及胡母生等；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定爲公羊壽撰。但近人崔適《春秋復始》反對這説，他以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按《公羊傳》的内容，決非成於一人；傳中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魯子、高子六人，就是明證。（引子沈子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傳文。引子司馬子見莊公三十年傳文。引子女子見閔公元年傳文。引子北宫子見哀公四年傳文。引魯子見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傳文。引高子見文公四年傳文。）又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兩句，《穀梁傳》引稱沈子，不稱公羊子，則《公羊傳》中不著姓名的，也當有不出於公羊氏的手筆。又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傳文有“子公羊子”的稱呼，則《公羊傳》不全出於公羊氏之手，更有明證。總之，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竄改，則《公羊傳》不是成於一人，也是無容諱言的事。
【《 穀梁傳》與《公 》、《 左 》】《穀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其與《公羊傳》相近之點：一、没有續經及續傳；二、用問答式的解釋體。現節録三傳對於《春秋經》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一段解釋以資比較。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左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按這段以前，《左傳》有所謂“先經以始事”一段，附録於下，以明史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 穀梁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穀梁傳》在學派上，從來都以爲與《公羊傳》同屬於今文學；自近人崔適撰《春秋復始》一書，始斥《穀梁傳》爲古文學，以爲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崔氏的立論，雖現在還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但《穀梁傳》的作者問題之無明文可考，實亦不容諱言。考《漢書·藝文志》僅説：“《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顔師古《漢書注》以爲“名喜”。錢大昭《漢書辨疑》據閩本《漢書》，又以爲喜字作嘉。此外，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義》、蔡邕《正交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麋信注，都作穀梁赤，王充《論衡·案書篇》又作穀梁寘，阮孝緒《七録》及《元和姓纂》引《尸子》語又作穀梁俶，楊士勛《穀梁傳疏》又引作穀梁淑。一穀梁子，而有喜、嘉、赤、寘、俶、淑六名，其可疑者一。據楊士勛《疏》，説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穀梁傳》當爲穀梁子所自作。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的考訂，定公即位一條，《穀梁傳》與《公羊傳》相同，稱引沈子曰；初獻六羽一條，稱引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及桓公六年傳又兩稱引尸子曰（按尸子即尸佼，爲商鞅的師；鞅被殺，佼逃於蜀）；如穀梁子確爲子夏門人，不當下見沈子及尸子，亦不當自稱穀梁子，則《穀梁傳》是否出於一人之手，實亦成爲問題，其可疑者二。
【《 春秋》學的派别 】《春秋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學及古文學兩派。
西漢初年，《春秋》分爲五家，爲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據《漢書·藝文志》説，“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五家去二而爲遺留到現在的三傳。（關於鄒、夾二氏，極端的今文學者，如康有爲，亦以爲是劉歆虚立名目，故意爲《左傳》作僞的掩飾。）這三傳，《左傳》屬於古文學，《公羊傳》屬於今文學，都非常明確；《穀梁傳》，從來學者都以爲屬於今文學，自崔適《春秋復始》倡“穀梁氏亦古文學”之説，於是《穀梁傳》的學派遂成疑問。
《左傳》最初的傳授也是古今文學者争論的一端。按《左傳》傳授不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也僅只是推源到漢初的張蒼，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更進而追溯到春秋時代的曾申、吴起，愈後的記載愈是詳盡，實不免令人懷疑。《經典釋文》説：“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吴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御史大夫張禹。”而《漢書·儒林傳》則説：“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漢書·劉歆傳》説：“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總之，《左傳》的内容是否如今文學者所言出於劉歆改竄《國語》而成，固屬疑問；但《左傳》學的傳授，劉歆以前不足信，劉歆以後始可信，實在毫無疑義。
