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晋的政治，是豪门政治，而且是制度化了的豪门政治。
西晋曾施行一种所谓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就是实现并巩固豪门政治的一种制度。
考九品中正的制度创始于曹魏，是一种以身分为标准的选举制度。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八引柳芳《论世族》文云：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族。以中州六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冑，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节）。
曹魏创立这个制度，据说并不是立意要造成一种豪族政治，而是适应一种特殊的环境。因为魏承汉末大乱之后，人物播越，户籍散亡，无法进行正常的选举。权时制宜，以为此制。《宋书·恩倖传·序》云：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又据《晋书·李重传》云：
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
西晋灭蜀，篡魏，平吴，天下一统，这种“权时之制”本可废除；但西晋的豪族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不但相沿不改，而且变本加厉，严门第之别，从此豪族与寒士便有云泥之隔。《宋书·恩倖传·序》云：
（九品中正之制）自魏至晋，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举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凭借世资，用相陵驾，都正俗士，斟酌时宜，品目少多，随事俯仰。刘毅所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者也。岁月递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为了推行这种制度，西晋仿照曹魏的办法，于州、郡设置中正之官，掌管选政。吏部（类似今之内政部）用人，必命中正去查考他的籍贯、三代和阶级，查明他们的祖先是否为世家贵族。查明他们是否为中原的世家贵族，也查明他们是否真有世家贵族的血液，而查籍贯、查三代、查阶级所根据的是谱牒。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历代制》中云：
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若吏部选用，必下中正，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
查三代、查阶级的用意，是杜绝非豪门子弟渗入统治阶级，亦即向豪门以外之一切社会阶层的人民关闭政治之门。这种选举制度的特色，就是用人选官，不问才能，但论门第。因之，豪门之子，虽白痴，亦得袭高官；寒门之士，虽贤圣，只能为下吏。这种选举制度的结果，自然会如王沉《释时论》所云：“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 末流所趋，竟至如刘毅所云：“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家。暨时有之，皆曲有故。”
查籍贯的用意是杜绝吴、蜀的豪门子弟渗入政治，亦即向中原，特别是豫州以外之其他各处的豪族关闭政治之门。这种地方主义的选举，自然要造成一种轻视吴、蜀人士的观念。例如伏波将军孙秀，即因他是吴国的支庶，中华人士，遂耻为掾属 。廷尉平何攀，即因他是蜀士，廷尉卿诸葛冲遂以此轻之 。由于查籍贯的结果，所以当时的情形竟如贺循所云：“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 反之，则如陈頵所云：“豫州人士，常半天下。”
西晋的豪族就用这样的选举制度保证他们的政权，企图使这个政权世世代代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在这个制度的实行当中，没有能严格执行，发生了许多弊端。这是因为作为决定人品尊卑的谱牒，在汉末以来的大乱中多已亡失，替这个制度留下一个漏洞。《晋书·挚虞传》云：
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
因为谱牒亡失，当时的中正便可依照自己的爱憎，进退人才。刘毅上武帝书有云：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在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
这样看来，似乎寒门之士，也有走上政治舞台的希望；但是实际上并不可能。因为这里所谓强弱，是豪族之中的强弱；并不是指的豪族与寒门。同时，能以“贿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的人物，亦必为有钱有势的富豪。至于寒门之士，衣食不赡，门路不通，何来金钱以通贿赂，谁与计协而谋登进。故中正的舞弊，并不妨碍这个制度之仍然是豪族政治的保证。
二
西晋豪族的登进，有一定的程序可循，如有爵者袭爵，无爵者大半起家尚书郎、中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或太子舍人，然后由此转入显位。据《晋书》载，陈骞、杜预，皆起家尚书郎，王齐起家中书郎，郭默起家秘书郎，张载起家著作郎，山简和峤卢浮皆起家太子舍人。
此外，也有经由所谓选举而致身腾达的人物。如山涛、卢钦、傅玄等，皆系举“孝廉”；卢湛、刘颂、乐广等，皆系举“秀才”；夏侯湛、阮种皆系举“贤良、方正、直言”。但所谓选举，不过是一种欺骗人民的形式，等于玩弄魔术。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不是豪族，就没有被选举的资格。这种情形，正如段灼所云：“今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兄弟也。”
