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的酝酿及其爆发

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到现在已经 50 年了。在 50 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由朝鲜渡鸭绿江而北，深入辽东。其别军由花园港登陆，已经攻陷大连、旅顺。当此之时，首都为之震撼，清室为之动摇。高据庙堂的达官显宦，寓居京、津的豪商巨富，都在准备迁家移眷，向着安全的地方逃命。贫穷的小民则惶惶不知所措，“怎么办？”之声，扬溢乎道路。这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紧急的时代。

幸而当时的统治者还有最后的一着棋，这就是对日投降。不久投降的使者李鸿章到达了日本的广岛，签订了有名的《马关条约》，这一个历史上的紧急时代，就算度过了。

50 年的时间飞速地过去了，假如我们不是又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谁也不会再想到 1895 年春天的紧急。可是我们偏偏在 50 年后又在与 50 年前的敌人作战，而且我们今日所遭遇的历史危难，较之 50 年前我们前辈之所遭遇，何只百倍千倍（当时日军逼近贵阳，重庆紧张）！因此便不觉抚今追昔，想起中日甲午之战。

我记得当甲午之战结束以后，当时《泰晤士报》曾有这样的评论。它说：中国若仍抱残守缺，不求进步，“一二世后，为日本之印度矣。” 甚至敌相伊藤博文也说：“中国若不力求进步，采行西法；而空谈复仇，于日本何害，” 50 年来，中国究竟有些甚么进步，这是我们应该自我反省的。

甲午之战，已经成了过去，但现在再翻阅这一页历史，还是如在目前。温故知新，再谈谈这次战争，也是好的。

首先，说到甲午之战的爆发。这个战争的爆发，是以朝鲜“东学党”的暴动为导火线，但“东学党”的暴动之所以成为中日战争的导火线，则是由于日本已经在朝鲜埋藏了战争的火药。同时，也是因为有一个腐败的中国，望着日本侵略自己的藩属而视若无睹。

早在东学党的暴动之前 20 年（1865 年），日本的兵舰就已经驶入朝鲜的釜山，日本的大炮就已经轰击朝鲜的江华岛，胁迫中国允许日本和朝鲜通商。当时中国的政权掌握在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手里。这一群保守派，昏庸懦怯，腐败透顶。为了拒绝日本的要求，竟向日本宣称：“朝鲜虽属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这就无异向日本声明，朝鲜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日本便根据这个宣言，压迫朝鲜和他订立了《日韩商约》。这个商约中的第一条，就是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这样就取消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同时，日本并胁迫朝鲜政府与日本互派使臣，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又迫其开放元山、仁川为商埠，允许日舰随时测量朝鲜的海岸。这样就奠定了日本进出朝鲜的基础。

1882 年，朝鲜爆发了以李昰应为首的保守派的政变。李昰应是当时朝鲜国王李熙之父，当李熙幼时，李昰应主持国政，号大院君。后来李熙年长，其妃闵氏专政，李昰应遂不得与闻国事。李昰应既蓄怨于闵氏，又痛恨政府对日本的屈服，遂利用兵变，劫杀执政，幽闭国王，焚烧日本使馆，诛杀日本派往朝鲜的军事教官。这次政变，显然是对日本侵略者的一个武装回答。政变发生之后，清政府派兵至朝鲜靖乱，日本的军队也借口开进了朝鲜。但是结果，中国所得到的，是一个俘虏大院君，而日本所得到的，却是驻兵朝鲜首都的特权。这样，日本军队的刺刀，便渐渐靠近朝鲜政府的大门了。

1884 年，朝鲜又爆发了所谓“维新党”的叛乱，实则所谓“维新党”，不过是一些亲日分子。而其叛乱则为日本侵略者所导演。当时朝鲜的亲日分子金玉均、洪英植、朴咏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与日本的朝鲜驻军勾结，在首都发难，打进王宫，劫持国王，杀戮大臣，放逐反日分子，并且自署官爵，组织政府，企图一举而使朝鲜脱离中国的关系。这个阴谋，虽然被中国的武装击破了，但是日本却借此而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他要求中、日两国驻朝鲜之兵同时撤退；而且以后两国如派兵至朝鲜，须事前互相通知。这样，日本对朝鲜便俨然以主人自命了。

日本资本主义的侵略，就这样一步一步向朝鲜发展。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正忙着剿捻平回，以及镇压哥老会的暴动，以全力对付国内的人民。同时，他们又仗着祖宗的遗产甚多，可以让他们挥霍；人民的脂膏未尽，可以供他们搜刮，所以对于日本之侵略朝鲜，并不十分关心。因而日本遂得寸进尺，以至喧宾夺主。即至东学党的事变发生，中日战争遂不能避免。所以我说，中日甲午之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一个腐败落后的中国。

“维新党”的叛乱之后十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的事变。“东学党”的组织，由来已久，据说在同治年间就有这种组织，其创始人名崔福成，其党义系刺取儒家佛老各种学说。这种组织是朝鲜人民反政府的组织。它的产生是朝鲜暴政的反映。至其发展为叛乱，则是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关于这次叛乱触发的动因，据说是“东学党”人为了他们一个在同治四年被冤杀的同志举行讼冤的请愿。在请愿时，他们的领袖数人，又被政府屠杀，于是他们就号召人民在全罗道的古阜县暴动起来。

