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动员义军到解散义军
1126 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金人由河北、山西两路南侵。
在山西方面，金将粘没喝（粘罕）攻陷恒、代、太原、泽、潞、汾、晋，渡河而南，进陷西京（洛阳）。当金兵进薄平阳，平阳叛卒导金兵入南北关。粘没喝叹曰：“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矣。”
在河北方面，金将斡离不攻陷真定、怀、卫、浚、滑，渡河而南，直逼汴京（开封）。当金兵渡河时，“宋师在河南者，无一人御敌”。金人笑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 在此金兵两路渡河，兵临城下的紧张形势之下，于是钦宗采纳了耿南仲、李邦彦、吴敏、李腄等的意见，派遣耿南仲为河东割地使，使于粘没喝。聂昌为河北割地使，使于斡离不。
但当时，大河以上，义军蜂起：在山东则张仙众十万，张迪众五万。在河北则高托山号三十万，二三万者不可胜数。在山西，则忠义豪杰，遍据山寨。他们都主张抵抗，反对割地。所以耿南仲至卫州，百姓不纳。聂昌至绛州，州人杀之。据《三朝北盟会编》云：“耿南仲与金人王汭至卫州。……南仲独至卫州城下，守臣徐凌欲出城迎见，百姓不许。云：‘门下与虏人同行，不可令入城’，闭城不纳。南仲遂往相州”。（卷六六）“聂昌往河东割地，……虏使偕行。至绛州……绛人怒昌割地……百姓攻之，执昌同虏皆杀之”。（卷六七）
李纲深知民气甚愤，可因以制敌；同时，“既遣使矣，虏骑薄城，京师围闭”。欲以义军之力，解京师之围。因上疏谓：“（河东河北）两路士民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 请号召河北义军勤王。于是钦宗慨然下诏曰：
咨尔河北之民，与其陷于蕃夷，各宜自愤，抱孝怀忠，更相推立首领，多与官资。监司守土帅臣，与尔推诚结集，北道州军，自以为保守疆土，使予中国不失于蕃夷。天下平安，朕与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兹诏示，宜体至怀。
于是张所即冒围以蜡书驰赴河北，召募义军。据李纲《建炎进退志》云：“蜡书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弃我于夷狄，犹有一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应募者凡十七万人”。由此足见河北人民抗敌情绪高涨之一般。
同时，傅亮带领三万人，由河北应诏驰赴汴京勤王。于是李纲遂举张所、傅亮二人招抚河北义军。
不久，汴京陷落、徽、钦被掳。金人立张邦昌为楚帝，在汴京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而以徽、钦及在汴皇族与大量的子女玉帛卷而北走。于是康王即帝位于归德，南渡临安，是为南宋高宗。康王即位之初，以中原沦陷，二帝被掳，颇有收复失地、复仇雪耻的雄心。他曾经转战河北，深知义军可用，故毅然于建炎元年八月八日及十四日，两次下诏，号召义军。其诏有云：
近者使臣来自朔部，审问两路守臣，义不爱生，誓以死守；贼虽凭恃犬羊之众，敢肆攻围，而能卒励士民，屡挫丑虏。其忠义军民等倡义结集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东，国之屏蔽也，朝廷岂忍轻弃。靖康之间，特以金人凭陵，不得已，割地赂之，将以保全社稷，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退，攻破都城，易姓改号，劫銮舆以北迁，则河北、河东之地，又何割焉？已命将遣帅，以为应援。两路州县官守臣及忠义之士，如能竭力捍御保有一方，及纠集师徒，力战破贼者，至建炎二年，当议酬其勋庸，授以节钺。其余官军吏兵等，第加优赏。应赋税货财，悉许移用；官吏将佐，悉许辟置，朝廷更行量力应副。为国藩屏，以昭茂功。