劉歆傳《左傳》學於賈徽。徽撰《春秋條例》，傳其子逵。逵受詔奏《公羊》、《穀梁》二傳不如《左傳》四十事，名爲《左傳長義》，又撰《左氏解詁》。又陳欽受業於尹咸，傳子元；元撰《左氏同異》。又鄭興亦受業於劉歆，傳子衆；衆撰《左氏條例章句》。此外，馬融，延篤等亦治《左氏學》。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氏》，撰《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以駁《公羊》學者何休所撰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又以所注授服虔。虔撰《左氏章句》，盛行於時。三國時，《公》、《穀》二學已漸衰微；當時魏王肅撰《左氏解》，蜀李譔撰《左氏傳》，而尹默、來敏也都治《左氏》。晉杜預好《左傳》，襲賈、服舊注，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流傳至今。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擊，而《左氏》學遂又分爲兩枝。南朝盛行杜注，梁崔靈恩曾撰《左氏降義》，申服難杜；但虞僧誕又申杜難服，用以答駁。北朝，因徐遵明傳授服注，作《春秋章義》，故服注盛行；但杜注得杜預玄孫杜垣的宣揚，亦行於齊地。當時，如周樂遜撰《左氏序義》，劉炫撰《春秋述異》、《春秋攻昧》、《春秋規過》，張仲撰《春秋義例略》等，都與杜注立異。到了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左傳》專用杜注，於是賈、服傳注遂亡。其後陸淳繼趙匡、啖助的學説，撰《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掊擊三傳，以臆説解經，自成一派，已開宋學的端緒。清代治《左氏學》的，始於顧炎武《杜解集正》及朱鶴齡《讀左日抄》。其後惠棟撰《左傳補注》，沈彤撰《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撰《左傳詁》，馬宗漣撰《左傳補注》，梁履繩撰《左傳補釋》，都以糾正杜注、申揚賈服爲職志。其中的代表作，推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及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二書。清末今文學重興，《左傳》本身大受攻擊，章炳麟曾撰《春秋左傳讀》、《叙録》及《劉子政左氏説》諸書爲古文學張目，然仍未足掩閉今文學家的口舌。
《公羊》學，漢初始於胡母生及董仲舒。胡母生，據徐彦《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是撰著《公羊傳》的一人。董仲舒《公羊學》的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而現存的《春秋繁露》，也頗多《公羊傳》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仲舒傳嬴公、褚大、段仲及吕步舒。嬴公傳孟卿及睦孟。睦孟傳嚴彭祖及顔安樂。二家都立於學官，於是《公羊》學又分爲嚴、顔二派。後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穀》，依胡母生條例，撰《公羊解詁》，流傳至今。三國以後，《公羊》學逐漸衰落，不及《左氏》的盛行。南北朝時，北朝僅徐遵明兼通《公羊》，南朝則《公》、《穀》都未得立於學官，惟沈文阿撰《三傳義疏》，并及公羊而已。唐代徐彦撰《公羊傳疏》、注取何休《解詁》，頗得漢學的正傳。清代治《公羊》學著名的，有孔廣森《公羊通義》，淩曙《公羊禮記》、《公羊禮疏》、《公羊問答》，曙弟子陳立《公羊正義》。但諸儒還不是立場於純粹西漢今文學的見地；其憑藉《公羊》以復興今文學的，當首推莊存與。存與撰《春秋正辭》，始宣究微言大義，不專事訓詁。存與甥劉逢禄更加鑽研，撰《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又撰《左氏春秋考證》，以斥排《左傳》，於是今文學的壁壘愈益森嚴。其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皮錫瑞、崔適等輩出，更援引《公羊》大義以説羣經，甚且欲以解決政治及其他社會問題。如康有爲《大同書》一書，雖爲超經學的作品，然仍可視爲由《公羊學》引申的著作。
《穀梁學》，相傳始於漢初治《魯詩》的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榮廣及皓星公。榮廣傳周慶、丁姓及蔡千秋。千秋又事皓星公，以傳尹更始。更始撰《穀梁章句》，以傳翟方進、房鳳及子咸。又宣帝時，江公孫爲博士，亦傳《穀梁》，以傳胡常。當時朝廷曾集經師平《公》、《穀》異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都傾向《穀梁》，於是《穀梁》學始漸盛。但這説，崔適《春秋復始》以爲不足信。後漢以來，《穀梁》學流行的情況遠不及《左傳》及《公羊》。東晉時，范甯集唐同、麋信等十數家舊説，成《穀梁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穀梁》且未得立於南朝學官。唐代，楊士勛撰《穀梁義疏》，以范甯《集解》爲主，亦未饜漢學者的願望。清代治《穀梁》的，不及他經之多；較著名的，侯康撰《穀梁禮證》，柳興恩撰《穀梁春秋大義述》，許桂林撰《穀梁釋例》，鍾文烝撰《穀梁補注》，而以鍾書爲比較詳明，然仍不是可以代替舊疏的著作。
宋學的《春秋學》以棄傳談經爲特色。這種風氣開始於唐趙匡、啖助、陸淳，而更可以推源到用注駁傳的范甯。宋儒説《春秋》的，始於孫復。復撰《春秋尊王發微》，廢棄傳注，專談書法。劉敞繼之，撰《春秋權衡》等書，以主觀評論三傳得失。此外，如葉夢得、高閌、陳傅良諸人，不是排斥三傳，就是雜糅三傳，全非漢儒家法。其後胡安國撰《春秋傳》，假借經文，以論時政，更不顧經傳的原意。而張洽《春秋集傳》、家鉉翁《春秋詳説》等亦與胡傳相似。然自宋陳深《讀春秋編》尊崇胡《傳》以後，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汪克寬《胡傳纂疏》繼之，胡《傳》遂佔有相當地位。到了明洪武間，取胡《傳》、張洽《傳》合《公》、《穀》、《左氏》，合稱五傳。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遂直以胡《傳》頒爲功令。當時不從胡《傳》的，僅陸粲、袁仁、楊于庭數人而已。
六 《論語》
【《 論語》的篇第 】現行的《論語》凡二十篇，爲《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顔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 論語》的種類與變遷 】《論語》在漢代，最初計凡三種：一曰《魯論》，二曰《齊論》，三曰《古論》。梁皇侃《論語疏叙》引劉向《别録》説：“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凡二十篇，也就是現行《論語》所根據的版本。《齊論》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即二十篇中的章句，也較《魯論》爲多（根據《漢書·藝文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關於《問王》一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詳其名稱，當是内聖之道、外王之業。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問王》疑即《問玉》，因篆文相似而誤。