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辛亥革命的前夕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变革，是中国由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之新的历史转换；他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了民主主义，而且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
这种历史的转向，决不是偶然的事变，而是中日战争以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与“义和团”暴动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内在的诸矛盾发展到不得不爆炸之结果，亦即当时社会经济总危机之政治的表现。
在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从经济机构到政治文化之整个体系上，都彻头彻尾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而以半殖民地的资格参加其世界经济，作为其组成之一环。到这时候，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确立了，中国人民带着中古式的野蛮枷锁，而又加上了“西洋文明”的灾难了。
在双重压迫之下，中国一部分进步的士大夫和新官僚，便发动了“立宪运动”，企图以改良主义来“维新中国”。但这一运动，却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动政变中被消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杨锐、林旭、谭嗣同等六君子的血迹，与康梁之慷慨激昂的政治论文而已。
跟着而来的，便是以“义和团”为旗帜的农民大暴动。这次暴动不幸为“顽固派”所利用，只发挥了运动之一面的意义。结果在八国联军的西洋大炮的轰击之下被歼灭了；留下来的，只是成千成万的农民尸骨建立起来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之丰碑，再加青年女性赛金花之风流逸事而已。
不必奇怪，这种农民运动与农民暴动之相继惨败，因为这正是中国历史上不断表演着的悲剧。然而因此使清朝政府完全屈膝于帝国主义的脚下而充任其剥削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则是没有历史先例的。
在不断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清朝政府不仅丧失了许多领土，开辟了许多的商埠，出卖了许多特权，并且还借了巨量的外债，其款是为了偿付这巨量的外债与赔款并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剥削，遂成为清朝政府唯一的脱身之计。他以取之于中国人民的财富之大部分，一转手而奉献于各帝国主义，而以其剩余之一部，用于支持其统治的机构与贵族官僚的奢侈。
贪污与贿赂，本是官僚政治的特色，尤其当危亡的时候，更容易成为普遍的现象。据赵启霖劾段芝贵疏中有云：“奕劻、载振父子，以亲贵之位，蒙倚畀之专，惟知广收赂遗，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奕劻、载振，不过见诸文献之例子，我们以是而知当时明目张胆，白昼行劫者，又必不止此二人而已。
跟着贪污而来的，必然是整个官僚政治之腐化。一般“顽固派”，为了投合慈禧太后的欢心，和确保其自己的禄位，仍然在现实的环境之前，闭着眼睛，盲目的反对革新，反对进步，尤其反对宪政运动。他们生恐因此而削弱了皇帝陛下的权威，并从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尊严；所以他们对于“维新派”，不是说他们是“不靖之徒，附会名义，借端构衅”，便是说他们是躁妄生事，紊乱秩序。而这在他们看来，唯有“执法惩儆，断不能任其妨害治安也”。但是，这些高呼“秩序”与“治安”的“顽固派”，他们自己却只是“积弊相仍，因循粉饰”。在 1901 年 2 月，清朝皇帝皇皇的上谕中，暴露了他们的丑态。上谕中有云：“近二十年来，每有一次事端，必申一番告诫。卧薪尝胆，徒托空言；理财自强，几成习套。事过之后，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饰朝廷如故，……”我们由此而又知当时所谓“秩序”者，不过“循情”“用私”“敷衍”“欺罔”而已。
当时张之洞对于这种“顽固派”深致不满。他在致刘坤一的电文中有云：“总之，不化新旧之见，顽固如故，虚骄如故，老团不出之说如故，和局断不能和。贪昏如故，废弛如故，蒙蔽如故，康党断不灭绝。官派如故，兵派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饷竭营虚则兵愈少，债重征苛则民愈怨。游勇叛匪合而为一，则中国断不能支矣”。又于致鹿传麟书中有云：“时局艰难，到此地步，而滔滔不返，依然袭故蹈常”。“无怪各国谓中国人昏陋懒弱，诈滑无用，而又顽固虚骄，狂妄自大，……其无用既可欺，其骄妄更可恶”。我们由此而又知当时非无明达之士，洞察当时政治之腐败黑暗，与夫应行改弦更张之处，惟可惜也止的慨叹而已。
在这种腐败贪污的政治压迫之下，人民反对苛捐杂税的运动，遂成为一发而不可遏止的趋势。尤其在 1906 年，这种运动不下千百起，普遍及于全国。并且在每一次运动中，都往往拥有几千几万乃至十几万的群众。比如广西归顺县人民反对苛捐的暴动 ，河南叶县万余人反对加税的暴动，山东十余万人因地丁而引起的暴动，云南个旧数万人因矿税而引起的暴动，这都是拥有广大群众的暴动。这些暴动，虽然也有秘密会党的领导，但在本质上，都是由于不堪剥削而引起的人民的自发的暴动。