金人北去，宋都南徙，政府以宗泽留守汴京。“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京城楼橹尽废，兵民杂居，盗贼纵横，人情汹汹”。而宗泽“据形势，立坚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鳞次为连珠寨，连结河东、河北山水寨忠义民兵。” 迅速恢复了汴京的秩序，巩固了沿河的防御。并且“招集群盗，聚兵储粮，结诸路义兵，连燕、赵豪杰，自谓渡河克复，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识者恨之。”
从以上的史实看来，在汴京沦陷后的一瞬间，南宋朝野上下，实有一致抗敌的精神，但可惜不久以后，黄潜善汪伯彦之徒执政，便企图偷安江左，苟延性命，一意屈辱，割地赔款，称臣进贡。于是一面窜李纲于琼州以谢金人；另一面，又于建炎元年十月下令：“罢诸路召募溃兵忠义等人，及寄居官擅集勤王兵者”。 当此之时，宗泽曾慨然上疏曰：“自敌围京城，忠义之士，愤懑争旧，广之东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数千里争先勤王。当时大臣无远识大略，不能抚而用之，使之饥饿困穷，弱者填沟壑，强者为盗贼，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时措置乖谬而致耳。今河东西，不从敌国而保山寨者，不知凡几？诸处节义之夫，自黥其面而争先救驾者，复不知其几？此诏一出，臣恐草泽之士，一旦解体，仓卒有急，谁复有愿忠效义之心哉！” 以后汪伯彦等欲献媚于金人，更进一步指勤王者为盗贼。宗泽又上疏云：“今河东、河西……节义丈夫不敢顾爱其身而自黥面，争先救驾者几万数人，今日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其面者，岂能自顾耶？”（《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又云：“但见刑部指挥云，不得誉播赦文于河之东、西，陕之蒲、解者，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其民也！”
二 普遍全国的“忠义巡社”
当时义军之所能蓬勃地兴起弥漫大河南北，决非偶然。
首先是政府的几次号召，激发了沦陷区域人民爱护祖国的热忱。因当“时乃割地之初，以大河为界。北方盛传南帝亲征，民间往往私结徒党，阴置兵器，以备缓急。沿河州郡，尤为谣言所惑，至于昼为罢市，夜或披衣以伺风声者。” 河北的人民，期望以自己的斗争，迎接祖国的北伐军“使予中国不失于蕃夷”。
其次，由于金人的严刑重赋，使人民穷无所归。据《大金国志》云：
太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险者，至今不从金国。其后又因严刑重赋饥馑逃亡，及豪杰乘时而起者，比比有之。（卷十）
又据《三朝北盟会编》云：“耿京怨金人征赋之骚扰，不能聊生……与其徒六人入东山，渐次得数十人，取莱芜县，有众数百……自此渐盛。”（卷二四九）
又据《大金国志》云：“最甚者，天会（金人年号）八年春，以人口折还债负，相率上山者，动以万计。”（卷十）
最后金人下“削发变服的命令。”据熊克《中兴小纪》云：“金人分河间、真定二府为河北东西两路；平阳、太原二府为河东南北两路。去中山、庆源、信德府号，皆复旧州名。百余军垒，亦多改焉。下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皆死。”（卷七）
