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旧石器时代，是属于遥远的洪荒时代。这一时代，正是国父中山先生所谓“人与兽争”的时代。
人与兽争的时代，虽然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但总是一个历史时代，而且是后来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之出发点。就从这一时代起，人类就开始了生存斗争的生活。诚如中山先生所云：“奋斗这件事，是自有人类以来，天天不息的。”
“人与兽争”时代的历史，早已消逝于遥远的太古时代之中，古来的学者，已不能看到这一时代的史料，所以杨朱说：“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屈原也说：“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但是近来由于考古学的发展，太古的遗物渐渐出土，遂使吾人得以了然于太古人类的生活状况。
虽然如此，一直到现在，中国大多数的学者研究古史，还是在考古学的发现之前闭着眼睛，而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但是中山先生昭示吾人，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他说：
普通研究古时的事，所用的方法，是读书看历史。历史是用文字记载来的，所以人类是有了文字之后才有历史。有文字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不过五六千年，在埃及不过一万多年。世界上研究万事万物，在中国是专靠读书；外国人在小学中学之内，是专靠读书的，进了大学，便不专靠读书，要靠实地去考察。不专看书本的历史，要看石头，看禽兽和各地方野蛮人的情状，便可从推知祖宗是一个甚么社会。比方观察非洲和南洋群岛的野蛮人，便可知道以前没有开化的人是甚么情形。所以近来大科学家考察万事万物，不是专靠书，他们所出的书，不过是由考察的心得，贡献到人类的纪录罢了。
这一段话，是中山先生告诉人们研究古史，不可专靠书本上所写的历史，因为书是有文字以后的产物，而人类在没有文字以前的遥远时代已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必须要看石头，看禽兽，看各地方野蛮人的情状。换言之，即是要用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及民俗学等科学的方法去作实际的考察。中山先生说：“我们所以能推到古时的事，是因为有古代痕迹遗存。如果没有古迹遗存，我们便不能推到古时的事，”同时又说：“如果走到南洋很荒远的地方，人和兽争的事实还可以看见。又像我们走到荒山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便知道太古时代人同兽是一个甚么景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山先生对古史研究的方法是主张抛弃玄学，应用科学。
同时中山先生，又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指出了“人同兽争”时代的一幅图画。他说：
在太古时代，人食兽，兽亦食人，彼此相竞争，遍地都是毒蛇猛兽。人类的四周，都是祸害。所以要图生存，便要去奋斗。
又说：
在那个时候，只有同类相助，比方在这个地方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在别的地方，也有几十个人同几十个猛兽奋斗。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见得彼此都是同类的，和猛兽是不同的，于是同类的互相集合起来，和不同类的去奋斗。决没有和不同类的动物集合共同来食人的，来残害同类的。
又说：
在人同兽争的时代，因为不知道何时有毒蛇猛兽来犯，所以人类时时刻刻不知生死，所有的自卫力，只有双手双足。不过在那时候，人要比兽聪明些，所以同兽奋斗，不是专用双手双足，已晓得用木棍石头，故最后的结果，人类战胜，把兽类杀灭净尽，人类的生命，才可以一天天的计算。
在以上的遗教中，中山先生指出了在太古时代，“人食兽，兽亦食人”，“人不食人，人不残害自己的同类。”兽不知道制造并使用工具，而人则知道制造并使用工具。这些都是至理明言。
本文就是根据中国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文化来说明中国史上“人与兽争”的时代。
二
人类最初从兽类中分离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知道制造工具使用工具，开始了劳动创造。所以传说中之有巢氏时代的原始人群，他们虽然刚刚带着自己起源的痕迹，走进中国历史之蒙昧时代的下期，但因为他们已经挺直身躯，站立在大地之上，所以他们也就开始了人类社会之最初的劳动创造。