其次，秘密会党，如黄河流域之八卦党，长江流域之哥老会，两广与福建之天地会或三合会，在这一时代，随着失业人口之扩大，也呈现了极大的活跃。他们组成的分子已经不是限于失业的农民，而是已经扩大到清朝政府所领导的军队中和官吏中去了。例如《清鉴》所记：“广西匪乱数年……提督苏元春与匪勾连，根株盘桓。”又云：“广西兵匪勾结有年矣。”又云：“柳州兵变，柳庆土匪又同时蜂起。”据此，则孟森《广西边事傍记》中所云：“粤匪羽翼日广，有会而匪者，兵而匪者，官而匪者，与黔滇接连各地，几乎无人不匪”。必系事实。广西如此，其他各处，当亦只有程度上之差异而已。
在另一方面，改良派的运动，虽以“百日维新”而告一结束；但是这个运动的暗流，不因此而终止，当时的知识分子与新官僚，还是到处进行立宪运动。如梁启超在东京组织了新闻社，朱福侁、张謇在上海组织了立宪公会。此外，在湖北则有宪政分会，在广东则有自治会。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之下，又使得这个运动高涨起来。他们虽然是一种温和的请愿上书，但对于清朝政府，也是一种和平威胁。
在农民暴动、会党活跃与立宪运动同时高涨的环境之中，清朝政府除了用血的屠杀对付农民、“会匪”和改良派中的激烈分子以外，同时对于人民不能不表示相当的让步。于此而有 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于是而有 1907 年各省咨议局的设立，于是而有 1908 年宪法大纲的颁布。这些让步，在清朝皇帝看来，已经是倒转天地；但在一般人民，甚至在改良派看来，则不过是统治阶级朝三暮四的骗术而已。
在改良运动的前面者，已经立着“此路不通”的木牌。现在唯一的道路，是革命的道路。这从两广总督陶模致张之洞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大多数青年已经由改良主义转向革命的方面去了。电文中有云：“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清军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谓吾师勿再提拿……恐为丛驱雀”。又据《清鉴》有云：“初唐才常虽由康有为运动，设会上海，以勤上保国为名。久之：才常与康梁宗旨不同，乃结合江湖会党，设自立会，……其规条内，不认满洲国家，与孙文宗旨颇合，盖亦革命运动也”。从这里，我们又看出了中国历史已经走进新的转向时代了。
二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历史的发展，究竟有其自己的一定的规律，他决不依照人们主观的幻想而委曲求全。资本帝国主义者固然幻想一面征服中国的封建势力；另一面，为了自己的需要起见，还要扶持中国的社会经济，便从根基上引起了一个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恰恰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之反对物。这一历史之辩证的发展，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历史的根据。
当资本帝国主义深入中国以后的结果，一方面是中国中古式的农村经济之分解。而这一分解，遂把几千年依附于土地的中国农民手工业者投诸生产过程之外，成为广大的失业游民群；同时由于农村的崩溃，中国的小商人和知识分子也从小康的境遇沦为一无所有者。另一方面，却又影响到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虽然这种资本，没有脱离买办的性质——而使中国一部分的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转入新的生产方式。然而在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不仅前者感到致命的威胁，即后者也不能获得自由发展的许可。在这种历史的客观条件下，前者与后者必然以利害相同而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革命集团。反之，清朝政府以及由清朝政府而能分到赃物的腐败官僚军阀、大地主、买办，又必然以资本帝国主义为靠背而组成其反革命的集团。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之上，革命两大敌对营垒的斗争，便日益成为不可避免。
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首先出现为这一时代的革命的领导者，他组织了中国最初的革命的党——兴中会，并且确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开始了反中世纪制度的民主主义的斗争。
中山先生深知要实现他所创立的主义，不是经过和平的道路可以达到的，而是要经过采取革命强力反对封建主义的道路。同时他又知道，要实现这种革命，只有把一切不满意于封建主义者组织起来。根据这样的要求于扩大党的组织，遂成为必要，而兴中会便与光复会、华兴会组合为同盟会。并且在同盟会的宣言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这种革命的号召，就完全表示他不以种族革命为满足，甚至也不以政治革命为满足，并且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与民众生活问题之完整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中山先生深知“如果没有民众的伟大精神和革命的高涨，中国的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就未能争取共和国。”于是他开始从广大的人民中，寻找革命的力量。他一方面在三合会与哥老会等秘密会党中及新军中，进行组织和煽动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外进行对大商人及知识分子的宣传与鼓动；最后则使这各种力量巩固而密切的联合而形成一个广泛的反清的统一战线。很明白地，这一反清的统一战线之形成，就完全由于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仅为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者所需要，同时对于贫苦的人民，也表示了极恳切的同情。