又《三朝北盟会编》引宗泽疏云：“今河东河西，不随顺蕃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处。”（卷一一五）同书卷一二二又引马扩书云：“时方金人欲削南民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凌虐，心生离贰，或叛逃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各传蜡书，皆约内应。”
在以上的种种情形之下，于是黄河以北的人民，便相率揭竿而起，联村结寨，以反抗金人的野蛮征服。他们组织了历史上有名的“忠义巡社”“红巾”等，在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淮北一带，结成大大小小的山寨水寨，与金人展开激烈的斗争。
“忠义巡社”最初是人民自动组织的，各地与各地不同。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有云：“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乃定河北忠义巡社法。”以后政府曾经一度计划统一他们的组织，并加强其与地方政府与军事当局间联系。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三省枢密院奏云：
诸路民兵为忠义巡社，令宪臣提领。张悫之为户部尚书也，建言：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且从靖康诏旨，以人数借补官资。仍仿义通增修条画，下之诸路。未及行，会许翰与东京西路安抚大使兼知东平府权邦彦继以为言。乃以忠义巡社为名，仍自本院参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甲长以上免身役。所结及五百人已上，借补官有差。即有功或艺强及都总首满二年无过者，并补正。犯阶级者杖之。岁冬十月，按试于县，仍听守令节制。岁中巡社增耗者，守二令尉黜陟皆有差。（卷八）
但是不久，张浚便建议朝廷，谓“巡社不利于东南”，请政府取消东南的巡社。他说：“臣窃谓往岁巡社之举，无益于御寇，只以召乱。而况东南之人，其不可为兵也明矣。一发其端，其害甚大。”
政府接受了张浚的建议，于是下诏：“陕西、河北巡社依旧，余路均罢。”
“巡社之不利于东南”，如果如张浚所谓：“东南之人，不可为兵，”此乃不通之论。若谓“一发其端，为害甚大，”则又未免过虑。然而巡社之取消，实有其原因。即因当时各地巡社移用“应赋税货财”，因而增加了豪富的负担。据《系年要录》有云：
始朝廷以诸州禁兵不足，乃集民兵，置巡社，又增射士以助之。已而言者以为巡社不利于东南，既罢之，犹存十分之一。至是（建炎元年六月），朝请大夫王诲言，海陵一县，应留巡社六十三人，而岁敷民间庸钱六千三百缗，利害可见。民兵之法，凡坊而产钱千缗，乡村田三顷，并出一夫，岁租之入或不足供办，而点丁之际，尽取其力穑之人，此尤拂于人情。（卷二四）
当时东南巡社，业已奉命组织，广之东西，湖之南北，江淮闽浙，忠义之士争先恐后，“聚集兴宋”。一旦被迫解散，遂相率而为“群盗”。如荆湖的孔彦舟，襄阳的张用，江淮湖湘的李成，湘赣边境的曹成，蕲阳的刘忠，洞庭的杨么……他们各人都聚集著大批的义民，自由行动。因而李纲、韩世忠、岳飞等大将，便不能不从前线走到后方，以与江南群盗相周旋，据《系年要录》卷三一：“郴州永兴县所捕乡民，皆面刺‘聚集兴宋’四字”。自从“江南群盗”起，于而遂有金人第二次之大规模的南侵。
三 王彦的“八字军”
太行山是当时义军的一大根据地。因为太行山介在山西、河北之间，山西、河北的人民，都向那里集中。据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九云：“自靖康以来，中原之民不从金者，于太行山相保聚。”
