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言法，申不害言术，至韩非始兼言之，故韩非之学，无不括于法术之中也。今就其书所言法术之事，详为分析论之。

一、法术之原

《史记》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今其书自尧、舜、汤、武、孔子，以及其他圣贤，无不遭其掊击，独于老子推崇甚至，且著《解老》、《喻老》二篇，以释厥旨。故韩非之刑名法术，实近绍申、商，而远宗老子者也，且于《老子》详加训说，无异奉为刑名学之经典。今以韩非所谓道，与老子所谓道者较之。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主道》）

上语实出于老子“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意。盖道为万物之本原、是非邪正之枢机，然其本体虚而无刑，静而无所为。故人君治国临下，皆当法道而处之以虚静，而名与事自得其任焉，此又老子“致虚极，守静笃”之意也。于是韩非又曰：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主道》）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同上）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不异事也。为人臣者，陈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以其事责其功。（《二柄》）

人君既虚静不自事，而任其事于臣下，则不可不行形名参同之法。盖虚静则能见道理，语在《解老》篇。道理者，法术之所由生也。言即是名，事即是刑，虚静无为，审于道理，斯能参合形名，以授臣下之事，而责臣下之功。彭蒙谓“法自理出”，韩非言之尤详，曰：“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白黑。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权议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解老》）此与尹文论形名相近。

然《扬权》篇论形名尤悉。其言曰：“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见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正与处之，使皆自定。上以名举之，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又曰：“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此益自上义而推演之矣。又曰：“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事之形也。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盖形名为法术之原，故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循名以责实。其是非功罪之间，疑似辐辏。而轻重相贷，如持权衡规矩以量物，不可使有丝忽之失。非天下之至精，孰能与于是？精察形名，即法术之所由立者矣。

法术既由形名而出，如黑白之不可稍混，故其极或流于刻，亦其学然也。韩非每以法术并称，至若形名参同之法，则尤在于术。《难三》曰：“法者，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其义矣。

二、法术与国家

韩非以为国家之兴废存亡，无不在法者。故曰：“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外储说右下》）又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盖必奉法者强，而后于法无所阿枉也，则其强也孰御焉。于是引历史之事为证曰：“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庄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齐以亡。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赵救燕，取地河东，攻尽陶、魏之地；加兵于齐，私平陆之都；攻韩拔管，胜于淇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荆军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带之国，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庄、齐桓公，则荆、齐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则燕可以强。今皆亡国者，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其国乱弱矣，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则是负薪而救火也，乱弱甚矣。故当今之时，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同上）盖荆、齐、燕、魏之能强于一时者，以其奉法者强也。及桓公诸人既殁，氓社稷犹是也，而奉法者亡焉，故国随以亡。然则国强弱，亦视其奉法如何耳。

因益推国家安危之道，其存乎法者恒多。《安危》篇曰：“安术有七，危道有六。安术：一曰赏罚随是非，二曰祸福随善恶，三曰死生随法度，四曰有贤不肖而无爱恶，五曰有愚智而无非誉，六曰有尺寸而无意度，七曰有信而无诈。危道：一曰斲削于绳之内，二曰断割于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乐人之所祸，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爱不亲、所恶不疏。如此，则人失其所以乐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盖危道之所以危者，莫大于法令不行；安道反是。故善为国家者之于法也，使民赖之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非尽强之也。于是申言之曰：“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争鄙起。故安国之法，若饥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今使人去饥寒，虽贲、育不能行。废自然，虽顺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虽上不能安。上以无厌责已尽，则下对无有，无有则轻法。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

然法治之极，其效又何如者？韩非尝论之曰：“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道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岁之寿，操钩视规矩，举绳墨而正太山，使贲、育带千将而齐万民，虽尽力于巧，极盛于寿，太山不正，民不能齐。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极巧以败太山之体，不使贲、育尽威以伤万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乐而大奸止。澹然闲静，因天命，持大体。故使人无罹法之罪，鱼无失水之祸。如此，天下少不治。”（《大体》）又曰：“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扑，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同上）

