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与社会
我们在上面一章里，已经指出从平时与大众方面来看，模仿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比之创造还要重要，但是从文化的进步方面来看，创造却很为重要。虽则创造是偶然的，稀少的，爆发的，只有在非常时境中，才能出现的。然而在模仿的历程中，往往有了创造。
有些人说，模仿是社会的，创造是个人的。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很有道理，然而若详细去考究，则这种看法，也有其错误。我们承认，要想在文化上有了特殊或惊人的创造或发明，往往是赖于天才，这就是个人或少数的个人，然而我们也得指出文化的创造，固是要靠了个人或少数的个人，文化的模仿，而尤其是模仿某种新文化的时候，也要靠了个人或是少数的个人，然后再从个人或少数的个人，而推广到多数或全数的人们。反过来说，模仿固是社会的，创造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因为模仿固是由一个人模仿别个人而成为一种社会的关系，创造也非凭空而来，而往往有了文化的基础。所谓文化的基础，就是以往或别的社会中的人们，所已经有了的文化，使后来或某个社会中的人们，当为基础，而加以发展或改变。其实，所有的文化，都是以社会为基础，同时都有了社会的意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文化的创造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
所谓社会的，是众人的，或是至少二人以上的。所谓个人的是个别的，或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生存，所以个人不能不依赖于社会。因而有些人，以为社会比之个人尤为重要，社会的有机体的学说，以及所谓集团主义，都是看重了社会，而轻视了个人。至于唯心论者，像柏拉图以至亚里士多德，以为团体或社会，不只是比个人为重要，而且在生长上，是比个人为先，使个人简直成为发展社会的一种工具，而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质言之，社会是目的，个人是达到这种目的底手段。近代的社会学者，像涂尔干（durkheim），以为社会不只是先于（prior）个人，而且超于（exterior）个人。这就是说，社会在其发展，既先于个人，而在其动作上，是异于个人的动作，而成为一种完全与个人不同的动作。换句话来说，社会的行为，可以完全与个人的行为各异。这种社会的动作，涂尔干叫作社会的表现（social representation），而成为他的社会学的对象。
这种重社会而轻个人的理论，推衍起来，就是社会是一切，而个人是乌有（society is everything；individual is nothing）。十六世纪的罗约拉（loyola）所成立的耶稣会，就有了这种的理论。
我们承认个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生存的。然而我们也得指出，没有个人，也不会有社会。因为社会是由个人所组织而成的。而且，社会是抽象的，个人是具体的。这一点，我们在讨论文化的发生一章里，也已略为说明，在这里，我们所要加以特别注意的，是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来看；或是从文化的模仿与创造来看，个人所占的地位，比之社会尤为重要。
我们承认，社会是文化的保留所，是文化的传播的机构，又是文化的创造的基础。然而因为社会是抽象的，所谓发展某一个社会的文化，其实还是依赖于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因为个人是具体的，是发展文化的主体，是发展文化的原子，是发展文化的起点。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影响或传播到别个社会，严格的说，是前者的个人影响或传播到后者的个人。比方，我们说，明末清初，西洋的文化曾影响或传播到中国。在表面上，就是指明两个社会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是由利玛窦或其徒众，移植西洋的文化而影响到徐光启与李之藻以及其他的中国人。我们可以说，利玛窦不过是耶稣会的会员，西洋社会的一份子，徐光启也不过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中国社会的一份子，然而假使没有了利玛窦或徐光启，也许西洋文化，不会那么早的输入。而况，这里的文化的传播，是由一个西洋人或数个西洋人，授给于中国一个人或数个人。质言之，利玛窦是一个人，徐光启是一个人。利玛窦既必找着一个或数个中国人而传以西洋的智识，徐光启也因利玛窦这个人或其徒众几个人而学了这种西洋的智识。两者都是以个人为对象，因为这里所说的社会，还是社会里的个人——一个一个的个人。这个个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假设的，而是实在的。这个个人，除了还可以自由的走外，还有了一个意识中心。这个个人，虽然也可以受了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其意识，然而他的意识，也可以始终不变，而影响或改变了文化。所以无论是模仿文化也好，创造文化也好，不能不以个人为单位。一个社会模仿了别个社会的文化，就是说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模仿了别的社会的人们的文化。一个社会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就是说这个社会的个人或份子，创造了新文化。所以，创造固要特殊的个性，模仿也要从个人作起。
其实，每个人自小到大，要想模仿自己社会里的文化，或别的社会的文化，总要自己去模仿，而不能靠人去代其模仿。他要吃饭，他得模仿别人用筷，或用刀叉，以至用手指的方法；他要求学问，他要从小学读到中学，以至大学；每一个人都要重复的去模仿一次，绝不能说，是比方父亲学了，儿子就不要学；绝不能说是比方老师学了，学生就不必再学。质言之，绝不说是社会已有了比方吃饭的方法，或某种智识，个人就不必去学习，而就能懂得这种方法，或这种学问。
要想明白个人在文化上的地位的重要，我们可以从文化的根本的观念与发展的历史方面来看。我们已说过，文化是人类适应时代环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所以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的程度如何，又往往靠着人类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如何。静坐不动，对于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没有了振作的念头的人们，不只不会创造出新的文化，连了旧的或是固有的文化，也怕保存不住。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一个很普通的例子来说明。比方，一个人辛辛苦苦的去置了一种产业，或是积了一笔钱财，这些钱财与产业，假使他死之后，他的子孙，不努力去发展，而使其增加，或是不努力去维持其原状，那么坐食江山，不只是不会发展，而且不易保存其固有的产业或钱财。结果必至于财产荡尽。财产固是这样，文化也可以说是这样。我们的祖宗，在多少年前所创造或发展的文化，其所以能够继长增高，固是要依赖于我们努力去创造，就是能保照样的保存下来，也要依赖我们努力去效法先人，而重复的作出来。这也是我们自己所努力的结果，而非祖宗在天之灵，赐福后世的结果。因为，假使我们自己不继承不效法，而重复去作，那么连了祖宗所创造的东西，也必湮没，已死的祖宗，是不会再生，而重复的作了文化，给与我们享受的。
所以，每一代的文化，都要依赖每一代的人们自己努力去保存或更新。更新与保存，同样的要自己去努力模仿或创造。其实，无论哪一种的文化，都非一个祖宗造出来的，也非一代的祖宗造出来的。比方，我们读历史，知道燧人钻木取火而开熟食的纪元，所以谈起熟食或是火，我们不会忘记燧人，然而熟食或火，只是我们的文化中的好多特性之一二种。所以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除了不会忘记燧人之外，我们也不会忘记神农，因为据传说，他是最初教民耕稼的。如此类推，在我们的较高文化与复杂生活中，我们所要纪念的祖宗，不胜其数。因为就以一人而创造一样东西的话，那么在千绪万端的文化之中，就要纪念千万的人物了。
而况一件东西，未必只是一人所创造的。就以取火而言，说不定在燧人之前，已不知有过多少人试验过取火的方法，而在燧人之后，又不知有了多少人加以改良，加以创造，然后使今日的我们，能够这么容易的取火。同时，有了那么多的取火的方法，所谓燧人，也许不外是一个较早取火的人物，也许是一个代表的人物，也许简直就没有这个人。不过因为后来的人们，想起发明火的人或人们的功劳，因而用这个名字去纪念他或他们。因为发明取火以至创造一切的文化，都像我们在上面所说是来自具体的个人，而非抽象的社会。
然而这种认识，放大起来，而应用到文化的各方面，就是表示我们的文化，不是一人或一代的人们所创造。换句话来说，不是一人或一代的人们所努力而得到的。结果这个文化，既不是一人或一代的人们所努力而得到的结果，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了传播与改造这个文化的责任，而使每一个社会或每一时代的文化，能够不落后，能够有进步。
这种每一个人的责任心的认识与觉悟，就是个性的认识与觉悟。假使每一个人都能努力去负起这个责任，就是尊重个性与发展个性。主张尊重这种个性，与发展这个性的学说，我们可以叫作个人主义。
我们应当指出，这种的个人主义，并非自私主义，并非自利主义。这个个人是社会化的个人，文化化的个人。这个个人，不只是与社会处于相反的地位，而是有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而且，我们曾已说过，社会化的程度愈高，则个性化的程度也必愈高。所以在文化较为进步的社会，个性的发展的机会愈多，则文化也必愈易于进步。所以，我们可以说，个性的发展是文化的进步的度量。自然的，社会化的程度愈高，文化也必愈为进步，不过个人是具体的，社会是抽象的，所以个性在文化上，而尤其是在文化的进步方面来看，尤为重要。
我们说这种个性的发展或是个人主义，是文化进步的度量。这一点，我们可以文化的发展的历史来说。大致上，我们可以说，凡是这种个性最发展的时代，或是这种个人主义最发达的时期，也就是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在西洋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固是这样，在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上，也是这样。
从西洋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的文化之最发达的，要算古代的希腊。古代希腊文化的重心，虽然也是偏于宗教方面，然而一元的信仰，还未发达，而一般的所谓哲人，又极力去提倡发展个性或个人主义。他们的流行的口号是：“个人是万物与万事的度量。”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希腊哲人这种看法，是过于极端，因为他们好像不只把文化范围以外的事物，包括在内，而且对于文化上的社会性，也没有注意。然而就是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在希腊的文化史上，也有了很大的用处。库什曼（cushman）在其所著的《西洋哲学史》里曾这样的说过：“这些哲人，是直接引起希腊文化上的变动的人，他们是希腊启明时期的中坚。”这些哲人与希腊文化的重要关系，至黑格尔而始大白，从前的历史家都不大重视他们。（看瞿译上册第五十九页）
到了苏格拉底，把哲人的个人是万事与万物的度量的说法，改为人类全体为万事与万物的度量之后，人们慢慢的看重抽象的团体，而轻视具体的个人。他的弟子柏拉图，及后者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又更张其说，不只这种的个人主义因之而衰，就是希腊的文化，也逐渐的趋于衰落的途径。假使我们承认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人的智识的最发达的代表人物，我们也得承认，他们的时代，也是希腊文化由黄金的时代，而趋于衰微的时代。其实，苏格拉底以至柏拉图也是哲人。他们有了哲人的背景，而使其个性能够充分去发展，而写作了千载不朽的名著，可是因为他们放弃了哲人的个人主义，而提倡极端的集团主义，结果是不只个人主义无从发展，就是希腊文化，也趋于衰落。