对付这个暴动，朝鲜政府立即发动大军，前往进剿。但是剿灭人民的大军却反而被人民剿灭了。白山一战，朝鲜的官军几乎全军覆没。因此暴动不久便由全罗扩大到忠、清两道，大有直捣首都之势。朝鲜的统治者在暴动之前骇昏了，于是羽檄飞驰，求援于中国。中国的统治者对于日本之侵略朝鲜，可以不管；但对于镇压朝鲜人民的暴动是非常热心的。当朝鲜告急文书到达中国时，慈禧的助手——李鸿章，立即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东渡，参加朝鲜政府屠杀人民的战争。但当清廷军队开抵牙山之时，“东学党”的暴动，已告平息。

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一面要在朝鲜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一面又畏日如虎，不敢忘记在出兵朝鲜之前，通知日本。所以当中国军队到达牙山之时，日本军队也就在大鸟圭介的统率之下，开进了朝鲜的首都汉城。

“东学党”的暴动已经平息，中国通知日本同时撤兵；但日本却借口要改革朝鲜的内政，坚持不肯撤兵。这样中、日两军在朝鲜便展开了敌对的形势。当时日本政府已经准备与中国一战，扫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当时中国驻朝鲜的总办袁世凯已看出日本有战争的准备，屡次电请李鸿章速发舰队至仁川，并增派陆军驻守马坡，以戒备非常的事变。但是当时中国妥协派的巨头李鸿章不但不增兵备战，而且还要撤退牙山的驻军以缓和日本的敌气。如果不是光绪皇帝的反对，日本简直可以不战而得朝鲜。

当中国的妥协派还以为和平尚未绝望时，而日军已在朝鲜开始战争的行动。他们一面遍布水雷于汉江之口，以堵塞中国海军的进路；一面竟闯进朝鲜王宫，逮捕朝鲜国王及反日分子，组织以大院君为领袖的傀儡政府。这样的消息传到中国，朝野上下，无不愤慨，弹劾李鸿章的奏折雪片飞来。当时，以光绪与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也极力主张与日本一战。李鸿章在举国上下的督责之下，才勉强备战。

依照当时的紧急形势，中国的当局，应该立即派遣北洋舰队，以最快的速度运兵朝鲜，以援牙山之孤军。但是李鸿章总以为和平尚未绝望，恐因此而爆发战争，因而他所派遣的军队如卫汝贵、丰伸阿、马玉琨、左宝贵等各军，皆命其由辽东陆路迂回前进。同时为了虚应故事，才以英船高升和操江运舰运送少数陆军和军械，由渤海东航，以援牙山之军。但是这两只船行至中途，便遇着日舰的袭击，操江降敌，高升沉没。同时，驻汉城的日军也开始向牙山的中国驻军进攻。直至此时，妥协派的首领慈禧太后还没有与日本作战的意思，只说：“不受辱”。但是朝野上下，都在一致呼吁战争，这样才于七月初一日发布了对日宣战的上谕。

由此看来，中日甲午之战，乃是当时统治者中的妥协派最不愿意的一个战争，也是全国人民逼出来的一个战争。即因中国妥协派对战争的犹豫，所以提供日本以准备战争之充分时间，并争取到战略的主动。甚矣！“误国之罪，同于卖国”，岂不然耶？

二 战争的进行及其失败

在宣战以前，日军就向牙山的中国驻军进攻。没有对垒的战争，仅仅在成欢有几次前哨的接触，中国的驻军，就在牙山守将叶志超、聂士成的指挥之下，弃城而逃。叶志超一面溃退，一面向政府谎报“成欢的大捷”，于是叶志超以败军之将，而拜受总统诸军之荣命。

叶志超自牙山北奔平壤。时中国大军皆聚平壤，牙山的残军，遂得与大军会合。平壤为朝鲜旧京，负山阻河，形势险要；而当地人民，又素亲中国。当中国军队开抵平壤之时，当地人民，争奉牛酒，热烈欢迎，正如古书所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中国军队在平壤既据地利，又得人和，战争的条件非常优越。

同时，中国政府亦知平壤的得失，关系中日战争的胜败，已派遣后续部队，增援平壤。时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发旅顺；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发大连，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发黑龙江，皆奉命会师于九连城。是平壤之军，又有大批援军以为后盾。

平壤之战，中国方面若能指挥得宜，或攻或守，皆可立于不败之地。但是统帅叶志超，懦庸无能，不能督率诸将，部署军队。诸将则环炮自守，每天置酒高会。而士兵，特别是卫汝贵的盛军，则到处抢劫财物，奴役壮丁，奸淫妇女。因而地利无用，人和尽失，战争的优势，已完全失去。

战争在平壤展开。9 月 15 日，日本第一军在其大将山县有朋的指挥之下，开始了对平壤的总攻。一战而攻占北门要塞，再战而平壤遂树降旗。即于当日之夜，统帅叶志超竟率诸军弃城而逃，日军跟踪追击。中国的败军溃于山隘，回旋不得出，自相践踏。日军乘势猛击，中国的败军，人仰马翻，死者两千余人，被俘者数百，军储器械，公文密码，皆委之日军。

叶志超率残军万余人狼狈北退，过安州、定州，皆弃而不守，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才敢驻营。