在当时太行山中，并不只是一个山寨。在那里，先后建立山寨的有王彦、梁兴、梁青、韦铨、张横、齐石、武渊、贾敢、石子明、陈俊等，而其中尤以王彦所领导的八字军，最为有名。
关于王彦的八字军：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三云：“彦收散亡得七百人，保共城县西山，常虑变生不测，夜则徙其寝所。其部曲曰：‘我曹所以弃妻子冒乃死以从公者，感公之忠愤，期雪国家之耻耳。今使公寝不安席，乃反相疑耶，我则非人矣。’遂皆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示其诚。彦益自感动，大树威信，与士卒同甘苦。未几，两河响应，招集忠义民兵首领，如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一十九寨，十余万众，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自并、汾、湘、卫、怀、泽间倡议讨贼者，皆受彦约束。禀朝廷正朔，威震燕代。金人患之，列戍相望，时遣劲兵挠彦粮道，彦每勒兵以待之，且战且行，大小无虑数十百战。斩获银牌首领、金环女真，及夺还河南被掳生口不可胜计。”
同书卷一一四云：“金人时锐意中原，特以彦在河朔，兵势张甚，未暇南侵。一日虏帅召其众酋领，俾以大兵再攻彦垒。酋领跪而泣曰：‘王都统寨坚如铁石，未易图也。必欲使某将者，愿请死不敢行。’其为虏所畏如此。”
王彦的八字军在太行山下，曾于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年四月两次大败金人。后来宗泽以“彦虽盛，然孤军无援，不可独进。”乃召王彦回东都。东都沦陷后，王彦便南归了。
关于梁兴：据《宋史·岳飞传》云：“绍兴六年，太行忠义社梁兴等百余人，慕飞，议率众来归。……又命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梁兴会太行忠义及两河豪杰等，累战皆捷，中原大震。”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七亦云：“荆襄招讨使岳飞言，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百余人，欲径渡河，自襄阳来归。时金人并力攻兴，故兴以精骑突而至飞军前。上曰：‘果尔，当与官以劝来者’。”
关于梁青：据《大金国志》卷十二云：“义士梁小哥（即梁青）有众四千人。”曾攻陷平阳府的神山县。金人派总管判官郑奭去迎击他，但“金军遥见小哥旗帜不敢进。继有都统马五者，领契丹铁骑五百至，责奭逗奋，并将其军，与小哥战，亦败死。” 关于韦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云：“河东山寨如韦铨辈，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亦无如之何，羁縻之而已。一旦天师渡河，此辈必为我用。”
关于张横：据《中兴小纪》卷十九云：“初，太原张横者有众二万，往来岚宪之境。岚宪知州同知领兵一千五百人，入山捕之，为横所败，两同知被执。”
关于齐石武渊贾敢等：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七及《大金国志》卷七载：“天会九年……河东南路都总管萧庆招降太行红巾首领，齐石、武渊、贾敢等送于粘罕，罕尽杀之于狱。”
关于石子明：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一云：“太行义士石子明与金人汉军八万户侯韩常战于真定，大败常军。”
