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人对于《荀子》书的态度
《荀子》一书，其内容非常杂乱，从杨倞以来，已经发生疑窦。不过他们不敢怀疑《荀子》书是后人杂篡而成，于是只得竭力弥缝，将一部分的名义归给荀卿的弟子。例如：
一、《大略》篇目下杨注：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荀子集解》卷十九第一页。）
二、《宥坐》篇目下杨注：此以下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指《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各篇）（同，卷二十，第一页。）
三、《尧问》篇末杨注：自为说者以下，荀卿弟子之辞。（同，卷二十，第十四页。）
再有许多仍然不能解释的地方，乃不得不归于传写的错误。例如：
一、《君子》篇目下杨注：凡篇名多用初发之语名之，此篇皆论人君之事，即君子当为天子，恐传写误也？（同，卷十七，第七页。）
二、《臣道》篇“得众动天”四句下，王引郝懿行说：按四句一韵文如箴铭，而与上下颇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误脱。（同，卷九，第六页。）
三、《王制》篇末段下王引卢文弨说：篇末自“具具而王”至此，文义浅杂，当是残脱之余，故不注耳。（同，卷五，第十一页。）
以外《非相》《臣道》二篇，卢文弨也说是有错简。这里不能再多举例，不过这仅是承认字句段落间的错乱，对于全书还没有大的关系。等到王先谦在《王制》篇“序官”一节下才敢比较大胆的说：
按《乐论》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诛赏，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则“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语，及各篇分段首句类此者，疑皆篇名？应与下文离析，经传写杂乱，不可考矣。（同，卷五，第七页。）
对于《荀子》的全书，这才逐渐发生动摇，因为已经不仅是承认章句的错乱，并且承认连篇名湮没的已经不少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荀子》也有一段考证。他说：
《汉书》孙卿子三十二篇，又有赋十篇，今本《荀子》三十二篇，连赋五篇，诗两篇在内，大概今本乃系后人杂凑成的？其中有许多篇，如《大略》《宥坐》《子道》《法行》等，全是东拉西扯拿来凑数的。还有许多篇的分段，全无道理，如《非相》篇后两章，全与《非相》无干。又如《天论》篇的末段，也和《天论》无干。又有许多篇，如今都在大戴小戴的书中，（如《礼论》《乐论》《劝学》诸篇）或在《韩诗外传》之中，究竟不知道是谁抄谁？大概《天论》《解蔽》《正名》《性恶》四篇，全是荀卿的精华所在，其余的二十余篇，即使真不是他的，也无关紧要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第三百六页。）
胡氏虽然没有发现多少新的证据，他却敢说《荀子》是后人杂凑成的，比较前人的见解，当然是已经大有进步。不过他仅是提出一种意见，并未曾深为考究，所以《荀子》本书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未能解决。
二、《荀子》书的伪证
《荀子》书为后人杂凑成功，固然不错。但是杂凑的证据，是什么？前人所说都嫌过于笼统，不足以打破一般守旧的心理。我以为《荀子》书是杂凑的证据，大致可有左（下）列的四点：
一、体裁的差异。我这里所说的体裁，包含两类：一类是题篇的体裁，一类是行文的体裁。古书的题篇大概只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取篇首两个字，或是第一句中间两个主要的字眼来做篇名。这种书大概是后人或者门弟子所编篡，其篇名也是编篡的人所题。比如《论语》《孟子》都属于这一类。就他原始的意义来说，可以称为语录体。第二种办法，是取一篇的大意来做篇名。这一类的书，也有自作的，也有后人编述的。大致是先有主意，然后作文，也可说是先有篇题而后有文章。就广泛的意义，可以叫着论文体。比如《庄子》内篇，和《墨子》《韩非子》中间的一部分较为可靠的各篇大致都属这一类。假使一书之中，有了这两种办法，可以决定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比如《庄子》的内篇，是属第二种办法；而外篇以下，都属第一种办法，可以决定内篇和外篇成立的时期完全不同。现在《荀子》中《天论》《体论》《富国》《性恶》等篇，都是用第二种办法；而《哀公》《仲尼》《尧问》《宥坐》等篇，却都是用第一种办法。这种体裁的差异，显然表示有一部分是属于伪作，这是最浅近、最明白的证据。讲到行文的体裁，《荀子》中也显有差异。前段郝懿行所举的“得众动天”四句韵语，便是一例。又如《乐论》中也夹有一段韵文，也是很可注目的。现在引之如下：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墨子非之，几遇刑也。明王已没，莫之正也。愚者学之，危其身也。君子明乐，乃斯听（从俞樾校改）也。乱世恶善，不此听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学，无所营也。（《荀子集解》卷十四，第二页。）