照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意见，社会国家与文化的发生，是由于人类的需要。但是国家的发生，是先于个人。个人是工具，国家是目的。只有在国家里，人类才能生存，而享受较好的生活。个人只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正像一个人的手，只是个体的一部分。个人毁灭了，手也不能存在。我们虽不能不指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柏拉图那么主张国家是一切，个人是乌有，国家要完全去统一一切，而个人不只不应有了家庭，而且要由国家的完全支配，而受同样的训练，然而他与柏拉图同样的太过看重了抽象的国家，而太过轻视了具体的个人，使个人的个性，既没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而希腊的文化，也因之而趋于衰微的地位。
在罗马时代的初期，罗马人的个性，相当的发展。所以罗马人有了“每一个人，有了每一个人的主权”的理论。但自罗马逐渐成为帝国之后，皇帝的权力日日增加，使个人的自由，也逐渐的丧失，然而到了这个时候，罗马在文化上所谓为黄金时代，也逐渐成为陈迹。
至于中世纪，基督教会专权之后，个性再没有发展的余地。一切威权，在理论上，都是在上帝的手里。文化的各方面，如政府、如法律、如教会、如道德，都是上帝的创造品。上帝不只是万能，而且是万有。所以，在中世纪的时代，不论是教父或帝王，没有不承认上帝的是万能的与万有的。然而正是因为个性太过束缚，中世纪在文化上，也成为黑暗的时代。
但是上帝究竟是超乎这个世界的，他既并不亲身去降世来管理人间，他也不亲口的去施行命令。他的权力，与他的命令，是依赖他的代表或使者去施行。然而谁是上帝的代表人呢？教父的回答是教会与教皇，而一般帝王的亲信，却说是在帝国与帝王的手里。然而无论这个权力与命令，是在哪一方面的手里，中世纪的人民，总是受了好多层的压迫的。因为除了要绝对去服从上帝之外，还要服从上帝的使者。所谓上帝的使者，也许是教会与教皇，也许是帝国与帝王，也许是这两者，而从个人看起来，无论是哪一位使者，都是一种压力。假使两者是处于相持不下的地位，那么个人又受了两层的压迫。
我们要指出，在九、十与十一世纪的时候，是教会势力澎涨得最厉害的时候。但是也是因为了这个原故，教会崩裂的痕迹也暴露出来。假使教皇与教会能够知足，而管理所谓精神的事务，而使帝王，能管理所谓世俗的事务，虽然因为这两者不易分开，而会常有争端，然而两者若互相扶携，那么中世纪的局面，也许延长到现在，而欧洲近代的文化，不会发展，像我们中国的孔家礼教与专制政治，互相利用，使其单调文化，保存到最近。但是教会要把帝王的权力也攫到自己的手里，反背了所谓“彼得的事务，应该归给彼得，恺撒的事务，应该归给恺撒”的信条，而变为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致失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引起人们不信任。此外，又因十字军的东征与元朝的西侵，东西文化接触起来，而鼓励个性的发展，因而引起所谓文艺复兴的时代，使个性愈趋于发达，而教会的威信，更为坠落。马丁路得所领导的宗教改革，就是反抗罗马教会的运动，不只反抗教皇的专权，不只反抗教会的腐败，而且主张信徒有了与上帝直接交通的权利，而且主张由信徒自己去读圣经，而解释上帝的意旨。这种主张，在反面上，就是反对教会与教皇所垄断的上帝的意旨。
原来上帝既是一种假设，看而不见，寻而不得的东西，教皇与教会，既自称为上帝的代表，那么他们所谓上帝的意旨，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的意旨。现在个人既可以直接去与上帝交通，自己去解释圣经，那么上帝的意旨，可以由个人而决定。而所谓个人的意旨，也可以变为上帝的意旨。所以宗教改革，不只是推翻了教会的专制与教皇的专权，而其实是连了信仰上帝，也成为问题。结果是产出信仰自己的观念。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势力之所以崩溃，一方面固由其自身的腐败，一方面也得力于帝王的帮忙。然而民族国家发生之后，帝王又变为专制，有些还自命为上帝，如英国的詹姆士第一所谓“所有君主，都是上帝”。但是宗教改革，既给与个人信仰自己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经发展，则无论任何压迫，都必为人们所反对。在教会专制的时期，是反对教会的利器，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又是反对专制的思想。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是由此而发展的。因为人们既以自己的意旨为上帝的意旨，不只教皇为上帝的使者的理论，不能存在，就是帝王为上帝的代表的学说，也要打破。
假使君主是上帝，教皇也是上帝，那么别人也是上帝，假使他们能代表上帝，别人也可以代表上帝。假使他们能读与解释圣经，别人也可以这样作，结果是不只人人可以为教皇，人人可以做君主，而且人人都是上帝。政治上的革命，像宗教上的改革，都是由于个性的解放，而这种个性的解放，除了与宗教与政治有了很密切的关系之外，其与近代的工业革命，也有了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近代西洋文化的发展是渊源于文艺复兴。这是近代个性发展的先声。此后继之而起的是宗教改革与政治革命，以至工业革命。然而无论是文艺复兴，是宗教改革，是政治革命，是工业革命，或是经济革命，都与近代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有了密切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说，个人主义是上面所说的各种改革的主力，也可以说是西洋近代整个文化发展的主力。马丁路得的《九十五条文》（the ninety-five theses），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以个人主义为精神的。文艺复兴，一方面是使人们脱离中世纪的束缚主义，一方面是使人们对于自然的研究发生兴趣，而引起学的发达，这也是个性发展的一种很为显明的表示。
有了自然研究的兴趣，才有自然科学的发达，有了自然科学的发达，才有了机器的发明。有了机器的发明，才有了工业革命，我所以说，工业革命，也是得力于个性的发展，就是这个原故。
其实，从近代科学的发展史上，最能看出个性的发展。科学上的各种发明，在积极上，是个性的发展，在消极上是反抗中世纪的传统的压迫主义。在上帝万能，上帝万有的理论之下，而特别是教会专制之下，新的学说，是不易产生，科学发展，尤为困难。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意大利的加利略（galileo）的天文学上的新发见来解释。
加利略生于一五六四年，哥伦布早已发现新大陆，宗教改革的中坚人物马丁路得，死了差不多二十年。在这个时候，欧洲人的个性发展，正是如潮如涌，加利略也不过是这个新时代的一个先锋。然而我问他之所以被禁，不外是不愿去盲从天地神造之说，而发展其自己的信仰。这就是相信歌白尼以日居中心，地球绕之而行的学说。此外，他又教授了不少门徒，以传播这种学说，主张太阳有斑点。同时，又以为宗教与科学，可以相容而不悖。后来，又著了《妥勒梅及歌白尼两大宇宙的谈话》。这些学说与著作，都可以说加利略的个性的发展的表示。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原故，他遂受了三种的惩罚，一为亲草誓愿书，以后不再作离经叛道的事情而攻乎异端，假使他不能这样作，则愿受无论何种的刑戮。二为终身禁锢，不得自由。三为每星期须读七条悔过圣诗以自忏。加利略后来因疾而死，但是死了之后，教皇也不准人家为他公葬立碑。我们试想，在十六世纪的时代，西洋思想已很自由，而教会却尚对于新的学说，备加压迫，那么在中世纪科学之不能发展，是可想而知了。“我虽不再说地球是能自动的，无奈地球是自动的。”这是加利略被迫而承认上面所说的三种惩罚以后所说的话。我们试想，在这种环境之下，科学的发展既不容易，机器的发明，也必很难。机器难于发明，工业革命也是不易产生的。
然而尽管旧的势力，存在不少，自由思想，已深入人心。个人主义，不断发展。天文学有了不少发现，物理学发达起来，化学也发达起来。到了生物学，而尤其达尔文的进化论流行以后，天地神造之说，可以说是不攻而自破，新的学说，既纷纷出现，新的文化，也时时产生。
德国人以前有一句俗语：“德国的学说之多，是等于德国的博士的数目。”换句话来说，在德国有了一个博士，就多了一种学说。德国的博士，本来是很多的，要是每一个博士，都有了自己的学说，那么学说之多，可以想见。学说多，就是表示他们在思想上所表现的个性很强，因而思想也很发达。其实，德国人不只在思想上贡献很多，就是在文化的各方面，在近代的历史上，都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他们的哲学，固是玄之又玄，他们的科学，也有很大的成就。然其所以致此者，又不外是由于个性很为发达。德国固是如此，整个西洋也差不多是这样。
总而言之，从西洋文化的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个人主义较盛的时候，文化也必较为进步。凡是个人主义衰微的时候，文化也必因之而落后。古代的希腊，古代的罗马，在文化能放异彩的时候，就是个性发展的时候。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也是个性完全湮没的时代。近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个人主义，实为推动的主力。
西洋的文化的进步与否，固是与其个人主义的发展与否有了密切的关系，中国的文化的进步与否，也可以说是与了个人主义的发展与否，有了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固有的文化的历史上，所谓思想最为解放的时代，乃是春秋与战国的时代。所谓九流十家，所谓百家争鸣，都是在这个时代里产生。人们谓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然其所以能致此者，也不外是由于个性的发展，由于自由的思想。
自汉代尊孔子而黜百家之后，思想既趋于一尊，文化也逐渐的停滞。佛教的输入，虽对于中国文化有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这种思想，本与中国的老家思想，口胃相合，而其反对物质文化的发展，注重精神的生活，又与孔教相投。加以政治上的专制政治，与孔教互相利用，结果不只思想不能放异彩，政治上，变来变去，也变不出帝王专制的圈子。
因此之故，在历史上，偶然有了一二个人物，个性较强而发了新奇的言论，也必为世所唾骂。明朝的李卓吾就是一个例子。他曾说：“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所以无议论也。”议论固是如此，文化又何独不然。李卓吾反对孔子，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坚强的个性的表示，然而这种个性，在中国历史上既不多见，就是有了，也像李卓吾一样的，被了当时的摈斥。
自明末清初，西洋文化输入中国之后，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仰，是信上帝不拜祖宗，对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虽有了根本不同之处，然而耶稣会的理论，既以“社会乃一切，个人乃乌有”，同时中国文化的力量太大，不易深入，结果是对于中国的个性发展上，没有什么影响。
直到十九世纪的晚年，以至二十世纪，民权思想如卢梭的《民约论》，自由思想如弥尔（johns mill）的《自由论》（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始逐渐传入中国。因而维新运动，革命运动，及其言论机关，如《新民丛报》，如《民报》，对于民权主义，与自由思想，都极力去鼓吹。梁启超在其《新民丛报》上所发表的《新民说》，更鼓力于提倡个性的发展。比方他在其《论自由》一节中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是故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夫人强迫我以为奴隶者，我不乐焉，可以一旦起而脱其绊也，十九世纪各国之民变是也。以身奴隶于人者，他人或触于慈祥焉，或迫于正义焉，犹可以出我水火而苏之也，美国之放黑奴是也。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所得助，如蚕在茧，著著自缚，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除心中之奴隶始。”
