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东晋史上，特别是东晋初年的历史上，常见有坞屯垒壁的记录。其分布之广，普遍于北方民族统治区域，特别是黄河南北。这种坞屯垒壁，正是 4 世纪初中原人民反抗北方民族入侵之武装战斗的据点。
在 4 世纪初，中原地区曾经经历了一个北方民族大侵入的时期，历史上称之曰“五胡乱华”。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北方民族入侵的当时，西晋的统治阶级，毫无抗抵地委弃国土，委弃人民，卷其子女玉帛，南渡江左，坐视两京覆没，怀愍北狩；而雍容江表，视若无睹。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北方民族以雷霆万钧之力闪击中原的当时，在晋朝的官军或溃或败或逃或降的当时，中原的人民曾经拿起武器，保卫乡土，代替官军而出现于沦陷区域，展开敌后的武装斗争。这一页英雄的史实，直至现在，还没有被人注意。现在，我把这一史实提示出来，也许在一片灰暗色的《晋书》中，可以放出一些光辉。
二
大约和匈奴发动入侵晋朝的战争同时，中原的人民就开始了自己的武装组织。他们结为坞屯垒壁，准备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政府曾有号召人民武装保卫长安的史实看得出来。《晋书·麴允传》云：
（当长安危急时，）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然诸将骄恣，恩不及下，人情颇离，……（卷八九）
这里所谓“村坞主帅”，就是人民军的首领。所谓“恩不及下”，就是对人民军的待遇不好。虽然如此，在民族国家的大难之前，当时的人民军并不因此而放弃保卫长安的战斗。而且当官军逃亡殆尽的时候，最后死守长安的还是人民军。《索綝传》云：
（刘曜围长安，）城中饥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人守死不移。（卷六〇）
及洛阳、长安先后沦陷，自河以北，关以西，全部国土，沦于匈奴。自陇以南，川、滇、黔一带，又沦于氐、羌，以后鲜卑、乌丸接踵而来，叠演而为“五胡乱华”的变局。当时偏安江左的东晋政府，方以全力剿灭流人。所谓流人，即从沦陷区域逃到大后方的难民。他们认为这些难民，足以扰乱大后方的秩序，比北方民族更为危险，所以必须加以剿灭，因而分不出兵力去抵抗入侵者。在这一时期，政府军之在今华北者仅有刘琨、王浚两部。刘琨困守太原，王浚局促幽州，皆孤危不能自存，更谈不到反攻。当此之时，执干戈以卫社稷者，是中原的人民，特别是农民。
从《晋书》上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沦陷区域，到处都是人民军的坞屯垒壁。因而匈奴人在中原所遇到的敌人，不是晋朝的官军，而是中原的人民军。当时人民军的单位之多，我们可以从各地出现的坞屯垒壁的数字看得出来。据《晋书》载：
元海（刘渊）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卷一百一《刘元海载记》）
刘粲（与王弥、刘曜）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卷一百二《刘聪载记》）
（刘聪）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阳关、公丘，陷之，……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卷一百二《刘聪载记》）
（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石勒）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石勒）与闫罴攻腊圈、苑市二垒，陷之，罴中流矢死，……（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石）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石）勒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自曹嶷叛降石勒后，）青州诸郡县垒壁尽陷。（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
（当祖逖北伐时，）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
（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反攻长安，）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余壁，有众五万以应勋。（卷一百七《石季龙载记》下）
（李流寇蜀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卷一百二十七《李流载记》）
根据以上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敌后的人民武装，已布满于今日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北至辽西，南至鄂北，东南至于淮河流域。至于垒壁的数目，似以陕西为最多。但这是因为除陕西以外，其它各地之垒壁，皆系就被已征服者而言；其未被征服者并未计入。若总计之，其数当亦不少于陕西。因而当时沦陷区域的垒壁，或已近万。以每一垒壁数百人计之，则当时敌后的武装人民，当有数百万人。其未武装的人民，亦无不怀念故国。《刘聪载记》载其中军王彰之言曰：“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卷一百二）所以当赵国、郭默之军，反攻河东，至于绛邑之时，“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刘聪载记》）由此足证当时人心振奋之一般。
三
关于当时垒壁的组织及其活动，史籍不详；但从《晋书》列传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大概当时人民武装皆以坞屯垒壁阻险自固，即以所据之地以名其武装集团。《晋书》上多有殿以坞堡垒壁之地名，其以“坞”名者，“如一泉坞”（《刘聪载记》），“柏谷坞”（《姚泓载记》），“赵氏坞”（《苻坚载记》），“桑凶坞”（《张轨传》）等；其以“堡”名者，如“逆万堡”（《姚苌载记》），“避世堡”（《姚兴载记》上），“马嵬堡”（《姚兴载记》上），“白涯堡”“石堡”（《姚兴载记》下）等；其以“垒”名者，如“山桑垒”（《姚襄载记》），“张春故垒”《刘曜载记》）等；其以“壁”名者，如“杨氏壁”《姚兴载记》上），“铜壁”（《吕光载记》）等。这些地方，大半都是当时人民保聚的地方。