陈俊据《系年要录》卷一九二云：“（金主）亮肆虐既久……及将用兵，又借民间税钱五年，民益怨愤……于是中原豪杰并起……太行陈俊唱义集众。”
从以上的史实看来，太行山的义军，自从齐石、武渊、贾敢被金人诱杀以后，再也没有一个投降的了。他们虽据太行，分道驰逐，剽击于山东、河北诸州郡，给金人以心腹之患。他们之中，有些是直接受政府军的指挥，如王彦的八字军与宗泽的关系。有些则与政府军保持相当的联络，如梁兴、梁青、韦铨等之响应岳飞的北伐。有些则在客观上帮助政府军的攻守。据《系年要录》卷一〇五云：“岳飞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则太行一带山寨必有通谋者，自梁青之来，彼意甚坚，……河东山寨如韦铨辈……一旦王师渡河，此辈必为我用。”又据《宋史》所云，他们与韩世忠也保有密切关系。《韩世忠传》云：“初，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宿州马秦及太行群盗，多愿奉约束者。”此外他们与地方民众，也保有密切的联络。地方民众并且供给他们的粮食。因此金人迁怒于附近地方的民众。《大金国志》卷八云：“天会十二年……河东南路都总管蒲路虎捕太行义士，以绛州翼城村民多有输其粮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可惜后来宗泽忧愤而死，岳飞为卖国贼秦桧所杀，而韩世忠亦罢置闲散，于是太行山的几十万忠义之士，遂先后为金人所消灭。
四 马扩的“五马山寨”
除太行山的义军之外，其次就是五马山的义军，这支义军的领导者是宋朝的武功大夫和州防御使马扩。据《系年要录》卷四载，当太原沦陷后，马扩被派到真定募兵，为按抚使刘韐因私仇所囚。真定破，马扩才“自狱易服出奔，窜西山和尚洞”。又据《北盟会编》卷九〇云：“时两河义兵，各据寨栅，屯聚自保，众请推马为首……与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数战。”又云：“与虏人战……马被执。……斡离不曰：‘尔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将，何自苦如此。我久知尔忠义，我国家内除两府未可仿外，尔自择好官职为之。’马曰：‘某世受国家爵禄，今国家患难，某宁死不受好官。’经数日复来说马。马曰：‘必不得已，愿求田数百亩，耕而食之，以终父母之寿。’斡离不许之。”
以后马扩又奔回五马山，再整旗鼓。据前书卷一一五云：“（马）复奔诣五马山寨，诸寨闻之喜跃，复推马扩为首。是时传闻信王在金人寨中，隐于民间，自称姓梁，为人点茶。马扩一夕率兵劫金人寨，夺迎以归，遂推奉信王为首。时两河忠义，闻风响应，遥变旗榜者，约数十万人。”
马扩以为威信既立，基础既固，须与政府取得联络，于是南诣行在，投表乞师请命。他不知当时汪伯彦、黄潜善当国，不欲与金战，而且对于他奉信王为首，更为疑忌。结果拨得乌合之众数千，等到他回到大名府，而五马山的大本营，已为金人所陷落。据《北盟会编》卷一一六引续自叙云：
时汪伯彦、黄潜善为相，既疑且忌，遂遣数千乌合之兵付马以行；又有洺州弃城军兵民兵到泗州者，有旨拨五百人随马扩往河北应援，信王密授，朝廷反相防闲。十羊九牧，左疑右忌，未至大河，诏旨络绎，令一人一骑，不得渡河，听诸路帅臣节制。马知其掣肘，谓不可以成事矣，遂屯于大名以俟之。
轰轰烈烈的五马山，由于汪伯彦等等摧残，结果数十万义军全军覆没，信王不知所终。而对于马扩，则既不给以军饷，又复中以谣言，终于罢免其军职。据《北盟会编》卷一一八云：
先是马扩以节制应援兵马使，集诸军欲大举收复陷没河北州郡，师次馆陶，闻冀州已陷，金人犯博州，皆彷徨不敢进，其副任重与统制官曲襄、鲁珏、杜林，望风奔溃还朝，共肆谮诬，以迎合当时之意。扩军士乏食，众汹汹以顿兵不动为言，马遂帅众往攻清平，金酋挞懒郎君与目窝里合嗢兵往并攻清平。……清平人开门降金人，掩马扩之背，马敛兵退，众皆散乱不整。马以事不可济，乃由济南归。……马到行在，自上表待罪。褫二官，并罢其兵职。
