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晋一代，短短半个世纪，前有外戚乱政，后有八王祸国；同时，周旋于外戚与宗室之间者，又有一由世家豪族中选拔出来之庞大的官僚群。皇族、外戚、世家，都是豪门，所以西晋的政治可以说是典型的豪门政治。
西晋豪门政治的典型性，就在于他把豪门政治制度化。因为他的形成，除靠血统，靠裙带，靠人事关系以外，尚有一种九品官人的铨叙制度。用此种制度，保证豪门政治世代相承，永远不替。
所谓九品官人的制度，即用人不以才能而以门第。在此种制度之下，豪门之子，虽白痴，亦得袭高官；寒素之士，虽贤圣，只能为下吏。其结果，当然如王沉《释时论》所云：“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一言以蔽之，“贱有常辱，贵有常荣。”
考九品官人的制度，创于曹魏，原系战争时代之临时办法。盖当时人物播远，户籍散亡，无法进行贡举。不得已，只有录豪右于军府。《晋书·刘毅传》云：“魏立九品，权时之制。”同书《李重传》亦云：“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晋兴，天下统一，本可改行贡举之制，惟豪族不肯放弃前代特权，仍因魏氏之旧，于是九品官人遂为永制。而且变本加厉，严门第之别，末流所趋，竟至如刘毅所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
证之史实，刘毅之言，并不为虚。余尝就《晋书》所传西晋人物的世系，加以考察，其中最显赫的人物，皆系皇族与外戚，盖前者与皇帝有血统关系，后者与皇帝有贴肉连皮的纽带。此外则为世家，以此辈之祖若父，皆曾为天家之犬马。
据《晋书·职官志》载，西晋皇子，例皆封王。如前有宣五王、文六王，后有汝南、楚、赵、齐、长沙、成都、河间、东海等八王。此辈诸王之支庶，亦以公侯伯世代相承。此外，又广建宗室，以为屏藩。“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鲁卫之祉。”而此辈宗室之后裔，复皆世袭藩封，“本支百世。”
如此庞大的皇族，已挤满朝廷，而又益之以外戚。以言外戚，则前有杨氏兄弟（杨骏、杨珧、杨济），权倾天下；后有贾氏父子（贾充、贾谧），威震人主；至于羊琇之荒淫，王恺之奢侈，乃至如王衍之妻郭氏，以“贾后之亲，借宫中之势，刚愎贪戾，聚敛无厌” 尚不知有多少。而此辈外戚，复各有姻娅，姻娅又有姻娅，如此之辈，皆得辗转攀援，排金门而入紫闼，夺取国家之显位，于是庙堂之上，裙带飘飘。
此外，则为世家子弟。在《晋书》所传之西晋人物一百六七十人中，其祖若父并有官爵者 27 人；父有官爵者 60 人；祖、远祖或疏属有官爵者 20 人；世为豪族者 6 人；总计出身世家及豪族者 113 人左右。此外世系不明者 30 人左右，出身小吏者七、八人。至于书明“起自寒微”，“出自寒素”，“录自微贱”或“世贫贱”者，不过 7 人而已。
此外，《晋书》上尚有不少记录，指明当时有豪门政治存在之事实。如《刘颂传》，载刘颂上武帝书中有云：“泰始之初，陛下践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刘实传》载刘实《崇让论》亦云：“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段灼传》载段灼上书云：“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兄弟也。二者苟然，则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
总之，西晋的政治，诚如王沉《释时论》所云：
“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其结果，则为“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猗欤休哉，是天下归于豪门。
二
豪门政治，似乎和内战是分不开的。特别是西晋的豪族，他们几乎是在内战中诞生，在内战中成长，又在内战中灭亡。一言以蔽之，他们一代的伟业，就是内战。
早在曹魏时，以司马氏为首的豪族，即出身为魏蜀边疆战争中的主角，造成了军事的阀阅集团。嗣后，又曾发动一连串的内战，如讨伐王浚、毋丘俭、诸葛诞等战役，消灭了杂牌的势力，更后，灭蜀纂魏，奄有天下。
西晋的豪族建立政权以后，一开始即把刀锋向内，进行平吴战争。虽然此辈明知当时西北边疆，蛮族压境，特别是五部匈奴，深入山西。如当时江统即尝著《徙戎论》指陈这种危机；并警告政府，谓一旦不虞，或有风尘之警，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甚至外戚贾充亦谓：“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劳扰，年谷不登，兴兵致讨，惧非其时。” 但当时豪族的首脑部，为了扩张剥削的地盘，仍然不顾民族国家的危险，坚持内战的进行。