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不久就在中国广大的苦难的人民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响，不在清朝的敌人三合会和哥老会的群众，及一切不在秘密会党中的贫穷的农民手工业者，带着深刻的悲哀与痛苦，积极参加反清斗争。就是清政府的新军也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化，到处发动了可怕的哗变，来响应革命党人的活动。
革命的号召，吹出了新时代的声音。在同盟会的领导之下继续不断的革命起义，成了辛亥革命前夜历史的主要内容。从 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开始，以后 1900 年（庚子）惠州之役，1902年（壬寅）广州之役，1904 年（甲辰）长沙之役，1906 年（丙午）萍乡之役，1907 年（丁未）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四川之役，1908 年（戊申）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安徽之役，1910 年（庚戌）广东新军哗变之役，直至 1911 年（辛亥）七十二烈士起义广州之役。这些革命斗争，虽然一个跟着一个陷于惨败，可是任何的血的屠杀，任何大炮的轰击，任何失败，任何收买，都不能使他们放弃革命的事业；反之，由此而造成了革命的高涨。
与这种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几乎是平行发展的，还有一种暗杀的活动。如 1904 年，万福华之枪击王之春。吴樾之图炸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1907 年，徐锡麟之刺杀恩铭。1908 年，熊成基之谋杀载洵。1910 年，汪精卫之炸载沣。1911年，温生才之枪杀孚琦，林寇慈、陈敬岳之炸李准。李沛基之炸凤山。这些壮烈的英雄主义的活动，是当时革命斗争之又一形式的表现。但是这种个别的暗杀手段，去刺杀压迫者集团中个别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革命斗争中，并不是一种正确的路线。因为刺杀了一个封建的贵族或将军，代之而起的，又是另一个封建的贵族或将军。而且恐怖的活动将提高反动者对革命活动之更高的警觉，从而给与革命活动之进行以更大的阻碍。所以当时的革命主流，还是在于那些具有群众性的斗争，而不在于这些暗杀活动。
三 辛亥革命爆发了
当革命斗争以可怕的威力普遍地袭击清政府的统治的时候，清政府不得不更无耻地倒在帝国主义的怀抱中；并且宣言，他对于中国的统治权“宁赠外人，不与家奴”，以求得到帝国主义的卵翼。反之，帝国主义者却转而利用时机，向清政府攫取更多更大的特权，而这首先便是要求中国铁路的建筑权。为了从人民手中获得铁路自由赠送之权，清政府便宣布“铁路国有”的政策。实际上，所谓“铁路国有”，就是将所有铁路建筑权完全奉送于帝国主义。在英、德、法、美、日五国的收回铁路基金的借款之幕后，呈现了帝国主义的凶相。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在绅商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川、鄂、湘、粤四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他们宣言：“今政府忽又宣布国有政策，与民争利，只不啻夺我生命财产付诸外人”。这种风潮，由绅商的抗争，很快就扩大成为一种群众运动。不仅川、鄂、湘、粤四省的咨议员群起反对，海外的华侨、留学生也相继响应；而且许多地方并发生罢市、罢课，甚至川汉铁路宜万筑路工人举行暴动。清政府对于这种争路风潮采取高压的手段，在四川总督赵尔丰的屠刀下，把请愿的群众当作土匪，枪杀四十余人。这样一来，人民更趋于愤怒，武昌起义遂在高涨的人民愤怒之中爆发出来。
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阴历 8 月 9 日一个黑暗的夜晚，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之巨大的转变，——从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转变。革命的火把，首先从新军的工程营中高举出来，接着便是十五协士兵的响应，在民军的旗帜之下，开始了反中世纪式的野蛮专制主义的革命斗争。
民军首先占领了军械局，攻入总督署。在大炮的巨响中，鄂督瑞澄已弃城而逃。当时情形，据中山先生说：“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遑，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都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