所谓除心中之奴隶，不外是个性能够充分的发展。梁启超自维新运动失败以后，逃到日本，初办《清议报》，后办《新民丛报》，极力提倡自主、自尊、自由、独立的精神，不只在中国的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如政治、教育等等，也有很大的影响。五十年来的中国的新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逐渐的发展，可以说是得力不少于这种个性的提倡。
到了民国四五年以后，个人主义的提倡的人们，逐渐的多，比方：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所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一卷四号）中，就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陈独秀在那个时候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指摘不遗余力，对于西洋文化，也努力加以提倡。他既以为西洋文化胜于中国文化，他对于西洋的个性的发展，是无疑的要加以提倡。
此外，又如胡适之于民国七年所写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对于个人主义的介绍，对于中国思想上，也有不少的影响。胡适之自己也说：“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她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在中国的新文化的推动上，虽不见得有了很多的结果，但是在中国的旧文化的方面，却给与不少的打击，而其所以能够这样，又可以说是由于国人的个性的发展。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西洋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或是从中国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凡是个性发达或是个人主义抬头的时代，文化也往往随之而变动与进步。凡是个性湮没，或是个人主义衰微的时代，文化也往往随之而停滞或落后。这是有了事实的证明，这是有了历史的根据。在过去既是这样，在将来也无疑的是这样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或团体，在文化上的地位不重要，社会是文化的保留所，是文化的传递器，凡是文化，都有社会的意义，凡是文化，都以社会为基础。文化不能离开社会，虽则人类的社会，也可以说是变为文化的要素，而与所谓自然的社会，有了不同之处。
不但这样，因为社会是抽象的，个人是具体，社会是必有其个人——这就是社会的份子，而始能存在的，虽则个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的，所以社会与个人都为发展文化的必要条件，其所不同的功用，是前者是保留文化的主要因素，而后者是创造文化的因素。
国家与世界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从文化的重心的发展来看，其发展的程序，是从宗教方面，而趋于政治方面，又从政治方面，而趋于经济方面。而且，我们又指出，若以西洋的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改革以前的文化，是以宗教为重心，宗教改革以后，是趋于政治的重心，自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又逐渐的成为文化的重心的趋向。但是百余年来，以至现在，虽则经济正是趋于文化的重心的途径，政治还是居于文化的重心的地位。从近代的经济的发展方面来看，以往以至现在的文化的政治重心，无疑的必代替以文化的经济的重心，然而在目前，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政治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还是不可轻视。正像在过去从文化的宗教重心，而趋于政治的重心的时候，在过渡的时代里，政治虽正趋于文化的重心，宗教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好多年，在文化上，还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所以，从文化的重心的方面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由政治的重心而趋于经济的重心的时代。这是一个文化重心的过渡的时代，这个过渡的时代，也许还要拖得很长，然而从其发展的趋势来看，无疑的是从政治的重心，而趋于经济的重心。
可是，正是因为政治尚未脱离其重心的地位，政治在现代文化上的重要性，是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我们知道近代政治之所以成为文化的重心，其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民族主义而特别是国家主义的发展。一般的传统的政治学者，所以把国家当为政治学的对象或题材，就是这个原故。他们以为政治学所要研究的不外就是国家。国家固是政治的团体，然政治却为国家所垄断。除了国家之外，就没有政治，除了国家的研究之外，也无所谓政治的研究。而且国家是至高无上的，而且国家是万能的。
我们以为像这般传统的政治学者所说的国家，无论是在名词上，或事实上，都不外是近代的东西或产物。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历史上，以至现代所谓原始民族的社会里，是找不出这种国家的。只在近代的历史上，以至现代的世界里，这种至高无上与万能的国家的理论，才有人提倡。而在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找出一个或一些团体，其权力是比国家为大的，或其地位是比国家较为重要的。
国家是否能够包括所有的政治团体，国家是否就为政治学的唯一的对象或题材，我们不必在这里讨论。我们所要加以注意的是国家——现代的国家，不只在政治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文化上，也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关于国家在文化上所占的地位的重要，我们在文化的社会的基础一章里，已略为说及。我们在这里，也不要再加解释，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因为政治是文化的重心，而国家又为政治的核心。所以在经济的重心的文化，正在生长的时候，国家主义还正盛行。
近代经济，而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使国家间的关系，日趋密切。所谓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或世界主义（universalism），也因之而发展。结果是不只是国家与国际或世界的关系，日趋密切，而且因此而产生了不少的纠纷。因为国家主义是以一国的利益为前提的，而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是以各国或全世界的利益为目的底。
我们知道，在近代的国家里，虽然有了好多国家，是由于好几种民族所组成，然而国家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意义，在广义上，是包含了种族与文化。所谓民族国家，是一个政治团体，以血统的关系，与文化的共同为基础。英文上的nationalism，虽然可以翻译为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可是民族与国家，却有了很大的分别。因为不只一个国家里，可以有了好多种的民族，而且一种民族，也可以分为数个国家。瑞士是属于前者，而英国与美国却可以说是属于后者。大英帝国可以说是属于前者，而德国与奥国是属于后者。
严格的说，不只是国家与民族，有了根本的不同，就是民族与种族，也应该分开来说。在中文方面，所谓民族，往往是含了种族的意义，假使我们翻译民族为英文的nation，种族为race，那么这两个名词的意义的不同，是很显明的，虽则我们也得指出，英文上的nation往往又含了国家state的意义。普通说话，nation与state，固很少分别，政治学者，有时也不区别。至于国际联盟，英文不叫作league of states，而叫作league of nation，也可以说是对于nation与state是当作同样的意义来看待。这就是说，这里所说的nation，就是等于state。
为了解释便利起见，我们愿意把nation译为民族，使其区别于种族与国家。我们可以说，种族是一个生物上的名词，民族是一个文化上的名词，而国家是政治上的名词。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而解释国家与种族，而特别是与文化的关系。
近代的国家的生长，虽像我们上面所说，是以血统的关系与文化的共同为基础，但是假使我们能够细心去考究，那么我们总能明白文化的共同，在国家上所占的地位，比之血统的关系，在国家上所占的地位，重要得多。
我们知道，在现代的国家中的人民，完全是由某种纯粹的种族所组成的，可以说是没有的。瑞士是由德法意三种血统不同的人民去组织。大英帝国是包括了世界上好多不同的人民。这是用不着说的。就是以美国而论，除了所谓英国的人种之外，还有欧洲各国的人种，以及黑种人，与印第安人，以至一些亚洲的人种。又如，在暹罗，在政治上的权柄，虽然操于泰种人，可是除了泰人之外，不只有了好多其他人种，如中国人与佬人，而且这些人种的数目，却占了暹罗的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其实，所谓英国人或盘格罗萨克森（anglo-saxon）人，与泰族的人种，其本身已有了多少的其他的人种的血统。所以，所谓纯粹的种族，在现代的世界上，是不容易找出来的。各国种族的本身，既已不纯粹，所谓以纯粹的种族为立国的基础的说法，就免不了有错误。
.而况，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发展，往往成为帝国主义，而统治好多不同种族的人民。如大英帝国，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治的集团，在这里不只有英国人，而且有了非洲人，有了印度人，有了马来人，有了澳洲人，以至中国人。所以，在历史上，在理论上，国家主义的发展，虽与种族主义是有了密切的关系，然而现在，在事实上，一种的种族，既不一定成为一个国家，而一个国家，也不一定是由于一个种族所组成。反之，一个国家可以有好多的种族，或是混合的种族。
民族这个名词，若专用来指明文化方面的意义，而与上面所说的种族有了区别，则其与国家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从一方面来看，国家的成立，往往是筑在同一的民族或文化的基础，从别方面来看，在同一的国家之内，民族或文化是往往趋于一致的。
政治学者，以为近代国家的要素，是土地，人民，与政府。土地是地理上的条件，政府是政治的机构。至于人民除了有了多少血统上的关系之外，文化上的类同，尤为重要。所谓民族主义，往往是包括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以及共同的风俗，与共同的意识。然而这些东西，也可以说是文化上的特性。
我们知道，在欧洲，在中世纪的时代，拉丁文可以说是欧洲通用的文字，同时在那个时候，欧洲也有了一个公同的宗教，这就是基督教。有了一个共同的教会，这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皇，高高在上，不只是管理欧洲的宗教的事情，而且干涉不少的俗事。至于风俗与意识，虽然各处有了很多的差异之处，然而因为文字与宗教的类同，以及其影响，也有了很多的相同之处。所以，在欧洲这个地方里，可以说是自成为一个圈围，自成为一个世界。种族上虽有了差异，文化上却大致相同。这是欧洲的世界主义。