在内战的进行中，征兵征粮，残民以逞。据《晋书·傅咸传》云：“（当时）服役为兵者，当农之半。”《王浚传》云：“（浚）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养不。浚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巴郡如此，其它郡国，莫不皆然。
内战总算得到了报偿，西晋的豪族胜利地击灭了吴国。在接收中，获得了 313 县的土地，52 万户人口，以及土地上一切的财富，甚至连孙皓的数千宫女，也一并接收过来了。可是这时的西晋，已经民穷财竭，回首北望，只有临朝兴叹了。《晋书，马隆传》曰：“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
平吴之后，“天下怀静”，本应有一和平统一的局面。诚然，在太康年间，确曾有一时安定。但这种安定，正如昙花一现，跟着便到来了一个更残酷的内战时代，八王内讧，内战持续十余年之久。在这十余年中，西晋豪族互为戎首，骨肉相残，伏尸遍野，荼毒之惨，古所未有。《晋书·齐王冏传》载孙惠上冏书云：“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枭夷之刑，群王被囚槛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
为了战胜自己的兄弟，西晋的贵族豪门，不但残民以逞，自相楚剥，致使“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而且又钩引边疆民族，以为己援，由此而招致“五胡乱华”之悲剧。
假借边族力量以进行内战之行为，这似乎是中原统治者的特性。早在三国时，魏国的统治者即曾徙武都之氐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 至于西晋，此风更张。在平吴的战争中，已有匈奴骑兵出现。《晋书·四夷传》“匈奴”条云：“武帝时，有骑督纂母伣邪（匈奴人）伐吴有功，迁赤沙（匈奴之一部）都尉。”降至八王之乱，则当时诸王几无不援引边族，以为靠山。特别是王浚，为了结好于鲜卑，至于不惜把自己的两个女儿送给鲜卑的酋长。如成都王颖之援引匈奴，刘琨之依靠鲜卑，东海王越之利用乌丸。《晋书·王浚传》云：“于时朝廷昏乱，盗贼蜂起，浚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以女妻鲜卑务勿尘，又以一女妻苏恕延。”吾人读史至此，始知媚外求荣，自古如此。
即因如此，所以在八王内战中，黄河南北，到处都可以看到边族的军队。《晋书》上关于这一类的纪载甚多。例如：《成都王颖传》云：“（王浚）与（东瀛公）腾及乌丸、羯朱袭颖。”《王浚传》亦云：“（浚）召（鲜卑）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又云：“越将迎大驾，后遣祁弘率乌丸突骑为先驱。”“浚遣燕相胡矩督护诸军与疾陆眷并力攻破希。”《东海王越传》云，“越率诸侯及鲜卑许扶历、驹次宿归等步骑迎惠帝反洛阳。”《河间王颙传》云：“范阳王虓遣鲜卑骑与平昌、博陵众袭河桥。”《刘琨传》云：“初，（鲜卑）单于猗㐌以救东瀛公腾之功，琨表其弟猗卢为代郡公，与刘希合众于中山。”凡此皆其例证。
当时边族军队在中原杀人放火，奸淫掳掠，都不算犯罪，而且西晋的统治者并为之捕捉妇女，供其奸淫。《王浚传》云：“（浚率鲜卑军）乘胜遂克邺城，士众暴掠，死者甚多。鲜卑大略妇女，浚命敢有挟藏者斩，于是沉于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三
除内战外，西晋统治者最光辉的史迹，便是收夺土地，垄断商业与彻头彻尾的贪污。
据《晋书·食货志》载，西晋统治者，己依官品之高卑，每人获得自一千亩以至五千亩之土地，一户以至五十户之佃农；此外并得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这就是说此辈已利用其门第，一跃而为高官，再跃而为大土地所有者与佃农的主人。
政府之待遇，不可谓不厚，然而此辈犹以为未足，又在法定的占田与应有的佃客之外，肆行土地的收夺与佃农的猎取。
《晋书·愍怀太子传》云：“（愍怀）太子广买田业，多蓄私财以结小人者。”《石崇传》云：“崇水碓三十余区”，“田宅称是。”《李熹传》云：“故立进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裴秀传》云：“骑都尉刘尚为尚书令裴秀占官稻田。”《王浚传》云：“浚……将吏贪残，并广占山泽。”此外，如《张辅传》谓强弩将军庞宗一次被没收之田，即有二万余亩。《刘颂传》谓河内一带，“多公主水碓，”至于“遏塞流水，转为浸害。”淮南豪强，并兼水田，致使“孤弱失业。”《束皙传》谓汲郡强豪，霸占吴泽，“利其渔蒲之饶，”竟使良田数十万亩，沦为薮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至于应有佃农亦超过法定户数。据《晋书·王恂传》载：“魏氏给公卿已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门动有百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武帝曾下诏禁止，足证直至晋代，此风犹炽。