其非《荀子》原书，显然可知。《礼论》篇末段（同，卷十三，第十二页。）也是用韵文，都与《荀子》行文的体裁不合。最奇怪的是杂有《成相赋》篇全篇的有韵之文，赋篇附在《荀子》末尾，虽另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卷三十，第十八页。）还可拿互著之说来解释。《成相》一篇，旧次在第八，为什么会用韵文？这明明已是《汉书·艺文志》中间汉人的《成相杂辞》，与《荀子》毫不相干的东西。这都是可由行文体裁的差异，证明《荀子》中间有许多不是原书。
二、思想的矛盾。《荀子》书中思想矛盾的地方很多，最显然的比如《天论》前面说：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贷，则天不能祸。（《荀子集解》卷十一，第七页。）
这里表示一种激烈的反对天命的精神。但是《天论》的后段却又说“故人之命在天。”（同，卷十一，第十一页。）而《修身》篇又说：
人有此三行，虽有大祸，天其不遂乎？（同，卷一，第十三页。）
这种依赖天命的思想，和前者大相反对，可以断定不是一个人的说话。又如《性恶》篇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凡礼仪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同，第十七，第一—二页。）
这里所谓伪，是人为之义。一切礼仪，都生于伪。而《乐论》篇却说：
穷本极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同，卷十四，第二页。）
把伪变为诈伪之伪，而反以去伪为礼之经了。这里所谓伪，固然与《性恶》篇矛盾，也与《正名》篇的“心虑而能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同，卷十六，第一页。）大相反对，明明是把《荀子》变为《中庸》派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了。（《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五十三，第三页。）还能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吗？又如陈登元君对于下列两条，也很怀疑。
一、《非十二子》篇：忍情性，綦谿利岐，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定大分，……是陈仲、史鰌也。
二、《大略》篇：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哲学》第一六二—一六三页。）
他觉得与《性恶论》的思想不对，其实这也可认思想矛盾的例证。
三、篇章的杂乱。《荀子》一书篇章的杂乱，前面所举，已经不少。实际除了《正名》《解蔽》两篇，略为完全以外，几于没有一篇没有杂凑的痕迹。比如《天论》是大家所公认为真书的。但是《天论》的后半篇，就不可信。“雩而雨”与“星队木鸣”两段，与《韩诗外传》相同。《韩诗》引作“《传》曰”，大概就不是《荀子》的原文？（《韩诗外传》卷二，第四—五页，涵芬楼本。）再后一节是：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荀子集解》卷十一，第十—十一页。）
这一段在上既无所承，与下文也不相接；既不是论天，而且与前文的思想矛盾。大概也是由《韩诗外传》混入，或是与《外传》同出一书，因为有两个天字，就将他凑入了这篇之中。（《韩诗外传》卷一，第三页。）其余篇末的两段，胡适已经知道与《天论》无干了。再如《性恶》一篇，也是人所公认为真书的。但是在“涂之人可以为禹”一段以后忽然接以：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荀子集解》卷十七，第五—六页。）
两段，全然与《性恶》没有关系，似乎可以断定为杂凑的文字？并且后面就是主张习惯论的一大段。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同，卷十七，第七页。）