但是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语言上，各地的方言，不只是很为发达，而且逐渐成为其特殊的文字。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以及其他的好多文字，慢慢的发展起来。圣经也慢慢的译为各种文字。方言既与文字合而为一，懂了方言而去认识文字，也较为容易。同了方言与文字的人民，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是近代国家的胚胎。
同时，基督教虽然是欧洲的人们的共同信仰，但是这个宗教，却分为派别。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反对罗马教会的人们，成为一派，这就是新教，拥护罗马教会的人们，又成为一派，这就是天主教。民族主义，虽然已蕴酿在宗教改革之前，然而宗教的改革，却助长了这种主义。天主教的王帝，诸侯，同新教的王帝，诸侯一样的，利用这个机会，去增加其权力，使其所统治的地方里，有了独立自治的权力。新教的国家，固因了这个改革运动，而宣布脱离罗马教会的统治，旧教——天主教的国家，却设法去挟教皇而令诸侯。新教的国家，固因此而自有其国教，天主教的国家的统治者，也因此而增加其权力。因为挟了教皇的国家，既可以利用教皇的名义而令诸侯或别的天主教国家，拉不住教皇的天主教的王帝，也可以因教皇被了他国所挟迫，而不必遵从其命令。结果是对其国内的一切事情，也加强其统治的力量，而趋于独立自治的局面。这也是助长近代国家主义的一种力量。
此外，在各地方，本来已有这种不同的风俗、意识、文字，与宗教上的分别，自然而然的强调了这种风俗与意识，使国家的观念，愈为发达。
而况，自新大陆的发现与东西海道沟通之后，对外商业上的竞争，与向外领土上的攫取，更使这种国家的观念，愈为增加。向外发展，在消极上，是减少国内的不安定，在积极上，是扩大其国家的领域。一举而两得，使各国的统治者，都竞相仿效，因而国际间的战争，层出不穷。然而战争，从一方面看起来，固是劳民伤财，在别方面看起来，也是增加国内的团结的一种力量，使国家主义愈为发达。
我们在上面，对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主义的发展，略加叙述，目的不外是说明，在各种促成这种国家主义的发展的要素之中，文化的要素，至为重要。上面所说的各处方言、文字、两种宗教派别以及其不同的风俗、意识而至商业的发展，无一不在文化的范围之内。
因为方言、文字、宗教、风俗、意识，以至商业政策的各异，而促进了国家主义，使各国各自为政。同时，一些的政治学者，像菩丹（bodin）与霍布士（hobbes），又极力提倡国家主权之说，以为在每个国家之内，必有一个主权，对外是不受他国的统制，对内是高于一切，凡是在这个国家里的臣民，都要服从这个权力。
这么一来，国家的地位愈高。而况，到了后来，又有了一些的唯心论者，把国家当为目的，当个人为发展国家的工具。于是国家愈神圣化，愈神秘化了。政治学上的唯心论派的主将像黑格尔（hegel），以为国家是一个自然的有机体，代表历史的世界的历程的一方面，国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体”（real person），是完全理性的表示，是世界与个体的自由的综合，是一种道德的现实。只有在国家里居住，个人才能表现其实在；只有在国家里，个人才有一种完全的生活。这种唯心论者的理论，在德国固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其他的国家，也有意的或无意的受其影响。所谓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也是这个意思。
国家的成立，主要的固由于各种共同的文化的要素，而国家的发展的趋势，又是使其国内的文化的各方面，愈趋于一致。在语言上、在法律上、在生活上、在教育上，国家往往用其力量去国家化，或是使趋于一致。亚尔萨斯 · 洛林（alsace-lorraine）若归于德国，德国要其人民用德国文字，守德国法律，照德国生活，受德国教育。这个地方若属于法国，法国又要其人民说法国语言，从法国法律，学法国生活，受法国教育。
同样的，在其殖民地里，也尽力的去推进其文化，使其殖民地的文化，能够同化。法属安南，英属马来，荷属爪哇，无一不是用了自己的文化，去化其所征服的人民。
我们在文化的《社会的基础》一章里，已略为说明国家对于文化各方面的推进，这里不必多说，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这种国家主义，还正在发展。轴心国家，固是这样，所谓民主战线的国家，也是这样。德国的国社党，不只尽力去宣传其日耳曼的文化，连了不是日尔曼的种族，而尤其是犹太人，也极力去排除。墨索里尼所梦想的意大利帝国，除了占据人家的领土的野心之外，还想复兴其古代罗马的文化。
日本呢？所谓大和魂，也不只是空洞的东西，而是大和的文化。其实，所谓大和的文化，若不是从中国或西洋输入的东西，只是有了像一些南洋的不大开化的社会的文化，并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然而日本的军阀，用了武力去征服别人的土地，却大提倡其“固有”的文化，强迫其征服的民众，去读日本文，还不算数，却要他们去实行日本的礼节。
从东北四省到沿海各处，以至南洋群岛，凡是被了日本所占据的地方，什么文化协会，或是合作团体，多是日本人用以同化其征服的民众的工具。目的是使这些民众，却能有了大和魂，而实现其所谓的大东亚主义。大东亚主义，除了整个东亚，都被了日本占据之后，是要整个东亚，都日本化起来。其实，所谓大东亚主义，不外是日本的国家主义的变相，而这种主义，也可以说是日本的文化的侵略主义。
就是所谓民主战线的主要国家，如英国、如美国以至苏联与中国，在最近的数十年内，国家主义的发展，也很为显明。大英帝国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里面不只包括世界上的好多种族，而且包括了好多的平等的自治领土。从一九二六年的帝国会议之后，加拿大、澳大利、南非洲，是与英国本部处于同等的地位。在平时，这些自治领土，以及英国本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能够互相连系的，不外是所谓王权（crown）。然而在战时，或在紧急的时期，盘格罗萨克森的人民，却往往合而为一，去抵抗外力的压迫。同时，假使我们从文化的立场来看，他们所到的地方，都传播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今日的加拿大、澳大利与南非洲都可以说是英国文化的伸张。
美国本也是英国的殖民地。自独立以后，百余年来，逐渐的发展了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这种美国主义，在上次欧战以及这次世界大战中，尤能容易看出来。战争的胜利增加了美国人的自信心。近年以来美国人很注意到他们的文化的发展，而慢慢的发现他们自己的特点。就以政治思想方面来说，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思想，主要既是英国的政治思想。在独立运动的时候，他们主要还是受了英国的民主思想，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的学说的影响。然而为要应付实际的情形起见，美国在一七八九年所创制的宪法，却有其特殊之点。这是成立宪法的先声，又是联邦政治的模样。至于《独立宣言》也成为近代的革命思想的重要文典。近来好多美国学者，对于这些政治文献，以及百余年来的好多政治学者的著作，特别加以注意，结果是关于美国政治思想的书籍之出版的，已有了好多本。好多人而特别是欧洲的人们，往往以为美国是没有什么固有文化的国家，而在思想方面，尤少建树。然而现在的好多的美国人，却极力去表扬其在文化与思想上的成就，这是美国主义的表示，这也是美国的国家主义的反射。
再以我国而论，数十年来，国家主义，也正在发展。原来在我国过去，只有天下的观念，或是世界的观念，没有近代的国家主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海之滨，莫非王土”，就是这个意思。自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日来日多，甲午战败，更使国人有所惊惕。义和团之乱，京师失守，使推倒满清的思想，深入人心，满清之所以覆亡，民国之所以成立，未始不是国家主义的效果。
不过中国究竟是一个文化惰性最为厉害的国家。传统的家族主义与传统的世界主义，垄断了人心，国家主义不是短期所能发达。然而旧的文化与旧的思想，无论如何根深蒂固，中国欲在这世界里生存，不能不先把这个国家弄好，国家主义不会因旧的文化与旧的思想的阻力而湮没。
而况，自东北失陷与七七事件发生之后，国势之危，为历代所少见之现象。加以现代战争，因空炸的厉害，没有前方与后方的分别，住在所谓前线的人民，固是受其蹂躏，住在所谓后方的人们，也免不了其灾害。所谓天来之祸，就是今日的战争的结果。不过这种空袭的结果，却又唤起后方或内地的人民的国家意识。他们现在逐渐明白国家强了，他们才能安居乐业，国家弱了，他们也必倒霉。因而所谓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的意识，也因之而逐渐普及于民心。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上的一种要点。
轴心国家与民主战的国家，固是这样，其他的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们知道，自宗教改革之后，以至于今日国家的数目，是日来日多的。欧洲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不过有了几个国家，现在则有了二十多个。美洲在不久以前，还是欧洲的几个国家的殖民地，现代却有数十个国家。就以大英帝国而论，不久以前，只有殖民地而没有所谓自治领土，现在则所谓大英帝国，逐渐已趋为一个好多国家的集团。加拿大、澳大利、南非洲这些自治领土，不只对内有了完全自治的权力，而且对外，也已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利。
总而言之，近代政治的趋势，是以国家为主体，是以国家为中心，是以国家为单位。同时，在每一单位之内，不只是在政治上，有了独立自主的权力，就是在文化的其他各方面，如语言、法律、经济、教育，以至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往往也趋于一致。国家与文化的其他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前者之所以能够成立，往往是靠文化的各方面的雷同之处，后者又往往受了国家的影响，而趋于一致或偏重于某一方面。因为政治既成为文化的重心，而国家又变为政治的主体，用国家的力量，去推动文化的其他方面，虽未必能使整个文化，完全受了国家的支配，然而这种文化，总免不了受了多少影响，而染了多少的国家主义的色彩。
然自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固是发达起来，商业也繁荣起来。交通工具日来日便利，世界的范围，至少在观念上，日来日缩小。差不多一百年前容闳从香港起程赴美留学，赴程要三个多月，八年后，他回国时，归程因为风浪的险恶，而要了五个月。自火轮船发明以后，这个途程，这就是从香港绕好望角而到纽约，也不过是三十天左右。现在呢？若乘飞机去旅行，这个途程三数天就能抵达。此外，电话、电报、无线电、收音机等等，使了整个世界各处的消息，不只是朝发夕至，而且简直是立发立至。地球本身，并不缩小，但是交通工具的便利，距离变为没有什么意义。远近成为一种主观概念。中国人觉很远的地方，美国人觉得很近。跑路人要化十天，才到一个地方，乘飞机的人，只需要一个钟头。今后的文化交通工具，日来日便利，世界真可以说是成为一家。一个国家里，有了什么事情发生，不只其他的国家，立刻知道，而且往往影响到别的国家。一个地方有了战争，整个世界，都受了波动。结果，也许整个世界，不免卷入这个漩涡。十多年前，比方，住在蒙自左近的一般居民，哪里会想到数年以前，日本飞机会投炸弹到这个地方。然而日本炸弹，竟然落了不少，在这个人口稀少与环境安静的地方，居民死伤了不少，房屋被毁了很多。从一方面看起来，这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增强了我国人民的国家观念。然而从别方面看起来，却也放大我国人民的世界观念。日本的残酷行为，既是依赖于美国的空军的抵抗而减少，我们的世界观念，不只是扩大到日本的东京，而且扩大到太平洋的对岸，而越过洛矶山脉而至于美国的京都。而况，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的人们，不只看见日本的飞机，而且看到美国的飞机。蒙自上空是我们的，然而日本人与美国人，就在他们的头顶上决斗与交战。日本与美国就在他们的眼前。东京与美京虽然是远隔重洋，可是从蒙自到昆明不见得比从东京或美京到蒙自或昆明那么便利。在地理上，蒙自到昆明是近于美京到昆明，可是蒙自被炸的时候，也许美京的人们，知道这个消息，比之昆明的人们，不见得为迟。