《説文》及《初學記》等書所引《逸論語》言玉事，就是這篇的逸文。朱彝尊《經義考》主王説，以晁説爲傅會。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以爲：《禮記·聘義篇》有子貢問玉一段；荀子《法行篇》祖述其説，亦有論玉一段；王肅僞造《家語》，更襲録以爲《問玉解》；則《問王》當作《問玉》，更得明證。《古論》凡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另爲一篇，名曰《從政》篇，所以《漢志》以爲“兩《子張》”。《古論》，《漢志》以爲出孔子壁中；《隋書·經籍志》以爲與《古文尚書》同出；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篇次不與《齊論》、《魯論》相同；桓譚《新論》以爲文異者四百餘字（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這《古論》，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孔安國爲之訓解，但世不傳。按孔安國相傳撰《古文尚書傳》及《古文孝經傳》，經學家都已證明是僞託，則這《古論語傳》也甚可疑。清儒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以爲這孔安國《古論語傳》就是何晏所僞作，很有相當的理由。
《魯論》、《齊論》對《古論》而言，雖都屬今文，但内容亦不相同。自西漢末安昌侯張禹出，於是混合《齊》、《魯》而有《張侯論》。何晏《論語集解叙》：“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説，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隋書·經籍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更詳盡。《隋志》以爲：“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叙録》以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這可説是《論語》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鄭玄注《論語》，又混合《張侯論》及《古論》，而成爲現行的《論語》。何晏《論語集解叙》：“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書·經籍志》：“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鄭氏校《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這可説是《論語》的第二次的改訂本，也就是現行本的來源。
【《 論語》篇數的異説 】關於《論語》的篇數，另有一種異説。王充《論衡·正説》篇：“《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二字衍）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按王説不甚簡明，但他以爲《論語》本有三十篇，計《古論》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王説爲“無稽之談，不足與深辯”。他以爲：“《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别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據劉説，則這《論語》三十篇的篇目問題大可存而不論。
【《 論語》的編者及其争辯 】《論語》的作者問題，雖亦有不同的意見，但較《孝經》、《爾雅》等爲簡單。最初論及《論語》的纂撰者的，是《漢書·藝文志》。《漢志》説：“《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顔師古《漢書注》“輯與集同，纂與撰同”，則《論語》的編撰，《漢志》泛指爲孔子門人。其次，鄭玄《論語序》以爲係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論語崇爵讖》以爲係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又與《漢志》的泛言門人稍有不同。唐柳宗元更撰《論語辯》，根據《論語》記曾子死事，以爲係曾子的弟子所作。他説：“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宋程頤以《論語》對曾子及有子不稱名，因以爲係曾子、有子的弟子所論撰（見《二程語録》）。宋永亨又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因以爲出於閔氏（見《經義考》卷二百十一引）。則又於柳説曾子的弟子之外另添有子、閔子的弟子。按柳、程、宋諸説皆出於推測，未可即以爲憑。總之，以《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論撰，其説雖失於泛，但尚不至於如何錯誤。
【《 論語》的命名與其别名 】《論語》的名稱，始見於《禮記·坊記》及《孔子家語·弟子解》。《孔子家語》爲王肅所僞造，不足憑信；《坊記》，沈約以爲出於子思子，當具有史料價值。則《論語》之稱爲《論語》，已始於弟子撰集的時候。王充《論衡·正説》篇以爲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名《論語》，其説實不可信。不過《論語》名稱使用的確定，實始於漢後。兩漢時代，《論語》一書，或單稱爲“《論》”，或單稱爲“《語》”，或别稱爲“《傳》”，或别稱爲“《記》”，或詳稱爲“《論語説》”。單稱爲《論》的，如《隸釋》載《衡方碑》文“仲尼既殁，諸子綴《論》”，《論》即指《論語》。單稱爲《語》的，如《鹽鐵論》引《論語》原文，謂“《語》曰：百工居肆。”又《後漢書·邳彤傳》引《論語》原文，謂“《語》曰：一言可以興邦。”别稱爲《傳》的，如揚雄《法言·孝至篇》引《論語》原文，謂“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又《漢書·揚雄傳贊》：“《傳》莫大於《論語》。”别稱爲《記》的，如《後漢書·趙咨傳》引《論語》原文，謂“《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稱爲《論語説》的，如《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原文，謂：“《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按《論語》一書，簡稱爲《論》或《語》，乃行文的便利。至别稱爲《傳》或《記》，則因爲古代《論語》簡策的長度較短於經。鄭玄《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近人章炳麟據以解釋，以“傳”爲六寸簿，即專字的假借。傳的得名，因爲體短，有異於經（見《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則《論語》之别稱爲《傳》或《記》，當因爲簡策長短的緣故。
