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中国史学的领域中,有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的倾向,表现于有人企图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拉回古典学派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学派,即指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这种复古的倾向,是中国史学向前发展中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不是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之个人的行动,而是“当作一个阶级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现。这个阶级,现在正向全国的人民宣战,他们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武器,保卫封建的统治,因而史学的复古运动者,也就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
文化的复古与政治的反动是分不开的。有王莽的篡汉便有刘歆出现为新莽王朝的国师,替王莽窜乱经传,以说明王莽篡汉之符合于圣人的教义。刘歆虽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刘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说明了只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愿做刘歆。
今天中国虽不是王莽的时代,然而却有人想做王莽的事业。因而文化的复古,还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具体的事实指示出来,早在抗战期间,学术的复古就在不断地蠢动,特别是史学的复古。因为现实的斗争在史学中反映得格外强烈,格外鲜明。
我记得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曾经召开过一次所谓“全国历史学会”。在这次会议中,应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学和专科的史学教授。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组成一个古典派的史学阵容,以对抗科学的历史学派。不幸因为缺少一个领导人物,这次会议算是白开了。
抗战结束,内战展开,政治反动日益强烈,因而史学复古的要求更加迫切。恰好这时就有刘歆那样的文化奴才从美国回来,自告奋勇,于是酝酿已久的史学复古运动终于展开了。
说到这位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大家应该记得,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揭起实验主义的旗帜以与古典派为敌。现在为什么又转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帜下呢?很明白,这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转换,而是他前后的政治任务不同。在“五四”前后,中国市民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封建残余。当作一个市民学者或文化买办,他的文化任务,当然是反对作为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的古典派。现在,中、美两国反动派之共同的敌人,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务自然是纠合一切保守、落后、腐朽的学究,以与新的科学历史学派为敌。不过,和中国的封建残余之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中国的古典学派也不过是美国文化买办玩弄的古董而已。
古典派(即乾嘉学派的本身)并不反动;只有在两百年后的今日,重新回到这个学派才是反动。因为各种学派都有他自己的时代。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有进步性。古典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但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跟着时代的前进,就会出现更新的方法;而过去之新的方法,就会变为陈旧。乾嘉学派也不能例外。自从逻辑学的方法传到中国,乾嘉学派的方法即已相形见绌。到现代中国的史学,已经踏上科学的阶梯,乾嘉时代的方法自然更显得幼稚了。
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x光线。至于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他们手中所有的,则不过是他们祖传下来的一面生了锈的铜镜而已。因而复古主义者在今日而提倡乾嘉学派,这就无异放着x光线不用,而主张使用一面生了锈的铜镜。
诚然,乾嘉学派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这种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他们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假如史学的任务不仅是整理史料,还要写成完整的历史,则乾嘉学派对于史学所作的工作只是一半。
而且就这一半工作而言,他们所做的又仅限于文献学方面;对于考古学、民俗学的史料,并未着手,因而对于上古的努力,只是写成了一些神话传说的汇编。其对于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补注,大抵亦以文献为据。假如史料的范围不限于文献,而还存于文献以外,则乾嘉学派整理史料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再就这一半的一半而说,乾嘉学者所作的工作,又偏于僵死的一面。例如就其所补各史表志而言,十之八九为地理志,其次为经籍志,又其次为天文志、律历志,而对于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食货志,对于与生活习惯有关的舆服志,对于与艺术活动有关的乐志,则无人措意。他若保存在历代文艺作品中的史料,更是原封未动。假如保留在文献中的史料,除僵死者外尚有生动的部分,则乾嘉学派对于文献学上的史料之整理,又只作了一半。
总而言之,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在文献学方面,复偏于僵死的部分。这对于史学而言,只是作了一个局部而又局部的准备工作而已。
以上是就乾嘉学派的鼎盛时代而言。降及末流,则专以摭拾丛残、毛举细故为能事,因而支离烦琐,愈趋芜秽。对于这些末流,章实斋曾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互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遂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下之能事也。幸而生于后世也;如生于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梁启超也说:
总而论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世专家研究资料者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存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的《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的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大惑不解。
末流如此,至于末流之末流,即今日之所谓古典学派,则更等而下之。他们再没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智慧魄力和学问,进行大规模的史料的辑补和考证,只是抓剔糟粕,吹求阙失,企图抄袭陈说,翻为新论;钩稽幽隐,用眩流俗。而其所钩稽与所吹求,又皆支离断烂,无关弘旨;僵死干枯,绝无生气,正如一大旧货摊,破铜烂铁,无所不有,而一无可用。然而他们却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个个自以为怀荆山之玉。不知其所握所怀,都是破铜烂铁。退一步说,即偶使有珠玉,他们也不能琢以为器,贯而为串,依然为无用之物。
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所谓古典派,实已由“史料的整理”堕落到“史料的玩弄”。然而他们却以为史之为学,就是“史料的玩弄”;而且只有玩弄史料,才算是史学的正宗、史学的上乘、史学的专家。实则这些玩弄史料的专家,正是章实斋之所谓“横通”,盖琴工碑匠之流亚。然而他们亦遂江湖挥麈登坛说法,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任何人都知道,史学的任务决不是史料的玩弄,亦不止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要辨证史料,综合史料,写成完整而有系统的历史。然而今日之古典派,他们以为只要把史料变成历史,便不算史学。
诚然,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不就是历史,正犹砖瓦不就是房屋,秫黍不就是酒。然而今日之古典派,却指史料为史学,是直指砖瓦以为房屋,指秫黍以为酒,其为错误,尽人皆知。
任何学问都要依从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历史也是一样,没有正确的方法,则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说明历史的资料,“正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
没有方法,不但不能写成历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为史料并不像放在钱柜里的金银,随手可得;而是像矿石一样,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没有采矿学的知识,虽身入宝山,也只有空手而回。今日的古典派即使据有宝山,也是枉然。
古典学派已腐烂至此,何以复古运动者还要提倡他呢?这就是因为这个学派具有回避现实,学以为学的传统,足以愚弄青年,僵化青年。他告诉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从历史上吸收经验与教训,而是昏迷于废纸堆中,不省人事。这样习而久之,一个青年便会变成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废物,便会变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从而他们就会把独裁当民主,把人民当土匪,把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当“法律问题”,特别会把《水经注》当作最了不得的学问。这样,一个青年便会白首寒窗而至死不通。结果,和蠹鱼一样葬身于断简残篇之中。
假如古典派之玩弄史料是“玩物”,则复古运动者之愚弄青年,便是“玩人”。但是,我要正告复古运动者,今天的青年,已经不是乾嘉时代的青年,他们是不会被玩弄的。他们对于专制独裁的暴政,不是容忍,而是反抗,他们决不会从斗争的前线退到“时代的后院”。他们正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把科学方法当作x光线,照明中国史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其倾向,照明反动者的五脏六腑,当然也会照出刘歆的心肝。
(上海《文萃》第二年十五、十六合刊,1947年1月22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