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国到晋初的“内乱”招来了五胡的“外患”
从西晋末起，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边疆民族大侵入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原汉族大移动的时代。当时“司、冀、雍、凉、青、并、衮、豫、幽、平诸州皆沦没，江南所得，但有扬、荆、湘、江、梁、益、交、广，其徐州则有过半，豫州惟得谯城而已。”而当时的中原，则“大率半为夷居。刘渊，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是以刘渊一倡，而雍、并之胡，乘时四起，自长、淮以北，无复晋土，而为战争之场者几二百年。”在这二百年中，黄河南北完全沦于西北诸族的蹂躏之下，汉族政权，则被迫而退出中原，南渡江左，由东晋与五胡十六国的相持局面，迭鍃而为南北朝的对立形势，直至隋代的统一。
这一次西北诸族的侵入，“八王之乱”固为其直接原因，但其迁入的开始，则早在前汉之末。到三国尤其西晋初年，西北诸族则已遍布山、陕、河北。“八王之乱”实不过提供西北诸族以一种毁灭西晋王朝的客观条件而已。
据《晋书·匈奴传》：“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邪单于失其国，携率部落，入臣于汉，汉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而不输贡赋，多历年所，户口渐滋。”由此，而知前汉之末，已有大批匈奴部落“入臣”于汉，迁入山西的北部，与“编户”杂居。
随着大汉帝国在黄巾“叛乱”中之崩溃，中原豪族乘时四起，各据州郡，互相混战。以后虽演化而为三国鼎立，但内战并未停止，而且以更集中的形式表现为南征北伐，以至中国陷于分崩离析之封建割据局面者垂五六十年。在这一时期中，中原豪族只知致其全力于内部的火并，舻船南下，流马北转，陕南汉北，内战连年。而于西北边防，则置之度外，于西北民族则任其进出。于是并州之胡则“听其部落散居六郡”（《江统传》）。辽东、句骊则徙其余种，居之荥阳。当此之时，“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晋书·武帝本纪》）而在诸族之中，其侵入中原最深而又最多者，则为匈奴，据《晋书·匈奴传》云：“魏末……其（匈奴）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由此，而知在三国之末，匈奴已有三万余部落，移入山西之南。而其他所谓“杂虏”之以“内附”而移入中国北部者亦十余辈。
西北诸族的内徙，一方面固由于当时中原的内战，提供了他们以最好的客观条件；但另一方面，则当时中原的豪族为了战胜敌人而主观地招致西北民族亦为原因之一。如“魏武帝……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江统传》）。如“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虞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傅玄传》）故匈奴入陕，鲜卑入关，与当时魏之防蜀实有密切关系。而氐、羌之东徙，又与蜀之抗魏有其密切关系。
西晋虽然灭蜀平吴，结束了三国割据的局面，但亦即因此而消耗并削弱了它的国力，以致始终再无余力从事于西北诸族之驱逐，甚至无力防止这些民族之继续南侵。在西晋初年对于西北诸族的政策是“来者安之”，“降者纳之”。于是胡骑南渐，其势遂不可遏止。
在这一时代，匈奴族之南称者，其数更多；据《晋书·匈奴传》云：“武帝践祚后，塞外匈奴，大水、泥塞、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又云：“太康五年，复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归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诣雍州刺史扶风王骏降附。明年（八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复率种落大小一千五百口，牛二万二千头，羊十万五千口，车庐什物不可胜计来降，并贡其方物，帝并抚纳之。”
因而，在西晋初年，北狄之入居塞内者“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匈奴传》）此外在冯翊、北地、新平、安定一带则有诸羌。在扶风、始平、京兆一带，则有诸氐。（《江统传》）而鲜卑族则早已散居河北，深入河南。由此而知在永嘉之前，西北诸族，在“降附”与“归化”的名义之下，已成群地进入中国的腹部了。他们有着庞大的数目，而尤以关中为最多，据《江统传》云：“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是则当时关中已有氐、羌五十余万。又冉闵在邺，一次诛胡之数，竟达二十万，则河北诸族之数，亦当不少。如此，若合山西、河北一带的匈奴与鲜卑计之，其数至少当在百万以上。据史册所载，晋代人口总数，为 20302544 人，则西北诸族已占当时人口之半数了。