诚然，西晋政府亦曾颁布举寒素的诏命，如李重之奏有云：“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如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 但这不过替豪门政治找一个掩饰。实际上，是等于海船上的救生衣，备而不用。
因为当时所谓“寒素”，虽然是指的“身寒门素，无世祚之资” 的人；但同时这种寒素之士又必须“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又要草野之誉既洽，德礼有闻。像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没落之地主，也是乡曲的士绅。
据史籍所示，在西晋时期，读书是豪门子弟的特权。西晋曾设太学、国子学，但在这种学校里面的学生，都是清一色的豪门子弟；非豪门子弟即使混入学校，也要被清除出来。关于此事，有诏书为证。《通典》卷五三《礼》一三《吉礼》“大学”条载武帝诏云：“已试经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其余遣还郡国。”
非豪门子弟，既无读书之权，又安能有笃学好古之士？然而笃学好古却是被选举的条件，这岂不是和寒士开心？但是就是有资格笃古好学的寒素，在举荐中也横遭排抑。《晋书·李重传》云：
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
又如《晋书·光逸传》：
（逸）初为搏昌小吏，……后举孝廉，为州从事，弃官投辅之。辅之时为太傅越从事中郎，荐逸于越，越以门寒而不召。越后因闲宴，责辅之无所举荐。辅之曰：“前举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举也。”
此外，西晋时的寒士，被豪族抑压、轻视和侮辱的事情，《晋书》亦有所载。《晋书·王沉传》云：
（沉）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
《晋书·郭奕传》云：
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
《晋书·李含传》亦云：
（含）少有才干，两郡（狄道、始平）并举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少年，少恃豪族，以含门寒微，欲与给交。含距而不纳，商恨焉，遂讽州以短檄召含为门亭长。
《晋书·张光传》云：
（光）少为郡吏，……擢授新平太守，……（秦州刺史皇甫）重自以关西大族，心每轻光，谋多不用。
《晋书·孙铄传》云：
（铄）少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纪纲，时僚大姓，不与铄同坐。
《晋书·霍原传》云：
（原）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习之。贵游子弟闻而重之，欵与相见，以其名微，不欲昼往，乃夜共造焉。
《晋书·易雄传》云：
（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宜久处上纲，谢职还家。
这些例证，充分地说明了当时的寒门之士要想走上政治舞台，真是难于上青天。即使有之，亦如刘毅所云：“皆曲有故”。像这样对寒士关门的选举制度，正如段灼所云：“筚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
三
上述的情形并不是过甚其词。我们若就《晋书》“列传”所录之西晋人物世系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中最显赫的人物几乎都是豪族的子弟。
第一等的豪族，是皇族。据《晋书》记载，晋朝皇子，例皆封王。如有宣五王 、文六王 。还有参加“八王之乱”的汝南、楚、赵、齐、长沙、成都、河间、东海等八王；以及武十三王 等。这些诸王的支庶，又得世代相承，袭其先王的封爵。
此外，又广建宗室，以为屏藩。“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鲁、卫之祉。”如司马懿之诸弟孚、权、泰、绥、遂、逊、睦、陵，于司马昭为诸父，皆封王。这些宗室的后裔，也得本支百世，世袭封爵。
又《初学记》卷十及《御览》卷一五二皆云：“帝之姑、姊、妹皆为长公主，如绿绶。”这种情形，诚如王沉《释时论》所云：“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纨绮是盈。”
与皇族并驾齐驱的是外戚。西晋一代，特别是太康年间，外戚之势，最为嚣张。如杨骏（武帝杨皇后之父）兄弟，势倾天下。贾充（惠帝贾皇后之父）、贾谧（贾充之嗣孙），权过人主。他如羊琇（景献皇后从父弟）、王恂、王虔、王恺（文明皇后之弟），羊玄之（惠帝羊皇后之父）等，皆以后党而致身显要。李胤、胡奋、臧权、冯荪、左思、诸葛冲辈，并以妃嫔之父兄而布列内外。
此外，西晋的许多权要，大抵都与皇家有切肉连皮的关系。如山涛因与宣穆皇后为中表，是以总选政。羊祜因与景献皇后为姊弟，是以典重兵。杜预（尚文帝妹高陆公主）、王济（尚武帝女常山公主）、温裕（尚武帝女长安公主）、卢谌（尚武帝女荥阳公主）等，皆以尚公主而或外署重镇，内参机要，王衍、乐广、孙旂、缪胤、刘琨等，皆因与皇族有姻娅关系而煊赫一时。这些，尚不过是与皇族有直接姻娅关系的外戚。实际上，此辈外戚，又各有姻娅，姻娅复有姻娅，如此之辈，皆得辗转因缘，攀援裙带，排金门而入紫闼，窃取天下之显位。
除皇族、外戚以外，西晋的显要人物大半出身于世家。《晋书》“列传”中所录西晋人物，出身世家者占三分之二以上。这些人或祖若父并有官爵，或父有官爵，或其远祖、疏属有官爵，这诚如刘颂上武帝书所云：“泰始之初，陛下践祚，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
此外，则为地方著姓或名族之子弟，亦有世系不明者。这些人则使不是世家，亦为地方豪族。即使不是地方豪族，则亦如刘实《崇实论》所云：“必为势家之所念也。”于出身小吏或起自寒微者，则聊聊可数。
从此可知，西晋的统治阶级，都是豪门子弟，这些豪门子弟，又大半籍隶豫州，因而所谓西晋政府，不过是豫州的豪族之集团。这个豪族集团在九品中正选举制度之下，用身份把自己变成官僚。以后又在九品占田的制度之下，用官品把自己变成更大的地主；同时又利用政治权力，以其封建剥削之所得，转化为商业资本，而从事于货殖。因而他们是官僚，是地主，也是商人。所以，西晋的政权是豪族的政权，也是商人地主的政权。
1948 年 5 月
（香港《时代批评》第一〇二期，1948年6月1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