这与他的《性恶论》，根本上是冲突的。虽然有人说荀子外面是主张性恶，实际是主张习惯论的。我觉得就思想的矛盾，和篇章的错乱两种现象综合来考查，这段文字似为后人修正荀子的学说而作。大概是杂凑在篇末，并不是原来所有。再如《乐论》在《荀子》书中也要算重要一篇，但是前面的两大段，都与《礼记》的《乐记》大略相同，而第一段在《乐记》里列于最后，托为孔子与宾牟贾的谈话。（《十三经注疏·礼记》卷三十九，第二十页。）《乐记》本为十一篇混杂而成，今《乐论》第一段与第二段论乐的次序完全相同，也明为杂凑成功。其后半更为杂乱，除前面所举的一段韵文以外，又有“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段（《荀子集解》卷十四，第三页。）是取的《乡饮酒义》（《十三经注疏·礼记》卷六十三，第十八—十九页。）《礼记》托为孔子所说，固然未必可信，但是也不能认为荀子的话。因为他确是论《乡饮酒义》，不是论乐，后人因有闲歌合乐几个字，就把他杂凑在《乐论》的后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以外为篇幅所限，不能多举，但是有了这三个例，也可以推见一斑了。
四、其他的旁证。王先谦因为《乐论》有引《王制》篇“其在序官也”一段，疑《序官》本为篇名，其实古人著书并没有引用自己的文章的例子，可以断定《序官》和《乐论》决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很明白的证据。《公羊传》的著于竹帛，在汉景帝时候，《谷梁》更比《公羊传》为迟，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荀子·大略》篇已经引了《谷梁传》“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的话。（《荀子集解》卷十九，第十二页。）又说“《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是取的文十二年《公羊传》：
秦伯使遂来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穆公也。何贤乎穆公？以为能变也。（《十三经注疏·公羊传》卷十四，第三—四页。）
又说“故《春秋》善胥命，”也是取的桓三年《公羊传》：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同，卷四，第九页。）
这都可以做《荀子》书有许多晚出的材料的旁证。我们如果要概认为《荀子》的著作，岂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三、荀子与《礼记》《诗传》的关系
前节已经讲到《荀子》和《礼记》《韩诗外传》有许多关连的地方，就我的意见，似乎不是《礼记》《诗传》取自《荀子》，或竟是后人将《礼记》《诗传》混入《荀子》之中。这个假定，是否可以成立，我们须得更精密的考察一番。现在且把《荀子》与大小《戴记》相同的作一表：
再将《荀子》与《韩诗外传》相同的也作一表：
《荀子·不苟》…………《外传》一、二、三、四、六（共五次）
《修身》…………《外传》一、二、四、五（共四次）
《王制》…………《外传》三、三、三、五（共四次）
《君道》…………《外传》四、五、五、六（共四次）
《儒效》…………《外传》三、五、五、七（共四次）
《宥坐》…………《外传》三、三、八、十（共四次）
《尧问》…………《外传》三、六、七、七（共四次）
《臣道》…………《外传》四、五、六（共三次）
《天论》…………《外传》一、二、五（共三次）
《哀公》…………《外传》二、四、四（共三次）
《义兵》…………《外传》三、四（共二次）
《非相》…………《外传》三、五（共二次）
《子道》…………《外传》三、九（共二次）
《法行》…………《外传》二、四（共二次）
《非十二子》……《外传》四、六（共二次）
《劝学》…………《外传》四、八（共二次）
《强国》…………《外传》六（共一次）
《富国》…………《外传》六（共一次）
《大略》…………《外传》四（共一次）
就上面两个表来观察，《荀子》和大小《戴记》《韩诗外传》的关系，非常密切。旧说多认《礼记》《诗传》系取自《荀子》，且以《史记》的《礼书》《乐书》也取于《荀子》为证。其实《史记》的《礼》《乐》两书，除第一段或为史公原文以外，其余同于《荀书》的，大部分都为赝鼎，不能和《礼记》《诗传》相比。我以为《荀子》的同于《礼记》《诗传》，大概是《礼记》《诗传》混入《荀子》，因为《荀子》一书的篇次和内容，都是由刘向一手整理的，其实已经在戴、韩以后。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西汉一代学术界的情形。大致从战国末年，专尚功利主义的法家得势以后，社会上已有一种蔑视儒术的趣向。我们看韩非骂儒为五蠹之一，（《韩非子》卷十九，第五页。）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尤其是汉高祖的憎恶儒生。《史记·郦食其传》高祖部下的骑士说：
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卷九十七，第一页。）