【《 論語》學的沿革 】《論語》學在西漢時代有今古文的派别。上文所述的《魯論》及《齊論》屬今文，《古論》屬古文。當時傳《魯論》的，有龔奮、夏侯建、夏侯勝、韋賢、蕭望之諸人；傳《齊論》的，有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譚諸人；傳《古論》的，相傳有孔安國，曾爲撰訓解。其後張禹混合《魯》、《齊》，成爲《張侯論》。後漢時，包咸、周氏爲《張侯論》撰作章句，而馬融亦爲《古論》撰注。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盛行於當時。鄭注早亡，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袁鈞《鄭氏遺書》都有輯佚本。近燉煌千佛洞石室發現鄭注《論語》殘本，亦略可供參考（見《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國時，魏王肅曾撰《論語解》，與鄭注故意立異；陳羣、周生烈亦各撰義説。晉代，王弼於注《周易》、《老子》之外，兼及《論語》。而何晏諸人又雜採漢、魏經師八家之説，成《論語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北朝盛行鄭學，南朝仍以何晏《集解》爲主。當時有名的著作爲梁皇侃《論語義疏》。皇《疏》，據《四庫總目提要》考證，謂亡於南宋；清乾隆間復由日本傳入中國，蓋非出於依託。隋、唐兩代，《論語》學無甚名著。韓愈、李翱撰《論語筆解》，以空説解經，漸開宋學的端緒。宋儒治《論語》的，首推邢昺所撰的《正義》，就是今《十三經注疏》本的《論語疏》。邢疏根據皇疏，翦其枝蔓，傅以義理，爲漢學、宋學轉變期的作品。自從程頤表章《論語》，於是開義理説經之風。程氏弟子如范祖禹、謝顯道、楊時、尹焞等，對於《論語》都有所述作。及南宋朱熹出，輯集宋儒十一家的學説，既撰《論語集注》，又撰《論語或問》（《四書或問》之一部分）及《論語精義》（合《孟子精義》，總稱《論孟精義》）。熹弟子黄榦續撰《論語注義通釋》。同時治《論語》而較有名的，爲張栻、朱震。元、明以降，《論語》學大抵以朱注爲中心。清初治《論語》的，尚不脱宋學的範圍。及劉台拱撰《論語駢枝》，方觀旭撰《論語偶記》，錢坫撰《論語後録》，包慎言撰《論語温故録》，焦循撰《論語通釋》，始復漢注之舊；其中以劉、焦二氏的書爲精審。其後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以何晏《集解》爲主，而詳採各家之説，其詳博超於舊疏。及今文學興，劉逢禄撰《論語述何》，宋翔鳳撰《論語發微》，戴望撰《論語注》，又自成一家之言。最後黄式三撰《論語後案》，調和漢、宋，亦時有持平之論。至專究《論語》中的名物制度，完全表現考證學的色彩的，有江永的《鄉黨圖考》一書。
七 《孝經》
【《 孝經》的篇第 】現行的《孝經》分爲十八章，爲《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諍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
【《 孝經》的版本及其争辯 】《孝經》雖然是諸經中文字最少的一經，——據《經義考》引鄭耕老的話，《孝經》只一千九百三字。——但版本的争辯也很複雜。《孝經》歷來的本子，大體的説，可分爲四種：一、今文本；二、漢代古文本；三、隋代後得古文本附有孔安國《傳》；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亦附有孔安國《傳》。
一、今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孝經》一篇十八章”的本子。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及《隋書·經籍志》説，秦時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出，凡十八章。但這説不見於漢以前的書，不知《釋文》及《隋志》何所根據。這今文本流行於西漢。西漢末，劉向用今文本與古文本相校，去其繁惑，以十八章的今文本爲定（據《隋志》説），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有鄭氏注出現，相傳爲鄭玄或鄭小同所注，流行於南北朝時（也據《隋志》説，鄭氏注之前，鄭衆、馬融也曾注《孝經》，但早亡佚）。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二次的注釋本。唐開元七年，因《孝經》今文鄭玄注本與隋代後得古文孔安國注本旨趣駮踳，下詔令諸儒質定。時左庶子劉知幾主古文，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貞并以爲《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注文“脱衣就功”等語。當時下詔採用貞説，仍主今文鄭注本（見《唐會要》）。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三次的改訂本。唐開元十年，唐玄宗注《孝經》，頒行天下；天寶二年，玄宗又重注《孝經》頒行（也見《唐會要》）。天寶四年，以御注刻石於太學，稱爲《石臺孝經》，今尚存陝西西安府學中，這可説是今文的第四次的注釋本，也就是現在流行的《十三經注疏》本的來源。
二、古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的本子。這古文本的出現，據《漢志》説，出於孔子宅壁中；據《隋書·經籍志》説，與《古文尚書》同出。（按《古文尚書》出於孔壁，《古文孝經》既與《古文尚書》同出，則亦出於孔壁，與《漢志》説同。）據後漢許慎子沖上《説文解字表》，説：“《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則又與《漢志》、《隋志》微異。按孔壁出書事，漢代及清代今文學者多不相信；許沖説亦不知何所根據，所以也頗可懷疑。這《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比《今文孝經》多四章。據顔師古《漢書注》引劉向説，謂《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據《隋書·經籍志》説：“長孫（長孫氏《今文孝經》本）有《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漢書注》引桓譚《新論》説：“《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今古文本《孝經》的篇章字數也頗有異同。孔安國《古文孝經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隋志》亦説孔安國曾爲《古文孝經》作傳。但這説未見於《漢志》及以前書，亦頗可疑。《隋志》説：“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則漢代的《古文孝經》本當南北朝梁代即已亡佚。