这是从战争的时期去说世界观念的放大。至于平时呢？蒙自城外的海关、银行、医院、洋行的故址，处处能引起我们联想到法国的文化。在那家小小的哥洛斯洋行，法国的最好的酒，以及其他各国的货物，也件件能引起我们联想到西洋的文化。洋行的主人夫妇两位，是希腊人，也时时能引起我们联想到二千年前的希腊的哲人，希腊的文化。这是西洋文化的渊源，这是西洋古代的曙光。希腊两千多年来文化，固已衰落，国家固不富强，然而柏拉图的《共和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学》，不只在西洋的学校里的学生，还在研究，就是在我们的学校里，也正研究。而且，蒙自的中学里，所教授的公民学，或几何学，追源溯本，还是来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欧几里得。只要这个中学里的学生们，愿意去问问公民学怎么样来，几何学怎么样来，他立刻就不能不想到西洋的智识，以至希腊的文化。假使他们再要问问这些智识，而尤其是几何学怎样传入中国，那么他们就得懂在十六世纪的利玛窦的跋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教，因为传教易引起国人的反感，遂用西洋的科学，以为传教的工具，翻译几何，就是这种工作之一。
这是注重于智识方面的世界观。至于物质文化方面，我们相信，在蒙自的城内，以至离城较远的乡村中，没有一家不会完全不用西洋的货物的。针线、布料，以至好多家常用品，在蒙自的好多杂货店里所陈列的，决不只是卖给城里的人们，而是推销到穷乡陋邑。自然的，购用这些物品的人，未必人人都究其来源，然而这是日本货，还是美国货，那是英国货，还是德国货，除了这些店中的老板与店员，往往知道之外，不少的乡下人，往往也能分别。至少耐用不耐用，是他们所关心的。日本货便宜而不耐用，西洋货价昂而比较耐用。可以说是一般人的普通看法。假使他们辨不出英美德的东西，日本与西洋的货品的不同多能认识。所以，只要他们为了耐用不耐用，而去问问，日本与西洋这些名词，以至其意义，大体总能知道，这也是一种的世界观。
因为工业的革命，商业的发达，世界各国，无论在精神文化方面，或在物质文化方面，流通既易，影响日深。在最初传入的时候，也许只当作一种奇异物体来看待，比方，利玛窦所传入的自鸣钟，西洋琴，以至于天主教与几何学，在当时宫廷，当为奇物，士大夫视为异教异学，有之既没有多大用处，没有了不只对于中国没有遗恨，反而有人觉为幸事。然而三百多年来，而尤其是近数十年来，需要钟表的人，固日来日多，喜玩洋琴的人，也愈来愈多，信仰天主教的人，固日来日多，学习几何的人，也愈来愈多。
钟表、洋琴、西教、几何，固是这样，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在这些东西中，有的我们现在虽觉得可有可无，有的我们已觉非有不可。然而非有不可的，固不可不要，可有可无的往往也日来日多。结果是两者一样的趋入，一样的成为我们的文化中的要素，成为我们的生活中的食粮。在有意或无意之中，我们已处身在这个世界的文化的领域，而不能再去闭关自守，再去排斥外来的东西，或再去避免世界的潮流。
蒙自与中国固是这样，别的地方以及别的国家，也是这样。以物质文化来说，美国在现今的世界上，是物资最富的国家了。然而就是这样，美国每年还不知需要了多少外国的物品。美国的宗教与学术，既本来传自欧洲，而现在还不断的受了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天主教固是超了国界的宗教，新教又何尝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而不与外间有了关系。学术上的技术智识，美国固很发达，但是在学理上的研究，美国还要不断的传自欧洲。至于战争发自东亚或欧洲，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在现今的世界中，袖手旁观是不行，主持中立也不行，迟早只有参加战争的办法。
所以，尽管国家主义仍然存在，以至还正在发达，但是世界的文化，而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关系，已使世界各国，没有一国能够闭关自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既日来日密切，人与人之间，也不能固守其狭义的国家主义。人类既不愿去老过了战争的残酷的生活，或是紊乱的恐怖的日子，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是不能不有的。假使极端的国家主义，不能打破，世界和平，是永不希望的。
总而言之，自文化的重心趋于经济方面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不只是关系愈为密切，而且趋势是向着和谐或一致方面。发展政治上的国家主义，而尤其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虽然还是使世界有了分化的趋向，但是世界各国的文化上的交流，而尤其是经济上的需要，又使人类与国家不能不合作。所以，积极方面的世界主义的实现，固是尚有问题，消极方面的闭关主义，已经不能存在。主观方面固有了不少的国界以至种族的区别与偏见，客观方面世界主义的文化，已正在发展。无论哪个国家，不只不能闭关自守，而且不能不依其他的国家。
其实，近代国家这个政治团体，在原始社会里，既找不出来，在古代，而尤其是在中世纪，也没有发现。这是宗教改革以后的产物。这是近代的东西。这是政治的重心的文化的时期中的主体。以往既没有这种团体，将来也不一定要有这个团体。就是有了，也可以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东西，或是成为较大的政治的团体中的一个东西，或是一个连系的机构。在世界主义的文化之下，国家可以成为世界的政治团体中的一个附属或一个连系的政治机构。
假使有人对于我们这种看法，有了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再把美国以为例子来说明，这种世界的政治团体的可能性。美国自《独立宣言》之后，每个州都各自为政，而且往往互相猜忌，时有争端。然而经过八年的苦战，以至南北的战争之后，美国内部可以说是完全统一。然而同时这是一个联邦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州的政府的权限，有了宪法去规定，两者各在其法律的范围之内，仍然各自为政。其实，我们也得指出，百余年来不只各州之间，武力上的争端，固是少有，而且中央政府的力量，是愈来愈大，使其联邦的性质，也因之而逐渐改变，而愈趋于统一的途径。
而况，以往的国际联盟，与最近的各种国际会议的趋势，都是朝着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政治的道途上呢。
东方与西方
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大致上，与比较上，我们可以说东方的文化是延滞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演变的文化。因为前者是延滞的文化，结果是往往落后，而成为落后的文化。因为后者是演变的文化，结果是易于进步，而成为进步的文化。
为什么东方的文化，往往是延滞，是落后，而西方的文化往往是演变，是进步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至少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地理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从地理方面来看，据我们所知的，东方的文化，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是发源于亚洲的西北，这就是高加索的平原。西方的文化，是渊源于埃及，这就是尼罗河的流域。
究竟中国的文化之于埃及的文化，在文化的发展的初期，是否有过接触，或是否有过关系，这是一个不易解答的问题。一些的极端的传播论者，以为世界各处的文化，都策源于埃及，也许因而以为中国的文化，也是来自埃及。然而直到现在，古代埃及之于中国，在文化上，有了接触，或有了关系的看法，还没有充分的史实去加以证明。假使我们承认这两种文化有过接触，有过关系，我们也不能否认后来是为了地理上的阻隔，而使两者的发展的途径与局势，有了不同之处。
从某一方面来看，这两种文化的发展，在地理上，也有些相像之点，虽则在时代上，却又不同。这就是两者都沿着河流的上游而趋于河流的下游。不过，在中国，我们的文化是沿着河流而下的时间，是较晚于埃及的文化之沿着河流而下的时间。
而且，中国的文化，自黄河的上游而趋于黄河的下游之后，以至黄河的河口，这就是黄海的沿岸，这个文化，并不立即向着沿海岸而发展，而却沿着大陆而发展。从北方的平原而趋于南方的山地，从黄河的流域，而趋于长江的流域，再从长江的流域而趋于珠江的流域。大致上，这三个河流，都是从西到东，而成为平行的地位。黄河与长江，在很早的时候，虽有了运河的便利，而有了水道的交通的便利，但是从长江到珠江，却不相通。直到最近来，而尤其是抗战的时期，才有人计划去利用湖南湘江的支流，与广西北江的支流，这就是利用湖南的西南至广西的东北的全州的支流，衔接起来，而使长江流域可以直接去与珠江流域通航。但是这种计划，直到现在，没有实现。而黄河与长江之间的运河，自海道，这就是从上海到山东与河北的海道，通航之后，也因年久失修，而至于不能用。
总而言之，中国的文化在其早期发展，虽从黄河的上游，而趋于黄河的下游，以至于海口，然而到了海口之后，虽然也越过海洋而影响于日本以至南洋各处，然而主要的，是沿着大陆而发展，而非沿着海洋而发展。
西洋的文化，却不是这样。在其最早的时候，从埃及的尼罗河的上游，而趋于尼罗河的下游，以至于地中海之后，主要的是沿着海岸而发展。巴比伦、希伯来的文化，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至于古代的希腊与罗马那是更不待说。希腊的亚力山大虽从陆道去攻打印度，然其回程，除了陆道之外，还取海道。罗马的朱利阿斯 · 恺撒（julius caesar），不只是沿着地中海的海岸，而征服不少的国家，而且渡了大西洋的海岸，而到英伦。到了中世纪的晚年，以至十四五世纪，与十六七世纪，葡萄牙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荷兰人也好，法国人也好，英国人以至后来的德国人也好，都是沿着海岸而向海外去发展。所以，从地理上来看，有些人以为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而中国的文化是大陆的文化，就是这个原故。我们叫西方的文化为西洋的文化，我们叫日本的文化为东洋的文化，这都是与海洋有了多少关系。然而我们叫中国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却说为中原的文化，所谓中原的文化，就是指着陆地而言的。西方的文化，叫为西洋的文化，是没有疑义的。至于东方的文化，本来是以中国的文化为主体，然而所谓东洋的文化，却只是指着日本的文化，虽则日本的文化主要也是渊源于中国。中国文化之所以不称东洋文化，而称为东方文化，也是很值得我们所注意的。
也许有人怀疑我们把中国的文化当为东方的文化的主体，因为他们以为在东方的文化的圈围之内，除了中国的文化是一种主流之外，还有印度的文化，这也是东方的文化的主流之一。我们以为印度的文化，在东方的文化，虽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不只在地理上，印度是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而且在文化上，也是东西：化的支流的地方。印度的语言，是偏于西方的，而印度的宗教，是偏于东方的。近来有人，以为基督教的教徒在很早的时候，就到印度传教，而且有人以为佛教，曾受过基督教的影响，而始生长的。我们不欲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只要注意，印度的语言，既是偏于西方系统的语言，而印度的佛教的思想，却可以说是与了我国的老庄思想，有了根本相同之处。至于有人以为印度佛教是渊源于老家，也是一个疑问。而且，佛教既为印度文化的特色，佛教思想，不只与老庄的思想，有了根本相同之处，而且佛教在中国，尤为兴盛。此外，轻视物质生活，而重视精神的，都为印度与中国的文化的共同之点。所以，印度的文化，虽然有了像西方的文化的特性，而尤其是语言方面，然而主要的性质，是东方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因为印度的文化的要素，可以在中国的文化中找出来，而中国的文化的好多要素，如孔子的思想，却未必能在印度的文化中找出来。所以，我们在大致上，可说中国的文化为东方文化的代表。
