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部二十四史或其他古典的编年史，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满纸都是人名、地名和年代。这些专门名词和数目字，对于一个初学历史的学生，实在是一种最讨厌的东西。
我在初学历史的时候，也曾经感到人名、地名和年代的苦恼，并且因此而一度对历史学发生厌恶。但是不久经验就告诉我，除非我不想学习历史，甚至不想知道历史，否则就要用极大的忍耐去接近这些讨厌的东西。
因为所谓历史，并不是一片灰色的空谈，而是人类过去为生存而活动的事实之记录。具体的说，所谓历史，就是记录“一定的个人，或一定的人类集团（阶级或种族）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所进行的一定的事情。”因而在历史上，抽出了人名、地名和年代，可以说，就没有历史了。
举一个例，“民国 37 年 9 月 22 日，陈毅将军解放济南，生俘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这是一个历史记录。假如我们从这个历史记录中抽出陈毅将军、王耀武等人名，再抽出济南、山东等地名，又抽出 37 年 9 月 22 日等年月日，那么这个记录就会变成“某年某月某日，某将军解放某城，生俘国民党某省主席某人。”这还成什么历史？
是的，历史不完全是一种记录的科学，同时也是一种批判的科学。因为历史学的任务，不仅在于记录史实，同时也还说明史实。换言之，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的史实“怎么样？”尤其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但是我一定要郑重地指出，如果要知道“为什么”，就必须要先知道“怎么样”？正如我们要批判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这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且知道的愈详细愈清楚，则对于这个人的批判，就愈恰当，愈正确。否则若执路人而批判之，就无从下手。历史的批判也是一样，没有掌握具体的资料，便无法进行。所谓具体的资料，就是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有年代有地点的历史事实。因此人名、地名和年代，在历史学上是最重要的。如果从历史上去掉人名，那所有的史实，都会变成无头公案。
关于人名在历史学上的重要，我在《略论中国史研究》一文中曾经指出：“在旧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社会经济的影子，在新的中国史著作中，看不见历史人物的名字，如果前者是观念论，则后者便是机械论。”（见拙著《中国史论集》第一辑）因为历史不是封建经济之自动的发展，还要加入人类之主观的斗争。正确地说，历史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斗争之辩证的统一。只要我们不否定人类主观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便不应该忽略历史上的人名。
是的，创造历史的，是人类全体，不是单个的个人。人名是标示个人的符号，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行进中，人类的全体往往要以阶级、种族等利害的不同而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集团并展开敌对的斗争，同时这种斗争又往往被一个或几个杰出的人物所发起、组织和领导。除非我们否定历史上领导人物的作用，不然，我们就应该重视出现于历史上各时代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实际上，有若干历史人物的名字，已经不仅是他个人的符号，而是一个阶级、一个种族、一种思想乃至一个时代的符号。例如嬴政（秦始皇）是一个人名，但他却变成了暴虐的代名词；秦桧、洪承畴、汪精卫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汉奸的代名词；孔丘、墨翟、杨朱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几个学派或思想的代名词；又如陈胜、吴广、樊崇、王匡、陈牧、张角、窦建德、刘黑闼、黄巢、刘福通、徐寿辉、明玉珍、郭子兴、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都是人名，但他们却变成了农民暴动的代名词。同样，在今天，毛泽东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代表着中国的人民大众；蒋介石的名字，是他个人的称号，但同时也是中国的买办、地主和官僚等一切反动派的符号。一言以蔽之，许多历史人物的名字，都特征着一定的历史内容。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就不能忽略这些人的名字。
其实，人名并不一定讨厌。他之所以讨厌，不是因为他是人名，而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人名太生疏的原故。例如没有一个人对刘备、关羽、张飞不感到兴趣的，这就是因为人们从《三国演义》中熟知了刘关张的故事。假如我们一提到建安七子、西晋八王，就会感到头痛。这是因为我们对所谓“七子”“八王”的故事不大清楚。因此只要我们努力去认识历史上的人物，那么，历史上的人名就会从纸上浮凸出来，由一个抽象的符号，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活人。
地名比人名更要干燥无味；但是在历史上如果去掉了地名，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历史行动，都要在大地上进行，就是今天的空战，也要把炸弹投掷到地下，才能发生实际的效果。地理和历史的关系，正如戏剧和舞台一样，没有舞台，戏剧的演出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大地，历史也没有实现的可能。
地理和历史一样，也在不断的变动中。自然地理的变改，固然需要长久的年代。而政治地理，则历代都有变易，这种变易，又与历史的变动息息相关。例如两汉和唐代等王朝的疆域曾发展到中亚，而东晋、南朝、南宋等王朝的疆域则缩小到长江以南，这些发展和收缩，正是中原王朝兴衰的表征。又如在两汉时期，西域分化为三十六国乃至五十余国，到三国时期，则合并为六国。这种分化和合并，正是西域诸国历史演变的结果。又如同样的中原王朝，各朝代的行政区划有所不同。如秦分三十六郡，汉分十三州，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元分十一省（中书省在外），明分十三省（京师、南京在外），清代分本部为十八行省。又如同样的地方，而古今异名。同样的地名，而古今异地。前者如今之南京，晋曰建康，元曰集庆，明曰应天，清曰江宁；后者如汉之九龙，为海南岛之一县，今之九龙则在香港对岸。如果不弄清楚，就会不知所指，或者张冠李戴。总之，不了解地理，就无从了解历史的进行。例如历史上的战争的进军，商业交通的路线，种族和文化的移动，都要从地名中才能探索出来。
地名之所以讨厌，也是因为我们对于这地方的知识太少。假如我们知道某一地方的内容，自然也可以感到兴趣。例如我们现在看报纸，对于济南、锦州、太原这些地名，一定不会感到枯燥，因为我们从地图上知道它们的方位，甚至知道他们的街市。但是假如有人提到南非洲的某一市镇，就会感到茫然。
在历史学上的年代，比之人名、地名，更为枯燥，因为它是一些数目字的重复，特别是中国史上的纪年，还多一种甲子。但年代在历史学上是重要的，它是贯串千百万条片断史实的一条绳索。有了它，这些史实，才能表示出时间的系列。有了时间的系列，我们才能知道史实发生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历史研究的据点，才可以看出历史人物或事实本身的时代性，也才可以向上追溯它的渊源，向下推求它的发展，向旁边寻找它的关联。否则，若从历史上去掉了年代，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混乱一团的乱丝，找不到头尾。
是的，有些纪年的历史，按年逐月记载下去，好像一本流水账，杂乱一团。但如果我们把一年的流水账过到分类账，我们便可以知道在这一年中，买了多少油盐柴米鱼肉布帛，而且也可以看出这一年中各种日用品的价格涨落，可以算出一年中生活指数的升降。研究历史也是一样。假如把那些错杂记载的史实，依其性质以为类别而加以整理，我们就可以看出某一朝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轮廓，就可以看出内乱外患的起伏。
最后，我还要重复一句：人名、地名和年代，在历史学上是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所有的人名、地名和年代都要死记，而是说只要学习历史，就得要耐烦去接近它们，而且我以为这是一个考验，即一个学习历史的学生，那一天不讨厌人名、地名和年代，他就走进了历史学的大门。
（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