有巢氏时代的原始人群虽然已经知道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所谓工具也不过是石块和木棍而已。这一时代的人类之劳动创造，考古学家称之曰“下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这种“下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周口店洞穴中，已有大批的发现 。同时在锦西沙锅屯洞穴之新石器遗址中，也有发现 。
从这一时代的文化遗存看来，当时人类最喜用的石材，大半都是燧石。缺乏燧石的地方，就用黑耀石、石英、砂石代替。当时人类之所以选择这一类的石材，以我们的推想，大概是取其具有易于分割的性质。而这种对于石材的性质之辨别，如果没有长期的经验是不可能的。
在整个有巢氏时代，石器的制作都是非常的原始。最初的石器，不过把粗糙而不整齐的燧石、石英或砂石等对于一边或多边加以打制，而使之变为一种具有不整齐形式的石块。当时的人就利用石块上不整齐的部分，以用于球根果实及肉类之切断或剥削，但主要的还是用于制造木制的棍棒枪杖等生产工具和战斗武器。
以后便渐渐知道利用一种粗糙的扁桃形的石片，作成一端尖锐，一端钝厚的形式，即以钝厚部分的重量，加强尖端之打、剥、刻、切的力量。此种石器制作，已应用了力学的原理，而这就是后来尖头器与皮削器之最古的渊源。
这一时代的石器之制作技术更加进步了。这时的石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粗糙而钝厚。他们已经知道把石块制成一种平的或三角形的形式，而出现了狩猎用的枪之锋铓。但一直到这一时代为止，人类还不知道凿孔的技术，而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尖头器尚不锐利，不能凿通钝厚的石块。所以在整个有巢氏时代所有的工具，都是没有附着柄而使用。
从这种石器制作技术的表现上看来，当时的人类尚不能很好的控制石材，制作出他们所需要的一定形式的石器，他们似乎只能听命于一击之后因震动而发生的石材之物理性的分裂。虽然，这一时代的人类已经意识到一定形式的工具之创造，所以表现于他们遗物上之制作技术，可以看出带有系统的性质。
在另一方面，当此之时，当作生产力主体之人类自身的肉体型，还没有从“树上型”完全转化为“地下型”。他们的两臂还是很长，两腿还是不能紧密地并拢，脑部还是不十分发达，声音器官还是不能发出明晰的言语。一言以蔽之，他们与类人猿的差别还是微乎其微。
人类自身的肉体型既如此的不发达，劳动工具又如此幼稚，由此二者之结合所发挥出来之劳动生产力，当然还是最低级的水准。当时的人类还不能猎取较大的动物，因而狩猎在当时人类的生活中，还不曾演着重要的任务，生活之基本方式还是采集。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人类不过是拿着石块和木棍，流浪于蒙古高原之寒冷的原野。他们或则在内海的沿岸捕捉鱼类、贝类，或则在内海附近的原野和山坡，发掘球根采集果实以为生。《淮南子》云：“（古之人）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修务训》）正是这一时代的人类生活之缩写。
这一时代的人类，还不知道用火，正是传说中所谓“未有火化”之时。因此他们都是生吞血食，和禽兽一样。这种不知火化，与肉食缺乏的情形，也就正是他们的团体不能很快发展的原因。
这时的人类为了回避猛兽的袭击，大半都结巢住在树上。《庄子·盗跖篇》云：“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篇》亦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这些传说虽系后人想象之辞，但亦系原始人群实有之事。
此种巢居之习惯，直至唐代若干落后民族尚可以看见。《文献通考·四裔考》二十二云：“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转向西贷渤、具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同书五云：“獠盖蛮之别种……依树结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干栏大小，随其家之口数。”不仅唐代，即在今日，西南诸落后种族中，尚有巢居之遗习。我曾于湖南西部乾城之山谷间，看见苗人之居，都结于树上。由此可知有巢氏时代之人民“昼拾橡栗，暮栖木上”之传说，实与历史相符合。不过到后来，因为严寒的气候之压迫，他们便渐渐走向洞穴。”《礼记·礼运篇》所谓：“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者，正是说明这一历史内容。