所以他经常骂郦生为竖儒，（同右。）叔孙通也骂鲁两生为鄙儒。（同，卷九十九，第三页。）高祖骂陆贾也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同，卷九十七，第三页。）所以当时的儒术，非常颓败，而一般儒生，乃专作人格卑鄙的事情，以求阿主用事。太史公所称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同，卷九十九，第四页。）便是一个好例。
《史记·叔孙通传》：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短衣楚制。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同，第三页。）
在这种空气之下，又经过长久的兵乱，儒术的荒废，古书的残缺，都是当然的结果。当时一般儒生学识的浅陋，也就怪可怜的。比如世为礼官大夫的徐生，却不能通《礼》经；世在乐官的制氏，却不能言乐义（同，卷百二十一第四页，又《汉书》卷三十，第四页。）；世治《尚书》的伏生之孙，对于经文也不能明定。（同，卷百二十一，第四页。）其余可以推见。可知《史记·儒林传》说：“六艺从此缺焉。”（同，第一页。）《汉书·艺文志》说：“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汉书》卷三十，第一页。）大致是当时的事实。后来因为天下安定了，才逐渐想利用儒术来粉饰太平，《汉志》所说：“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同右。）便是这种政策。但是因为“广开献书之路”，伪书也就层见叠出，比如张霸的伪造百两篇《尚书》，当时既已明知为伪，而平当、周敞等仍然劝成帝存在秘府。（同，卷八十八，第七页。）可知当时的秘府大概是一个杂字篓。而当时人的态度也是兼收并蓄，从没有严正治学的精神。刘向的《新序》《说苑》，正是这一条路上的东西，所以刘向所校定之书，也不见得全可信任。《荀子》与《礼记》《诗传》的混合，虽不始于刘向，而刘向将这种杂乱的简策，不加考证，任意的编次，也不能不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开始混合《荀子》和《礼记》《诗传》的是谁呢？据我的推策，大概与孟卿很有密切的关系。《汉书·儒林传》说：
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同，第四页。）
孟卿是荀子的同乡，父子都字为卿。这正是刘向《荀子叙录》所说的“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其对于荀子的崇拜，可以想见大小两戴《记》都出于后苍，也就是都出于孟卿。他和《荀子》混合的关键，便在这一个地方。并且孟卿又是一个传《春秋》的学者，据《艺文志》说：
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同，卷三十，第三页。）
现在的《韩诗外传》比较《汉志》多了四卷，（《汉志》六卷，今十卷）虽然不能就定为韩生的原书，或者内容还相差不远？他同《荀子》的混合，大概也是孟卿和韩生同取一种《春秋》杂说的原因。西汉一代古书残缺和伪托古人或大师的风气非常之盛，前面已经略为叙及。现在且再举孟卿的儿子孟喜为例：
《汉书·儒林传》：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同，卷八十八，第四页。）
大概《荀子》本已残缺，于是孟卿将他的《礼说》《春秋说》都假托荀子为名，将他和《荀子》原书混为一起，后来传入秘府以后，刘向就将他马马虎虎的排比一下，便算是《荀子》的本书了？或者竟不是孟卿的假托，只是秘府中人以孟卿与荀卿学派相近，搁在一处，后来偶然混合，因为残脱的关系，遂致不能分别？我觉得我这个假设，大概可以成立。现在且把我的理由，综合的举在下面，来做这一段的结论。
一、《韩诗外传》引《荀子》有五条明称“《传》曰”（《韩诗外传》卷一第三页，又第六页，又卷二第四页，又卷三第三页。）却没有一条称荀子曰的，他所谓传，当然就是指的《春秋》杂说之类，这可以证明不是《韩诗》取得的《荀子》，是将《春秋》杂说混入《荀子》书中了。
二、《乐记》引“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段，《礼记》明说是孔子之言，并且这段文章，与《乡饮酒义》切合，与《乐论》的体裁，既不相合，上下文义，也不相接。明是将记文混入《荀子》，不是记取《荀子》。
三、今本《荀子》书中《哀公》《宥坐》《子道》《尧问》各篇，与《礼记》《诗传》相同的地方很多，而且这些篇都是杂记孔子的言行，与《荀子》本书体裁不合，应当本为《礼记》或《诗传》的文字，不是《荀子》的原书。
四、前节所举《天论》《乐论》各篇思想矛盾的文字，非这样不能解释。而且这种假设，在西汉那种情形之下，确有可能。