三、隋代後得古文本的來源，始見於《隋書·經籍志》。據《隋志》説，從《古文孝經》亡於梁亂以後，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送給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後來朝廷聞知，下令與《今文孝經》鄭玄注並立於學官。但當時儒者都説這後得的古文本及孔《傳》是劉炫僞作，不是孔安國的舊本。而且祕府又没有原書，無從校正他的真僞，所以遂成爲經學上的一大疑案。唐開元七年，下詔令諸儒質定今古文《孝經》，劉知幾主古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就是漢代孔壁的《古文孝經》。他敍述隋代古文本及孔《傳》的來源，較《隋志》更爲詳盡。他説：“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則他以爲後來的古文本及孔《傳》是真品，不過經過劉炫的刊改。當時司馬貞主今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孔《傳》是僞品，但不是劉炫所僞作。他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到了清代，盛大士爲丁晏《孝經徵文》作序，以爲《古文孝經》孔《傳》是晉王肅所僞造。他説：“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爲王肅僞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且《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不傳，今略見於邢昺《疏》中；而邢《疏》所引之王肅注，多與孔《傳》相同。是必王肅妄作，假稱孔氏，以與己之臆見互相援證。……疑爲劉炫作；而不知劉炫得之於王劭，劭與炫皆被欺於王肅。”這後得的古文本《孝經》及孔安國《傳》，自從唐玄宗注行世後，遂亦亡佚。《中興藝文志》説：“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毁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及孔《傳》，係乾隆間流入中國。據鮑廷博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該書新刊跋，説他的朋友汪翼滄附市舶到日本，得於日本的長崎澳。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考訂，這是日本原有相傳的書，不是鮑廷博所僞造。但孔安國《傳》文“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亦説：“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僞傳，決非真也。”考該本本經僅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與今文異的止二百餘字，與桓譚《新論》的話不合，決非真古文本。這日本本的《古文孝經》及孔《傳》現尚存。
【《 孝經》的作者及其争辯 】《孝經》的作者問題，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亦殊不一致。關於這問題，約可分爲七説：一、以《孝經》爲孔子所作。《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二、以《孝經》爲孔子弟子曾參所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三、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所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胡寅語，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四、以《孝經》爲曾子弟子子思所作。《困學紀聞》引馮椅語，謂：“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五、以《孝經》爲七十子之徒所作。毛奇齡《孝經問》：“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説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録爲近，要爲七十子之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六、以《孝經》爲後人傅會而成。朱熹《孝經刊誤後序》引汪應辰説，謂：“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七、以《孝經》爲漢儒所僞作。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義，絶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按以上七説，一、二兩説，以《孝經》爲孔子或曾子所作，自不足信。三、四兩説，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或子思所作，亦係揣測之辭。六、七兩説，以《孝經》爲後人或漢儒僞作，雖有特見；但《吕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曾引《孝經》原文，蔡邕《明堂論》及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亦曾引魏文侯《孝經傳》文，則《孝經》的來源似頗久遠，恐不是漢時所僞造。所以慎重點説，尚以第五説爲較合理，即以《孝經》爲七十子後學的作品。
【《 孝經》學的派别 】《孝經學》可分爲“漢學”與“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與“古文”兩派。
