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靖康元年（1126 年），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紧急的时代。这一年的正月，金军南侵，进围北宋的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达 33 天之久，迫使北宋政府作城下之盟。

在这一紧急时期中，北宋的太学生曾经挺身而出，走上历史舞台，执行他们抢救民族国家之庄严的任务。靖康元年三月初五日，亦即汴梁被金军围困的第 29 天，在汴梁城出现了空前壮烈的学生请愿运动。

请愿运动的领导者是当时的太学生陈东。陈东的身世，史籍所载不详。据《宋史》卷四五五本传云：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早有隽声，倜傥负气，不戚戚于贫贱。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独东无所隐讳。所至宴集，座客惧为己累，稍引去。以贡入太学。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

仅就这简单的记载已可看出，陈东是当时一个杰出的知识青年。由于他不耻贫贱，不畏豪强，在入太学以前，被人认为是一个危险人物。

陈东何时入太学，史无所载；但他第一次以太学生的资格上书，是在宣和七年十月，则其入太学至迟当在宣和七年十月以前。

陈东是一个正直而又大胆的太学生。他在太学时及其以后，先后上书凡八次，每一次都是痛斥当道的权奸。第一次在宣和七年，第二、三、四、五次，皆在靖康元年，亦即他在太学时。其中第四次，即撰在大请愿时所上之书。第六、七、八三次，皆在建炎元年八月，即高宗召赴行在时。陈东就在第八次上书中，丧失了他的生命。

陈东并不是不知道触犯权奸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他为了国家，便不能爱惜自己的生命。（明人）陈沂《宋代太学生陈东尽忠录》（卷一）行状云：

初上书论蔡京、王黼等，太学生人言人殊，虽平日与共心腹者，然亦忌惮。盖以此数人者，用事日久，盘根错节，恐未易以言破也。公乃曰：“公等未许我，我当断之于心。”于是闭门，焚香危坐，默自计曰：“书上而言幸中，朝廷设命我以官，虽贵且显，吾不受；设得罪以死，吾不悔，如是可也。”继而诸生见公，翕然愿从，而为始终纷纷矣。

因为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所以陈东在同学中获得了信仰。实际上，陈东的这种精神，不仅是口头的言语，后来在行动中都得到了证实。例如在大请愿时，群众杀死内侍，惹出了乱子。同学劝他逃走曰：“事势至此奈何？盍逃死乎？”东笑曰：“君何言之谬也！吾去则君等戮矣。顾君等何罪？吾今日自是头已在地矣。” 又请愿时，兵士数十人和刽子手都围着他。而“东挺身于斧锧之间” ，毫无惧容。在相反的方面，陈东也不是没有作官的机会。在大请愿后的第四天（初九日），政府曾宠以“迪功郎，同进士出身补太学正录”，但他的回答是：“岂敢以此侥幸官爵！”

北宋灭亡以后，陈东又把他的希望寄托在南宋的当局。恰好高宗召他赴行在，他又慷慨陈辞。他不知道当时南宋政府与北宋政府同样是充满了汉奸投降派的政府。这个政府，甚至对于用人行政，都以金人之喜怒为去取。《宣和遗事》云：

先是颜歧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礼；李纲，金人所恶，宜置闲地。”纲既入见，奏曰：“外廷之议，命相于金人喜怒之间，更望审处。”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歧自是语塞，乃拜李纲为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宋的权要，只知有金人，那知有赵氏？然而陈东这位书生，却一心忠于赵氏，忠于宋朝，硬要和当时的汉奸汪伯彦、黄潜善作对。所以他上的书，都是石沉大海。而且不久在大街上就贴出了传单，说他是附和李纲的小人。当时，有李献者，把传单上的话录示陈东，劝他回家。但陈东说：“诚知血泪何益。臣以召来，不敢私还也。”自是以后，陈东即以棺自随，以示决不生还。果然，不久，黄潜善等就借着布衣欧阳彻上书的事情，把他杀了，时年四十二。

陈东被害，当时识与不识，无不悲愤。就是高宗后来也明白了，曾追赠他的官爵，并为词以谏之云：

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云云。惟尔东，尔彻，其殆有意于为忠臣乎？虽然，尔不失为忠臣，而天下后世，顾谓朕何如主也 。

二

陈东的确是北宋末年历史上一个最辉煌的人物，他对靖康元年二月初五的大请愿是一个领导者。但如谓这次请愿是陈东一人煽动起来的，那就未免过于主观。我们只要看当时客观环境，就知道，这次的请愿是当时危城中的人民对于政府所执行的投降政策的一个严厉的批判。

