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答吴兰先生
承吴兰先生来信，对本刊内容提出意见，我们甚为高兴，并愿借此机会谈一谈本国史知识的通俗化，亦即普及化的问题。
任何学科的通俗化的问题都不只是文字上的问题，而且是内容上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谈历史知识普及化，尤不能不着重于内容问题，就是拿怎样的内容的历史知识来普及的问题。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变革过程中不能缺少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而本国史的研究正是在思想战线上必要的和重要的方面之一。本国史知识之所以有普及的必要，就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历史知识来肃清各种封建的、买办的、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旧思想，并且我们可以由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而加强对于中国民族进步方向的信心与认识。统治阶级向来总是利用历史知识来麻痹和欺骗人民，他们片面地和歪曲地解释历史，企图散播正统观念和媚外观念，引起对人民力量的怀疑，宣传反对革命的改良思想以及达到诸如此类的其他目的。因此我们就必须努力把科学的历史知识和人民大众相结合，来代替那些统治阶级所传播的“历史知识”。这样说来，我们的历史研究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要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重新建立中国史的科学知识，以击败统治阶级的非科学的“历史知识”。如果不和人民化与科学化的问题相连结着，通俗化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承认，旧的历史观念是常常能通过各种通俗形式而散播其影响。至今，都市中的市民很多还是“在无线电里听弹词或平话”，以接受“历史教育”；而这种历史教育的内容多半都是极有害的。很多人对本国历史惟一熟悉的是三国时代，一部《三国演义》教育了他们。可是这种小说，正是封建传统的历史观念的代表。吴兰先生说：有些“用白话译的古史文字，读起来固然比较容易，可是儒家传统的封建思想仍旧原封不动”，也是事实。这些事实证明了避开内容的改造而讲通俗是危险的事；同时也更提醒了我们，如果不能让科学的、人民的历史知识取得通俗的形式，是不能在思想战线上取得彻底胜利的。
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科学方法来研究上下数千年的本国历史的工作固然已开始好多年了，成绩也有不少；但是缺点和不够之处也还很多。我们以为，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并不是不存在的。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对于一部中国历史的了解，在许多方面还是停留在概念式的轮廓画和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还没有能掌握全部必要的资料，发现各种具体的历史规律，因而也还没有能把对于本国史中的一切重要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认识都提高到科学的水平上。当然这也不是说，这样性质的工作，我们完全没有做过；而是说，在一部庞大的本国史中，我们所已经做了的，还是渺乎其小。——正因此，历史知识普及化的工作也就受到了限制。概念的知识和抽象的了解，无论用怎样通俗的文字写出来，毕竟还是不能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上，提高的问题又不能不与普及的问题同时提出来。我们所谓提高，就是要从旧史学的迷雾下重新整理一切史料（也就不能不进行各种必要的考古与考证工作），使历史的真实复现出来，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来加以分析研究，用人民的立场来给以解释与说明，以求能正确地认识一切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把握一切具体的历史规律。……把这样的研究的结果普及化才真正能对人民有益。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谓普及与提高两方面工作，是密切关联的。但普及与提高两种工作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区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能说，只有人民大众有兴趣知道的事件才值得我们研究。因为这一事件必然千头万绪地和其他许多历史现象相关联，如果不全盘地进行研究，孤立地认识这一事件一定会陷于错误。反之，如果忘记了历史研究无论怎样深入，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服务于当前人民大众的实践斗争，那也势必会沉溺到无边的史料的海洋里，永远爬不出来。
普及与提高两项工作也不是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的。正如在一切科学上一样，普及的要求刺激了提高，提高的努力又指导了普及。二者是互相辅助，互相推动的。
一般说来，对于历史研究上的普及化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如此。
至于本刊，因为是在报纸上的副刊，当然应该接受吴兰先生的意见，注意到一定程度上的通俗化的要求；但因为这终究是一个专门性的研究刊物，所以通俗的要求恐怕也只能限于一定的程度。以这样少的篇幅和小的人力，事实上也决不可能在提高方面做多少工作。但就目前历史研究的状况言，在这小刊物上似觉还不能尽废带有提高性的工作。本刊的方针旨趣大体上已见于第一期的《编者的话》中，自将随时根据读者意见而改进。
附带说一说吴兰先生信中提到的几点小节：
一、以“硬记人名、地名、年代和战争”来作为历史知识的全部，固然是不对的，但活的历史知识自也离不开人名、地名、年代等等。否则历史知识将只能是所谓“概念的轮廓画和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规律”了。（参看本期《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一文）
二、引用“原文”对于许多读者阅读困难，这是我们也知道的。但如果完全不引用古典文字，则所说变成没有史料根据了。这点只能尽可能设法来使读者得到方便。
三、在第一期《编者的话》中已说明，本刊实以历史为主，地理方面的文字只限于对历史研究有关系者。但过去几期中，还缺少这样性质的地理文字，此后当酌量增加。
（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
附：吴兰先生来信
翦先生：
我在《文汇报》复刊那一天，读到该报七种周刊的预告，知道先生主编《史地周刊》，深深地为我们读者欣幸！昨天读了先生的《编者的话》之后，我愿意把我的浅见写呈左右，请先生指教。
最近我读了吴晗教授的《史事与人物》一书，颇感兴趣。回忆在小学、中学时代，我们吃足历史课的苦头。每逢考试的时候，只知硬记历代的一笔流水账，硬记许多人名，地名，年代和战争。考试一过，这本流水账也就丢掉了。所以上历史课，远不如在无线电里听弹词或平话较有兴趣。
后来在一位教师那里，借读过顾颉刚先生用白话译的古史文字（章）。读起来当然比较容易，可是儒家传统的封建思想仍旧原封不动。
近几年来，读到吴晗教授的新历史文章，才开始对中国历史感到兴趣。
言归正传，我们希望读些什么东西？
一、吴晗先生在《敬贺〈文汇报〉复刊》一文中说：“我们希望《文汇报》一定会做到通俗化、人民化……报纸是为最大多数人服务的，要办到人人能读，人人喜读，人人必读。通俗化不只是文字的通俗而已，内容又何尝不应该如此。……”吴先生所指的报纸，当然包括一切周刊在内。老实说，我们不喜欢读太专门的东西，我们愿意读用通俗文字写的历、地。好像石敬瑭、曾国藩等故事，好像历史上人民翻身的故事，好像游记。譬如昨天的《史地周刊》，我们只喜欢读陈思遗先生的《三国时内战中的外族军队》。凡是考古、考证的文字，恐怕太专门了。
二、希望不要太偏重历史方面。例如昨天的《史地周刊》，三篇都是历史文章。我们希望多读游记；如果能就最近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声中多讲些战争地理，那是更有兴趣的。
三、文字方面，我们怕读长文，更怕读引用许多原文的文章。因为许多原文，没有注解，我们根本读不懂。我们希望《史地周刊》也做到“人人能读，人人喜读，人人必读”。
敬祝
著安
晚 吴兰上
九月十一日晚
（香港《文汇报》1948年10月29日《史地周刊》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