韩非盖以国之强弱安危，无不在法；法之于民，非有所强，犹饥寒之必须衣食也。至于法治之效，古罕推言之者，韩非乃于此构成其理想之国家，以为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烦，复反于道德，实本老氏“圣人亦不伤民”之旨。（《解老》篇释之甚祥）当时非无刑法也，然民自乐生顺理而不犯之，故曰“因道全法”。又曰：“上下交扑，以道为舍。”法出乎道而归乎道，浑浑灏灏，和气流被，则自然刑措不用，是韩非所意为法治之极者也。

三、法术与人君

（甲）君之地位

无为 自道家言人君贵无为，孔子之称尧、舜亦然，法家盖窃取其意，而用则不同。法家以至高权归诸法律，将使一国悉受治于法律之下，而君乃无事焉。尹文、慎到之徒，颇持此义，至韩非言之益精。法律者，虽称君之名以行之，实委其责于臣下，惟臣下有大奸，君始自负其责。故君主者，超然于道德法律之上，适如英国宪法上之元首，所谓figure head亦虚设其仪而已，但察人臣之能奉法与否，余无所问。故曰：“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主道》）又曰：“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扬权》）又曰：“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其宜，故上下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同上）韩非所以论人君之地位如此。

韩非以为国之治乱，悉视其法度之良否，而不恃人君之材能。且尤可忧者，则在人君自用其材智，至于破坏法律；或人臣窥君之好恶，而多其道诱之以坏法，非所以建设永久不易之政治也。盖法度既立，虽庸主可治，若不用法而任私，虽遇英雄之君，难以定俗而强国。韩非深有见于此，于是以为宁使人主一切自立其智能，以听治于法，责职于官，故使之法虚静之道，且称之曰贤主，誉之曰圣人，其意亦可见矣。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将自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漻乎莫得其所。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勘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上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主道》）又曰：“夫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独制四海之内，聪智不得用其诈，阴躁不得关其佞，奸邪无所依。”（《有度》）又曰：“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扬权》）又曰：“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国危亡。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同上）此皆申言人君当无为任法，而不自负责任之义也。

势 人君虽以守法责之臣，而法必假君之势以行之。慎子所谓“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立君所以通理也。故人君之所处，即势是已。于是韩非论之曰：“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则临十仞之谿，材非长也，位高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金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故短之临高以位，不肖之制贤也以势。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载之，故安；众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长，尽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则长乐生而功名成。名实相持而成，形影相应而立，故臣主同欲而异使。人主之患，在莫之应。故曰：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人臣之忧，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故曰：至治之国，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车，事若马。故人有余力易于应，而技有余巧便于事。立功者不足于力，亲近者不足于信，成名者不足于势，近者已亲，而远者不结，则名不称实者也。圣人德若尧、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载于世，则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众人助之以立，近者结之以成，远者誉之以名，尊者载之以势。如此，故太山之功，长立于国家；而日月之明，久著于天地。此尧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功名》）由此观之，则人君不在材能，惟在乘势。然势也者，非力征经营而成之者也，盖因其便而乘之而已。故曰：“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观行》）又曰：“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

技能，四曰势位。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虽贲、育不能尽人力。故得天时，则不务而自生；得人心，则不趣而自劝；因技能，则不急而自疾；得势位，则不进而名成。”（《功名》）盖势之为物，惟在顺天时人心，而因技能以处之耳。所谓顺天时人心而因技能以处之者，即立法度而假势以行之是也。韩非于难慎子之言势发其义曰：“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又曰：“夫弃隐括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而人辩之，不能治三家。”（《难势》）故势待法而后尊，法待势而后行，二者相须而不可离，然则立势即所以行法也。

夫法度不合于时，不顺于人心，固莫得而立矣。因于时而顺于人，而假之以为权威，即所谓势也。故曰：“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奸劫弑臣》）法度既立，人君操其柄，则势莫重焉。故曰：“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也。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邦亡身死。”（《喻老》）又曰：“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内储说下》）又曰：“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王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国者，千无一人。虎豹之所以能胜人、执百兽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则人必制之矣。今势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类也。”（《人主》）盖人主之要，惟在持其势使勿入于臣下之手，以明敕法度，则虽庸主可以为治。故曰：“处势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难一》）又曰：“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托良马固车，则臧获有余。国者，君之车也；