据《宋史·钦宗纪》载：正月初一日，金人陷相州。初二日，陷浚州。河北、河东诸军悉溃。自初三至初六三日间，金人渡黄河。初七日，进围首都。

《宣和遗事》云：“自围京城，凡三十三日。”是金人撤退，在二月初十，与《钦宗纪》所载金人撤退的日期相同。但《三朝北盟会编》则谓：“自正月七日至二月十一日，金虏围城凡三十四日。”想系金人于初十日开始撤退，至十一日才撤退完毕，两说并不矛盾。

当金人围城的当时，宋朝的统治阶级已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如果要冲出这个危险，惟一的办法，应该是调集援兵，沉着应战。但是并不如此，他们代替应战的是逃亡，是投降。

据《宋史·钦宗纪》载，早在金人围城的前三天，即初四日，退了位的徽宗皇帝已南奔亳州，宰相并欲奉现任的皇帝钦宗出走襄、邓，以致百姓惊惶，纷纷逃亡。

由于李纲的谏止，皇帝总算没有逃走。皇帝既决定留在这坐以待围的城内，那就要有一种守城的布置。所以初五日，下令以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而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矇副之。但同时也组成了一个以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的投降内阁。

这个内阁，在金人围城的第一天，就派出了投降使者郑望之、高世则前赴金营，试探金人的要求。初八日，金人遣吴孝民来议和，宋再派李税使金营，金又使萧三宝奴、耶律忠、张愿恭等来，一日之间使节往返三次。大概就在这一天，协定了投降条件的内容。

初九日，金使萧三宝奴、耶律忠、王汭借宋使李棁来，便带来了最后的通牒。这个通牒上所提的条件是：（一）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帛缎百万匹，牛马万头；（二）宋尊金主为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四）以宰相、亲王为质。

在这些条件中，使北宋统治者最感困难的，倒不是割地，也不是人质，更不是称侄的问题，因为他们有的是祖宗遗产，有的是汉奸宰相，有的是做儿皇帝的精神。困难只在第一条，因为当时的汴梁城里，实在搜刮不出那样巨额的金银、帛缎和牛马。

从初九日起，政府派遣大批人员，在汴梁城里挨户搜刮金银和帛缎，倡优之家，亦无幸免。但截至十三日，搜刮所得，只有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帛缎牛马多少，史籍不详。

十四日，选定了张邦昌和康王构为人质，命他们带着这不足数的金银前往金营，献给斡离不元帅。

在宋、金两方信使往还、谈判条件的期间中，金人并没有停止对汴梁的围攻。据《钦宗纪》载：初七日之夜，金人攻宣泽门。李纲御之，斩获百余人，至旦始退。初九日，金人攻通津、景阳等门。李纲督战，自卯至酉，斩首数千级，何灌战死。

这种记载，一方面说明金人的和平谈判是瓦解北宋的军心；同时，也说明北宋政府在当时并不是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然而北宋政府始终不敢和金人宣战，这完全是隐藏在政府中的汉奸妥协分子如张邦昌、李邦彦之流要坚持投降。

从正月十八日起，汴梁城里的政治空气开始转变。因为这一天，统制官马忠以京西募兵至，当日击败金人于顺天门外。到二十一日，靖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种师道又督泾原秦凤兵入援。这些援军的到达，使那些盘踞高位的汉奸没有理由继续其投降政策。

这时李纲仍任尚书右丞兼四壁守御使，因援兵到来，更主张宣战，皇帝也同意作一次冒险的出击。因命种师道为京畿河北河东宣抚使，统四方勤王兵及前后军，准备应战。种师道的部下姚平仲为先锋，李纲为后援，准备突袭金营。

抗战派的抬头，就是汉奸和妥协分子的末日。为了打击抗战派，从而把国策仍然拉回投降主义的道路，李邦彦、张邦昌等乃开始失败主义的阴谋。他们一方面把突袭金营的消息密报金人；另一方面，收买种师道的将校，要他们临阵脱逃。所以二月初一，姚平仲将兵夜袭金营，不克而奔。

关于此事，《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四，引《宣和录》云：“初，种师道为宣抚使，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姚平仲谋劫寨。数日，行路皆知之，虏先为备。一日出师，以为功在顷刻矣。行营司属官方会封丘门草露布，忽报失利，上震惊。”又同书引《太学生雷观上钦宗书》云：“比闻出师攻贼，为统制将校，不肯入敌。”这两种纪录，不是很明白的暴露了汉奸的阴谋吗？

跟着使宋军失败的阴谋而来的，自然是恢复投降的谈判。二月初二日，政府下令罢李纲以谢金人，俾待命（即软禁）浴室院。种师道亦罢宣抚使（亦失去自由，请愿以后始得回家），以右丞蔡懋代之；并撤销亲征行营司，命守城将士戢弓弛炮，无得辄伤虏营。《靖康传信录》卷二云：“蔡懋号令将士，金人近城不得辄施放。有引炮及发床子弩者，皆杖之。将士愤怒。”初四日，命驸马都尉曹晟使金军，代表国家向金人道歉，并要求重新恢复和谈。初五日，又命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和知东上阁门事王球使金，许割三镇之地。就在这一天，北宋的太学生怒吼了，于是而有二月五日的大请愿。