投降溃退，这就是所谓平壤之战。自平壤失守，中国的军队，遂不复再出现于朝鲜境内了。

平壤失守的后两天，海上也发生了战争。说到海上的战争，那就更无光彩。本来当这次变乱发生之初，李鸿章就应该下令出动北洋舰队，控制朝鲜海面，以保持海上的交通。但他却要保存海军实力，仅派济远兵舰一艘，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军大集，济远管带方伯谦竟以济远逃归。不但如此，当时李鸿章还在幻想和平，遂尽召诸舰回国。

等到日军俘虏朝鲜国王，才再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驶至牙山。而当时朝鲜海面，已被日舰控制了，所以中国兵舰行至中途，即遇日舰袭击，广乙受伤而逃，济远继之。日舰吉野速浪追济远，方伯谦竖白旗，再树日本旗，日舰仍追不已。有水兵发炮中日舰，方伯谦得生还，遂告大捷，以后海军即逃匿不出。

即至牙山失守，中国大军集平壤，中日大战迫在眉睫，这时李鸿章才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队前往应援。其时日本海军已经雄据朝鲜海面，所以当中国舰队行至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面时，便遇着日舰的攻击，因而发生战争。

这一次中国方面参战的兵舰，计有铁甲舰二、快船十，共三万五千余吨，此外并有水雷艇四艘。日本方面参战的兵舰，有十二艘，约四万吨，此外有改装之商船西京丸一艘。从量的方面说，双方势均力敌。又中国的铁甲舰大于日本，中国各舰之炮，亦重于日本。惟日舰的速率，大于中国，舰上之炮，亦较中国为轻便。故从质的方面看，双方亦互有优劣。量与质均相伯仲，因而胜败之数，只有决定于战斗技术。换言之，若中国海军统帅指挥得宜，则这一次的海上战争实无败于日本的理由。

可惜中国的海军提督丁汝昌原系陆军将领，不知海战为何事。丁系淮人，而海军官兵，则十之九皆系闽人，以是威令不行。说到海军官佐，左右翼总兵以下，在平时都带着家眷住在陆上。至于海军士兵，亦多离船陆居，视兵舰为衙门，只有照例点卯领饷，才回到兵舰。每当北洋封冻，海军照例南巡，官兵淫赌于上海、香港，留连忘返。以这样的海军官兵和日本的海军作战，胜败之数，已可预见。

战争终于被迫展开了，中国的舰队，列阵作人字形，张两翼以待敌舰。日舰初作一字形，以后相机变化，争取有利的形势，而中国舰队则以不变应日本之万变，最初是人字形，以后也是人字形，最后还是人字阵。

在战斗中，惟定远（中国的旗舰）、镇远、超勇最奋战，而超勇被日舰击沉，致远弹尽。当此之时，其他各舰，多作壁上观。定远管带刘步蟾竟至震悚失次，幸有洋员汉纳根代为指挥，才没有被俘。方伯谦首先率济远逃，转舵时误撞自己的扬威舰，日舰乘机击沉扬威。致远亦中水雷而沉。自是诸舰纷纷逃窜，人字阵也乱了。

战争历四小时，中国舰队大败，一共丧失五只兵舰：其一（经远）被俘，其四（致远、超勇、扬威、广丙）击沉。剩下来的，只有七只兵舰（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甲），已经不能成军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兵舰遂深藏于旅顺，不复再见于朝鲜海上了。

陆军既大败于平壤，海军又继败于大东沟，中国的失败，于此实已决定。王炳耀《甲午中日战辑·朝鲜纪乱五》慨乎其言之曰：

奈何兵衅既开，边烽迭起，牙山则先遁，高升则被毁，操江则就掳，犹可曰，胜败兵家常事耳。更奈何统带战舰，不能得力者厥有海军提督丁汝昌；临敌退缩，致溃全军，克扣军饷，纵兵抢掠者，厥有统带盛军之宁夏镇卫汝贵。于是海战则丧师失律于大东沟，陆战则又避敌偷生于平壤，此尚得诿为无罪乎！

自平壤失守，而日军的前锋遂进至鸭绿江南岸，中国的大军则猬集九连城。为了督励将帅，振奋士气，以图扭转战争的颓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下令撤叶志超、卫汝贵逮问，另派宋庆总统诸军。

宋庆虽忠勇敢战，但胸无韬略，亦非统帅之才。且资历甚浅，与诸行辈相若，骤禀节度，诸将多不服约束。故当时九连城诸将虽有七十余营，而无法调度。

以当时情势而论，应以重兵扼守鸭绿江沿岸，阻止敌人渡江。但宋庆却仅以少数哨兵游弋于江岸，而大兵皆集九连城。一切攻守计划，皆无布置，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敌人进攻。

10 月 25 日，日军一切进攻准备皆已完成，遂以炮队掩护，强渡鸭绿江。宋庆弃九连城北趋凤凰城。又以凤凰城不可守，再退摩天岭，以守辽阳州，日军遂占凤凰城。

同时，日军的另一支队，已由义州渡江，向西北进击，连陷安东、岫岩、析木城，最后进陷海城，截断了摩天岭与后方的交通。

继第一军之后，日第二军又在其大将大山岩的统率之下向中国出发。当时中国的海军已逃匿无踪，故日第二军得以安全到达中国海岸。

10 月 24 日，这一支日军，在花园港、貔子窝登陆，运输马炮十二日，而中国海陆军，似乎都不知道。因而他们得以从容展开其对大连、旅顺的攻势。

当时，中国驻守大连和旅顺的军队已由守将宋庆、刘盛休率领增援九连城，镇防旅顺的是提督姜桂题、程允和所募的新兵。镇防大连的，是总兵徐邦道、铭军分统赵怀益所募的新兵。当日军向金州进发之时，徐邦道力言金州失则大连、旅顺不守，请诸将分兵迎击。但当时旅大诸将，各不相属，都不肯发兵守金州。