势者，君之马也。”（《外储说右上》）

（乙）人君与法术之士

人君处其势位，将以治国，固在法度矣。然法度者，非人君自制之也，盖将求法术之士与制定之，而后国可得而安也。法术之士不饰古先之说，不慕仁义之名，惟察当今之所宜，施用法术，以成至治之道。韩非以为当世儒、墨之徒，皆未足与于此也。尝论之曰：“至治之法术已明矣，而世学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学，皆不知治乱之情，多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智虑不足以避穿井之陷，又妄非有术之士。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与有术之士有谈说之名，而实相去千万也，此夫名同而实有异者也。夫世愚学之人比有术之士也，犹蚁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远矣。”（《奸劫弑臣》）夫法术之士，外既蔽于愚学，而内又与人君近习之臣不相容，非人君竭诚而求之，则类难以自进。韩非之言曰：“且法术之士，与当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途之臣得势擅势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术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合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进说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人主》）又曰：“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谓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孤愤》）又曰：“法术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

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途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同上）韩非尝设以明之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闾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迎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龁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外储说右上》）又引管仲社鼠之对而喻之曰：“夫大臣为猛狗而龁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矣，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国焉得无亡乎？”（同上）

虽然，法术之士固难得而进，然国家不得法术之士，则恒致于乱亡。故人主不可不力去壅蔽，而求与之共大事。盖既得法术之士而臣之，则人主可以免于左右之欺，以徐图致治之方矣。故曰：“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群臣之上，则主不可欺以诈伪；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以听远事，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有度》）盖得善为法度之臣，授之以政，加群臣之上，又因其妙于权衡而使之听远，则诈伪轻重之事自无得而欺焉。于是又深慨法术之士，怀抱远大，世终不悟。因论法术之士所以为治者曰：“圣人者，审于是非之实，察于治乱之情也。故其治国也，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顾以为暴。愚者固欲治，而恶其所以治；皆恶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严刑重罚者，民之所恶也，而国之所以治也；哀怜百姓、轻刑罚者，民之所喜，而国之所以危也。圣人为法国者，必逆于世而顺于道德。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者少，则义非矣。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也。”（《奸劫弑臣》）大法术之士，所尚者严厉之治，而又好诋近习之臣。人君闻其言，无以其逆耳而不听也。故曰：“扁鹊之治病也，以刀刺骨；圣人之救危国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体，而长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国。”（《安危》）又曰：“人臣有议当途之失、用事之过、举臣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习能人，使

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不下适近习能人之心，而乃上以闻人主。然则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见，而忠直日疏。”（《三守》）此亦堂谿公玉卮无当之说也。人君能听拂耳之言，又力去壅蔽，不泄言于左右之臣，则法术之士庶可得而用矣。

韩非者，以法术立士自命者也。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利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问田》）其引天下为己任有如此者。盖韩非之时，未知代议之制，故不知以立法之责任委之议会，而以为法律之定，当出于能法之贤士，在君悉意以求之。其所见虽若未至，然其立法必合于一时代之精神，又以法律立于全国最高之地位，与今世法律学者所言，无以异也。

（丙）人君之责任

人君之地位，虽在无为而委其责任于臣，然当臣下有大奸之时，则不得不自负其责任。故当求法术之士，与之制法，而操任免官吏之权，视其果能尽力守法与否。是以人君之责任，可于下之三事见之。

一、察奸 奸臣当涂，则国家且沦于危亡，而法术之士不得进。故人君之责任，首在察奸，即韩非所谓参合刑名以禁奸者也。禁奸之事，至其奸已露，不过审其罪之大小，而下之以罚而已。若夫在奸状未发之前，人君不可不悉心察之，或遏之使奸不生。及既发之后，则当决然行罚。尝论遏奸之道曰：“亟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绝其能，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主道》）此谓人主不示所好恶，则人臣不敢窥其意而为奸也。又曰：“不谨其闭，不固其门，虎乃将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为奸臣，闻其主之忒，故谓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同上）此言奸之所以生及其危害，当便宜以图去之也。于是乃申言之曰：“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言已应则执其契，事已增则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同上）此言奸之不可容，及其罚之之道也。