马扩败后，五马山上，还继续有过两次义军的活动。据《宋史·信王榛传》：在“绍兴元年，郑州有杨其姓者，聚众千余，自称信王，”可惜为“镇巡使翟兴觉诈，遣将斩之以闻于朝。”
在杨姓者之后，五马山又出现了一个义军领袖沙真。据《系年要录》卷四十九云：
都督行府言五马山车股寨忠义首领沙真遣其徒赵元来白事，乃补进义副尉，令复往抚谕。
但是这已经是金人势力更盛的时代，人民鉴于马扩的惨败，已经没有那样的热烈了，所以结果也就没有把这一枝义军扩大起来。
五 山西、山东、淮北、辽东与湖北的“山寨”与“水寨”
除了太行山、五马山的义军以外，在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还有很多的义军。他们结成了许多山寨和水寨，与敌人作长期抗战。
现在我们先说山西的山寨。山西的山寨有史可考的，有五台山的山寨、神稷山的山寨、西山的山寨。
（一）五台山的义军，起于太原被围的时候，前后两次援应太原，都失败了。
第一次是庞僧正所领导，据《北盟会编》云：
先是统制武汉英将禁军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来真定，见（刘）韐，不语。汉英至五台山见庞僧正，说庞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劫金人之军。未出五台山界，遇金人，战不胜。汉英走入平定军瑜珈寨。（卷四八）
第二次是僧吕善诺、杜太师所领导。据《北盟会编》云：“初，太原城中有将官杨可发者……擦城出，欲招集人解围，到盂县，约有众千余。忽逻得三人，乃繁峙县东诸豪杰，不肯顺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发遂随三人至五台山北繁峙县东天延村，招军马，四十余日，得二万余人，以五台山僧吕善诺、杜太师为先锋，将到繁峙县东十里铁家岭，遇金人，大战，至晚，众皆散去。”（卷五一）
（二）神稷山的义军，领导者为解州人邵兴，曾在山西南部晋绛一带与金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据《北盟会编》卷一〇四云：“解州民邵兴据神稷山，屡与金人战，大破其军。邵兴字晋卿，解州安邑人也。靖康，金人犯晋绛，兴因起兵为盗，人呼为邵大伯，据解州神稷山，屡与金人战。金人执其弟翼以招之，兴不顾其弟，饮泣死战，大破金人之兵。”
（三）文水的义军，为保正石頳所领导。虽不久亦归失败，其至死不屈的精神，实堪师表后代，据《朝野遗纪》云：“文水县西有山险可据，保正石頳聚众据之。时抄虏游骑，且断其运道，数夜犯其小寨。粘罕怒，遣重兵合攻之，遂擒頳，钉于车上。将剐之，已蛌刃股，而色不变，奇之。好谓曰：‘能降我，以汝为将。’頳怒目骂曰：‘爷能死，不能降！爷既姓石，石上钉橛，更无移易也。’罕怒，寸磔之，骂不绝声而死。”
其次说到山东方面的义军。山东方面的义军最多亦最强。《系年要录》谓“山东大姓，结为山寨以自保。”（卷八七）《齐东野语》亦谓：“山东河北，连城慕义。”（卷十九）由此可见山东义军之多。又据《中兴小纪》云：“刘豫自去冬起，登莱密三州兵，与敌众合犯山东之忠义军寨，失利而去，遂广造战船以张威，又送旗榜伪报，欲间众心；统制官范温收系其使。”（卷十二）由此可见山东义军之强。他们的力量几乎可以消灭伪齐皇帝刘豫的傀儡政府。据《刘豫事迹》罗诱语刘豫云：“且民心日夜盼故主之来。所赖大金威惠，因无异心。使彼议和成，将不我援；则豪杰四起，不待赵氏之兵，而齐已诛矣。”
山东的义军之所以多而且强，第一是由于在那里有刘豫的伪组织，激动了人民的反感；其次则是因为山东的义军与韩世忠、岳飞等容易保持联系。当“韩世忠移屯山阳，遣间结山东豪杰，约以缓急为应。” 又岳飞亦曾遣山东忠义领袖李宝“合会山东忠义人立功”。 当时山东的山寨甚多，可惜有史可考的，只有徂徕山与石额山两个山寨的简单纪录。
