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月刊》編輯部要組織一次關於孔子問題的筆談會，邀我參加，自己因爲健康、時間和水平等等關係，始終有點躊躇；現在催稿時間緊迫，只好作爲隨筆式的談談。
第一，我覺得討論孔子問題，首先要注意史料問題；這就是説，首先要區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换句話説，首先不要先存對孔子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觀，然後在這古往今來、浩如烟海的文獻中去找論證來替自己的臆説張目。論史固不可以陷於“客觀主義”，但決不可以不“客觀”。不然的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結果，不是百家争鳴，而只是迷惑當世，貽誤後學。
舉例説：時賢有用《易傳》的《雜卦》、《序卦》來論孔子的，我期期以爲不可。《序卦》、《雜卦》至多只能説是戰國末到漢初解《易》的經生的話，同孔子有什麽關係！孔子和《六經》的關係，更其是孔子和《易經》的關係，在今天還只是科學研究的專題，還不能立刻下結論。研究孔子，在令天比較可靠的史料，只有《論語》，——可以説，除《論語》外，其他都有問題，要仔細審查。——但《論語》本身也還有學派和傳本的問題要仔細解決。《論語·述而篇》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好像孔子學《易》是没有問題的，但今傳本的《論語》是“今”“古”文混合本，不是原始的《魯論》本。《魯論》本並没有説孔子學《易》，而只是説“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只是强調學習的必要。如果説“古爲今用”，《魯論》的這句話倒是今天强調學習改造的“辭源”。或者有人要問，照你説，《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一段話也不可信嗎？是的，也有問題。司馬遷是中國史學，也可以説世界史學之父，是没有問題的；但司馬遷究竟是漢武時代的人，他也不可能没有“時代的局限性”。司馬遷的經學大概源于董生，就是專治《春秋公羊傳》今文經學派的董仲舒，這只要看《太史公自序》篇强調《春秋》便是明證。但董仲舒只是混合“儒家”和陰陽方士的“儒教”的開創人物，已不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分爲八”的“儒家”，更不等於春秋末期的孔子。中國文獻學每每是“牽一髮而全身動”，這問題不是筆談式可了，總之，用《易傳》的思想，更其是《序卦》、《雜卦》的思想來捧孔子或駡孔子，都無是處。北宋歐陽修已經能够寫出《易童子問》，難道現在我們學習歷史唯物主義者反不如北宋時代向歐陽修請教的“童子”嗎？
第二，討論孔子，要同“儒”、“儒家”和“儒教”區分清楚。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是同漢以後“五四”以前封建和半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儒教”有關，那是没有問題的；但孔子究竟只是孔子，他不是其他儒家，如孟子、荀子等；更不是漢以後的“儒教徒”，如董仲舒、劉歆、鄭玄、王肅、孔穎達、程頤、朱熹、王守仁、顧炎武、戴震、康有爲等等。這一大批人和孔子有同有異；他們對孔子有繼承關係，也有批判關係，不能將他們的“歷史功罪”硬拉到孔子頭上。我們要求同、求異，但不能“混”。我們要有的放矢，要射中靶子，不能發亂箭。這就是説：我們不能把後世的腐儒、愚儒、黠儒，更其是一些滑頭政客的罪孽，都算在孔子賬上。這道理，説起來，大家都清楚的，也大概都同意的；但做起來，就是説，提到科學研究的日程上，却也不是簡單容易的事。再舉例談談吧。
孔子傳是目前一部急於需要的專著，然而没有；環顧國内，能獨力完成這專著的，似乎人材也並不多。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能够寫出好幾本《耶穌傳》，作爲反封建的有力武器，難道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不應該寫出孔子傳來清算這長期的封建社會嗎？或者有人説，《史記·孔子世家》、胡仔的《孔子編年》、孫星衍、嚴可均的《孔子集語》、崔述的《洙泗考信録》等，這些著作不是很可以用或參考嗎？是的，這些資料也可用也不可用；這就是説，會用的可以用，不會用的不可以用；而會和不會却又没有明顯的標準，這就有點難了！
其次，一部儒教或者儒學發展史也是急於需要的。孔子影響於後儒，但決不同於後儒，這線索搞不清楚，孔子問題是不能澈底解決的；不僅孔子問題，連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的問題也無法澈底解決的。這方面，近來國内學者們從事的比較多，也有一些成績，但顯然地還是不够。再舉例説明吧。譬如孔子以前已經有“儒”這個名詞，什麽叫做“儒”？“儒”的原始意義是什麽？孔子一派爲什麽稱爲“儒家”？這問題也還没有在科學研究範圍内解決。章太炎寫過《原儒》一篇文章，接觸到一些原始資料，但没有解決問題。“五四”以後，胡適也寫了一篇《原儒》，將孔子模擬耶穌，那簡直是胡説。後來又有些時賢寫過近似的文章，但又攪到别一方面去了，没有對準“儒”字下功夫。這樣一篇《原儒》的文章，仍要我們早日去試寫。不是嗎？初中的歷史就説到道、儒、墨三派，如果碰到“打掉砂鍋問到底”的初中學生提出“什麽叫做儒？”“爲什麽叫做儒？”恐怕大學教授也要鉗口結舌了。