至是韩非乃论“人臣之所以成奸者”，有八术：

一曰同床 何谓同床？曰：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托于燕处之虞，乘醉饱之时，而求其所欲，此必听之术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谓“同床”。

二曰在旁 何谓在旁？曰：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进俱退、皆应皆对，一辞同轨以移主心者也。为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

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谓“在旁”。

三曰父兄 何谓父兄？曰：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为人臣者，事公子侧室以音声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辞言，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谓“父兄”。

四曰养殃 何谓养殃？曰：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为人臣者，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此谓“养殃”。

五曰民萌 何谓民萌？曰：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谓“民萌”。

六曰流行 何谓流行？曰：人主者，固壅其言谈，希于听论议，易移以辩说。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此之谓“流行”。

七曰威强 何谓威强？曰：君人者，以群臣百姓为威强者也。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善之；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君不善之。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谓“威强”。

八曰四方 何谓四方？曰：君人者，国小则事大国，兵弱则畏强兵。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此之谓“四方”。

于是韩非论防此“八奸”之注曰：“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所以防初奸之“同床”也。“其于左右也，使其身必责其言，不使益辞。”所以防二奸之“在旁”也。“其于父兄大臣也，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不令妄举。”所以防三奸之“父兄”也。“其于观乐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进，不使擅退，群臣虞其意。”所以防四奸之“养殃”也。“其于德施也，纵禁财，发坟仓，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所以防五奸之“民萌”也。“其于说议也，称誉其所善，毁疵其所恶，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所以防六奸之“流行”也。“其于勇力之士也，军旅之功无逾赏，邑斗之勇无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财。”所以防七奸之“威强”也。“其于诸侯之求索也，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所以防八奸之“四方”也。盖奸之所生，往往亲习狎昵之地，故《备内》篇又言人主于妻子皆不可信，所以防奸之道，其备如此。

夫人臣之所以为奸者，以人臣与人主之利异故也。故曰：“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与相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孤愤》）又曰：“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是以奸臣者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顾国患。”（《内储说下》）盖当时国家学之区别未明，故韩之意，每以人主代表国家。所谓人主之利，即国家之利也。当时人臣之奸莫大于擅权夺国，及借外患以胁主，故韩非数言之。

二、听言 凡人主欲察奸以立治者，不可不审听言之道。韩非论之曰：“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唇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唇乎，愈惛惛乎。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辏凑，上不与构。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参伍比物，事之形也。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虚。根干不革，则动泄不失矣。”（《扬权》）盖人主虚心以听言，使其自尽，而后参伍以得其情也。又以“听法”为八经之一，曰：“听不参，则无以责下；言不督乎用，则邪说当上。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呐者言之疑，辩者言之信。奸之食上也，取资乎众，藉信乎辩，而以类饰其私。人主不餍忿而待合参，其势资下也。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功课而赏罚生焉，故无用之辩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治职，则放官收。说大而夸则穷端，故奸得而怒。无故而不当为诬，诬而罪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故朋党之言不上闻。凡听之道，人臣忠论以闻奸，博论以内一，人主不智则奸得资。明主之道，己喜则求其所纳，己怒则察其所构。论于已变之后，以得毁誉公私之征。众谏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众之谏也败。君之取也，无副言于上，以设将然；令符言于后，以知谩诚。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八经》）

然韩非之教人主听言也，当以功用为主，无用之辩，则不必听也。故曰：“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则羿、逄蒙以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问辩》）故于《外储说》尝列喻无实之辩之无用曰：

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诛学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诛无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无如其身，不能自使其无死，安能使王长生哉？

郑氏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其一人曰：“我与黄帝之兄同年。”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耳。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而不可以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齐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榖见之，曰：“榖闻先生之义，不恃仰人而食。今榖有树瓠之道，坚如石，厚而无窍。献之。”仲曰：“夫瓠所贵者，谓其可以盛也。今厚而无窍，则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坚石，则不可剖而以斟。”曰：“然。榖将以欲弃之。”