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继续出兵渡江占领汉口、汉阳，一败张彪之军于刘家庙，再败张彪之军于沈家矶，于是民军声势大张，汉口领事团乃宣告局外中立。
中山先生纪武昌起义曰：“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一逃；倘瑞澄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以当时武昌之新军，其赞成革命者之大部分已由端方调往四川。其尚留武昌者，只炮兵及工程营之小部分耳。其他留武昌之新军，尚属毫无成见者也。乃此小部分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此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
中山先生的话是很正确的。武昌起义，实际上是一种意外的或偶然的成功。但是这种偶然性正是历史的必然性之表现的形式，亦有所谓“天心”也。根据当时的事实，革命的高涨，已经把成千成万的火星，散布于各方面，而在周围却堆着引火的燃料。谁来点烧这革命的火把，以及在何处先点燃这个火把，固是偶然，然这个火把之必被某人在某地点燃，则是“天心”之所向，亦即必然的趋势。
我们不要忘记，在武昌起义之前夕，清政府在广州对七十二烈士之大规模的屠杀，在四川对请愿民众之血的围剿，尤其在武昌对革命党人和秦澧明、龚霞初、刘汝夔等之屠杀，对革命机关之破获与搜查，这些事实，都标示着革命者与反革命之肉搏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代，革命的火把，从武昌城中高举起来，正是历史的必然。瑞澄之逃走，固然是由于他个人的胆小，然而同时也表征着整个封建主义之已经走到不堪一击的没落阶段。这从后来其他各省的清朝封建大臣之望风而靡，得了很好的证明。
革命以武昌为起点，以非常之迅速向四方八面展开了。9 月1 日，湖南起义，巡抚余诚格遁。9 月 2 日，江西起义，巡抚冯汝骙遁。9 月 3 日，陕西起义，巡抚钱能训遁。9 月 8 日，山西起义，巡抚陆锺琦被戕。9 月 10 日，云南起义，总督李经羲遁。9 月 18 日，安徽起义，巡抚朱家宝遁。9 月 13 日，上海起义；15 日，苏州起义，巡抚程德全降。以后松江、镇江、扬州等处先后为民军占领。9 月 15 日，浙江起义，巡抚增韫被俘。9 月19 日，广东起义，总督张鸣歧遁。9 月 16 日，广西起义，巡抚沈秉堃为都督。9 月 19 日，福建起义，总督松寿自杀。9 月 20日，山东起义，巡抚孙宝琦伪降。10 月 2 日，重庆起义；7 日，成都起义，前总督赵尔丰、总督端方皆被杀。此外贵州、甘肃、新疆、奉天都纷纷独立。根据这些史实看来，武昌起义不到一月，革命军已占领十余省，革命军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而清朝统治已陷于土崩瓦解。我们以是而知革命军之“一击而中”，乃是由于清朝政府之“不堪一击”。
清朝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全国各地同时敲响了。在这一时代，清政府自然会想起太平天国的喜剧，而企图历史的重演。为了抢救其临时的统治，于是最后的挣扎开始了。一方面便是企图以对人民之更大的让步，缓和革命的攻势，如宣布宪法十九条，组织内阁。另一方面，则集中大军，命袁世凯反攻武汉，以图击溃革命军的大本营。并令张勋死守南京，以为进攻江南之根据。但是袁世凯已经不是曾国藩，而当时清朝的军队，也不是过去的“湘军”和“淮军”。这些军队的士兵已视保卫帝国的战争为可耻的行为。所以结果张勋不能不狼狈北窜，而袁世凯则被迫采取一种在帝制与革命之间的顺风转舵的政策。
革命在顺利的展开。不久，民军占领南京，各省府代表乃集合南京，成立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是，从此中华民国遂出现于世界，而中国人民，才获得“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的“一律平等”，才获得“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一言以蔽之，才从几千年的封建皇帝的奴役中被解放出来。
四 昙花一现的第二帝国
革命政府成立，清政府并未崩溃。摆在革命政府之前的紧急任务是继续北伐，彻底地解除反革命集团的武装，并进而消除其依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基础。一言以蔽之，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不幸在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之下，革命的军事进攻变为和平的政治谈判。和平政治谈判的结果，就无异以一个革命的成果，换取清朝皇帝的退位；而以袁世凯的出任临时总统，作为南北统一与中华民国成立之象征。
当“仁慈的”清朝皇帝不忍“九夏沸腾，生灵涂炭”，而“将统治权公诸全国”之后，中山先生即履行誓约，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跟着便是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这样一种禅让的结果，遂使袁世凯顺利地篡窃了一切革命的成果，而将新政权移转到自己的手中。
现在，袁世凯却因此而一面承继了清朝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几个封建遗产；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掌握革命势力的大权。换言之，他以清朝政府的代理人，一变而为革命政府的首领。