又譬如説：從孔子到孟、荀，就是説從春秋末期到戰國末期，儒家自有一段發展過程，也就是《韓非子·顯學》篇里所説的“儒分爲八”的八派，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郭沫若先生在解放前已寫出《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但繼起無人。我覺得這也是值得努力的專題。文獻固然不多，但大小《戴記》兩部書保存許多資料，是值得下功夫的。清代經學家對儒家經典都可以説已有注疏定本，但《小戴禮》（《禮記》）始終没有，朱彬的《訓纂》、孫希旦的《集解》，都不够標準。至於《大戴記》，清儒打算列爲第十四經的，更只是停留在校勘階段。看到孫殿起《販書偶記》，説劉寶楠有《禮記注疏》原稿，不知現在落在何處，這是關心文物的單位應該留意的。話不要拉得過遠，總之，就是從孔子到孟子中間一段過程也還要搜索、摸索吧！現在談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史的每每由孔子一跳跳到孟子，仍然是唐韓退之《原道》的筆法，是不無值得考慮的。只舉兩個例，已有不少問題，如果從孔子到康有爲、章太炎，問題之多是可觀的！如果採取“唯成分論”，一律駡他們是大小地主，古聖前修固不能從“九泉”起而争辯，但仍然無補於問題的解決吧！
第三，孔子思想，或者擴大些説，儒家和儒教的思想，以及由這些思想所形成的文化，對於亞洲以及其他地區，如歐洲，所發生的影響，在今天，應該加以注意，彙集資料，寫出論文或專著，決不能再加忽略了。孔子是國際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不限於中國，也不限於亞洲，而且遠及西歐。他們是否真正了解孔子，甚至於歪曲孔子，那是另一問題，但由孔子而引起思想或文化上的變異，那是無可否認的。日本漢學家寫了許多儒教在日本發展的專史、專論，難道不值得翻譯嗎？難道不值得從我們今天的立場寫出“孔子或儒教思想在日本”一類的書嗎？最近看到朱謙之先生在報刊上發表了幾篇這類的文章，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不知道朱先生有没有助手幫助他，我也不知道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歷史研究所等單位有没有小組注意這問題，我更不知道對外文化協會等類的機構有否將這問題作爲内部工作之一，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工作，也是重要的工作。國外的文學創作、民間歌謡，都有專家在翻譯、在介紹，爲什麽關於哲學、思想、文化交流方面不值得培養幾位專家去做呢！我很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到《孔子思想在世界》或《世界文化史中的孔子》一類宏偉的著作！
最後，再説點研究孔子的“基本功”吧！孔子或者儒教人物都已過去了，他們留給我們的只是一些用文字寫下來的記録，而我們了解或批判他們也只好通過文字，所以文字的透切會通是研究的第一關。但是文字本身有它的局限性：言不盡意，書不盡言，這是一。文字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意識在變，文字在變，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詞彙和語法，用我們現行的詞彙語法去推測古人，每每口徑不對，這是二。歷來的哲學家、思想家每每自己有一套詞彙或術語，有的獨創，有的用“舊瓶裝新酒”，有的簡直是“借尸還魂”，所以要瞭解哲學概念，不僅僅是認得這個字的問題。我們看《墨子》、《荀子》多有自己的詞彙，宋明理學家的話糾纏不清也多是詞彙問題。如果看到“物”便是唯物主義，看到“心”便是唯心主義，要鬧大笑話的，這是三。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訓詁到經典研究再到哲理探索的主張和方法，我覺得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基本功”。朱熹是宋儒中傑出學者，對《四書》花了一生的精力，結果“瑚璉”兩個字仍然搞錯，“文字關”的通過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再舉例説吧。時賢論到孔子，每舉“克己復禮爲仁”一句，這確已抓到核心問題；但“克”“己”“復”“禮”“仁”五個字便大有文章，大可百家争鳴一番。更其是“禮”字，難道“禮”只是封建性的詞嗎？難道“禮”不是“教育學”的詞嗎？難道“禮”一點點“藝術”的意味都没有嗎？它又爲什麽和“樂”並舉？“禮”本源於原始宗教的祭祀，到了孔子，他怎樣使用這個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孔子對“禮”究竟給以什麽“新”的涵義？《論語·顔淵篇》所説“克己復禮爲仁”，和《左傳》昭公十二年説：“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是否完全相同，是否没有涵義的發展，也是問題。至於時賢説孔子志在恢復周禮，因而他是落後，他是反動，他是拉住歷史車輪後退，真的如此嗎？他説過“周”字嗎？“增字解經”的辦法難道現在已經得到學術界同意嗎？一連串的文字上的問題，並不簡單！因此，我深切希望《中國哲學辭典》或《論語辭典》等早日出世！也希望語文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不要袖手旁觀！
原載《學術月刊》一九六二年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