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坚瓠之类也。

虞庆将为屋，匠人曰：“材生而涂濡。夫材生则挠，涂濡则重，以挠任重，今虽成，久必坏。”虞庆曰：“材轻则直，涂干则轻。今诚得干，日以轻直，虽久，必不坏。”匠人诎，作之，成，有间，屋果坏。范且曰：“弓之折，必于其尽也，不于其始也。夫工人张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机，是节之其始而暴之其尽也，焉得无折？且张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机，是暴之其始而节之其尽也。”工人穷也，为之，弓折。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

夫韩非所谓有常仪，有实用者，法术之言是也。盖将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执于法”。（《五蠹》）尤在人君审听法术之士之言，而无惑于左右之说耳。故终论之曰：“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人臣之欲得宦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其修士不能货赂事人，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则修治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孤愤》）又因和氏献璞之事以喻之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王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和氏》）帝王之璞，即法术之言也。韩非盖有深慨焉。

三、用人 人君之责任，莫大于用人。用人之大端：一曰用法术之士之道，一曰用群臣之道。君能用法术之士，而后国强而身安。至于群臣，则但使之守法而已。韩非尝论古来亡国之事及劫弑之祸，皆由人君不知择臣。故曰：“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则虽弋驰骋，撞钟舞女，国犹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虽节俭勤劳，布衣恶食，国犹自亡也。赵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纵欲，适身体之所安、耳目之所乐，冬日弋，夏浮淫为长夜，数日不废御觞，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进退不肃、应对不恭者斩于前。故起居饮食，如此其不节也；制刑杀戮，如此其不度也，然敬侯享国数十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明于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哙，召公奭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堙污池台榭，外不弋田猎，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也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说疑》）故任臣者，为国家安危之大本，而人君之勤俭纵侈不与焉。然所以取臣之道，其举之也，“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缧绁缠索之中，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同上）。夫能明法便国利民者，固即法术之士矣，故破格而用之，不

计众人之毁誉也。又曰：“谄谀之臣，唯圣王知之，而乱主近之，故至身死国亡。圣王明君则不然，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是在焉，从而举之；非在焉，从而罚之。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故一举而能服诸侯。”（同上）此韩非所谓用人之大经也。

至于用群臣之道，不在其外貌之辞辩，而惟在论其功伐。故曰：“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信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于仲尼。为悦其言，因任其身，焉得无失乎？”（《显学》）故曰：“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同上）于是韩非以为任臣莫善于明法。其言曰：“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无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释法而以臣备臣，则相爱者比周而相誉，相憎者朋党而相非。非誉交争，而主惑乱矣。人臣者，非名誉请谒，无以进取；非背法专制，无以为威；非假于忠信，无以不禁。三者，惛主坏法之资也。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南面》）人主既以明法为用人之道，则其取臣也，惟其能守法则用之，而不论其贤。故曰：“上法而不上贤。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忠孝》）《二柄》篇亦以任贤为人主之患，谓“主好贤，则群臣将饰行以要君也”。

韩非又谓人主治吏不治民，盖持法以驭吏，吏治则民无不治矣。于是譬之曰：“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或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

（丁）人君与法

韩非每以法术并称，然析言之，则法自法，术自术也。今先论人君与法之关系。

韩非曰：“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同上）又曰：“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临之而法，去之而思。”（《安危》）盖法为人君所以治之具。又喻之于指南车，曰：“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法所以凌遏游外私也，严刑所以遂令惩下也。威不贷错，制不共门。威制共则众邪彰矣，法不信则君行危矣，刑不断则邪不胜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绳，然必先以规矩为度；上智捷举中事，必以先王之法为比。故绳直而枉木斲，准夷而高科削，权衡悬而重益轻，斗石设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有度》）又曰：“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败者不可饰，誉者不能进，非者弗能退，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故主雠法则可也。”（雠谓校定可否）（同上）又曰：“释的而妄发，虽中而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用人》）又曰：“古者先王尽力于亲民，加事于明法。彼法明则忠臣劝，罚必则邪臣止。越王勾践恃大朋之龟，与吴战而不胜，身臣入宦于吴。反国弃龟，明法亲民以报吴，则夫差为擒。故恃鬼神者慢于法，恃诸侯者危其国。”（《饰邪》）又曰：“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凡智能明通，有以则行，无以则止。故智能单道，不可传于人；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夫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明主使民饰于道之故，故佚而有功。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同上）又曰：“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上无其道，则智者有私辞，贤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圣智成群，造言作辞，以非法令于上。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