所谓坞屯垒壁，用现代语说，就是堡垒。当时的人民既然守不住城市，当然只有退到乡村；但难保敌军不扫荡乡村，于是在乡村中选择一种险要的地方，周围筑起堡垒，以抵抗敌人的扫荡。为了巩固一定区域的安全，堡垒当然不止一座，而是无数座。《晋书·孝怀纪》云：“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垒。”（卷五）又《石勒载记》谓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广平游纶、张豺，“破其外垒”。有外垒，必有内垒，是当时一个人民武装集团屯集之地，周围都是堡垒，而且不止一层，有外层，并有里层。
每一个人民武装集团，都有自己的领袖。这种领袖，或称“坞主”，或称“垒帅”。坞主与垒帅，出自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物，惜其姓名事业皆不传，无从查考。其在《晋书》有列传者，不过邵续、李矩、魏浚、魏该、郭默数人而已。据《晋书》云：
邵续，字嗣祖，魏郡安阳人也。父乘，散骑侍郎。……续……初为成都王颖参军，……后为荀晞参军，除沁水令。时天下渐乱，续去县还家，纠合亡命，得数百人。王浚假续绥集将军、乐陵太守，屯厌次，……续绥怀流散，多归附之。（卷六三）
李矩字世回，平阳人也。……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征西将军梁王肜以为牙门。伐氐齐万年有殊功，封东明亭侯。还为本郡督护。……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卷六三）
魏浚，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吏，河间王颙败乱之际，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有干用。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卷六三）
（魏）该一名亥，本侨居京兆阴磐。河间王颙之伐赵王伦，以该为将兵都尉。及刘曜攻洛阳，随浚赴难。先领兵守金墉城，故得无他。曜引去，余众依之。时杜预子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界一泉坞，……（卷六三）
郭默，河内怀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卷六三）
从以上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坞主，也有晋朝的官吏，但这在成千成万的坞主垒帅中，不过是九牛一毛。其中大部分恐怕都是乡曲的土豪，或者是英勇的农民子弟。对于非官吏出身的坞主，《晋书》即使偶有记录，亦仅记其名。如云：
杜人王秃、纪特等攻刘粲于新丰。（卷一百二，《刘聪载记》）
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章武人王春起兵于科斗垒。（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卷一百四《石勒载记》上）
坞主垒帅之下，有部将。《祖逖传》云：“逖遣使求救于川（篷陂坞主），川遣将李头率众援之。”（卷六二）又《魏该传》亦云：“该遣其将马瞻将三百人赴尹。”（卷六三）《郭默传》亦云：“循抚将士，甚得其欢心。”（卷六三）这些都是例子。
部将之下，则为“堡户”（按“堡户”二字见《姚兴载记》），堡户的数目因垒壁的大小而或多或少。如《晋书·慕容宝载记》谓：“宜令郡县聚千军为一堡，深沟高垒。”（卷一百二十四）而《石勒载记》谓：“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卷一百四）大抵当时每一垒壁自数百人、千余人至数千人不等。
此等堡户，在平时仍然耕地种田，从事生产。《邵续传》云：“嶷……乃破续屯田”。（卷六三）是邵续的垒堡之中既有屯田，亦有牛马，布于山谷。一旦紧急，则壮者为兵士，老弱者避入深山。《李矩传》云：“石勒亲率大众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斩获甚众，勒乃退。”（卷六三）总之，在当时，每一个垒壁，都是一个小社会。他们在生产中战斗，在战斗中生产，因而这种垒壁是生产的集团，也是战斗的集团。
坞主与坞主之间，也是隶属关系。一个大的坞主，常常统辖若干小的坞主。《祖逖传》云：“又有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皆统属（坞主张）平。”（卷六二）若遇情况紧急之时，各坞主并推出共同的“统主”，作统一的指挥。《苻坚载记》（下）云：“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卷一百十四）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人民军并不完全是乌合之众，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当时沦陷区域的人民，就在坞主垒帅的领导之下，展开敌后的武装斗争。他们在武力不抵之时，有时投降；但一旦得手，又复反正。《石勒载记》云：“勒分诸将讨攻未下及叛者。”这里所谓叛者，就是反正的人民军。
可惜当时的统治阶级，不但不加以支持，反而加以压迫。例如击楫渡江，誓清中原的祖逖，最辉煌的伟绩，就是剿灭了张平、樊雅、董瞻、于武、谢浮及陈川等十几个坞主（参看《晋书·祖逖传》）。虽然如此，当时黄河南北的人民军，并不因此而不效忠于晋朝。他们还是替官军作间谍工作，经常把敌人的情报送到祖逖的大营。后来祖逖之能稍建功勋，还是由于人民军的帮助。关于这一点，《祖逖传》曾有如次之记载：
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由是黄河以南盖为晋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卷六二）
即因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当时的人民军逐渐被入侵者征服或消灭。但敌人消灭他们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情。据《晋书》载，直至慕容俊时，在今山西，尚有堡壁三千余所；苻坚灭亡时，陕西的堡壁依然还是三千余所。甚至到刘牢之北伐时，河南一带尚有晋人的堡壁。《刘牢之传》云：“牢之进屯鄄城，讨诸未服，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可惜当时东晋政府，雍容江左，坐观祸败，终至被入侵者扫荡无余，因而使中原的人民，沦为入侵者之奴虏垂二百六十余年之久，不得翻身。若追究历史责任，东晋初年政府衮衮诸公，实为罪魁。诚如桓温所云：“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 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桓温传》卷九八）
（上海《大学月刊》第六卷第一期，1947年6月1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