当时的统治者不仅收夺土地，又假借政治权力经营商业。例如《晋书·愍怀太子传》云：“（太子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义阳王望传》云：“（望之孙）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石苞传》云：“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赵王伦传》云：“（孙秀之子）会，初与富室儿于城西贩马，百姓忽闻其尚主，莫不骇愕。”此外，据《潘岳传》载，西晋政府，并曾一度将所有客舍，收归官营，而坐收其利。凡此，皆官僚经商之例也。
由上所述，知当时的统治者不仅是大地主，又是官僚大商人。他们几乎是地上一切财富（连人在内）的主人，但犹以为未足，而又肆行贪污。在西晋时，上自皇帝、贵族，下至刺史、县令，皆以贪污为行政之本。据《晋书·刘毅传》载，当时刘毅比武帝于汉之桓、灵，武帝以为太过。刘毅对曰：“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当时豪族之贪污，由鬲令袁毅贿赂一案，完全暴露。据《晋书·华表传》云：“以袁毅货赇者多，不可尽罪。”《郑默传》云：“是时鬲令袁毅坐交通货赂，大兴刑狱。在朝多见引逮。”由此可以证明，受赂者之多，至于不可胜罪。甚至被文帝许以“雅操遇时”之山涛，“博学善属文”之何劭兄弟，亦在其内。
《山涛传》：“初，陈郡袁毅尝为鬲令，贪浊而赂遗公卿，以求虚誉。亦遗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于时，受而藏于阁上。后毅事露，槛车送廷尉。凡所受赂，皆见推检。涛乃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何劭传》云：“咸宁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簿，一皆置之。’”
按山涛受丝百斤，虽曰“积年尘埃，印封未动，”然究竟“藏于（自己之）阁上”，固未能以“不欲异与时”而谓接受此丝非贪污也。至于何遵，即使真如诏书所云：“所取差簿”。但总有所取，以此“原之”，何以服人！
此外，《晋书》所载贪污之事尚多，如《王戎传》云：“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苟晞传》云：“晞见朝政日乱，惧祸及己，而广所交结。每得珍物，即贻都下亲贵。”又如《齐王冏传》谓冏“货赂公行。”《高光传》谓“光为廷尉时，（子）韬受货赇。”《刘实传》谓“实竟坐（子）夏受赂，免官。”《罗尚传》谓尚性贪，蜀人谓其“贪如豺狼，无复极已。”又曰：“蜀贼尚可，罗尚杀我。”由此可证，当时之贪官污吏，甚于盗贼。实际上，西晋的官僚，确有白昼行劫者。《石崇传》谓“崇……在荆州（刺史任内）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官吏可以贪污，可以贿赂，乃至白昼行劫。至于百姓则“盗百钱加大辟。”
四
与收夺、垄断、贪污平行，是奢侈与荒淫。
西晋一代贵族、势家，奢侈相尚，已成风习。《晋书·王导传》云：“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是则此风之盛，由来已久。
上行下化，势所必然，流风所扇，天下风靡。其结果，竟至如傅咸所云：“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其中奢侈之尤者，为何曾父子、石崇、王恺、羊琇、王济等，《晋书·何曾传》云：“（曾）性豪奢，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又“都官从事刘享尝奏曾华侈，以铜钩绂纼车，莹牛蹄角。”
其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按晋制夷人之最远者，每岁凡输钱二十八文。钱二万，乃七百十余人一年之赋。
劭弟何遵，性亦奢汰。《何遵传》云：“性亦奢汰，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则其享受，已拟于人主。
至于石崇、王恺、羊琇、王济之徒，则更变本加厉，相兴赌富。《石崇传》云：“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