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诡使》）又曰：“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说疑》）韩非之意，尊法故不尚贤。其非当世法令，因以成贤名者，皆韩非所不许也。

虽然，君主之于法，不过用之以整齐臣下而已。至于庶事之法，所由厉行者，则责在于官。而主之所执，实在于术。故又曰：“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同上）《外储说左上》曰：“魏昭王欲与官事，谓孟尝君曰：‘寡人欲与官事。’君曰：‘王欲与官事，则何不试习读法？’昭王读法十余简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读此法。’夫不躬亲其势柄，而欲为人臣所宜为者也，睡不亦宜乎？”盖法者，君虽与法术之士制之，仍课其责于官吏而已。

（戊）人君与术

商鞅专言法，申不害专言术，韩非兼言二者，而以术为人主之所执。又曰：“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外储说右下》）又曰：“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和氏》）然则术又君之所以御臣者矣。“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外储说左下》）此其证也。

《内储说》以主之所用也有七术，所察也有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六微：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今略掇其本意如下：

一、七术

（一）参观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盖偏听一人，则诚者莫告；各听其所从，若门户然，又为臣所塞。故人主当力去此蔽也。

（二）必罚 “爱多者，则法不立；威寡者，则下侵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

（三）赏誉 “赏誉薄而谩者下不用，赏誉厚而信者下轻死。”故明主慎其赏誉，可以厉民而用之也。

（四）一听 “一听则愚智不分，责下则人臣不参。”盖直听一理，无以别善恶，故必兼取下之材能一一责之。如韩昭候曰：“吹竽者众，吾无以知其善者。田严对曰：“一一而听之。”

（五）诡使 “数见久待而不任奸，则鹿散。使人问他，则不鬻私。”盖人数见于君，或复久待，虽不任用，外人则谓此得主之意，终不敢为奸，如鹿之散，至虽已知所为，犹阳若不知，更试以他事，或问之他人，则亦不敢鬻其私矣。

（六）挟智 “挟智而问，则不智者至；深智一物，众隐皆变。”挟己所智而有所问，则虽不智者莫不皆智也；于伏一物智之能深，则众隐伏之物，莫不变而露见也。

（七）倒言 “倒言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倒错其言，反为其事，以试其所疑也。如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关市。因事关市，以金与关市，乃舍之。嗣公为关吏曰：“某时有客过而所，与汝金，而汝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

二、六徽

（一）权借 “权势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为百。故臣得借，则力多；力多，则内外为用；内外为用，则人主壅。”

（二）利异 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

（三）似类 似类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诛，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

（四）有反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论也，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

（五）参疑 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如晋骊姬杀太子申生，卫州吁杀其君完。骊姬贵拟后，州吁拟君，故以成祸，皆参疑之类也。

（六）废置 敌之所务，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则敌废置矣。如仲尼为政于鲁，而齐人馈女乐以间之，仲尼终去而之楚。是敌人得行废置之计也。

韩非又言治天下有八经。然所谓八经者，亡其一目。顾广圻《识误》谓此篇文句多不可通。姑著其目：一曰因情，因人情故赏罚可用也。二曰主道，言君神则下尽。三曰起乱，言臣主异利。四曰立道，谓参伍以审奸，言通事泄，则术不行。五曰参言，明主务在周密，故奸无所失。六曰听法，听言之法也。七曰类柄，明主之道，能任事则取之，能守官则赞之，善执赏罚之柄，不使民疑。其八目亡，大意在明敕官法也。