至于混入《荀子》中的《礼记》《诗传》，与现在的《礼记》《诗传》，章句篇段，不能全同，这是因为经过多少次数不同的整理和排比，理由非常明显，绝用不着怀疑。
四、荀子与刘向、杨倞的关系
《荀子》与刘向的关系，前段已经说得很多了，这里自然不必重叙。但是我们还有点补充的证据，就是刘向的《荀子叙录》上说：
《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荀子集解》卷二十，第十五页。）
当时秘府中书简混杂的情形，由此可以想见。太史公对于《荀子》书既没有说明篇数，《荀子》本为几多篇，大概汉人也不知道？这里三十二篇，只是刘向整理这一堆乱简的结果，自然有混入他书的可能。刘氏又说“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同右。）那么刘向的心目中的《荀子》，已经是与《礼记》《诗传》《春秋》说都有关系，这固然已经是他看见《礼记》《诗传》与《荀子》相同的结果；但是这里也更可以证明孟卿的《礼说》《春秋说》有很容易混入《荀子》的可能。因为太史公只知道他是一个“推儒、墨、道德之行事”的学者，而刘向却把他变为一个善为《诗》《礼》《易》《春秋》的经生了。因为《荀子》是几种书混合排比而成，所以差不多每篇都有错简。这种错乱的地方，固然有许多不是《荀子》本书，不过也有《荀子》本书而系排比时错乱的。所以对于《荀子》一书真伪的问题，也不能全以篇为单位，这是我们现在最感困难的一件事情。并且《荀子》一书，在刘向整理以后，还经过唐时杨倞的一次整理。
据杨《序》说：
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同，卷首，第二十九页。）
可见刘向以后，仍然时有错乱脱误的情形。今杨倞本与刘向本不仅是篇次的移动，似乎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现在且举几个疑点，以求读者诸君的指教：
一、《汉书·艺文志》孙卿赋十篇，现在赋篇仅有赋五篇、诗两篇。《汉志》是本于刘歆的《七略》，可知刘向时候孙卿的赋还完全存在，不应赋篇会不全。似乎现在赋篇，已经与刘向校定本不同了？
二、今《荀子·君子》篇全言天子之事，内容与篇题不类，疑为《君道》篇的错简？杨倞疑君子当为天子，似也不确？我疑《君子》篇的本文，已经错入《不苟》篇。因为《不苟》篇每段都以君子两字起首，而《不苟》篇本义是说“中庸之道”，但是也有许多段与中庸的意义没有关系。且就文义上看，也明为错简。这种错乱，大概起在刘向以后？最初刘氏校定时那种情形，似乎不至会有篇题与内容完全无关的一篇。
三、现在的《成相》篇，杨倞说：“《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同，卷十八，第一页。）杨氏承认《成相》就是汉人的《成相杂辞》，这是很对的。不过刘向将赋篇置在末后，将《成相》次为第八，似乎那时的《成相》不是赋的体裁？我疑原来是说人主用相的事，比如《君道》说：“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同，卷八。第五页。）《王霸》篇说：“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同，卷七，第三页。）荀子主张人治政治，所以很重视宰相的得人，大概是原篇已亡，后人拿《成相杂辞》来补充的。
四、今《尧问》篇末有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一段，宋本特别提高一格。杨倞认为荀子弟子之辞，这是错的。我们看他直称孙卿，便不是荀卿的弟子。并且他说：
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同，卷二十，第十四页。）
明明是后代人的口吻。汪中说：
刘向所编《尧问》第三十，其下仍有《君子》赋二篇，然《尧问》未附荀卿弟子之辞，则为末篇无疑，当以杨倞改订为是。（《述学补遗》第六页，《四部丛刊》本。）
殊不知这段文字，刘向并未曾梦见？杨倞的篇次，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确实是仿《论语》。这段文字，似为杨氏所加，假托荀卿弟子之名，想以表章荀子？所以说“观其善行，孔子弗过。”就不是杨氏假托之辞，也是刘向以后的人所加的。
上面关于《荀子》一书的考证，已经讲得过多。现在且说我个人处置《荀子》一书的态度。我们既知道《荀子》书是混杂的东西，除了《成相》以下八篇，明知与《荀子》无关以外，其余各篇，都不免有鱼目混珠的现象。用一般的观察，大致以《正名》《解蔽》《富国》《天论》《性恶》《正论》《礼论》（起首一段）几篇，真的成分较多？所以我主张：（一）与大小《戴记》《韩诗外传》相同的文字，暂时只得割爱。（二）与前面所举几篇中主要思想相矛盾的地方，也最好不采。（三）凡事称孙卿子的各条，为慎重起见，也最好不要用为荀子学说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