中国的文化，主要的既在大陆上发展，中国的文化，除了有了大海的阻隔之外，又有沙漠与高山的阻隔。在西北一带，多为沙漠之地，而在西南一带，多为山岭之区。喜马拉雅山固使中国的西南之于印度的交通困难，蒙古、新疆各处的沙漠，又使中国的西北之于俄罗斯与所谓近东的交通困难。结果是在中国的文化，自成一个圈围，自成一个系统，自成一种格式。
反之，在西洋，其文化的策源地，虽始于埃及，然而环着地中海的左近的地方，地势既并不像中国，自成一圈围，又不像中国有了北方的平原，成为一种文化的中心。各地方有了各地方的特性，加以此种族上的差异，政团上的不同，不只使埃及的文化，不同于巴比伦的文化，不只使巴比伦的文化，不同于希伯来的文化，不只使希伯来的文化，不同于希腊的文化，就是希腊也与罗马的文化，有了不同之处。其实，就是在古代希腊人的世界中，雅典的文化之于斯巴达的文化，也有不同之处。在中国只有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在文化上，表现了不少的因地理各异而不同的现象。然就是在这个时期，主要的只是思想方面是这样，至于文化的其他方面，却少有很大的差异。自秦汉统一以后连了思想上的差异，也逐渐的趋于一统。
西洋文化，虽策源于埃及，然而西洋的古代文化的中心，却不能说是在埃及。埃及文化，是自成一个中心。此外，如巴比伦与希伯来的文化都各自成为一个中心。同样，希腊与罗马的文化，也各自成为一个中心。这不能不说是与地理的环境，有了关系的。至于中国，假使有唐尧的时代的话，自唐、尧、夏、商、周，以至秦、汉文化的中心，大致上是在所谓北方的平原，这就是中州，或中原。在地理上的中心，既少有变更，在文化的系统，又比较单调。反之，西洋是因为地理上的差异，中心固是不同，文化的系统，也是各异。埃及、巴比伦的文化虽是影响于希腊的文化，然而希腊的文化却自成为系统。至于希伯来的文化，虽也受了埃及的以至巴比伦的文化的影响，然而希伯来的文化，也是自成为一个系统的。同样，罗马的文化，虽大受了希腊的文化的影响，然在其政治、法律、军事以及其物质方面，却与希腊大不相同，而也自成一个中心。至于中世纪的文化，虽处处趋于单调，可是中世纪的文化的较远与间接的来源，虽也与了埃及、巴比伦有了多少的关系，然其较近与直接的要素，却是希腊、罗马与希伯来三种文化的混合的东西。
不但这样，因为中国文化是在大陆上发展；而这个大陆又因为山海沙漠的间隔，所以变来变去，大致上，变不出这个圈子，所以易于停滞。西洋的文化，因为主要的是向海岸与海外发展，所以与外间的文化接触的机会较多，使其文化所包含的成分，较为丰富，所以易于演变。因为易于停滞，所以往往落后，因为易于演变，所以易于进步。
而且，在围着中国而尤其是汉族这个文化的圈围左近的各种文化，如蒙古、如西藏、如满洲、如高丽、如安南、如缅甸，以至南洋各处，与日本的文化，大致上，都不若中国的文化的程度之高。中国文化，不只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东方文化的高峰。结果是使中国人不只易于自足，而且易于自夸，自足自夸，是文化进步的很大的阻力。
反之，在西洋，因为文化的中心，既不是永远在一个地方，各处的文化，有其特殊之处，高低之分，虽非没有，然而因为文化的重心的不同，与种类的复杂，互相仿效，互相竞争，结果是易于变化，易于进步。
这是由于地理上的关系，也是由于文化上的因素。在文化的初期发展的时候，地理上的因素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文化愈进步，则地理上的因素的作用，愈为减少，而文化上的因素的影响，较为重要。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详为解释，这里只好从略吧。
其实，我们在上面所注重的虽然是地理环境，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但是文化本身的作用，也已提及。我们现在要特别注重于这方面的解释。
从中国的文化来看，我们可以说，内容是较为单调的。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自所谓尧、舜、夏、商、周以来，我们的文化，是自成一个系统的。外来的文化，对于中国的文化，既少有影响，中国内部的文化，到了周朝的初期，大致上，规模也已具备。周公成为这种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春秋战国的时代，在思想方面，虽有了九流十家，百家争鸣，然若详细的考究起来，大家不只不有了向前直进的观念，而且都有了复古的趋向。老庄以至法家希望复回最古的自然世界，孔孟以至墨子主张复回尧舜的时代。至于其他各家，如杂家之流，不外是拾了老庄孔墨的余绪。这种复古思想，不只是有了落后的危险，简直是趋于退化的途径。
同时，各家的思想，都偏重于精神的文化，而忽略了物质的生活。老庄固是这样，孔墨也是这样。其实，他们多数，不只是忽略了物质文化，而且反对物质的文化。管子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孟固看不起他，一般人也以为这是霸道，而非王道。何况，在骨子里，管子也脱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而并不极力去提倡物质的生活。
从文化的社会方面来看，政制是一样的单调。帝王，诸侯，代代差不多一样。自秦汉以后，孔家的思想，得了专制君主把它作法宝，专制与孔教，正像辅车相依，所以二千多年来，朝代虽不知换了多少，政体始终如一。
不变的政体，再加上数千年来的不变家族制度，为其基础，更使政制不易变换。家是国之本，君主是人民的父母。家与国在范围上虽是不同，在治理的原则上，却是一样。在家要孝，在国要忠，然而“忠臣多出孝子之门”，所以治家的方法，是可以应用于治国。天子或国君之治天下，正像父亲之治家。所以要先齐家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一贯的社会制度，加上复回皇古的思想，再加了排斥物质的文化，结果是使中国，不只其文化的内容，至为单调，就是在其时间的发展上，也是往往停滞，往往落后。所谓九流十家，所谓百家争鸣，还是在天生天子，复古念头，与蔑视物质的圈子里打官司。不管谁胜谁败，天生天子，复古念头，与蔑视物质，是照样的不变。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演讲》里所以说，以往的中国，就是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也就是以往的中国，就是这个原故。因为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大致上少有变化，所以数千年来，大致上也是一样。
若再从我国的文化，在空间上的发展来看，除了中国本部与过去的日本、安南的一部分之外，虽也远播他邦，然而始终没有成为他们的文化的主流。比方，在元明之间，中国文化，也曾传播到暹罗，而且有了相当的影响，然暹罗文化的主流，始终是来自印度。至于南洋其他各处，我们虽然有了那么多的华侨，但是中国文化之影响于这些地方的，是微乎其微。
在欧洲，中国蚕丝，据说在希腊时已从中国传入罗马。罗马人且自养蚕抽丝，然在整个希腊与罗马的文化，并没有多大影响。元朝西征的时候，印刷、火药、指南针，对于西洋近代文化的发展上，有过很大的功劳，印刷使智识普遍，火药打倒封建势力，指南针指示远程航海，然而这些东西，只能说是推进西洋近代的文化的一些工具，他在西洋文化的本身上，也并非主要的要素。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因为东西海道已通，西洋教士之在中国的，曾尽力去介绍中国的孔老的思想，建筑的样式，园林的布置，以及其他的好东西。在某个时期及某地方中，这些思想与这些东西，对于西洋文化，也有不少的影响，然而这也不外是局部的，或某一方面的，在西洋整个文化上，算不得为一种主流。而且，在时间上，其影响既多只是昙花一现，在空间上，更少普遍。自然的，有了不少这些思想，或这些东西，已融化在西洋的思想或东西里，可是在日新月异的西洋的文化里，经过多少时间之后，原来的面目，很不容易看出来。
上面是从中国的文化的内容以及其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发展来说。我们从西洋的文化的内容及其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发展来看，那么我们就能了然，这两者在这几方面上，都不相同。
从西洋的文化的内容来看，文字始于埃及、巴比伦。希腊的文字，也有采自外来。希腊除了伦理的思想之外，在哲学上，在政治学上，在生物学上，而特别在几何上与在建筑方面，有了很大的贡献。希伯来人的宗教之对于西洋文化的影响，是用不着说的，罗马人的法律、军事、帝国与道路都是罗马文化的特色。这是古代的西洋的文化，这也是整个西洋文化的基础。
有好多人，以为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可以与西洋古代的文化相比美。我们以为这种看法，只是表面的观察，而非深刻的见解。比方，人们往往以为孔家的思想之于柏拉图的思想，有了好多类似之处，然而凡是把《论语》与《共和国》来相比较的人们，总能明白，无论在方法上，或在思想的本身上，前者都不及后者。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得当，这是别一个问题，然从其思想本身来看，他想得很深微，与孔子之实用道德，很不相同。至于方法方面，柏拉图之解释各种问题，有条不紊，比之孔子的东一句，西一句，不只缺乏系统，往往不相连接。其差异之处，更不待说了。
至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那样精密，那是在中国的著作中所没有的了。
墨子有宗教的倾向，但是墨家始终不能发展为一种宗教。基督教不只成为欧洲文化的要素，而且成为世界上力量最大的宗教。基督教不只是期望来世，而且改造现世。这是一个有理想的宗教，也是注重于实际生活的宗教。既不像佛教之只顾来生，又不像我们的道教之流为鄙贱。
至于罗马的法律、军事、帝国、道路之不下于我国古代的，也是很为显明的。其实，比方，罗马的法律，直到现在，还是西洋法律中的重要部分。我们知道，在罗马的时代，除了罗马人自己的民法之外，还有一种普通法，这就是罗马人的jus gentium，与jus naturale。这种法律，是应用于罗马所征服的各地方的，而其来源，是从各地方不同的风俗习惯中，找出相同的原则。近代人之所以把这种法律，当于国际公法的渊源，就是这个原故。所以罗马人，除了固有的法律之外，又尽量去采纳其所征服的民族的法律，而发展了一种普遍化与“世界化”的法律。这种法律，不只在所谓拉丁国家的法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就是，比方，在德国以及其他的好多国家的法律上，也占了重要的地位。一百年前的德国的著名法律学者萨文宜（savigny）曾著了好几本书叫作《现代的罗马》（heutigon romich recht），目的无非是证明在现代的法律中，罗马法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其实，在欧洲的法律系统，罗马法不只是较古的法律，而且是较为重要的法律。
又如，罗马的道路，有了不少是成为近代的路基，也可见得他们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贡献。而况，罗马人除了采纳欧洲各处的文化之外，对于近东远东的文化，也设法去采取。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蚕丝，在希腊时代好像已经传入欧洲，据近代史家的研究，罗马人不只用了中国的丝布，而且效法中国去养蚕以抽丝。
总而言之，在罗马的文化里，成分是很为丰富的。希腊文化的要素，如学术、如艺术，以至好多日常生活的方式，可以在这里找出来，是用不着说的。就是希腊以外的好多民族以至远东的中国的文化，都可以在这里找出来。所以罗马时代的文化，既不同于希腊时代的文化，希腊时代的文化，又不同于希伯来、巴比伦以及埃及的文化。下一代采取了上一代的文化之外，又采取其同时代中的不同的文化。内容既包含很多，弹性也较大。结果不只是外来的文化，更易于接受，就是内部的变化，也易于产生。
所以西洋古代的文化，不只在其本质上，已有很多的特性（traits）是超越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就是在其发展的局势与可能性，也较优与较大于后者。