十一月六日，日军攻金州，徐邦道自率所部迎击。赵怀益的部下，有请援金州者。赵说：“吾奉命守旅顺炮台，不闻赴后路备敌也。”徐邦道兵力单薄，金州将不守，电赵怀益告急。而赵正督率部属运辎重，作渡海逃亡的准备工作，并不派兵，金州遂失。

七日，日军三路南捣大连，赵怀益卷款逃旅顺，而大连的大炮一百二十尊，弹药枪械全数送给敌人了。日军在大连休战十日。至二十二日，日军海陆并进，夹攻旅顺。

在日军进攻旅顺之前，旅顺诸将，已将粮饷运送烟台，作逃亡之计。营务处的道员龚照玙听到金州失陷，陆路断绝，就由旅顺南渡烟台，一口气跑到天津去了。自从这位道员逃走以后，旅顺人心惶惶，船坞工人的工钱也无着落，遂群起掠夺库款，各自散去了。

旅顺的六个统领，原不相辖，至是，共推姜桂题为主。而姜愚暗，惶惶然不知所措。只有徐邦道是一员勇将，他以少数之兵，迎击敌人于土城子，给敌人的前哨以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日军大队继至，徐邦道孤军无援，也败退下来了。

日军益迫近，赵怀益等遂率部抢掠，夺民船饱载而逃。敌军未至，而旅顺已成废墟。

以后，徐邦道孤军再战，士兵几乎死伤殆尽，而日舰又已纵横海面，陆军则分据炮台，旅顺已无可挽救，乃与姜桂题、程允和、张光前杂乱军中逃去，旅顺遂陷。

王炳耀《甲午中日战辑·朝鲜纪乱七》有言曰：

牙山不守，平壤又逃，安州城尚有远戍之师，鸭绿江遽返清流之棹，是华军之救朝者，虚有其名，朝王之累华者，竟酿成实有其事也。九连、凤凰诸城，相继沦陷；扬威、超勇诸舰，一战覆沉。于是日本之陆军，鹰瞬于发祥之地；日本之水卒，鲸戏于渤海之涛。是朝鲜之乱不暇谋，中国之乱大可惧也。守旅顺口者，文则如龚革道（照玙），武则如卫革提（汝成）、黄革提（仕林）、姜革镇（桂题）、程革镇（允和）等，以监司提镇之尊，当金城汤池之固，又有天险之足恃，地利之足凭，乃鏖战不过数点钟，毙命不过数百辈，忽焉而土崩瓦解，鼠窜狼奔。呜乎噫嘻！中国之祸，匪朝鲜累之也，亦匪日本扰之也，直贪生畏死、天良丧尽之徒贻之也。

战争节节失败，局势日益严重，政府以淮军不可依靠，改用湘军，起用故湘军旧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令皆募兵北上。召两江总督刘坤一，授钦差大臣，督办征东事务；以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这时的李鸿章，已经拔去了三眼花翎，褫去了黄马褂，并且受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仍然掌握海陆军事的实权。

不久湘军将领率军出关，但是魏光焘败于牛庄，李光久弃军而逃，吴大澂弃田台庄夜奔入关，湘军又溃。日军乘胜追逐，进陷营口，自是辽河以东，遂非复中国所有。

淮军、湘军相继败溃于辽东，中国的陆军已零落不堪；但中国残余的舰队，尚逃匿于威海卫。为了彻底地歼灭中国的舰队，日军又发动了对威海卫的进攻。

日军之袭威海卫，系用声东击西的战略，明攻登州，暗袭荣成。当中国军队往救登州之时，而日军二万人已自荣成登陆，由荣成西击，以拊威海卫之背。

日军于 1895 年 1 月 10 日登陆，三十日攻陷威海卫的炮台。同时日舰二十五艘包围威海卫的海口，于是海陆两军夹攻停泊于刘公岛的中国兵舰。不久，定远、来远两舰中鱼雷沉没，靖远为炮击沉，鱼雷艇十二艘亦为日舰俘虏，余舰已不能动弹。于是水兵登陆，鸣枪过市，挟丁汝昌投降。

当威海卫失守以后，丁汝昌从德员瑞乃尔之言，命诸将沉船，徒手投降，诸将不从。又命诸舰突围而出，亦不从。汝昌乃入舱仰药自杀，诸舰遂降日。自是以后，中国遂无海军。

王炳耀《刘公岛降敌杂记》云：

据《字林西报》言，威海之降日者，一曰定远……二曰镇远……三曰平远铁舰，四曰济远钢带舰，皆尚完善。五曰靖远钢带舰……，六曰来远铁舰，亦已沉海。七曰威远木质船，八曰广丙木质水雷船，九曰康济木质水雷栈房船，十曰湄云木质小兵船。又有蚊子船四号，曰镇北、镇边、镇西、镇中，又有水雷船五号，炮船三号皆未伤，另有宝发一船，亦已沉没。统共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共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本所有，惟逃出之水雷（船）十三号，孑立海面（作者按：后亦为日本所虏）。呜乎噫嘻，天欤人欤！又查鸭绿江之战，超勇、扬威并致远、广乙，先已或沉或毁。牙山之战，广甲搁浅焚毁，操江小舰被虏。旅顺之役，被虏轮船三，夹板大船二。大连之役，被虏轮船一，小炮船二：日运春，日汉江。兵炮十五。盖前后所丧失者不下五十余艘矣。静言思之，可胜浩叹！