又尝综论圣人之所以为治道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诡使》）然利非无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听从；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则上失其道也。于是又谓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则国安身荣；三守不完，则国危身殆。”（《三守》）疑重三守者，守臣下献替之言，不使漏于近习，一守也。守其威重，不使左右得行其毁誉，二守也。守其生杀予夺之机，勿使大臣得侵焉，三守也。三守不完，乃有劫杀。一曰明劫，群臣持禄养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是明劫也。鬻宠擅权，朋比交语其美，虽主言恶不信矣，是事劫也。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罚，人臣擅之，是刑劫也。三守完而三劫止，则王矣。

以上韩非所言法术关于人君之要，略已具矣。韩非又常因难管子“言室满室，言堂满堂”之说，而综论法术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而管子犹曰：‘言于室满室，言于堂满堂。’非法术之言也。”（《难三》）

四、法术与人臣

（甲）臣道

韩非尝泛论臣道曰：“轻爵禄，易去亡，以择其主，臣不谓廉。诈说逆法，倍主强谏，臣不谓忠。行惠施利，收下为名，臣不谓仁。离俗隐居，而以作非上，臣不谓义。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亲，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国听之，卑主之名以显其身，毁国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谓智。此数物者，险世之说也，而先王之法所简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废私术，专意一行，具以待任。”（《有度》）然则廉忠仁义智者，为臣之常德，而末又归之于奉公法以待任，反是即违乎臣道矣。

虽然，君执术而臣守法。故曰：“法者，官之所以师也。”人臣之道，动无非法，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子路为郈令，以私秩为浆饭饭民，孔子非之（《外储说右上》），人臣不得行私惠之义也。故法虽守于官，而官轻于法。韩非论之曰：“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暗也。上暗无度，则官擅为；官擅为，故奉重无前；奉重无前，则征多；征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乱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当主怒俱必害，则人不私父兄而进其仇雠。势足以行法，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故民劳苦而轻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宠必在爵；处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禄，故民尊爵而重禄。爵禄，所以赏也，民重所以赏也，则国治。刑之烦也，名之缪也，赏誉不当则民疑。”（《八经》）此言法术与人臣奉官之关系，即法术与国家之关系矣。

人臣为公则国治，为其私则国乱。韩非曰：“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义也；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义。终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则人臣去私心，行公义；乱主在上，则人臣去公义，行私心。故君臣异心：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害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至夫临难必死，尽智竭力，为法为之也。”（《饰邪》）盖韩非以法为最高，故以君臣仅以计合，而臣之能效忠于国者，实为法之所制，不得不然，非必其意之所欲也，故当明赏罚之经，使臣怀恩而畏罪，自循循于法度之中矣。人臣对于人主，凡国之大事，则有言责。韩非曰：“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责，又有不言之责。言无端末、辩无所验者，此言之责也；以不言避责、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责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皆有责也。”（《南面》）盖人臣既委身于职守，则无论语默，其所负法律上之责任皆同。故人主导之使尽其言责，又使负不言之责也。国有良臣则奉法，国有奸臣则坏法。奸臣之事，前已于《八奸》论之矣。然奸臣将欲坏法，必先罔主而取势。韩非论之曰：“凡奸臣皆欲顺人主之心，以取亲幸之势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从而誉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毁之。凡人之大体，取舍同者则相是也，取舍异者则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誉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谓同取；人臣之所毁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谓同舍。夫取舍合而相与逆者，未尝闻也。此人臣之所以信幸之道也。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势，以毁誉进退群臣者，人主非有术数以御之也，非参验以审之也，必将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欺于上，而臣必重于下矣，此之谓擅主之臣。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奸劫弑臣》）韩非屡论奸臣之害，而归重于百官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盖皆基于实行法律主义之所贯彻也。

（乙）朋党

韩非于法律至上主义，主张甚力，颇多与今世法律学者之言有合，惟不知委立法之事于议会，而必以求之法术之士；不知运用政治之术，赖乎政党，皆古代制度异宜，故思想有所未备也。然以立法当因人情、顺时势，及云：“力不敌众，智不尽物。与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国。”（《八经》）此已有询谋佥同之意。且尤重视党，以人臣能借党之势力，夺人之国，以革姓擅制，故颇陈散党之说。夫既知党之足患，而汲汲谋所以待之，则见党之为用大矣。虽所言仅系私党，非政党之例，然论党之弊害甚深切有可考者，辄比而录之。