原始人群在这样的采集中生活着，不知经历了若干万年，在这悠久的时期中，他们不知经历了若干我们今日所想不到的艰苦与危难，也不知用了若干我们今日所想象不到英勇和坚决的大无畏的精神，去和大自然的压迫斗争，以争取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于长期的斗争，于是逐渐提高了战斗工具和生存工具之制作技术，因而扩大了他们对自然的占有范围，提高了他们对自然克服的程度，从而又发达了他们自身的肉体型之构造。于是把中国历史引进蒙昧中期之燧人氏的时代。
三
相当传说中燧人氏时代，亦即蒙昧中期之社会经济构造，是中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的中期旧石器文化，晚近已经发现于周口店 猿人的产地，及鄂尔多斯东南的西拉乌苏河宁夏东部、陕北油房头等处。惟周口店洞穴文化，乃属于这一时代之早期文化。因而中国中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缺失 。但虽有缺失，亦可以从早期与晚期的文化遗物中，看出其相继发展的痕迹。
中期旧石器时代之文化，除石器的制作技术较之下期已有显著之发展以外，还有几个主要的特征，即骨器的出现，凿孔技术的发明，特别是火的应用。这些特征，在周口店洞穴文化中都已存在。
首先就石器而论，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皮削器与尖头器之出现，这在周口店洞穴中均有发现。所谓皮削器就是把卵形的碎片一边加以打制而使之成为扁平的刃，这是当时的人群用以为兽皮之剥削的工具。所谓尖头器，就是一种打制为三角形而又削尖了的尖端之燧石的碎片，就是用作切断器及穿孔器的，有时也用作猎狩用之枪的锋铓。
从遗物的制作技术方面看来，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在以前只就燧石加以一次的打制，即行使用；在现在，是预先取燧石一块，加以强烈的打击，而得着扁平的三角形，或仰形（亦有棱形或四方形）的碎片，以后再就此种打出的碎片之一面或其尖端加以打制，而使之成为皮削器、尖头器。这种第二次之打制，考古学家称之曰：“再加工”。而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又如在以前，石器的取材，是打击其边缘，而留其核心。即以燧石的核心部分作为石器而使用。在现在，则是取大块燧石，以其中央加以打制，而使之分裂成为若干小块，即于此种小块之燧石碎片上再加工，使之成为石器，而核心则变为“粉屑”了。
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大批的兽骨、兽角及兽齿。据法人步日耶（henri breuil）所著《周口店猿人产地之骨角器物》所述，这里所发现的各种骨角之类，其中不少皆有显著之人工痕迹。他们都留下了人类之刻、削、割、切的形迹，而且有些骨角上的刻削割切，还是很艺术的。因而证明了这些骨角，在当时有很多被当作器物而使用，有些则被当做制造器物的原料而使用、而储存的，更有些则是制作器物以后割弃的部分。
据步日耶上书图片中之所示，在周口店所发现的骨角器物中，有很多鹿角，是当作“锤”用的。其锋形的部分，则被当作尖头器而使用。（第六版）其中有一个“很精致的尖头器”和一个骨制的“凿”。（第十五版）并有各种长骨碎片制成的“钻”，（第十八版）及类似燧石形的许多“割切器”。（第二十三版）此外，有虎类的上牙床各一，好像是利用其凸出的部分而当作肉搏之“武器”使用的。（第九版）最有兴趣的是一块很大的兽骨，其上具有无数纵横交错的切纹，显然是当时的人类用作“案板”或“车床”的。（第十二版）还有一个犀的腿骨，刻成凹形，仿佛是当时人类用作“碟子”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中期旧石器时代，骨器的制作已经非常发达。许多以前用石作的器物，现在同时已用骨角制作。骨角器物的出现，当然是石器制作技术之发达的结果。因为石器的发达，人类才有可以进行狩猎之锋利的武器，开始狩猎的生活。因为人类进入狩猎生活，才能获得野兽的骨、角、齿牙，并从而把这些东西当作制造生产工具之材料。所以骨角器物的出现，是表明石器制作器具之技术的更大之进步。同时，也表现了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中狩猎之最大意义。
在周口店洞穴文化中，钻孔的技术已经发明，据步氏前揭书二十六版图片指示，有一个钻孔的骨管，又有一个马的跟骨，经过重复的打制，而凿有一长形之孔。凿孔技术的发明，就指明了当时有锐利的尖头器之存在，同时也就指明了当时的工具已经附着孔而使用。由于工具之附着柄而作用，因而人类从此可以从与兽类之肉搏中解放出来，而得以在较远之距离中刺杀兽类。这一面加强了打击的功用，另一方面，又减少了人类的死亡。
火的发现与使用，是这一时代最主要的特征。传说中也说：燧人氏是中国最初发明用火的神人。例如《世本》云：“燧人出火，出火者燧人，因以为名。”《韩非子·五蠹篇》云：燧人氏“钴燧取火，以化腥臊。”《风俗通》引《礼纬含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据考古学报告，周口店洞穴中，曾发现燃余的灰层，并且有用火烧过的鹿骨角。（步氏前揭书第四版第三图）由此看来，传说所云又适与事实符合。