战争发展至此，中日两国已开始停战议和的谈判。但在和议的进行时，日本的舰队又攻占澎湖群岛，进窥台湾，不过澎湖之役，已是战争的尾声了。

总结这次战争，中国方面，人的伤亡并不很多。即因人的伤亡不多，物质之委而资敌者，其数量就甚为浩大。关于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之人的伤亡和资敌的物质，当时日本某报，曾有如次的统计：

牙山之战，华军尽节约二百人，伤约三百人。日兵死三十五，伤六十。平壤各战，华军尽节约二千余人，伤约三千人。日兵死一百八十二，伤五百二。九连城各战，华军尽节约五百人，伤约千人。日兵死三十三，伤百十一。金州各战，华军尽节约四百人，伤二十人。日兵死二十人，伤五十。旅顺各战，华军尽节约一千五百人，伤约三千人。日兵死四十，伤二百七十。丰岛之战，华军尽节者约一千二百人，伤者不知细数。日兵伤三人。鸭绿江之战，华军尽节约六百人，伤约三百人。日兵死八十，伤一百八十六。草河口之战，华军尽节二十人，伤约一百人。日兵死十一，伤四十一。金家窝子之战，华军尽节约一百人，伤约三百人。日兵死五，伤二十五。海城之战，华军尽节四十人，伤约一百人。日军死五，伤六。瓦岗寨之战，华军尽节约一百人，伤约五百人。日兵死十二，伤三百五十七。都计自光绪二十年五月初九日，日本大岛混成旅团由仁川上岸占踞高丽，以迄是年扑犯旅顺之战，共大战十七次，华军之奋不顾身、沙疆效命者，约共六千六百六十人。诛斩日兵四百十三人。华军之裹创血战者约共九千六百人。击伤日兵一千七百十二人。此外尚有华兵一千一百六十四人被掳。

自中日开战以至明治二十七年 12 月 31 日，（日军）劫得华军各物，共值日银七百三十一万二千圆。内计：

大炮——在牙山劫得八尊，平壤四十八尊，九连城七十八尊，凤凰城五尊，金州及大连湾一百二十九尊，旅顺口三百三十尊，岫岩州五尊，海城四尊，共六百零七尊。

洋枪——在牙山劫得八十三支，平壤一千一百六十五支，九连城四千三百九十五支，金州及大连湾六百二十一支，旅顺口一千零八十支，金家窝子五十支，共七千三百九十四支。

炮弹——在平壤劫得八百四十颗，旅顺口九万六千三百七颗，金州及大连湾二百四十六万八千二百颗，九连城三万六千三百七十四颗，共二百六十万一千七百二十一颗。

枪子——在平壤劫得五十六万粒，九连城四千三百万六百六十粒，金州三千三百八十一万四千粒，旅顺口八万四千一百二十五粒，共七千七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八十五粒。

米谷——在牙山劫得日粮二万谷古（每谷古合华权二百二十五斤），平壤四千六百谷古，九连城四千十五谷古，凤凰城五千五百三十七谷古，金州及大连湾二千六百五谷古，旅顺无米，大奇，共三万六千一百五十七谷古。

马——在平壤劫得二百五十匹，金州八十五匹，旅顺三十三匹，共三百六十八匹。

金银铜钱——在平壤劫得金二十五贯目三百五十刃（一贯目合华权一百两，一刃即一钱），银一百十三贯目九百十刃，零物四贯目六百刃，高丽钱二万八千二百四十千文，日本钞票五千九百五十五圆。九连城、凤凰城，制钱二万一千九十千文，金州及大连湾，银钱六十圆，共合日本银钱约一百万元。

行帐——在平壤劫得一千八百顶，九连城四百一顶，旅顺口一百二十一顶，共二千三百二十二顶。

旗——在牙山劫得三十三面，平壤三百面，金州及半岛一百四十四面，共四百七十七面。

船——在花园口劫得民船十五艘，大连湾劫得容三十吨之小轮船一艘，旅顺口劫得小轮船一艘、帆船二艘，云程、海镜兵船二艘，在丰岛劫得操江兵船。

此外尚有鼓、剑、刀、枪、号筒、车辆、工作具、踞锅、地雷、水雷、火药、伞、快靴、衣服、电线不计其数。

以上数字，威海卫及澎湖两役的人物伤亡尚不在内。威海卫一役，中国海军投降，军舰扫数被俘，已于前述；至士兵伤亡，则不知其数。澎湖之役，死伤人数，亦无数字可查，惟物质之被劫者，则日报曾载有一个统计。《东报》云：“澎湖之役，日本虏获车炮、山炮共二十尊，来复枪一千九百四十六枝，药弹一千九百八十二匣，格林炮弹六万八千九百枚，铅弹六十二万二千八百枚，火药三千九百七十包，米九百一十袋，刀枪等一百三十枝，鼓十九面，帐篷五十座，铁铫一百八十只，锄八十个，其余小件甚多。”