韩非以为人主之大敌，莫过于人臣有党。故曰：“臣得树人，则主失党。”（《主道》）又曰：“度量之立，主之宝也。党与之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扬权》）此见党之可惧矣。又申论其弊曰：“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则好赏恶罚之人，释公行，行私术，比周以相为也。忘主外交，以进其与，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矣。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则良臣伏矣；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则奸臣进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轻公法矣。”（《有度》）盖党成则人务交而轻法，不惟为人主之敌，且与法律主义大相刺谬也。然朋党之所起，往往以一国之重人为之魁。故曰：“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孤愤》）又曰：“朋党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同上）又曰：“明主之为官职爵禄也，所以进贤材，劝有功也。今则不然，不课贤不肖，论有功劳，用诸侯之重，听左右之谒，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此亡国之风也。”（《八奸》）当时树党之人，犹有藉邻国诸侯以为重者，故韩非及之。夫党人至于以财利卖官爵，而其弊极矣，是以韩非论之如此。然党之弊犹不尽于此也，盖其势之盛，即可以弑君夺国。故曰：“主孤于上，而臣成党于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简公者也。”（《奸劫弑臣》）且又详言之曰：“为人臣者，破家残，内构党与、外接巷族以为誉，从阴约结以相固也，

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曰：‘与我者将利之，不与我者将害之。’众贪其利，劫其威。彼诚喜则能利己，忌怒则能害己。众归而民留之，以誉盈于国，发闻于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为贤。彼又使谲诈之士，外假为诸侯之宠使，假之以舆马，信之以瑞节，镇之以辞令，资之以币帛，使诸侯，淫说其主，微挟私而公议。所为使者，异国之主也；所为谈者，左右之人也。主说其言而辩其辞，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内外之于左右，其讽一而语同。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又有奸邪之意，则奸臣愈反而说之，曰：‘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非长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构党与，聚巷族，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以知其然也？’因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察四王之情，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乱之兵也。然四王自广措也，而天下称大焉；自显名也，而天下称明焉。则威足以临天下，利足以盖世，天下从之。’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奸臣闻此，蹷然举耳，以为是也。故内构党与，外摅巷族，观时发事，一举而取国家。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外以诸侯之权矫易其国。隐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挠治者，不可胜数也。”（《说疑》）当时构党与以广交，大率纵横之士。故假诸侯之币，以交于邻国，树其私党。及其党之成，则为上下众誉所归，故得取大势柄。或又说其奸臣以弑君取国之事，至引舜、汤、武之事为比焉，故韩非深疾之。

于是韩非乃断然以党为无益于国，且致国弱亡。其言曰：“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亡征》）盖当时树党之事，有利用于外交者，故韩非并论之。又曰：“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饰邪》）此又引历史之事为证者矣。

韩非之尤恶党者，以其与法律之精神不相容也。至是乃为对待私党之方法有二。（一）散其党。其言曰：“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国乃无虎。”（《主道》）又曰：“毋富人而贷焉，毋贵人而逼焉，毋专信一人而失其都国焉。腓大于股，难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随其后。主上不知，虎将为狗。主不蚤止，狗益无已。虎成其群，以弑其母。为主而无臣，奚国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将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宁。法刑苟信，虎化为人，复反其真。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欲为其地，必适其赐；不适其赐，乱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将用之以伐我。黄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战。’下匿其私，用试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扬权》）其间虎即指党，大虎则党魁也。既散其聚，则虎复反为人。而散之之法，不外度量，即是法耳。故散党之术，惟恃法律。又曰：“作斗以散朋党。”（《八经》）盖使其党中互相争斗，或别树一党与之互斗，因以法律解散之。乃又言散党之利曰：“无比周，则公私分；公私分，则朋党散；朋党散，则无外障距内比周之患。知下明，则见精沐；见精沐，则诛赏明；诛赏明，则国不贫。”（《难三》）（二）不使党人得兵柄。其言曰：“大臣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故人臣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不载奇兵，非传非遽，载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备不虞者也。”（《爱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