关于徂徕山的义军《中兴小纪》及《系年要录》均有记载，其领导人为吴给、孙亿。据《系年要录》卷一八所载，吴、孙二人都是宋朝的官吏。吴任承议郎，充徽岳阁待制，知东平府。孙任朝奉郎，直龙图阁，知袭庆府。“初，吴给之在都司，以论事忤黄潜善，罢居须城。及金人既得兖、郓二州，给与亿义不臣金，率军民据徂徕山为塞，数下山与金战。”又《中兴小纪》亦云：“初，敌攻东平、袭庆二府……（吴给、孙亿）并于徂徕山（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建筑保聚两处军民，又累下山与敌战。”
关于石额山的义军，《系年要录》只云：“光州（今山东掖县）土豪张昂独率民军据仙居县之石额山为寨。事闻，诏授昂忠翔郎，忠义兵民统领。”（卷五一）而不及其他。
河北方面的义军，大率都以太行山为根据地。因为河北沦陷最早，已为金人主力军屯聚之所，故对人民的压力亦大，义军不易立足。但除太行山之外，见于史乘者，还有西山的义军。据李纲《建炎进退志》云：“有朝请郎王圭者，真定府（今正定）人。真定既破，率众数万保西山，屡胜金贼。闻上即位，自山寨间道来献其谋，正与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详。有旨除直秘阁，招抚司参谋官，使佐留行在，又二十余日而后行。”（上之下）自然，当时河北豪杰之起义勤王者，不仅真定一处，因与政府不通声气，因而史无所记。但从李若水《乞救河北山东书》中，亦可看出当时河北义军之一般。书中有云：“又于山下，见有逃避之人，连绵不绝。闻各集散亡卒，立寨棚以自卫，持弓刀以捍贼。金人数遣人多方招诱，必被剿杀，可见仗节义，力拒腥膻之意。”
淮北方面，亦为敌骑蹂躏之地，所以淮北人民，亦多结寨自保。惟淮北无高山峻岭可据，故多结水寨。据《中兴小纪》卷十七云：“㳂汪居民，旋造屋为肆，敌虽对岸，略不畏之。时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击敌。庚戌，上谓宰执曰：‘淮民不能安业，今又遭敌骑，乃力奋忠义，不忘国家，实我祖宗涵养之力。宜与放十年租税，仍拨钱米助之。’赵鼎曰：‘陛下德泽如此，人心益固，国祚亦长矣。’”至于当时水寨之可考者，只有孟健所领导的涟水军南寨。据《系年要录》卷二七云：“先是太学博士孟健，自海州率民兵数千勤王，至涟水（今属江苏）南寨，因留焉。逵攻之数月，及陷，健与其家皆死”。此外，安徽凤阳人王维忠，曾在凤阳韭山结寨抗金。据《北盟会编》卷一三八云：“王维忠，濠州钟离县农家子也，字移孝。总角有大志，兄弟三人，惟忠最幼……军兴，上有诏许民自保，维忠乃据韭山为寨，与乡人共守。韭山有洞，可容老小数千。维忠屡与张文考、史康民战。金人以孙兴来知濠州，管属县镇，皆听兴伪命而用天会年号。兴遣人招维忠，独不从。至是维忠率众弃韭山寨，归于招信县刘位。位令维忠为左军统领官。韭山寨垒石为城，周匝四里，又作大寨七里，环绕之，战御之具稍备，民之愿来依者凡万余人。维忠选强壮充兵，韭山之势，巍然而立，外百余，群山统之。”
此外，在辽州则有韦忠佺、宋用臣、冯赛，“自军兴，即与徒保聚山谷，数与金人战。”并向政府“乞兵渡河。”（《系年要录》卷三六）在陕西则有丹山寨，“金人所命知慈州刘度破丹州（宜川）义士孙韩于山寨，降其卒三十人，尽杀之。”（《系年要录》卷六六）在湖北则有均州山水寨，“武翼郎知均州武钜，筑山水寨，结土豪起义军，自为攻守计，不借朝廷军需刍粟等”。
六 黄河以北的“义士”与太行山上的“红巾”