至于西洋的中世纪，是历史家所目为黑喑的时代。基督教会，慢慢的发展起来，其信徒在罗马的时代，所要求的是信仰自由，希望政府不要以政治的力量，去压迫他们。到了后来，罗马皇帝也信了这种宗教之后，政府不只不像以前去压迫基督教，而且成为这个宗教的保护者。然而教父得寸思尺，他们最初要求教会独立，然而所谓教会独立，乃教会不受政治的管理。而且所谓教会不受政治的管理，并非教会不管政治。在理论上，教会所管的事情是神圣的事情，政府所管的事情是世俗的事情，管神圣的事情的人们，不一定去管世俗的事情，然而前者是比较后者为重要，因为前者是上帝的直接代表，而后者是上帝的间接代表。前者是像太阳，后者是像月光。月光的光，是由太阳而来，所以皇帝的权，也是由教皇而来。这种理论，一经提倡，就使教会拼命去争夺政权，以至其他一切的权利。教会的势力，在中世纪之所以澎涨，是由于这种理论。结果是使中世纪的文化，变为基督教化。结果是使了一切与基督教义相反的理论与作法，以及文化的各方面，都在排斥之类。结果是使中世纪的文化，有了停滞的趋势，有了单调的色彩。中世纪之所以叫为黑暗时代，也是这个原故。
因此之故，又有些人以为西洋的中世纪的情势，正像中国在秦汉以后的情势。因为在后者的文化里，孔教与政治互相利用，互相维持，使中国的文化，趋于停滞，趋于单调。然而这种看法，也只是片面的看法，而非深刻的观察。因为中世纪的文化，虽然趋于停滞，趋于单调，但是其所继承的希腊罗马的文化的成分，既是很为丰富，而基督教本身，又是一种外来的宗教，使在希腊、罗马的文化的遗产中，又增加了一种新要素。中世纪的文化，在一方面看起来，虽是停滞，虽是单调，从别方面看起来，却是一种混合文化，却是一个过渡时期。
我说，这是一种混合文化，因为基督教会，不只是筑在罗马帝国的基础之上，而且染了不少的希腊色彩。世界的教会，是罗马帝国的后身，而理想的天国，又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反射。照耶稣自己看起来，他的理想国，是在天上。所谓“彼得的事情，给与彼得，恺撤的事情，给与恺撒”，已经有了俗心，然而中世纪的教父，还要彼得去管恺撒的事情，结果是在悠悠长期的中世纪里，宗教与政治是往往处于冲突的地位。在九、十与十一世纪的时候，教会的权力，好像是驾于政府的权力之上，然而两者始终对立而不像孔教之于专制君主，那样如胶如水互相利用。
事实上，所谓世俗的事情，与神圣的事情，是不易，而且不能分开的。然而理论上，要加以分开，那么在施行上，是免不了好多纠纷的。然而也正是为了有了很多的纠纷与不断的冲突，中世纪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并不很停滞，并不很单调，正是待着机会而趋于一种新局面。反之，在我们的中古文化——这就是秦汉以后的文化，愈来愈停滞，愈来愈单调，本身的弹性既很少，外来力量又没有。就是有了，也不易波动。所以，从这两种文化的实质，而尤其是物质方面来看，中国的中古文化，虽未必是低于西洋的中古文化，然而在其发展的局势上与可能性上，前者却远比不及后者。
到了元朝西侵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东方——所谓近东与远东的文化，又趋入西洋，给与西洋文化发展的新工具，给与西洋文化发展的新刺激。再加以文艺复兴的运动，这就是复回希腊那种探求真理与研究自然的精神，因而引起宗教的改革，以至于政治的革命与科学的发明，使西洋的文化，又踏人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一经开始，西洋的文化的发展，是日新月异，愈进愈速，而成为现代的西洋文化。
所以，我们若从西洋的文化，在时间上的发展来说，不只在文化实质上与成分上，我们比不上西洋，就是在发展的局势上与可能性上，我们也比不上西洋。所以不只在东西海道未通之前，不只在鸦片战争之前，以至在满清未倒之前，我们比不上西洋，就是民国以后，以至于今，我们还是落后，这是史实，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史实。
因为西洋的文化，弹性较大，易于演变，易于进步，所以也易于接受外来的文化。其实，西洋文化的弹性之所以较大，所以易于演变，易于进步，也是由于西洋人，愿意接受外来的文化，这也是史实，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史实。因此之故，在西洋文化的发展的历史上，我们不只可以找出好多古代各种的文化的成分，而且可以找出世界各处的文化的要素。从这方面来看，现代西洋文化，又可以代表世界的文化。埃及的文化遗产，巴比伦的文化的特性，希腊的文化的精神，罗马的文化的要素，希伯来的文化的要义，中国的文化的成分，以至美洲的薯子，南洋的香料与树胶，举不胜举的好多种文化里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文化里找出来。从历史的眼光去看，这是世界文化的博物院，从文化内容方面来看，这是世界文化的总汇。我所以说，现代西洋文化，可以代表世界文化，就是这个原故。
然而我们也得指出，西洋人虽然容纳古今世界各处的好多文化的要素，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文化。他们用了中国的丝布，仿效中国养蚕的方法，抽丝织布，还不满意，而要改良蚕种，改良丝质，改良丝色。但是，他们还不满意，而必要用化学的方法去制作人造丝。
他们对于蚕丝，固是这样，他们对于人家的文化的其他方面，也是这样。结果是以蚕丝著名的中国，到了现在不只要去西洋，学习制作人造丝的方法。在我们的农学院或蚕丝学校里，也要请洋人或留洋学生去用西洋的方法，来改良蚕种，用西洋的机器去抽取蚕丝。蚕丝固是如此，别的东西，也是如此。
从这方面来看，西洋现代的文化，不只是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化，而且是趋为世界的文化。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空间上的西洋文化的发展的趋势。
我们对于这点，当在别处，加以比较详细的叙述，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说明。
西洋文化的发源地，本在地中海的沿岸。自哥仑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逐渐的变为西洋文化的范围。所以现在所说的西洋文化，是指着欧美的文化，就是这个原故。其实，欧洲文化的中心，在古代固是位于地中海沿岸各处，自中世纪以后，已逐渐的在大西洋的沿岸，与英伦各处而发展。现在且有趋于美洲而尤其是美国的趋势。
自俄罗斯的大彼得帝极力提倡欧化之后，俄国除了欧洲的部分之外，亚洲的部分，也逐渐的西化起来。这是从大陆而输入亚洲的西洋文化。从海道方面，自东西海道沟通之后，亚洲的国家，除了中国、日本与暹罗之外，都变为西洋的国家的殖民地。殖民地是被迫而西化的。比方，安南无论在文化的物质方面，或社会方面，或精神方面，都被迫而西化。连了安南的文字，也由中文而改为罗马字母。这种被迫而西化的结果，是否一件好事，是一个问题，然而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西化之后，要想复回安南的固有的文化，却又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日本与暹罗，都因为本来没有所谓固有的文化，故其采纳西洋的文化，也比较容易。中国虽因了固有的文化的惰性很强，而不易去接受这种文化。但是，无论是日本也好，暹罗也好，就是中国也好，自从与西洋文化接触之后，西化的程度愈来愈深，日本与暹罗在物质方面的西化，从来没有疑问。假使这次战败之后，同盟国既迫其施行民主制度，改变教育方针，那么这两个国家之愈趋于西化，也是无可疑的。至于中国，经过这次抗战之后，也愈觉得非努力西化，是不足以图存的。
所以在亚洲的各民族，无论是被迫西化，或是自动西化，无论很快西化，或是较迟西化，其趋于西化的途径，却是一样。
此外，在非洲北部的国家，像埃及虽为欧洲文化的策源地，然而现在也不能不努力去接受欧洲的现代的文化。开罗、波特萨依德（port said）等城市，固已西化，其乡村也逐渐的西化。南部的南菲联邦操在英人之手，用不着说。中部的好多地方，被了欧人所瓜分，也是被迫而趋于西化。
又如澳大利洲、纽西兰群岛，已逐渐的像美洲一样成为西洋文化的圈围。尽管有了不少的土人，拼命去保留其固有的文化，然其结果，恐怕若不像美国的黑人完全去接受西洋文化，必定是像美国的印第安人，不只其文化不易保存，就连了种族，也要逐渐的消灭啊。
这样看起来，西洋文化岂不是成为世界的文化吗？
西洋文化成为世界文化，那么所谓东西文化之分，岂不是成为空洞的名词，或是成为陈迹的概念吗？
我们以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个名词，不只含有地理上的意义，不只有了历史上的作用，而且有了种族上的分别。东方文化，也有了东方人的文化的意义，而西方文化，也有了西方人的文化的意义。至如说中国的文化，除了种族的意义之外，还有了政治集团的意义。除了我们根本上，就打消了东方与西方这种概念；所谓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些名词，还可以存在。假使西洋人能把世界各处的文化，接纳起来，而加以改良，使其进步，而成为西洋的文化，那么东方人，若对于西洋的文化，而加以模仿，加以创造，使其日新月异，使其凌驾西洋，那么这个文化，还可以叫作东方的文化。自然的，这个东方的文化，是异于过去以至现在的东方的文化，但是文化本来是人为的变化的。东方人的祖宗，在四千年前的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结绳以记事的文化，也与二千年前的祖宗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差异。然而两者都是东方的文化。那么今后的东方人，若能改造了现代的西洋文化，而继长增高，虽是为了整个世界造幸福，也是东方的光荣。有了东方，也必有西方。西方文化可以成为世界的文化，将来的东方的文化，无疑的也是世界的文化。
南方与北方
在《文化的发展的方向》一章里，我们已经指出，文化的发展的方向，有些是自南而北，有些是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的最好的例子，是西洋的文化。自北而南的最好的例子，是中国的文化。这两种的文化的发展，都与地理的环境，有了关系，但在文化发展到较高的程度，这种地理的环境作用，也因之而减少。
我们已经说过，在西洋文化发生于埃及，而传播到地中海的沿岸各处。但其方向大致上是向北的。继埃及的文化而发展的，是巴比伦。继巴比伦的文化而发展的，是希腊。罗马文化继希腊的文化而发展，其文化的发展的范围，虽与帝国的领土的范围是一样，然而在以罗马为中心而趋向各方的发展的历程之中，向北发展，是一件很为显明的事情。到了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文化更向北部发展。英法而尤其是后者，在中世纪的末叶，已成为欧洲文化的一个中心。此后，荷兰、德国也逐渐的在欧洲的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至于近代的斯干的那维亚（scandinavia）各国的文化的发展，而尤其是俄罗斯在近代的文化上所占的地位的逐渐重要，尤足证文化的发展，是愈往极北的方向了。
文化的发展，是由南方而趋于北方。这是因为南方的气候炎热，物产丰富。在文化发展的初期，人类是要依赖好多自然物产以生活。但是文化发展的程度愈高，则人类对于征服自然的环境的智识和经验愈多，故虽寒冷与天然物产较少的地方，也可以利用其智识与经验，去耕植畜牧以及发展工商业。
反过来看，在中国，其文化的发源，既在西北，逐渐沿黄河而趋于西南，在周时以至秦汉文化的中心，乃在北方。这就是黄河的流域。五胡乱华之后，晋室南迁，中国文化，逐渐向南发展，长江流域变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南宋以后，这个文化愈往南趋，珠江流域也发达起来。而且在极南的安南，已受中国文化的不少影响。
我每以为，假使在明末清初以后，西洋势力，若不逐渐普遍于南洋各处，说不定数百年来，南洋一带，也要深染了中国文化的浓厚色彩。而况，事实上，安南固曾已变为中国文化的支流，暹罗在这个时期内，也受了不少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试回想，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贵州、云南、广西的好多地方，尚为土著文化的区域。现在则差不多到处都为汉族文化所陶染，就能明白在中国的文化从北向南发展的历程中，凡在南方各处的文化的程度之低于中国的，必抵不住了中国的文化，而往往为了后者所征服。可是自明末清初以后，西洋势力，趋到南洋各处，结果是中国文化，不只不能再从安南而南趋，而且连了安南的中国文化，却因西洋文化的东渐，而趋于衰落。