为了开始反动的企图，于是袁世凯便毫不犹豫地运用残余的封建势力，并找到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其国际的依靠，开始对革命的民主势力作一步紧一步的进攻。首先，便制造兵变，把新政府从南京迁到他的势力所能控制的北京。其次，便驱逐唐绍仪，暗杀宋教仁，把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机构内阁，转化为个人的御用机关。最后，藉帝国主义的帮助，获得了五国银行团的借款，开始向革命势力作武装的进攻。
反动的时代到了。第一道命令是罢免皖、赣、粤三都督，铲除革命党人的根据。这使得当时由同盟会扩大组织而成的国民党，除了再革命，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于是而有二次革命之役。在“讨袁军”的旗帜之下，李烈钧起义湖口，黄兴则进占南京，此外安徽、福建、广东、湖南相继响应。但是时间太晚了，袁世凯在和平谈判中，已经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完成了反动的准备。所以当袁军大举南下以后，二次革命又失败了。
跟着二次革命的失败，于是解散国民党，修改约法，解散国会、省议会，甚至废除名义上之内阁制。于是政事堂代替了内阁，命令代替了约法，独裁代替了民主，北洋军阀代替了清朝皇帝。一切一切，都退回旧路，帝国主义又亲亲热热地拥抱着一个新的情人了。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向中国猛烈发展的时候，反动的封建军阀发明了“民主政治不适宜于中国”的理论。他们说以孔子之圣，三日无君则惶惶然，何况我们平凡之辈。于是帝制运动勃然而兴。旧的宝座被刷新了，收了箱的马蹄袖的朝衣和可爱的朝笏，又重新拿出来了，这些新朝的预备臣仆也正是旧朝的残余臣仆，他们竟一致主张承认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二十一条亡国条件，而换取帝制的承认。于是，在中国史上公然又出现了以洪宪为纪元的“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成立的那天，是全中国反动派的快乐节。那些攀龙附凤的大大小小的封建余孽，希望在庆祝“第二帝国”的新华宫的欢宴中，表彰自己屠杀革命民众的丰功伟绩，而换取“龙虎”、“嘉禾”等金晃晃的勋章。虽然，“第二帝国”究竟是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导演的一幕滑稽剧，自然为其他列强所不满，加之这样的透顶的反动，尤其不是革命的势力所能容忍。所以蔡锷一倡，而西南各省争先响应，于是“第二帝国”遂不得不在举国一致的打击之下而终结其寿命。
“第二帝国”的寿命虽然只有一百天，但紧接着“第二帝国”而来的，不是革命政权的恢复；反之，而是十年以上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这些相继而起的军阀，他们没有一分钟忘记剿灭革命民众的任务。他们拼命地保持有利于他们的一切旧制度的陈腐的妙处，并且还从“第二帝国”学来了他的一些新的政治阴谋与诡计，如实际的专制与假装的民主，政治上的欺诈与财政上的盗窃。最漂亮的言论与最下流的行为。他们与袁世凯不同的地方，只是没有披过龙袍，登过宝座，而在实际上，他们都是变相的皇帝。一言以蔽之，十余年的军阀政治只是“第二帝国”的“延长”。
五 总是中国史的新转向
以上是辛亥革命历史的概略。
人们往往慨叹辛亥革命的失败，但我以为辛亥革命有其失败的地方，也有其成功的地方。当作一个独立的历史行动看，辛亥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当作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之一阶段看，则辛亥革命实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革命运动。他一方面承继其先行阶段的诸革命斗争的历史传统而加以发展；另一方面，他开创了一件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事实，即从这时起，在中国人民面前，已经展开着对于“光明的将来”之希望。所谓“光明的将来”，即与经济贫穷政治荒谬的封建社会相反的新的三民主义的社会之诞生。而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新社会”之诞生的预告者。
用政治的眼光看，辛亥革命的确犯了许多主观上的错误；但如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看，则这些错误，就正是附着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属性上的东西，亦是辛亥的历史的局限性。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从封建主义到民主主义的一个新的转向，但也只是一个转向而已。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为着辛亥革命所提出的历史任务而斗争。辛亥革命只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绪言，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民族抗日战争，正用血与火的文字，替这一革命写着光辉的结论。
（重庆《中苏文化》第九卷第二、三期合刊，1941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