《王济传》云：“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马牛对射而赌之。”又云：“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此外，诸王及贵势之门，无不穷极奢侈。如《齐王冏传》谓：“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陆云传》谓：“（吴王）宴于西园，大营第室。”《贾谧传》谓：“负其骄宠，奢侈逾度，室宇崇僭，器服珍丽，歌僮舞女，选极一时。”《崔洪传》谓：“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琉璃钟行酒。”《王浚传》谓：“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夏侯湛传》谓：“湛族为盛门，情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和峤传》谓：“峤家产丰富，拟于王者。”
不仅如此，当时豪贵，又流行一种用番货、穿番服、吃番菜的风气，并以此相高。《晋书·五行志（上）》云：“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灸，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中，又以毡力帕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夫毡毳产于胡，而天下以为帕头、带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后，刘、石纂中都。自后四夷迭据华土，是服妖之应也。”
最奇异者，即当时豪贵穷极奢侈，而向百姓则提倡节约。例如，此辈可以大筑馆第，而不许百姓“缮壁修墙，正瓦动屋。” 此辈可以被曳纨绮，而不许百姓衣紫绛，及绮绣锦缋，甚至当街检查妇人的内衣。《王宏传》：“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衵服，至褰发于路。”至于此辈可以用人乳蒸，而不许百姓有糟糠之食，更被视为当然。但亦有宽大之处，即“诏骨肉相卖者不禁。” 奢侈与荒淫是分不开的。西晋上自宫闱，下及诸王豪贵，无不荒淫无耻。这一类的秽史，充溢《晋书》。
荒淫也是自上而下，晋武帝便是一个荒淫的典型。《武元杨皇后传》云：“泰始中，帝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车，给绉骑，驰传州郡……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胡贵嫔传》云：“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像这样荒淫之徒，在当时，却被尊为“神圣”。
惠帝贾皇后的荒淫，也别出心裁。《晋书》本传云：“后遂荒淫放恣，与太医令程据等乱彰内外。”尚不足以恣其淫奸，则经常以黑马车劫美貌少年人宫，“共寝欢宴”。尝将洛阳南“盗尉部”小吏劫入宫闱。“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像这样的荒淫之妇，在当时，却是“天下之母仪”。
至于当时贵族官僚，虽不能如皇家之大规模的荒淫，但皆有妾媵伎乐，多者数百数十，少者亦数人。例如《石崇传》谓：“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苟晞传》谓：“奴婢将千人，侍妾数十，终日累夜不出户庭。”《刘琨传》谓：“然素奢豪，嗜声色。”《齐王冏传》谓：“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最奇异的是被称为“清虚静退，简于情欲”的平原王干，竟淫死尸。本传云：“前后爱妾死，既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室中，数日一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之。”像这些荒淫无耻之徒，在当时，即是“人伦之表率。”
五
豪门政治，尚有一最大之特征，即腐败与无能。这主要的是因为豪门子弟，大抵皆为不学无术之徒。《傅玄传》云：“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徒系名于太学，然不闻先生之风。”故此辈虽借“祖先之余荫”，或“姊妹之媚态”，致身显贵，掌握权势，但显贵与权势，并不能改变其无知。因而此辈即使口衔天宪，手握王爵，其无能，依然如故。若谓此辈亦有所能，则其所能即贪污、剥削、荒淫与无耻，此外，“但知共鲜衣好马，纵酒高会，嬉游博弈。”特别是外戚子弟，“若吴太妃家室乃贾、郭之党。如此之辈，生而富溢，无念修己，率多轻薄浮华，相驱放纵。”