火在自然界中一定很早就已存在，动物尸体中之磷的燃烧，空气中之电的触发，以及地壳中火山的爆发，都可以成为火的来源，所以传说中说：“往古之世……火爁炎而不灭。”《淮南子·览冥训》）又说：天皇“时遭火劫”。（《绎史》卷一引《真源赋》）火在太古时代，虽然到处存在，但必须要人类社会经济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被人类所引用，这犹之自古即存在于天地间之电，一直到最近几十年间才被人使用，是同样的理由。
火的发现一方面是自然火的效用之启示，一方面以“木与木相磨则烧”的原理，又发明了人工生火的方法，所以伪《尸子·君治》说：燧人氏“察五木以为火”。同时，据摩尔根根据现存的原始人的生活考察，火的应用与捕鱼的生活是同时开始的，而这与《韩非子》所谓燧人氏“钻燧取火，以化腥臊”之说又适相符合。
火的发明与应用，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动力。他在人类解放过程中所演的作用，比之近代的蒸汽机的作用，更为重大。有了火的应用，人类才能“烧生为熟”，开始熟食的生活，因而引起人类生理上之化学的改变，从而人类才能最终地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有了火的应用，人类才能“焚林而狩”，开始利用自然去征服自然，因此而丰富了人类的肉食，从而使人类之肉体的有机构成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到这一时代的末期，人类的文化创造更加发展了。据阿尔纳《河南石器时代之着色陶器·序言》上云：“宁夏东部黄土中之粘土层，检出旧石器时代之器物多种，并有废物堆及燃余灰烬，计仅一处所得共有石器四百公斤，率为石英岩及沙化页岩所制尚有大者。其刮磨器穿孔器等，则属于莫斯特式。……在西拉乌苏河之最下部（深的六十公尺之处），见有旧石器时代之遗物多种。此层与黄土中之粘土层相当，器物之形式与宁夏无甚差异，亦以石英岩为之。大概出于含泥层中之罅隙或得自含有化石之砂砾层中。……在油房头仅获旧石器时代之器物数种（石英岩所制之括磨器等）……尚有他处亦见相似之器物，且地面尚有新石器时代之燧石器及石斧等。”此等研究非常重要，可惜此种遗物之发现者，桑志华及步日耶两氏仅于 1923 年出版之《人类学报》第六号发表一简短之论文，无从详知其内容。惟此等地带发现之旧石器文化中，有括磨器之出现，则其所代表之时代，实比周口店的文化为晚。而且在这些地方的遗址中，有大批兽骨化石之出现，又证明这些地方的文化创造者，已经生活于繁荣的狩猎经济社会之中，这也是较晚的现象。
在这一时代，一方面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类自身的肉体形之比较发达；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工具制作材料之扩大与制作技术的提高，必然的会提高人类的劳动生产性，所以到传说中之燧人氏的时代，人类的生活便不完全依靠于采集，同时也依靠于狩猎。这样，过去的采集经济到现在便发展为采集狩猎经济。
据考古学的报告，在周口店洞穴中，发现了大批的古生物化石，如长毛象、剑齿虎、驯鹿、水牛、野马、野猫、野猪、水獭及貂之属，在宁夏东部的遗址中，发现了长毛犀、鬣狗、驼鸟、野马等化石。在西拉乌苏河的遗址中，也发现了长毛犀、长毛象、羚羊、卷角羚羊、水鹿、野牛、鬣狗、野豕、骆驼、野牛、驼鸟、狼等的化石。在陕西油房头的遗址中，也发现了长毛犀、野牛、驼鸟之属的化石。这些古生物的发现，就指明了狩猎在当时人类生活中已经占领了很重要的地位，并且由此我们可以想象燧人氏时代的人群，已经不是拘束于内海周围之可怜的采集者，而已一变为英勇的猎人。他们拿着鹿角制成的匕首或是有柄的投枪，在蒙古高原，在河北平原，在鄂尔多斯，在陕甘北部，到处展开了“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 逐禽兽之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到处的深林，都烧起了熊熊的大火，到处的猎人，都发出雄壮的歌声。于是在胜利的呼号中，大批的野兽始进了洞穴。同时在内海的周围，在易水流域，在西拉乌苏河，在黄河的沿岸，都布了渔捞的人群。此外在这一带的山坡和原野，也有成群的女人进行采集。现在，在原始人的菜单上已经不仅是球根、果实和螺蛎之类，而是添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山珍海味了。
四
冰河已经最终地退去了，太阳渐渐带给蒙古高原以温暖的气候，这正是地质学上所谓后冰期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中国的历史，便进到蒙昧上期，而这在传说中，便是伏羲氏的时代。