八王之乱，骨肉相残，若屠犬豕，内战延长，竟达十六年之久。在内战中，各引外族以歼灭自己的兄弟。如成都王颖则引刘渊为外援，于是匈奴五部，遂借“赴国难”之美名长驱入邺。东嬴公腾又引“乌桓、羯以袭颖”，于是东夷遂连骑入关。王浚又“召务勿尘率胡晋合二万人，进军讨颖……克邺城。”于是中原之地从此胡骑纵横，而“黔庶荼毒，自此始也”。（《王浚传》）这些民族在最初，不过“劫夺财货”，“虏掠妇女”，既至部众大集，武装渐盛，于是慨然皆有据地自雄之志。是以刘渊一倡，石勒继之，而西北诸族遂挟其强弓劲弩，闯入中原，建号立国，称帝称王，卒至渡河而南，攻陷洛阳，连骑而西，占领长安，怀、愍北狩，衣冠南迁，颠覆了西晋的天下。这样看来，汉族势力之张弛，与诸族在中原之进出实有其密切的关系，而“内乱”为“外患”之厉防，岂不然乎？
二 “衣冠南渡”以后大河南北的“坞屯壁聚”
西北诸族内侵，与司马氏政权南迁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史上一个天灾大流行的时候。本来晋承三国割据纷乱之后，农村经济并未恢复。虽干宝有“牛马被野，余粮委亩”之颂，潘岳有“华实纷敷，桑麻条畅”之赋，然而实际上则诚如齐王攸所云：“暂一水旱，便忧饥馁”。也如傅咸所云：“自泰始开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军国未丰，百姓不赡，一岁不登，便有菜色。”自咸宁以降，水旱虫蝗，遍于郡国。饥馑疠疫，因而随之。自咸宁二年（276）至泰安元年（302）26 年间，荆、扬、梁、益、徐、豫、冀、兖诸州，大水十次，而雍、梁、关中一带，大旱及大蝗两次，大疫一次。二十六年中，而有十五年在天灾中，农村经济自然陷于破产，以至“斛米万钱”，“骨肉相卖不禁”。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民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刘曜之逼，朝廷议欲迁都仓垣，人多相食，饥疫总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晋书·食货志》）
加以西晋时代贵族外戚朋比为政，“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王导传》）“空校衙门，无益宿卫，而虚立军府，动有百数，五等诸侯，复坐置官属，诸所宠给，皆生于百姓。”（《傅咸传》）“以（惠帝）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惠帝本纪》）在这种腐败政治之下，自然是“豪富横肆，百姓失职”；而“豪富者，其力足惮，其货足欲”，是以“大奸犯政”则“官长顾势而顿笔；下吏纵奸，惧所司之不举，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不亮，固在其中矣。”
饥馑疠疫而又加之以剥削搜括，即无八王之乱，人民已经无法生活；而况继之以八王之乱，内战延长及十六年。于是“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殒，相继沟壑。”（《慕容皝载记》）“长安城中，户中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愍帝本纪》）而洛阳城中，甚至“比屋不见火烟，饥人自相啖食。”（《晋书·食货志》）
及至西北诸族侵入，种族仇杀，尤为骇人。如祁“弘等所部鲜卑，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惠帝本纪》）刘聪破洛阳，“害诸王公百官以下三万余人，于洛水北筑为京观。”（《刘聪载记》）其他所谓“枕尸二百里”“枕尸千里”的记载，不胜枚举。
由此看来，当时中原人民不死于天灾，即死于刑网；不死于刑网，即死于内战。其不死于天灾、刑网与内战者，则又大半死于诸族之屠杀。如汲桑陷邺而“诸名家流移依邺者，死亡并尽。”鲜卑入河北，“士众暴掠，死者甚多”，中国妇女“沉于易水者，八千人。”（《王凌传》）
其余未被屠杀者，不论男女又为强迫征去，以从事于苦役。《石季龙载记》有云：“沙门吴进言于季龙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季龙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人，车十万乘，运土建华园及长墙于邺北。”其中壮丁则强迫当兵。如王弥“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士兵。”（《于谕传》）