以上所记，不过是战争中的直接损失之有数可稽者。此外因战争而被敌人屠杀之人民，以旅顺一地而论，即有二千余人。因战争而间接遭受之物质损失，如商务之所阻滞，农事之荒废，则更不可以数计了。所以《中日战辑》的作者王炳耀氏为之慨曰：

噫！中国竭数十年之精力，萃二十一省之菁华，始得壮其军容，备兹利器。乃一旦邻邦衅启，竟致不能抵御，悉数委之敌人。藉寇兵而赍盗粮，能不痛恨于败兵之懦将哉 ！

中日甲午之战，终于以对日投降结束了。1895 年 4 月 17日，李鸿章在日本广岛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中最丧权辱国的有五款：一、中国承认朝鲜为完全独立自主国。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群岛。三、赔款二万万元。四、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为商埠。五、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后来虽由俄、德、法三国之共同干涉，日本放弃了辽东半岛，但台湾、澎湖群岛从此就划入日本的领土了。

三 失败的原因

甲午之战，中国一开始就是失败，以后也是失败，最后，还是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明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落后腐败。

我们知道，在甲午战争以前的世界，早已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民主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的文化，是当时世界史的主流。在这个历史主流之前，不动的推起走，落后的被清算，反动的被扫荡，这是历史的命定。在世界史的主流之前，只有顺应潮流，才有出路，谁要企图玩弄倒转历史的游戏，谁就灭亡。具体地说，不自动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沦为殖民地。

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以后，地主资产阶级即联合一致，实行自上而下的产业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追上了世界的潮流。到甲午战争时，日本的维新，已经二十余年了，这时日本精力饱满，正是资本主义的青春时代。

中国，虽然早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先后受到残酷的历史教训。但这些教训对于当时中国麻木不仁的统治阶级，并没有发生教育作用。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其间将近半个世纪，他们都把时间和国力，浪费在剿灭中国人民的战争之中。所以一直到甲午之战的时候，他们还是落后腐败，不异过去。

当着整个世界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而当时中国的统治者还在梦想在这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划出一块特殊的地盘，来保持他们最喜爱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这里，让他们继续进行手工业的生产，独裁的政治，中世纪的文化。一言以蔽之，让他们利用社会的落后，人民的无知，来关着大门做皇帝。但是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做不到的。因为世界史发展的规律不是全体迁就局部，而是局部服从全体。不是倒退，而是前进。

甲午之战从表面上看，是中日战争；但从本质上看，则是日本资本主义对中国残余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算。而这就是中国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次，是中国统治者内部对和战的主张不一致。当时以光绪、翁同龢等为首的维新派，极力主张对日抗战；以慈禧、李鸿章等为首的保守派，则始终主张妥协，而当时掌握国家大政、海陆军权的，则是主张妥协的保守派。

保守派自始就想回避这个战争，用妥协方法解决朝鲜问题。当日本陆军已经开进朝鲜首都时，而李鸿章还主张撤兵回国，避免冲突。后来光绪下了两道严厉的上谕，不许撤兵，并且进一步要李鸿章备战，才没有撤回牙山的驻军。

光绪的上谕之一云：“彼顿兵不动，我先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枉劳往返，殊属非计。现在和商之议，迄无成就，恐大举致讨，即在指顾。”

其二有云：“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速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李鸿章接到光绪的上谕之后，因有慈禧的靠山，并不把它当回事，仍然电告总督与日使小村协商中国撤兵之事。

直至日军已开始进攻牙山的中国驻军之时，而慈禧仍不欲宣战，仅曰：“不受辱。”后来因为群情愤激，宣战之议才被迫决定。即因保守派对战争之犹豫摇摆，所以日本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

宣战以后，保守派虽然稍微敛迹，但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还是妥协派的领袖李鸿章。以妥协派的领袖而主持战争，当然对战争不会有诚意。所以当战争发生以后，既不以陆军增援牙山，又不令海军捍卫朝鲜海面，因而使牙山不守，平壤继败。这即使不是有意进行失败主义，也是对战争的不积极。

妥协派当然不会忘记投降。所以每当战争一有失利，和平运动便勃然高涨。早在平壤之败时，李鸿章便企图中止战争，与日本谈判和议。但以当时民气方张，不克如愿。即至旅顺失守，首都震撼，于是和议运动遂一发而不可中止。

当敌人在旅顺屠杀中国人民之时，中国的投降使节，却在上海待船出发。当敌人炮轰威海卫之时，而李鸿章却在马关与伊藤博文握手言欢。

一个人是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同时又是投降的全权代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少有的。一面要前线的将士去抗战，另一面又公然去投降，这个战争，怎样不失败？妥协与战争的平行发展，是这次战争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是没有动员全国的人力与物力，使这个战争变成全面的战争，人民的战争。

以常理而论，当战争发生之初，政府就应号召全国的人民，武装全国的人民，使他们为着保卫祖国而斗争。但是我们从宣战的上谕中，早看到“在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员，整饬戎行”的命令，没有看到一个号召人民的字。所以尽管辽东战事严重，尽管首都吃紧，而“其他各省，农守于野，商藏于市，工居于肆，甚至官吏偃息于床头，师旅逍遥于河上，晏然不知有兵革祸也。”