關於《孝經學》的著作，最早的當推魏文侯《孝經傳》；但這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爲《漢志》中《孝經雜傳》四篇中當有魏文侯《孝經傳》在内，説亦可疑。西漢時，《孝經》學分今古文兩派。傳今文的，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所著《孝經説》都見於《漢志》。東漢時，有鄭注出現，或以爲是鄭玄所注，或以爲非是，成爲經學家的争辯的問題。（晉荀昶信爲鄭玄注，齊陸澄以爲不與玄其他注書相類，唐陸德明亦以爲與玄注五經不同，劉知幾更設十二驗以爲非玄作，宋王應麟以爲係鄭玄孫小同所撰。詳可參考《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東漢以後，多宗鄭注。南北朝時，立於學官。當時北朝治《孝經》的有李鉉、樂遜、樊深諸人，南朝有王元規、張譏、顧越諸人。唐開元間，會諸儒質定《孝經》鄭《注》及孔《傳》優劣，仍主鄭《注》。唐玄宗《御注孝經》，刻石太學，亦宗《今文孝經》，并詔元行沖撰疏。宋邢昺《孝經疏》即以行沖疏爲藍本，今列爲《十三經注疏》本之一。清初始治《孝經》的，爲毛奇齡，撰《孝經問》，詆排宋儒的《孝經學》。丁晏繼作《孝經徵文》，更力攻《古文孝經》孔《傳》是僞書。嚴可均輯《孝經鄭注》，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都從事於鄭學的恢復。姚際恆撰《古今僞書考》，直列《孝經》爲僞書，則已越超經學的研究而爲史的考訂了。
漢代傳《古文孝經》的，相傳爲孔安國，昭帝時由魯國三老獻於朝廷，然其説殊不可信。西漢末，劉向曾加以校定。東漢時，許慎撰説，馬融撰注，但都早已亡佚。隋代，王孝逸得《僞古文孝經》孔《傳》，由王劭以示劉炫。炫信以爲真，爲撰《孝經述義》。唐開元間，劉知幾主古文孔《傳》，然未被朝廷採用，孔《傳》因而漸亡。清乾隆間汪翼滄重得日本《古文孝經》孔《傳》本，流行國内，學者多不置信，以爲是僞中之僞。
宋儒《孝經》學，以改竄經文爲特點，自具有宋學的面目。朱熹信《古文孝經》，因胡寅、汪應辰的話，撰《孝經刊誤》，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删改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元董鼎撰《孝經大義》，更就朱本加以訓釋。同時吴澄又信《今文孝經》，撰《孝經章句》，仿朱熹《刊誤》的方法，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漢儒説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説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横決而不可制。”（見毛奇齡《孝經問》條）蓋對於宋儒《孝經》學頗有微辭。
八 《爾雅》
【《 爾雅》的篇第 】《爾雅》是古代的詞典；他附屬於經部，完全出於因襲的觀念。現行的《爾雅》凡十九篇；爲：《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釋宫》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釋草》第十三，《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釋畜》第十九。
【《 爾雅》的命名 】《爾雅》二字，或作《爾疋》，又作《邇疋》（見陸德明《經典釋文》）。顔師古《漢書注》引張晏注謂：“爾，近也。雅，正也。”《釋文》加以申説，謂：“言可近而取正也。”清阮元更詳加解釋，謂：“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於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於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夫絶代别國尚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見《揅經室集》卷五《與郝蘭皋户部論爾雅書》）。按阮氏解釋《爾雅》的命名非常詳明，而且《爾雅》一書在語文學上自有相當的價值，也可由此而明瞭。
【《 爾雅》的篇數問題與其解釋 】《爾雅》的篇數，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據《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與現存篇數相較，計缺一篇。這一篇的亡缺問題，歷來學者間的意見很不一致。略言之，可分三説：一、以爲《爾雅》本另有“《序篇》”一篇，後來亡佚，故二十減一而爲十九篇。《爾雅》之有“《序篇》”，一如《周易》的《序卦》、《尚書》的《書序》、《詩》的《大小序》。考《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爾雅序篇》説：“《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這就是《序篇》的逸文。這説，陸堯春及葉德輝主之（見《經義叢鈔》引及《漢書補注》引）。按這説有難通之點；孔穎達《毛詩正義》作於唐初，如果唐初尚存《序篇》，則晉郭璞爲《爾雅》作注，決不至於删而不録。二、以爲《爾雅》當另有《釋禮》一篇，其篇次在《釋樂》篇的前後。現《爾雅·釋天》篇中“祭名”、“講武”、“旌旗”三章，都與“天”無關，當是《釋禮》篇的殘文錯簡。這説，清翟灝及崔應榴主之（見崔應榴《吾亦廬稿》及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引）。按這説也有難通處；考魏張揖《廣雅》的篇第全依《爾雅》；如果《爾雅》另有《釋禮》篇，則《廣雅》不應没有。三、以爲《爾雅》没有缺篇，因爲《釋詁》篇在漢時分爲上下二篇，所以是二十篇。這説孫志祖主之（見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按這説在古時也没有正證或旁證。邵晉涵《爾雅正義》説：“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莫可考。”則這《爾雅》的篇數也只好暫時存疑而不論。