当此之时，晋代的政府已南迁建业，其势力不及于淮河之北。在这种情势之下，当时沦陷区域的人民，只有两条出路；不是拿起武器斗争，便只有辗转逃亡，苟全性命。所以当时黄河以北的沦陷区域中，到处展开人民自动的武装斗争。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坞屯壁垒，所在屯聚。刘聪入山东，“齐鲁之间，郡县壁垒降者四十余所”；其不降者尚不知多少。刘曜、石勒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其未陷者，亦不知多少。这些沦陷区域的人民，他们自推领袖，保护家乡，如“苏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郄鉴得归乡里……三年众至数万。”“李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他们能自制武器，如魏浚“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武器，于是远近咸襁负，至者甚众”。
即因有沦陷区域人民的武装斗争，所以晋代政权虽退至江南，而人民的堡垒，依然对峙于大河的南北。他们常以巧妙的方法，刺探敌情，以密闻于政府，据《祖逖传》云：“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索以闻。”可惜东晋政府餍于偏安，不能积极北伐，以致先后为诸族所扫荡。随着河北壁垒坞屯之扫荡，诸族势力便在中国北部，获得更大的扩展，因而施于中原人民之各族压迫，日益加甚。于是中原人民便不能不开始其逃亡的生活，而形成中国史上空前的民族大迁徙。
三 饥饿与压迫唤起了流人的叛乱
我们必须指出，在一般人民迁徙之前，中原的士族早在永嘉之乱的时候，便已“亡官弃守”，卷其子女财货及其佃客，开始其向江南之逃亡。据唐林中记有云：“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又据明何乔远书云：“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即至“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王导传》）
这些中原士族，逃亡到江南以后，当时的执政王导，便“劝（元）帝收其贤人，与之图事。”（《王导传》）于是“中原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而“中州人士”皆由难民而一变为“佐佑王业”的显贵了。（参看《晋书·周玘传》）其另一部分士族，则要求政府分剖江南的土地，侨置郡县，重新过度其地主的生活。他们除了带来的佃农以外，又招收由北方逃来的一部分贫农而为其“荫客”以进行其大规模之土地耕种。所谓“荫客”，即在大姓庇荫之下，不纳国税，而以其收入与大姓“量分”的贫农。
这种“荫客之制”，据杜佑云：西晋已经盛行，“至东晋，其数更加”。因为他们南渡以后，利用江南的肥沃土地，与大批流亡的难民，更有可能将这种制度以扩大规模在江南再版。据《南齐书·州郡志》云：“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文献通考》云：“东晋寓居江左……都下人多为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
这种办法很快就被江南的豪族学会了。于是当“王师岁动，编户虚耗”之时，而“南北权豪，竞招游食（难民）”。当时这些大姓所包庇的壮丁数目，《山遐传》云：“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一县之内即可“出口万余”，若合当时所有的“侨置郡县”，则其数当有可观。这样一来，少数大姓豪族，自然是大发其国难财，而对于当时政府为了对抗诸族而动员人力与物力的政策，却发生了极大的阻碍。所以当时颜含看到这种“国弊家丰”的情形，便向王导建议，主张“征之势门，使（荫客）返田桑”。
但是结果，颜含的建议并未为当时的政府所重视。终东晋之世，政治皆为豪族所把持，王、谢、庾、郗，迭嬗执政。以至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民谣，与“淮流竭，王室灭”之预言。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豪族之盛，而其根基不可动摇有如此也。他们把持中央，餍于宴安，丝竹自随，清浅度日，几不知中国北部尚有诸族。结果，文武不和，内外相贰。王敦、苏峻、祖约、桓玄、王恭、殷仲堪等，相继叛乱于内，西北诸族压迫于外，而东晋遂亡。
当沦陷区域一般人民开始逃亡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的庐舍丘虚，田园被占的时候。他们四顾茫茫，无可投依，因而他们的逃亡，显然是无目的的。不过，从历史记载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向着东南与西南两个方面逃亡的。其向东南流徙者，都是山东、河北及淮北带的人民，他们大概都流徙于苏、皖、闽、浙一带。据《晋书·地理志》云：“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荀晞传》云：“顿丘太守魏植为流人所逼，众五六万，大掠兖州。”《地理志》云：“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以后当“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此外，还有一部分山西人也逃到东南，据同书云：“上党百姓南渡，侨立上党郡为四县，寄居芜湖。”由此而知当时北方人民之流徙于东南者，大概都多少获得一些政府的援助，他们也许在江南获得了一块小小土地，而重度其自耕自食的生活，最低限度，也可以投身于大姓而为佃客。