其次，是因为豪族植党营私，公行贿赂。因此，用人选官，“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 即因“务依党利”，所以“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不必其欲。”即因“务随爱憎”，所以“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 又不论党利与爱憎，皆决于贿赂，所以鲁褒《钱神论》曰：“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这样自然会使“优劣异地，首尾倒置。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 即因此辈“凡品”、“不肖”当政，政治的表现自然是腐败与无能。最鲜明的现象，是因人设官，因官设署，多立衙门，虚耗国币。《晋书·傅咸传》云：“旧都督有四，今并监军，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为九州，今之刺史，几向一倍。户口比汉十分之一，而置郡县更多，空校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
其次，则为一般官僚，耽于酒色，放弃职守。例如，《胡母辅之传》谓辅之“为……乐安太守，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山简传》谓永嘉三年，简镇襄阳，“于时四方寇乱，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惧，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不仅山简、胡母辅之为然；如此之辈，在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
当时政治之腐败，诚如郄诜所云。《晋书·郄诜传》云：“今则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办耳。故其材行并不可必，于公则政事纷乱，于私则污秽狼藉。自顷，长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购悬者矣，有缚束而交戮者矣。贪鄙窃位，不知谁升之者？兽凶出槛，不知谁可咎者？漏网吞舟，何以过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焉。前人虽败，后人复起。如彼此无己，谁止之者？风流日竞，谁忧之者？虽今圣思劳于夙夜，所使为政，恒得此属，欲圣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
又何曾亦曾有如此之指陈：《何曾传》载曾《上武帝书》云：“臣闻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疏怠，不以政理为意。在宫积年，惠泽不加于人。然于考课之限，罪亦不至诎免。故得经延岁月，而无斥罢之期。臣愚以为可密诏主者，使稳核参访郡守，其有老病不隐亲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烦扰百姓者，皆可征还，为更选代。”
何曾的建议，显然并未执行，因为当时尚有四伯在位。而四伯者即四凶之谓也。《晋书·羊聃传》云：“先是兖州有八伯之号，其后有四伯。大鸿胪陈留江泉以能食为谷伯，豫章太守史畴以大肥为笨伯，散骑郎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而（羊）耽以狼戾为琐伯，盖拟古之四凶。”此外，尚有“屠伯”。《苟晞传》云：“晞乃多置参佐，转易守令，以严刻立功，日加斩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号曰‘屠伯’。”
像这样的政府，当然不会有所作为。据《晋书》所载，对内，则“道路桥梁不修，斗讼屠沽不绝。” 对外，则“边守遂怠，障塞不设。” 所以，不久便到来了永嘉之乱。在永嘉之乱中，豪门政治，充分的表现了他们的无能。《晋书·刘聪载记》云：当匈奴南侵时“比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以后，此辈内战“英雄”竟毫无抵抗，或望风而逃，或举军而降，或反戈而叛，不旋踵而两京覆没，怀、愍北狩，半壁山河沦丧，西晋遂亡。这样看来，西晋的豪族，是“内战的内行”，又是“外战的外行”。
历来史家，对于西晋之亡，不胜浩叹；但我以为这正是豪门政治之必然的归宿。盖西晋人民之痛恨豪族，特别是外戚，由来已久。庾纯斥贾充之言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 傅咸《上武帝书》曰：“委任亲戚，此天下所以喧哗。” 《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而况“天下凶凶”，“天下喧哗”，如此的政权，安得而不亡。
1947 年 9 月 16 日
（上海《大学月刊》第六卷第五期，1947年10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