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持国家主义，故个人之行为，恒当屈于国家之下，而轨于法度之中。私善不足矜，公德乃为大，虽在其个人，有贤智高誉，倘无益于国，亦无取乎尔。其书尝汲汲公私之辨，及匹夫之利与国家之利之不同，今略掇而论之。

个人之所为，有与国家之法律相牾而或致一时之私誉者。韩非尝论之曰：“夫立名号，所以为尊也；今有贱名轻实者，世谓之‘高’。设爵位，所以为贵贱基也；而简上不求见者，世谓之‘贤’。威利，所以行令也；而无利轻威者，世谓之‘重’。法令，所以为治也；而不从法令为私善者，世谓之‘忠’。官爵，所以劝民也；而好名义不仕进者，世谓之‘烈士’。刑罚，所以擅威也；而轻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谓之‘勇夫’。是故下之所欲，常与上之所以为治相诡也。今下而听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悫纯信用一者，则谓之‘窭’。守法固，听令审，则谓之‘愚’。敬上畏罪，则谓之‘怯’。言时节，行中适，则谓之‘不肖’。无二心私学，听吏从教者，则谓之‘陋’。难致，谓之‘正’。难予，谓之‘廉’。难禁，谓之‘齐’。有令不听从，谓之‘勇’。无利于上，谓之‘愿’。宽惠行德，谓之‘仁’。重厚自尊，谓之‘长者’。私学成群，谓之‘师徒’。闲静安居，谓之‘有思’。损仁逐利，谓之‘疾险’。躁佻反覆，谓之‘智’。先为人而后自为，类名号，言泛爱天下，谓之‘圣’。言大不称而不可用，行而乖于世者，谓之‘大人’。贱爵禄，不挠上者，谓之‘杰’。下渐行如此，入则乱民，出则不便也。上宜禁其欲，灭其迹，而不止也；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乱上以为治也。”（《诡使》）又曰：“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

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六反》）盖国家之利害，与个人之私誉，其相反有如此者。

又曰：“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誉，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八说》）又曰：“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五蠹》）于是又有五蠹之民：“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同上）凡此之行，皆利于个人，而害于国家；有益于私，而无益于公；有成于誉，而有违于法。故韩非以个人之利与国家之利不两立，欲治国者，必屈个人使服从于国家之下，一切齐之以法。法与私最相反者也，故又言曰：“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学、岩居窞路、托伏深虑，大者非世，细者惑下；上不禁，又从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实，是无功而显、无劳而富也。如此，则士之有二心私学者，焉得无深虑、勉知诈与诽谤法令，以求索与世相反者也？凡乱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学者也。”（《诡使》）盖个人之有私誉者，其行或为习俗所尚已久，又或承于一时之巨子显学，人君惑其名

高，往往不敢遽裁之以法，故韩非反覆言之。

国家者，集合个个之众人而成，当使个个之众人，服从于国家同一法律之下，秩然如一有机体而不可逾者也。若其中之一个人，忽然离此法律而独立，以取殊异于众人，是乱之首也。执法者不求所以正之，而世或相与附同，各自伸其个人以出乎法律之外，则国家之体溃矣。然其行率始自世所指名之贤人，故不可不察也。韩非之言曰：“古有伯夷、叔齐者，武王让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饿死首阳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之谓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奸劫弑臣》）又记太公诛狂矞之言曰：“狂矞也，议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吾恐其乱法易教也，故以为首诛。今有马于此，形容似骥也，然驱之不往，引之不前，虽臧获不托足以旋其轸也。”（《外储说右上》）齐桓公之时，有处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见。桓公以为人主不好仁义，无以下布衣之士，五往始得见之。韩子非之曰：“今桓公以万乘之势，下匹夫之士，将欲忧齐国，而小臣不行，是忘民也。忘民不可谓仁义。且小臣在民萌之众，而逆君上之欲，亦不可谓仁义也。桓公又从而礼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隐也，宜刑；若无智能而虚骄矜桓公，是诬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则戮。桓公不能领臣主之理，而礼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轻上侮君之俗教于齐国也，非所以为治也。”（《难一》）此可以见韩子之意矣。

夫然，个人之对国家，宜若何而可者？韩非尝记一事：“田鲔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外储说右下》）古时未立国家与政府之别，故先利君云者，非谓私于一人则然，亦个人对于国家所有法律上之义务应尔也。故韩非又论此事曰：“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君明于此，则正赏罚而非不仁也。爵禄生于功，诛罚生于罪。臣明于此，则尽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则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发五苑（说见《非仁义论》章）；田鲔知臣情，故教田章。”（同上）盖国家法律既定，则人君与人臣，当同守此法律。君不过执行法律，论功行赏，而非所以市恩，故受之者不感其赐；犹论罪行罚，而受之不怨其不仁。以君依法律而命之，固无所容心于其间也。至于国家中之人人，本与国家为一体，宜无不欲国家之富强，故先公而后私，先国而后家，亦其责任所自定如此，岂用此炫忠于一人哉！此韩非“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之说也。而个人对国家之义，亦即著于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