【《 爾雅》的作者及其争辯 】至於《爾雅》究竟作於何人，學者間的争辯更其激烈。最初説到《爾雅》作者問題的，是魏張揖。張揖《上廣雅表》説：“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孠。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後，超絶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説，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足能明也。”據張揖説，《爾雅》一篇爲周公作，其餘相傳爲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諸人所增益。他以《爾雅》爲周公作的理由，是因爲《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篇及《春秋緯元命苞》篇已談及《爾雅》。其實這些理由都非常薄弱，《三朝記》及《元命苞》的著作時間及著作者根本就很可懷疑，他們所傳的孔子及子夏的話根本就没有信史的價值。況且孔子、子夏以前的書，也未見得就是周公所作；這已是中國道統成立後的讕言。至於後儒考證《爾雅》多周公以後事，更其明證（見邢昺《爾雅疏》及王應麟《困學紀聞》，文繁不録）。其次根據張揖的話而再以附益的，是唐陸德明。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説：“《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這因爲周公作《爾雅》説不能盡通，所以僅將第一篇《釋詁》歸於周公，根本仍是附會之辭。又其次以爲是孔子門人所作；主這説的，是漢鄭玄及梁劉勰。《周官·大宗伯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説：“《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言。”《詩·大雅·鳧鷖疏》引《鄭志》，亦説是孔子門人所作。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主張鄭説，説：“《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但據宋曹粹中《放齋詩説》考訂，《爾雅》成書，當在作《詩故訓傳》的毛公之後（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爾雅注疏》條引，文繁不録）。那麽，孔子門人作《爾雅》的話也不能成立。比較合理的，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主張。他以爲《爾雅》一書“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説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因爲據他的考證，《爾雅》不專爲五經作，而且雜取《楚辭》、《莊子》、《列子》、《穆天子傳》、《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經》、《尸子》、《國語》等書。總之，古代的文字學的書籍大概不出三類：一爲小學學童的教科書，大抵爲四言或三七言的韻語，所以便於記憶，如《漢志》所著録的《史籀》、《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等書，其性質與後世的《三字經》、《千字文》相同。二爲依據字形分部，加以解釋，始於許慎的《説文解字》，其性質等於現代的字典。三爲依據詞類分篇，加以説明，如《爾雅》一書就是，其性質等於現代的詞典。因爲《爾雅》是詞典，所以歷經增改，不能確定誰是作者（採近人吕思勉《經子解題》説）。
【《 爾雅》的來源 】《爾雅》的來源無可考，不像今文《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等之有明文可據，所以近代今文學者每加以排斥，以爲當屬於僞造的古文經典。清初陳啓源撰《毛詩稽古編》，考證《爾雅》中的訓詁多與古文學家毛公的《詩故訓傳》相同。其後孫星衍於《爾雅釋地四篇後叙》一文中，説：“《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據他的考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即《周禮》的“誦訓”及“訓方氏”所掌；《釋親》、《釋宫》二篇即《周禮》的“小宗伯”所掌。《釋器》一篇，即《周禮》的“獸人”、“内饔”、“職金”、“司弓矢”、“典瑞”、“典絲”諸官所掌；《釋樂》一篇即《周禮》的“典同”所掌；《釋天》一篇即《周禮》的“眡祲”、“保章氏”、“甸祝”、“詛祝”、“司常”、“巾車”諸官所掌；《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四篇即《周禮》的“大司徒”、“職方氏”、“山師”、“川師”、“邍師”諸官所掌；《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六篇即《周禮》的“大司徒”、“山師”、“川師”、“土訓”、“倉人”、“龜人”諸官所掌；《釋畜》一篇即《周禮》的“庖人”、“校人”、“鷄人”諸官所掌。到了清末康有爲，以今文學家的立場，根據陳、孫二氏的話，確定《爾雅》完全是古文學的作品。他在《新學僞經考》卷三説：“《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總之，《爾雅》以詞的研究爲主體，所謂以名物訓詁爲宗，已染有很濃厚的古文學氣味，則其内容與古文學經典息息相通，自是必然的事。
【《 爾雅》學的沿革 】《爾雅》的性質屬於古文學，故别無派别可言。始爲《爾雅》作注的是漢武帝時犍爲舍人（舍人或以爲官名，或以爲人名；盧文弨、邵晉涵、宋翔鳳、洪頤煊等主前説，錢大昕、劉師培等主後説）。其後揚雄、劉歆亦崇信《爾雅》，劉歆且爲《爾雅》作注。東漢時，注《爾雅》的，有樊光、李巡、孫炎、鄭玄（玄注見《周禮》賈公彦《義疏》引）。三國以後，有王肅、謝氏、顧氏。晉郭璞撰《爾雅注》、《爾雅音》、《爾雅圖》、《爾雅圖讚》，可謂集《爾雅》學的大成。南北朝時，南朝盛行《雅》學，撰注的有沈旋、陶弘景，撰疏的有孫炎（别一孫炎）、高璉，撰音的有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江漼，撰圖讚的有江漼。隋、唐時，曹憲撰《爾雅音義》，裴瑜、劉邵撰《爾雅注》，亦足以補正郭注。宋代，邢昺以郭注爲主，撰《爾雅疏》，但過於簡陋，未能滿學者的願望。此外羅願撰《爾雅翼》，陸佃撰《爾雅新義》，更其穿鑿破碎。蓋宋、元、明三代是文字學衰落時期，同時亦可説是《爾雅》學衰落時期。清代樸學重興，文字學爲治學入門工具，於是《爾雅》學突然發達。當時的代表作爲邵晉涵《爾雅義疏》及郝懿行《爾雅正義》。二書雖都以郭注爲主，但邵書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有時不免曲解；郝書則博采漢注，訂正訛謬，而且能由聲音以推求詁訓，殊得訓詁學的祕訣。此外臧庸輯《爾雅舊注》，葉蕙心撰《爾雅古注斟》，開《爾雅》輯佚學的一派。近人胡元玉撰《雅學考》，詳述《雅》學源流，亦頗便參考。
九 《孟子》
【《 孟子》的内篇與外篇 】現行《孟子》計七篇，篇各分爲上下，爲《梁惠王》篇第一，《公孫丑》篇第二，《滕文公》篇第三，《離婁》篇第四，《萬章》篇第五，《告子》篇第六，《盡心》篇第七。這七篇稱爲“内篇”。另有“外書”四篇，爲《性善辯》一，《文説》二，《孝經》三，《爲政》四。這四篇，漢趙岐《孟子題辭》以爲出於後世依託；他説：“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按這四篇早已亡佚，今所傳的《孟子外書》，係明人僞造，不足信。清周廣業撰《孟子四考》，其一爲《孟子逸文考》，搜集《孟子》的逸文頗備。