除山水诸寨以外，当时黄河以北义士民兵之揭竿而起以抗金御侮者，亦前仆后继，接踵而起。如洺州义士赵士晤，曾聚民军数万，攻破金兵于洺州，杀死投降金军的守臣王麟。 易州义士刘里忙，曾集南北忠义之士万余人，袭击金人于易州。 获鹿义士张龚曾与五马山马扩、赵邦杰结合，先后克复真定、燕山。 玉田义士杨浩，于建炎元年入玉田山中，与北僧智和禅师聚众万人，企图“横行虏中，决报大仇。” 和州义士龚楫，以家僮百余人及乡人二千余袭破金兵万人于新塘。 兴元义士王庶集兴元诸县良家子弟号曰义士，以各县县令为军正，以壮士为军副，聚众御敌。 此外，如河州民军尤为勇敢。据《系年要录》卷一九七云：“金合兵万余围河州，城中百姓计曰：‘前日之民南归者，金尽屠脍，我脱之，即一宁河也（宁河寨名，金人屠之）岂有全理？不如告谕城中父老，相与死守，犹有千一活。’即籍定户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馈，郡有木浮图，高数百尺，众因撤木为碾械。……居三日，贼退。”
像以上这些义士的起义，虽然都是激于义愤，以取快于一时，而没有计划地去支持并扩展他们的斗争，但由此亦足见当时人民敌忾之一般。
此外，南宋初年，北方的人民，又多到处结为“红巾”，攻城陷邑，皆奉建炎年号，为金人所痛恨。当时山西、河北、山东皆有“红巾”。
山西的红巾，据《中兴小纪》卷二所载：“时河东之民心怀本朝，所在结为红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号。见有脱身南归者，往往助以衣粮，且言：‘只俟天兵过河，亦不须多，当借声势尽执敌人戮之。’金众之在河东者，稍稍迁以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故多取胜。然河东与习熟，略无所惧。是年于泽潞之间，劫左副元帅尼雅满寨，几复之；故金捕红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则捉平民以塞责。有举村被害者，故强壮者多奔以逃命，而红巾愈盛矣。”
河北的红巾，据《宋史》卷四四九《魏行可传》云：“魏行可……充河北金人军前通问使，仍命兼河北、京畿抚谕使。时河北红巾贼甚众，行可始惧为所攻，既而见使旌，皆引去。”
由此可见当时红巾在山西、河北一带，具有很大的力量。照“金人捕红巾甚急，然不能得其真”一语看来，他们的组织，似乎很严密。又从金军通问使“惧为所攻”看来，则当时红巾之反对妥协投降，又可想见。又据《中兴御侮录》卷下有云：“红巾蟠结山东”，是山东亦有红巾。
红巾的根据地，大概在太行、中条两山之中。据《系年要录》所载：金人曾“招降太行红巾首领齐实、武渊、贾敢等，送于宗维，尽杀之于狱。”（卷四七）又云：“又报河东北中条山一带，不放人入山，恐藏红巾。”
可惜宋朝政府竟以红巾为盗贼，而不誉播赦文。实际上诚为御史中丞许翰所奏：“臣闻西北之民，人人相语曰：‘吾属与其为虏，则南相作贼，死且为中原鬼，使三镇之众，发愤怨怼，人人为寇，攘作小变也。’” 又如《北盟会编》所云：“马率麾下五百人沿路转河朔，皆大盗据要险，马每至，辄单骑诣其寨，谕以信王请兵之意，且与结约同效忠义，盗皆踊跃欣从。”（卷一一六）
总而言之，当时黄河南北的义军，有各种各样的旗帜，如忠义巡社、山寨、水寨、义士、民兵乃至红巾等，他们的旗帜虽然不同，而其袭击金人，保卫祖国的精神，则是相同的。当时义军的数目，虽无法统计，但即以太行山一处而论，已有数十万人，合计其他各地的义军，当在百万以上。惟此起彼仆，不能保持长久。但他们对于牵制金人的南进，却尽了不少的力量。可惜他们本身既无一定的组织与计划，而又不为朝廷所重视，以致结果，或则自动解散，或则为金人所消灭。虽然，当金主亮大举南侵之时，河北、山东一带的义民又到处蜂起以乘其后，如大名之王友直，东平之耿京，山东之李宝、王世隆、赵开，淮北之崔唯夫、董臻，都先后起义，卒使金人不能得逞于江南。这些不顾生死以捍卫民族国家的忠义之士，都是今日中国民族儿女最好的榜样。
（重庆《中苏文化》第八卷第五期，1941年5月20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