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学上，自古以来，就流行着一种正统主义的观念。所谓正统主义，即在中国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指定一个统治集团，作为合法的政府，以之承继正统，而以与这个合法政府同时并世之其他的政治集团为非法的僭伪政府。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史学家，还在哓哓于正伪之辩。而且这种正统主义的观念，今天仍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生它的作用。
其实所谓正统主义，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用以辩护其“家天下”之合法的说教；而其出发点，则是“皇帝至上”的思想。因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以为历史就是圣帝明王的承续，因而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一日无君，即认为是历史的中断。所以在任何时代，都要找一个皇帝，系之以正统。这个正统的皇帝，最好是圣帝明王；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理想皇帝，则不管是流氓，是地痞，是大盗，是狗偷，甚至是他们鄙为夷狄的异族，只要他取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他就被尊为神圣，被当作正统。
例如刘邦未做皇帝以前，本是一个“贪于财货，好美姬” 的流氓，又曾隐于芒砀山为“盗”，他的身分可以说是流氓而兼“强盗”。但《汉书·高帝纪》谓其一入咸阳，便摇身一变而为“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朱温在《唐书》上曾被指为盗贼，而在《五代史》上遂被尊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上，以前指为叛逆，以后又奉为神圣。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沙陀的苗裔，而汉族的历史家竟奉为五代之正统。辽、金、元、清诸代的统治者，或为契丹，或为女真，或为蒙古，而汉族的历史家，亦称之为祖为宗。像这样今日流氓，明日皇帝；今日盗贼，明日神圣；今日寇雠，明日祖、宗的正统主义，充满了中国史乘，举不胜举。
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一方面抱着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的思想，但同时又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王，即认为在同一时代，不能有两个以上的皇帝。因而如果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皇帝时，他们便从中选择一个，尊之为神圣，奉之为正统，而以其余为僭伪。例如在三国时，有三个神圣，所以历史家或以魏为正统，或以蜀为正统。南北朝时，南方有一群神圣，北方也有一群神圣，所以南方的历史家指北方的神圣为索虏，北方的历史家说南方的神圣是岛夷。五代十国时，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神圣，于是历史家便择定梁、唐、晋、汉、周为正统。像这样任意正伪的正统主义，正如司马光所云：“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代，弃而又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神圣一经确定，则为不可侵犯之象征。如果再有人反对这个神圣，不管反对得有无理由，都一律被指为盗，为贼，为匪，为叛，为逆。
实则神圣与盗贼相去无几。陈涉、吴广之于刘邦，新市、平林之于刘秀，窦建德、刘黑闼之于李世民，张士诚、陈友谅之于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之于清顺治，其间相差，实间不容发。然而即因成败不同，而遂或为神圣，或为盗贼，由此而知神圣与盗贼之分，不在其人之性格，而在其成败。正确的说来，只有从神圣中才能找到真盗贼，从“盗贼”中才能找到真神圣。黄黎洲之言曰：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屠城三百，……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杀者二，有罪不得不杀，临战不得不杀，……非是奚以杀为？若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为者？大将……偏将……卒伍……杀人，非大将、偏将、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之，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相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室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
如黄黎洲所云，则自秦以来的所谓神圣，都是一些杀人犯，而中国的历史家却以杀人犯之世代相承为正统，以反对杀人犯者为盗贼，岂不是非倒置！所以黄氏又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
正统论者，一般方面，是“皇帝至上”的历史观之演绎；在特殊方面，他们又是历史地辩护现存统治者的合法。例如以三国而论，陈寿以魏为正统，而习凿齿则以蜀为正统；以后司马光又以魏为正统，朱熹复以蜀为正统。这样不同的主张，并不是根据客观的实事，而是历史家要主观地辩护其当时的政权。关于这一点，梁任公说得很正确，他说：
陈寿主魏，主都邑也。寿生西晋，西晋据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习凿齿主蜀者，主血胤也。凿齿生东晋，晋已南渡，苟不主血胤，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故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也者。
又如五代十国而选择梁、唐、晋、汉、周为正统，这也是宋人为自己的政权辩护。因为宋代的政权篡自后周，为了正宋，不能不正周。为了正周，于是又不能不正梁、唐、晋、汉。所以宋人正梁、唐、晋、汉、周，也是为了辩护宋代政权是历史的正统。
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辽、金、元的情形类似。所以顺治二年，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奏，主张把辽、金诸帝送上祭坛，几乎要以辽、金为正统而以宋为僭伪。清人之正辽、金，也是为了辩护自己政权的合法。
民国初，北洋军阀修清史，以清为圣朝而指太平天国为发匪，即正清而伪太平天国。他们之所以正清而伪太平天国，也是辩护承继清的北洋军阀的政权是正统，而从太平天国发展出来的辛亥革命和由此而建立的国民党的政权是僭伪。
晚近又有人企图把某一个人尊为神圣某一党派奉为正统。他们不惜尊奉汉奸曾国藩为圣人，以否定太平天国的合法性，其用意也是企图以正曾国藩者正现在的人民屠杀者，以伪太平天国者伪现在的人民军。
这样看来，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皇帝至上”、“封建世袭”为原则辩护现存的政权之合法性的工具。诚如梁任公云：“若以此而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防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也，如是其甚矣！”
（重庆《民主星期刊》第十九期，1946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