【《 孟子》的作者及其争辯 】《孟子》的作者，歷來學者間也有數種不同的意見。一、以《孟子》爲孟軻所自作。《史記·孟子列傳》：“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退與萬章之徒，序《書》、《詩》，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晉《傅子》説：“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二、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吴姚信《士緯》：“《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見《太平御覽》引）。唐韓昌黎《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自著，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晁説之語：“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三、以《孟子》爲孟子所自作，而經門弟子的叙定。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四、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而且雜有再傳的門弟子的紀録。宋林之奇《孟子講義序》：“《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没之後，門弟子所録；不惟門弟子所録，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録；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録；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此書叙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間人與爲之。”按以上四説，各自有其理由；但以理推斷，或以第四説爲較優。
【《 孟子》的“升格運動 ”】孟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都列入子部儒家。據趙岐《孟子題辭》，以爲漢孝文帝時，曾置博士。然這事不見於《漢書》，説頗可疑。清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根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以爲《孟子》博士的廢罷，當因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之故。但這也是推測之辭，不足憑信。將《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始於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陳氏以爲“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六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據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的考訂，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孫奭上新印《孟子音義》；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刻石備九經；都已尊崇《孟子》。王應麟《玉海》亦説國朝（宋代）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則《孟子》之被表章，固不始於程朱諸儒及陳振孫氏。再推而上之，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七六三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見《唐書·選舉志》。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進士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見《皮子文藪》及《文獻通考》。則《孟子》升列經部的運動，實始於唐而完成於宋。宋淳熙間，朱熹以《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並列，《四書》之名始立。元延祐間，復行科舉，《四書》一名更見於功令。於是《孟子》遂與《論語》並稱，而由子部儒家上躋於經部。
【《 孟子》學的沿革 】漢代治《孟子》的，始於揚雄。雄注《孟子》，見於《中興藝文志》，然旨意淺近，當時已疑爲依託。後漢注《孟子》的，有程曾（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見《吕氏春秋·叙》）、鄭玄、劉熙（都見《隋書·經籍志》），但都已亡佚。僅趙岐作《孟子章句》，并撰《題辭》，至今猶存，列爲十三經注之一。當時非議《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見於《論衡》。三國以後，治《孟子》的，有晉人綦毋邃；唐代，陸善經撰《孟子注》，張鎰撰《孟子音義》，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宋代，孫奭撰《孟子音義》；今所傳孫奭《孟子正義》，朱熹以爲邵武士人所假託，非出奭手。從二程表章《孟子》以後，《孟子》成爲儒家哲學的重鎮。朱熹撰《孟子集注》，又撰《論孟精義》，又撰《四書或問》，會集宋儒二程等十二家之説，而下以己意，於是朱注《孟子》遂成爲元、明以來《孟子》學的中心。但北宋時，非議《孟子》的，也頗有其人。如馮休删《孟子》，李覯撰《常語》，司馬光撰《疑孟》，都對於《孟子》一書致其不滿。清代治《孟子》的，閻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廣業撰《孟子四考》，一反宋明以來空言性理的舊習。焦循撰《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遠在舊疏之上。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就孟子舊説，提倡理欲一元論，以反抗宋儒的理欲二元論，已由經部的考證而躍入於哲學的辯詰。清末，康有爲撰《孟子微》，更就孟子贊述孔子的話語，竭力發揮儒家託古改制説，蓋又完全變爲經今文學家的立場了。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