三

这种割地、纳款、送质、请降，特别是“罢李纲以谢金人”及种师道撤职的消息传到太学，传遍汴梁城里的人民，一时人情汹汹，无不愤激。特别是当时的太学生，他们感到这种屈辱无异宣告国家的灭亡和自身被人拍卖为金人的奴虏。这些太学生读过圣人之书，记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训。为了抢救危亡，他们再不能沉默，他们要为民族的生存而呐喊，而行动。

在二月初五那天，一群激愤而纯洁的太学生在陈东的领导之下，走到皇宫前面，伏阙上书，要求罢免李邦彦等，复用李纲、种师道。其书略云：

奋不顾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妒贤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贼也。恭维皇帝陛下，聪明英睿，独智旁烛，贤邪之分，宸衷默判；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其庸谬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臣等闻纲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彦等遂得乘间投隙，归罪于纲。然一胜一负，兵家之常；小胜固未足为善，而小挫亦未足为辱；况示怯示弱，奇谋秘计，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 ？

太学生的要求，也就是一般人民的要求，所以当请愿的太学生到达皇宫面前的时候，汴梁城里的军民，“数十万，不期而会于宣德门下。”这样，在皇宫之前，就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大请愿大示威的队伍，学生运动变成了群众运动。关于这次大请愿大示威的经过，《靖康传信录》卷二曾有如此之记述：

初，太学生陈东与书生千余人，是日诣阙上书，明余及师道之无罪，不当罢。军民闻之，不期而集者数千万人，填塞驰道街巷，呼声震地，舁登闻鼓于东华门击碎之。上遣吴敏、耿南仲慰谕诸生，俾之退。为军民所拥，不得行，必欲见余及师道乃去。不得报，则杀伤内侍二十余人，反诟詈宰执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等欲殴击之，皆散走藏匿。于是上遣中使召余及师道入对。余闻命，惶恐固辞，不敢行。而宣召者络绎而至，中使迫促。不得已，上马出浴室院，由东门街抵驰道，趋东华门，军民壅积，几不可进。宣召中使朱拱之复为众所杀，盖怒其传旨之缓也。入见上于福宁殿阁子中，余泣拜请死，上亦泣。有旨复尚书右丞，充京城四壁守御使。余固辞，上不允，俾出东华门至右掖门一带，安抚军民。余禀上旨宣谕，乃稍散去。

又《靖康要录》卷二亦载此事，与上书所载略同，惟更详细。《要录》云：

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率数百人，伏宣德门下上书，乞留师道与纲。已而，集军民数万人，相谓曰：“非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毋得归。”会百官退朝，自东华门出，至关前。众指宰相李邦彦，数其罪，谩骂至前，提其发，复殴之，邦彦疾驱以免。领开封府事聂山举鞭揖东等曰：“诸公如此，可谓忠义矣。”逻者以闻，上命阁门索所上书。顷之，中人传旨云：“诸生所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当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众哄然曰：“安知非伪耶？须见李右丞、种宣抚复用而退”。于是知枢密院吴敏传宣曰：“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使金贼稍退，即令复职”。犹不退，时日已旰矣。百姓乃舆登闻鼓，置东华门外，挝而坏之，山呼动地。枢密耿南仲至，诸生曰：“先生前日为天子传，宣言无不行。……”南仲曰：“当便求对，以诸生之意奏上。”众虑南仲诈，拥其马，不得归。南仲亦径入朝。继而，开封尹王时雍来谓诸生曰：“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诸生应之曰：“以忠义胁天子，不愈乎以奸佞胁之乎？”复欲前殴之，时雍逸去。

殿帅王宗楚谓上曰：“事已尔，无可奈何，当黾勉从之。不然，且生变。”遂遣南仲号于众曰，“已得旨，宣李纲矣。”百姓数千人，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继而宣者络绎不绝。内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谕，继未到，而后发之使先至，众取拱之脔而磔之，即矫制曰：“杀内臣者无罪。”又取十余辈杀之，皆裂其尸，碎其骨，其取肝肠，揭之竿首，号于众曰：“此逆贼也。”纲既对，即诣行营司，而师道亦归其宅。士庶知其复用也，遂散。”