即因没有整个的动员计划，所以募兵则到处捆绑，筹饷则临时摊派。以募兵而论，淮军已溃，然后才募湘军；湘军再溃，遂曰无兵。而且当时淮、湘两军虽溃，尚可收聚。如果日人之统计大致不错，则截至旅顺沦陷，中国军队死者不过六千余人，伤者不及一万，是关外之兵，并未消灭。即使扫数消灭，中国岂遂无人乎？

以筹款而论，库款将尽，然后才商借洋债，洋债年息太高，遂曰无饷。实则当时地方税尚未移作军费，洋债亦非不可举借。即使尽所有的税收而亦不足以应国家之急，乃至洋债亦不能借到，而当时皇家、贵族、达官、地主、豪商，尚未为国家拔一毛，中国岂遂无饷乎？

以战争形势而论，九连、凤凰两城虽失，而辽沈犹在；旅顺、大连两港虽失，而威海犹在；牛庄、营口两地虽失，而榆关犹在；然而战争至此，遂曰可险可据。实则即使榆关不守，辽、沈全陷，威海亦失，山东沉沦，乃至日军入关，首都失守，中国岂竟无险可据乎？

有广大之人力而不知动员，有丰富之物力而不知征发，有辽阔无比之领土而不知利用，而竟以淮、湘两军之溃，洋债利息之高，旅顺、大连之失，遂曰中国无兵、无饷、无险可以持续战争，遂自认中国已被敌人按倒在地，中止战争，决心投降。中国岂真被敌人按倒在地乎？曰，未也。被敌人按倒在地的不是中国的人民，而是毫无廉耻的妥协派的政府。

当《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泰晤士报》曾有一评论曰：

中国如海蜇然，任人择肥而割，他省仍漠不相关。假如欧洲亦有如旅顺口者，猝为敌兵所夺，则全国丁男子女，无不引为己忧。反是以观，华人诚蠢拙之至矣。

《泰晤士报》的评论，可以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旅顺失守以后，中国的人民，何尝不思奋起杀敌报国。但当时中国的人民已被妥协派的政府按倒在地，不能动弹。妥协派的政府害怕人民比害怕敌人还要厉害。他们以为如果把武器交给人民以后，比交给敌人更为危险。敌人所要求者，土地与金钱。他们多的是祖宗的遗产，有的是人民的膏血，反之，人民一旦拿起武器，则有革命的可能，革命一起，他们根本要滚下宝座，所以自始至终不肯动员人民。若人民自动抗战，那便是土匪，格杀勿论。因此，当时中国的人民只有望着无能的统治者，天天打败仗，好在“日蹙国百里”，古亦有之。古亦有之者，即不妨今亦有之。

虽然如此，中国的人民自始就反对投降，以后也是反对投降，最后还是反对投降。当中国投降使臣出发之时，上海人民反对投降的标语贴满街巷。当投降使臣既发之后，全国的舆论一致抨击议和的失策。当卖国的《马关条约》签定以后，在北京皇宫之前，出现了以康有为为首的几千人的反投降的大请愿。而且台湾的人民则拿起武器与敌人战斗，直到弹尽而后已，这都是事实。所以李鸿章当与伊藤博文痛饮樱花之酒时，不觉说出了这句真话，他说：

和局既成之后，中国必须办理善后事宜，在在需款。即如遣散兵勇皆成游手，抢劫生事，国家自必设法弹压。且百姓不以国家之屈志求和为然，亦必愤而思乱。国家办事，必更棘手。不但新添之税难收，且恐原有之税旋失。

从这里，可知当时妥协派一面投降，一面并未忘记镇压因投降而引起的人民之反抗。所以我说不是中国人民不抗战，而是政府不准他们抗战。不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把战争坚持到底，这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是军队的腐败。这种腐败，首先表现于自上而下的贪污。如以海军经费移作颐和园的建筑，致使舰队的设备不全，乃至以石子代替弹药。皇家如此，等而下之，则无不贪污。当时《泰晤士报》评曰：

中国当承平之际，人不论文武，官不论大小，半皆徇私而忘公。旅顺、威海既设炮台，其安置于台上之炮，竟有不堪一放者。其经购之人，固俨然显宦也。只知七折八扣，售者又因以为利。假如一炮也，报销千金，经手者侵蚀二三百金，售主则仅以值五六百金之炮应命，皆不问其可用否也 。

又王炳耀《朝鲜纪乱四》亦云：

平壤华军所执之洋枪，系专于牟利、不顾丧师辱国之监司大员所转购，药不配弹，子不对枪。

以上不过举例而已，由此已可推想一切。此外，扣饷吃缺，以军饷而饱私囊者又为普遍之情形。如“（卫汝贵）西报谓其私运饷银八万两回籍，以致军心溃散，临阵先降”。 “台庄营参将陈佑和，缺短防兵额数，克扣口粮。” 这也不过是一二例子。军械不可用，军队吃不饱，而将官则腰缠累累，怎样不打败仗？

至于士兵，除淮军外，皆系新募之兵，“急于成军，不暇选择，乞丐无赖，混杂其中。” 既无军事训练，更无政治教育。“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并有持新器而茫然不知用法者。” 至于为甚么打仗，为谁打仗，兵士更不知道。而海军又经常陆居，只知嫖赌，亦无训练。像这样的军队以之应敌，又怎样不打败仗？