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之社会经济构成的文化，是上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上期旧石器文化之早期的（即奥利那期与梭留特期）遗址，至今尚未发现，但这一文化期的晚期之遗址，则已被发现于周口店山顶洞 及哈尔滨何家沟 。
这一时代之早期的文化，虽尚无有系统之发现，但亦散见于史前各遗址之中。如水洞沟的文化，大半都是带着奥利那的特征。在沙锅屯洞穴之文化中，也曾发现类似“梭留特式”的石矛。（沙锅屯洞穴层第六版第四图）此处在山顶洞文化中，也有不少类似奥利那期及梭留特期的文化遗迹。由此足征这一时代之初期的文化在中国也是曾经存在过的，假使继续从地下搜求，必能有更多之发现。
就一般情形而论，大抵在这一时代之初，即所谓奥利那期时代，在原始人的技术中，就出现了相当剧烈的变化。以石器方面说，这一时代的石器，已经不是用广的卵形石片制成，而是从棱镜型石片上有计划的打下来的细长石片所制成。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在这种细长石片上很巧妙的加工，而使之成为各种形式分明的器物，如因附柄而截去其干部之狩猎用的枪的锋铠，应用于剥削之皮削器应用于骨角加工之雕刻刀，应用于刺和切断之尖头器，应用于石器和骨器穿孔之穿孔器。这些器物都出现了，而且都是附着柄而使用。在骨器方面，则出现了枪的锋铓，光滑皮革之光滑器，乃至原始之骨针。
稍后到梭留特期，则制作的技术更为精巧。在这一时代器物的形体，变得更为细长。有许多扁平的月桂树叶状的两端非常齐整的石片所制成。这种石片决不是从一块大石上锤击下来的石片，仿佛是用一种很细的弹性骨棒从一块大石上裁割出来的。这种裁破石块的技术，在石器制作技术上，是一个非常之大的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才有可能创造自己所要的形式和大小的器物。
继梭留特期而起的文化便是马格达林期文化。这一时代的文化遗物在山顶洞中已经发现了。
这一时代的文化，一般说来，是石器制作更加精巧，同时骨器则已达到了最大的完备。燧石器虽然同时存在和发展，但有些燧石器则已为骨器所代替。在石器中如皮削器、光滑器、穿孔器、尖头器、裁切刀，乃至有柄的燧石小刀，都制作得更为完善。在骨器中，则有钩骨铦，尾部有钩的投掷器，及裁缝用的骨针，都已经发明。
但是在山顶洞的文化中，石器的发现，都非常稀少，除了有几个用燧石打制的切断器，锤击器，及一个尖头器以外，就只有一些燧石和石英的碎片。而且这些燧石器的痕迹，既无规则而又没有凿孔，这必定是前期的残余之物。不过这里同时却发现了大量钻孔的石珠 ，和惟一的一块钻孔的卵石 ，而这都是马格达林期文化之特征。从石珠和卵石上所表现的技术看来，则当时研磨与钻孔的技术，已经到了相当的熟练，从而推知当时的穿孔器与小型的锤击器或雕刻刀，一定相当的锐利了。
在山顶洞文化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有孔的骨针出现。据山顶洞文化报告书中所述，这里所发现的一个骨针稍成曲形，干长 82 公分，钻孔处的直径是 3.1 公分，最粗的部分的直径是3.3 公分。从形式上看，似系保存骨材之原来大小而稍加磨制，针干圆而光滑，针尖圆而锐，针孔似系用尖头凿的。有孔的骨针之出现，就明知当时的人类已经知道缝制皮革和编制网罟的事实。
同时当时的制作技术，既能创造出有孔的骨针，当然也能创造出有钩的骨铦。在山顶洞虽未发现有钩的骨铦，但却发现了三个大鱼骨，六个较小的鱼的尾脊骨，这就证明了当时已有发达的渔业，从而也就可以推知在当时必有若干应用于渔捞之工具的存在。
在山顶文化中，虽没有矢镞的发现，但在这里却发现了四个鸟类的骨管，并且发现了大批的钻孔的兽齿。其中包括有虎、鹿、狐狸、野猫、鼬鼠等各种兽类的齿。此外并发现了各种肉食兽的骸骨，如鬣狗、熊、狼、驯鹿、虎、狐等。这些禽兽的齿骨的存在于山顶洞，就指明了当时的人类已经进到了一个大规模狩猎的时代了。传说中谓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 ，以佃以渔” 。由此看来，此种传说与考古学的发现适相符合。
到这一时代的终末，亦即所谓亚畿尔期，随着狩猎采集社会经济之更高发展，生产工具的制作技术，更加提高了。在何家沟所发现的文化，一方面表现工具的形体之缩小，另一方面工具的外形也统一了。形体的缩小与外形的统一，就说明这一时代的人类已经有计划的控制石器，打成他们所需要的形式。由此再向前发展，便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而人类也就抱着更高的目的，走进了历史上的野蛮时代。
总而言之，在传说中之伏羲氏时代，一方面由于劳动工具制作技术之发达，另一方面由于作为生产主体之人类的肉体型已经发展到接近于现代人的肉体型的程度。由此两者的结合，而发挥出来的生产力便是采集——狩猎经济之高度的发展。这一时代之末，人类也许开始了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之农业——畜牧的经济。
（原载《民生史观研究集》，1942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