除以上两种记载外，《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四尚有一些零碎的纪事。如云：

邦彦适过，军民骂曰：“李邦彦，汝是浪子，岂能做宰相？”拾瓦砾击之，邦彦跃马，奔入庙堂，乃免。（案《宋史》卷三五二）《李邦彦传》谓邦彦“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都人目为“浪子宰相”）朱御药（即朱拱之）受宣劄下，不肯去。移刻，一中使出”。或者曰：“此是朱御药。”众方愤疾。即拽下马，丝裂其尸。其使同时被殴者张太尉等三十七人。

又《宋代太学生陈东尽忠录》卷一行状，亦载此事云：

军民因毁阙前栏盾，挝登闻鼓，其不逞者愤宦官之前为奸者，乘势鼓噪，杀御药朱拱之，至揉其肤发。公（陈东）止之无力，众怒哗不听。百姓见（李）纲，皆呼曰：“右丞且与百姓为主。”纲亦言曰：“纲已在此，即登城矣，百姓不足忧。”促（百姓）归（家）照管老小。

又《宋史》卷三三五《种师道传》云：

太学诸生，都入伏阙，见种、李。诏趋使弹压。师道乘车而来，众褰帘视之，曰：“果我公也。”相率声诺而散。

《宋史》卷三九九《高登传》云：

登与（陈）东再抱书诣阙，军民不期而会者数万。王时雍（开封府尹）纵兵欲尽歼之，登与十人屹立不动。（按此事亦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四。是书谓：“王时雍以兵士数十人簇定东，又命刽子数人，不离左右，主管殿前司王宗濋亦以殿前兵来往逼视，东挺身于斧港之间。”）

以上各种记录已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次大请愿的经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次请愿，最初不过是太学生数百人伏阙上书，以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竟使一个学生运动发展为群众运动。

由于群众的参加，学生便没有控制请愿秩序的能力，因而发生了拆毁栏捶；捶破登闻鼓、杀伤内侍、辱骂宰相、逼迫枢密，乃至并不否认以忠义胁天子，并且几乎冲进了浴室院等等的愤激行动。

至于当时政府应付这次大请愿的态度，总算开明。虽然曾经出动了大批的军队，如王宗濋所统的禁卫军，王时雍所统的开封府的守备军，乃至刽子手都往来巡逻于群众之中，特别监视着太学生的行动，但他们到底是中世纪的统治者，还有一点旧道德，始终没有对徒手的学生和市民开刀。

四

学生在请愿的当时总算平安渡过，但当时的权奸并没有忘记昨天的仇恨。当请愿队伍解散以后，他们便开始对付学生。李棁、蔡懋之徒，硬说“太学生率众伏阙，意在生变，不可不治。” 而李棁、耿南仲并制造谣言，污蔑学生，说学生请愿是有人指使，指使者即李纲。此辈盖欲以陷害太学生者陷害他们的政敌。《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引《靖康录》李棁言曰：“伏阙之士，其间有纲故旧”。《靖康传信录》卷三云：“南仲忽起奏曰：‘臣适遇左司谏陈公辅于对班中。’公辅乃二月五日为李纲结构士民伏阙者。”但是，这些谣言钦宗也不相信。他说：“士庶以亿万计，如何结构？”同时，当时的学者陈时在召对时也说：“诸生伏阙纷纷，忠于朝廷，非有他意。”虽然如此，为了泄愤，仍不能不对付学生。

第二天，在太学的大门上，贴出了禁止请愿的文告。《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引《靖康录》云：

开封三街犹榜太学门。榜曰：“准殿前司牒，准内降御宝批；朝廷方大开言路之时，应文武臣下秀才等，宣以忠言谠诠建陈，用纳亲览。于其可否，一一亲行裁决。再有似此伏阙上书为名，意在作乱之人，仰三衙立便收捉，当行军法。奉御笔付王宗濋等出榜，如有似此之人，斩讫奏闻。”

跟着这个禁令而来的，便是恐怖政策，大批便衣密探混进了太学，监视学生的行动。《宋代太学生陈东尽忠录》卷三，《陈东辞诰命上皇帝书》云：

宗濋、时雍又日遣人在太学，视察诸生行动，至今不绝，使一学之士，惴惴然不得游息于其间。

当时有无黑名单，不得而考；但有过半数以上的太学生，未经请假而自行离校，则系事实。《靖康要录》卷二云：

先是诸生闻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学官以不告而去，用学规屏之。诸生复哄然，乞同屏。乃亟命扬时兼祭酒，召诸生慰劳之。越两日，复令聂山传旨抚谕之。

据此，又知当时被迫离校学生，学校当局曾一度要予以开除；后来以在校同学以罢课抗议，才保留学籍。团结就是力量，宋代太学生似乎已经知道了。

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已经是八百多年前的历史，但二月五日，却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纪念的一个日子。陈东也是八百年前的人物，但是这个人物，也是中国知识青年应该学习的人物。

（上海《大学月刊》第六卷第二期，1947年7月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