至于向西南流徙者则大部皆为山、陕的人民，他们大概都流徙于四种、豫南、鄂西一带。
关于陕西人民之移徙，《李特载记》言：元康年间，“关西……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流人十万余口……散在益梁。”又《通鉴》卷八六云：“汉中民东走荆、沔。”
此外当时四川遭李流之乱，四川的人民亦多流徙于湘、鄂或云南。《李雄载记》：“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杜弢传》云：“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襄间。”《刘弘传》云：“益梁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通鉴》卷八五云：蜀民“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甚至云南的人民也有向安南移徙的，据《通鉴》八六云：“宁州……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
又据《王弥传》云：“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关于山西人民之移徙，据刘琨向政府的报告云：“臣自涉（并）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
这样看来，今日豫南、鄂西、湘北和四川一带，正是当时流人集中之地，这些从沦陷区中逃亡出来的流人，他们既不像中原士族一样，挟着政权南渡江左，仍然可以“鞭笞百越，称制南州。”以过度其“连骑结驷，高盖华轴”的侈奢生活；恰恰相反，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农民，“扶老携幼”，远涉山河，“羁旅贫乏”，流困异乡。政府既不为分剖土地，侨立郡县；当地的“居人”又视同盗贼，不与合作。他们不是“为旧百姓之所侵苦”，便是“为旧居民所不礼。”在国破家亡而又不能继续下去的环境之下，流人之中迫于生计，难免不有强暴之徒铤而走险，流为盗贼。如《刘弘传》云：“益梁流人萧条，在荆州者十余万户，羁旅贫乏，多为盗贼。”然而其为盗贼，实不得已。决不如《李流载记》所言，“流人专为盗贼”。或如《华阳国志》所载，“流人恃此，专为盗劫”。陕西流人遂与蜀人“客主不能相制”；同时“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与土人忿争。”
当时政府不察实情，对于西南流人，或则勒令回籍，或则欲于尽诛。前者如对于南阳一带之关中流人，“有诏遣还乡里”；后者如对湘州之四川流人，湘州刺史荀眺欲尽诛之。在这样情形之下，西南流人归亦死，不归亦死，于是相率屯聚，煽而为乱，杀戮官吏，攻陷城邑者，到处皆有。其最著者，如秦安二年，张昌的叛乱，“江沔间一时焱起，树牙旗，鸣鼓角以应昌，旬月之间，众至三万。”攻弋阳，破武昌，攻宛攻襄阳，又破江扬二州，扰乱扬、豫、荆、徐、江五州之地。其次，永嘉二年，王弥的叛乱，豫西的流人，群起响应，以致为诸族所利用。以后永嘉四年，王如、庞实、严嶷、侯脱等流人的叛乱，扰乱司、雍二州。最后，永嘉五年，杜弢、汝班、蹇硕等四川流人在湖南所发动的叛乱，南破零陵，东陷武昌，延长五六年之久。这些叛乱，考其原因，并非具有任何政治动机，而皆为迫于饥饿，集团求食而已。所以陶侃对于剿灭流人，颇有经验。其督剿杜弢时所用武器，并非弓矢，而为米粥。流人一见米粥，叛乱即时瓦解。反之，若山简之剿王如，专用武力，则反而不能不由南阳败退夏口。由此而知当时西南一带流人的生活之艰苦实已达到极点。以如此庞大数目的流人，而当时政府不能把他们的力量引向抵抗诸族的方向；反而使他们崩溃决裂，扰乱自己的后方，岂不可叹。
总之，从西晋末到东晋之初，一方面是西北诸族的内徙，一方面是中原民族的南迁，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移动的时代。而民族的大移动则由于中国自三国以来之长期内乱有以启其渐，而八王之乱，则为其最直接之原因。这一民族大移动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是表征西晋势力的衰落；但也留下了一种积极的影响，即由此而加速了中国南部的发展，并从而展开了后来六朝的文明。
（重庆《学习生活》第三卷第二期，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1942年7月20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