当时的军官，“事先一无培植。一闻招募，各营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略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兵以战？”而且“若补署一缺，委留一差，先自较量肥瘠，绝不计利国利民之事。”6所以当时的将官，皆为升官发财而来，并非为赴敌死国而起。因而大抵皆临阵脱逃，卷款私遁。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云：

卫汝贵治淮军久，以贪谄至提督，援朝鲜时年六十矣。其妻贻书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汝贵守妇诫，益避敌军。败逃后，日人获其书，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

像卫汝贵这样的将领，当时岂少也哉？不过他们的家信，未为日人所获而已。像这样的将领而以之指挥战事，又怎样不打败仗？

又如“海军提督丁汝昌，本系淮军陆将，水师学问，毫无根底，平素各兵官本轻视之，一旦临阵，无论其不知水师之法，即知亦安能号令各船。” 像这样的海军司令，又怎样不全军覆没？

同时，军纪废弛，军行所至，到处扰害百姓，以致军队与人民，不但不能合作，而且人民视军队如寇仇。兹据《甲午中日战辑》所录当时上谕，略示其例：“直隶、山东一带，师行所至，仍不免扰害地方。民间畏惧兵差，至有抛弃车马，乘间窜匿情事。”“吴大澂奏湘军虎字营哨官都司石云峰，经过静海县地方，强索驿站马匹，凶殴伤人。”“卫汝贵统带盛军，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

此外，在后方办理兵役者，亦无不扰害人民。《甲午中日战辑》云：“山东平度州知州茅思绶于应付兵差车辆，借端苛派。”“广东候补守备宋鹏飞，经李鸿章派令前往皖江，招勇赴粤。路过江西赣县及南康、大庾等县，纵令勇丁，沿途捉船殴人，强抢号马，种种骚扰，该守备并有捏抢讹索情事。”像这样的军纪，又怎样不打败仗？

不但将不知兵，兵不知战，而且指挥又不统一，因而海、陆两军不相配合。以海军司令而命令不能行于各舰，以陆军统帅而指挥不能及于诸军。一旦临战，自然攻守不应，呼应不灵，或陆军备战而海军不动，或海军出击而陆军不知，或前军进攻而后军逃遁，或后军扼守而前军溃退，甚至自相攻战，不辨敌我。像这样指挥不统一的军队，又怎样不打败仗？

即因以上种种的原因，所以“每遇战事，官先逃，兵亦散，一若日人有三头六臂者也。”陆军如此，海军亦然。当时中国的兵舰甚至“有遥见本国军舰之烟，即已仓皇逃遁者。”这诚如当时西报所云：“中国至今日孱弱已极，其炮如木雕成，其人如纸糊老虎。”其所以如此，都是军队腐败所致。

当战争失败以后，《泰晤士报》有一评论曰：

吾辈向所望于中国者，至此皆爽然若失。呜呼，惜哉！其水陆各兵，皆不知战阵为何事。诚使早延西人为之训练，饷银则毫不克扣，兵器则悉属精良，吾知必有能专心力战者。今乃有兵之名，而无兵之实，问以行阵之分合，而未练者不知也；问以枪炮之利钝，而几成徒手也，即有，亦不能用也。问以粮饷之多少，而几尽枵腹也，即发亦必扣成也。职此之故，彼当兵者，无不心灰意懒，但冀有可抢劫财物之处，则惟肆其抢劫而已。为之将者，驱使赴敌，几如逼之至行刑之地，其谁肯用命乎！有不知而竟去者，然亦不过杀之云尔，于战事岂有助乎？至于战败之后，或竟被杀于敌，或则四散逃生，无人照管。遂如流离载道之乞丐，其悍者，遂相率而为盗，民间亦几不聊生，岂不大可哀乎 ！

这一段评语，我们今天读起来，犹觉毛发悚然。

总之，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不外以上所述各端。以上各端，有其一已足以失败而有余，况兼而有之，又怎样不败？当战争失败以后，当时的统治者明白了一点，即自己的军队不行，于是积极购买新式武器，训练新式陆军，但是他们不知道新式的武器如果不配合新的政治和文化，还是不能发挥它的威力，所以不久又有八国联军之败。这一群握有新式武装的腐败东西，终于在辛亥革命中被扫除了。

甲午战争，以割地赔款结束了，但由此而引致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因为在这次战争中彻底地暴露了中国统治者的无能。固然，鸦片战争与中法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但前者尚可以说中国当时有革命；后者也可以说在战争的进行中，互有胜负。而且战争对方，都是大国。甲午之战，中国既无内乱，而竟败于蕞尔三岛之日本，并且自始至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如果说有，那就是捏造捷报，欺骗人民。

因为甲午之败，欧美列强便看穿了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原来是一群毫无能力的顽固东西，于是纷起要求租借土地，承认特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而高唱瓜分豆剖之说。而中国之半殖民地地位亦即从此决定了。因为甲午之败，英国看到中国的统治者无能，也一变其原来联华制俄的政策，转而联合日本以制俄国。也是因为甲午之败，俄国也看到中国统治者的无能，也积极地侵略辽东，以致引起 1904 年的日俄之战。一言以蔽之，甲午之战是中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战争，这一战败下来，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重庆《群众》第十卷第二期，1945年2月10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