然而就中国本部来说，文化的由北趋南，已很显明，而其所以致此者，也未尝没有地理环境的作用。原来北方，不只苦寒，而且沙漠又多。中国文化既发源于西北，中国民族是因了南部的土地肥美而南趋。中国民族——汉族自开辟黄河流域之后，不只少有向北发展的企图，而且设法去作消极的固守南部的工作。万里长城，是中国的最大工程之一，然其目的是固守北方的边疆，以免北边的匈奴或其他的民族的侵入。其实，匈奴与其他的民族的南侵，也可以说是被了长城以内的土地较好的引诱，御北狄而征南蛮，这虽是中国的有史以来的一贯政策，然而中国文化之向南发展，也可以说是由于南方天然的丰富物产所引诱。
然而汉族固愈趋愈南，而使其文化向南发展，北方的匈奴胡人也不断的向南推进。周秦时代的外族之内侵，固不待说，汉时外族也不断的南来。霍去病北征与苏武出使匈奴，以至汉室与匈奴和亲，都可以说是想阻止他们南来，并没有向北发展的野心。至于张骞与班超之出使西域，也非积极的去想侵占这些地方，而乃消极的去安定外族，以免其扰乱中国。所以，不只汉族是向南发展，北方的外族，也是向南发展。
中国虽筑了万里长城去防御外族的南侵，但是在历史上，外族之南侵中国，而占据中国一部分或全部的，却不只是一次，而是好几次。五胡乱华是第一次的胡人人主中国的北部。此后如宋室的南迁，以至灭亡于蒙古，使整个中国，受了蒙古的人的统治。到了满清一代，中国又为外族所占据。
可是，在政治上的权力，尽管受了外族的统治，从整个文化的立场来看，外族之化中国的程度，却不若中国之化外族那么利害。五胡乱华的时代，中国的北部，匈奴、羯、鲜卑、氐、羌各据地称雄，所谓五胡十六国，大半年代不久，惟鲜卑的拓跋，统一了黄河流域，而称魏是为北朝，与南朝的宋相对立，享国一百四十五年。所以若从晋的南渡，以至隋朝统一，黄河流域，受外人统治者，二百七十余年。
在这个时期里，外族不只多受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就是在血统上，汉胡混血的人们，也不知多少。
然而，同时在中国北部的固有文化，也受胡人的文化的不少影响。使北方的文化，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而杂了不少的胡化。而况，数百年后，又有宋室南迁。北方除了政治上受了外族的统治外，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受了很大的影响。蒙古人主中国以后，还称南宋的人民为南人。同时，又称住在河南、山东的汉人为汉人。除了他们自称为蒙古人，又称西域各种人为色目。蒙古人居首，色目次之，而南人、汉人为最下。南人、汉人不只不能作正官，而且不得挟弓矢。在元朝一代中，不是蒙古人作宰相的，只有史天泽与贺惟一两个人。南人没有一个。南人在政治上，既没有什么地位，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少有建树。元朝统治中国，只有八十余年。到了清代，外族人主中国又有二百六十余年。
外族之侵入中国，既自北而南，而且在晋与宋的时代，北方为了外族所据，北方所受外族的压迫，比之南方尤为厉害。此外，在外族南侵的初期，北方有了不少的人们，相率南迁，南方却成为中国固有文化的中心。杜佑《通典》指出永嘉之后，帝室东迁，好多学者望族，也随之而南来，结果是使扬州各处，成为艺文儒术所荟萃的地方。元代的最南的地方，也为文物的中心。吴澄在其《广州学云章阁记》，所谓“今之交广，古之邹鲁”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除了因政府的迁移而南来的学者望族之外，在没有外族的南侵的时候，有了好多的政府人员，往往又因被贬而到南方的，如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苏东坡。这些的人们，无论是永留南方，或是暂住这个地方，在传播固有的文化上，也有了不少的功劳。
此外，有了好多人，是因生活被迫而到南方的。这一般人，本来不一定是受过教育的人们。但是因为离乡愈远，而对于保留固有的风俗、习惯的心理却很强。好像今日在海外的华侨，有了不少到了南洋各处之后，成为极端的守旧人物，往往在国内好多东西，早已改变，而他们却保留其已往的风习。
因此之故，在北方，既因为外族文化的趋入而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的本来面目，在南方却因了上面所说的各种人物的离乡背井，而对于保存固有的文化的心理，愈为恳切。使南方直到现在，还可以说是我国固有的文化的保留所。
我们不能否认，从一方面看起来，中国固有的文化，从北方趋到南方的时候，在南方也有了不少的外族。他们的文化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接触之后，也必互相影响。这就是说，他们的文化固深受了中国的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化也免不了会受他们的文化的多少影响。比方，在南方而尤其是在极南的广东的好多不同的汉族方言里，没有问题的，渗了多少的南方的外族的方言。然而从别一方面看起来，中国的所谓固有的文化之在南方的，比之在北方的，必较为纯粹得多。因为，一般人民，像我们在上面所说，离了原来的地方之后，往往有了尽力去保存其固有的文化的心理之外，政治上的势力，也是保存文化的一种要素。
我们已经指出，在北方，自晋室东迁以后，以至满清覆灭的一千五百多年间，北方之被外族所占据者，有了六七百年。北方的外族，而尤其像满人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失其固有的文化，但是这些外族，既有了政治的力量，而尤其是在其占据或是建国的初期，往往用了这种力量，在消极方面去破坏中国的文化，在积极方面，去推行其固有的文化。
这不过是从外族的立场来看。若从汉族方面来看，无论在无意中或有意中，有因为畏惧或羡慕了外族的政治权威的，更或有因为谄媚外族而希望在政治上得到一些地位的人们，受了外族的文化的影响的，也必很多。
反之，在南方，数千年来，虽也有些外族抵抗汉族的南征，然汉族从来没有受过南方的外族的政治上的统治。所以汉族除了有了优越的文化去化他们之外，还有了政治的威权去加强这种同化的历程。政治力量，是推动文化的一种主要力量。在北方，在外族统治之下，中国文化的其他方面，虽因较之其他民族为优而化及外族，然而他们有了政治的权威去挡住或压迫，使汉族化与外族化，成为两种对峙的力量。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也未必能使汉族完全外族化，然而没有政治上的力量，而只有了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也未必能使外族完全汉化。在这种情形之下，两种文化往往使两者互相冲突，与互相影响，与互相混合。至于在南方，汉族的优越的文化，再加上汉族的政治的威权，两者相辅而行，合而为一，外族的文化既低下，而又无政治的力量，结果只有了被了同化的一途。
所谓外族被了同化的反面，就是汉族文化得以保留，或甚至往往强调的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只有在无意之中，或权宜之计，而采纳了外族的文化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究竟不会太多，因为一方面，汉人的蔑视外族人的文化的传统思想，至为厉害，不易接纳外来的东西。一方面，离开所谓中原愈南的汉人，于有意中、无意中，对于固有的文化，留恋愈殷。
我们也得指出，在北方的外族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南方也不能避免。故南方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也不能完全脱离了北方的外族的文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是不若北方那么厉害。因为，一来外族统治南方的时间，比较的短。五胡乱华，完全是在北方。南宋虽是灭亡，蒙古统治南方，不过八十余年。满清虽享了二百六十余年的国运，然而满人汉化程度最深。二来，北方外族人主中国，政治重心与国都所在，皆在北方。南方天高地远，有了多少“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景象。三来，北方被外族侵占的时候，而尤其是初期，不只忠臣遗老，就是志士仁人，很多逃难南方。这种人是不愿受制于外族而迁移的。其反抗外族的心理既很强，而对于其固有的文化的保留的心理，也必很坚。四来，南方山川间隔，不若北方平原之交通，比较方便，在政治上，各处虽然受了外族的统治，在文化上，易于保留其固有的面目。这种地理环境，对于文化上的作用，直到现在，在南方各处，还可以随便的寻找出来。
上面是说明南方之所以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的保留所的原因。直到现在，南方还可以说是这种文化的保留所，虽则时势的变迁，与新来文化的输入，而尤其是因了这次抗战，已使这种活的固有的文化，也正逐渐的趋于衰微。
我说，南方是固有的文化的保留所，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然而这是事实，只要我们留意到这个问题，而稍作实地的考察，便能知道。我们对于这些事实，当在他处加以较为详细的叙述，在这里只能略为说明。
从中国的言语方面来言，比较古的言语，可以说是直到现在，还流传于南方，而尤其是广东一带。广东的言语，无疑的是很为复杂，所谓广话、客话、潮话、琼话等等，不过是主要的分类而已。在中山一县，有人说共有五十余种方言，这是从其细微的分别来说，然大致上，龙都一带的方言，就与石岐的方言，完全不同。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在这些不同的方言中，而尤其是在广话里，中国固有的古音，保留得最多。所谓国语，是后来发展的，比较简单化的言语。所以广话不只是在时间上较古，在音韵上也较多。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事实。欧洲有了好多人类学者，往往以言语的区别去分类民族。假使这种方法是对的话，那么像广东的人们，当为中国较古的民族了。民族若是较古，那么其文化的其他方面，是较古的，是自然而然的。
从文化的精神方面来看，比方，在迷信上，南方人而尤其是广东人，最为迷信。神鬼之多，可以说是举不胜举。日、月、星、辰、山、川、木、石，以至各种动物，都是崇拜的对象。这本来是古代传下来的迷信。而相命、风水、卜卦、巫祝，尤为流行。
又如，崇拜祖宗的观念，在南方也较北方为浓厚。家中必有安放祖宗牌位的地方，用不着说，而祠堂之多，尤为北方所少见。在一个乡村里，虽然为一宗派所居住，然而宗派之中，又分支派。结果是往往在这一种的乡村里，不只有了一个共同的祠堂，而且有了好多个。这就是说，每一支派或分支派，都自有一个祠堂。至如好多人迁居南洋各处的，连了祖宗牌位，也放在行李中带去。
至于思想方面，南方人而尤其是广东人，虽然也趋于极新的方面，然而在守旧方面，也趋于极端。一般的南方侨胞之在海外的，头脑之旧，固令人惊讶，在香港与内地的人们，有时尤为厉害。香港自民国以后，是崇拜孔教的大本营。孔教会以及好多的复古运动，都在这里活动。在香港的学校里，照样的教授四书五经，而香港大学直到抗战前数年，教授中文者，非进士举人之流，是不易进入这个大学之门。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然而维新失败以后，却成为复古思想的领袖。他不只要保皇，而且要保孔。陈焕章曾在哥林比亚领了经济学博士，可是多少年来的尊孔运动，是由他促进。在中国奔走这种运动，还不算数，他还跑到西洋，宣传孔道。在伦敦，在孔子生日的日子。他还设起祭台，穿起古服，跪拜孔像，朗诵祝文，并且请了不少外国朋友，参加庆祝。至于辜鸿铭的思想与行为的守旧，那更不待说了。
又如，北伐成功以后，在中央的政府人员之提倡读经尊孔者，虽不乏人，然而通令学校读经，湖南的何键最先实行，至于祀孔之最先的，要算广东的陈济棠。陈济棠除了尊孔与下令学校读经之外，还创办学海书院。在某一个时期里，广东的复古思潮真是如潮如涌，胡适之要在中山大学讲演，固被禁止，一些的维新思想，也被摈斥。
从文化的社会方面来看，家族是中国数千年来的社会的基础。可是家族观念最浓厚的地方，固是在南方，家庭的组织较完密的地方，也是在南方。我们已指出在南方，而尤其是广东的祠堂之多，祠堂不只往往就是学校，而且是好多社会的活动的中心。祠堂是崇拜祖宗的地方，在以往，也可以说是一族的法庭。族人有了什么纠纷，多数是由祠堂去处理，以至惩罚。所谓“家丑不外扬”就是“族丑不外扬”。然而因为家族的观念，很为浓厚，家族的组织，很为完密，家族变为社会上的最重要的团体。其实，一个家族几乎等于一个国家。因为族斗在广东也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所谓异姓相仇恨，大姓压小姓，都可以说是家族主义的结果吧。
又如，有人调查广东的土地，以为有了一半以上是祖田。这就是在了宗祠之手。这些统计，未必确实，然而广东的祖田之多，是没有可疑的。再如在城市里的街道，在北方有叫为胡同，而在南方的好多地方，却叫为“里”。我们知道，里是古代传下来的名词。
从文化的物质方面来看，据说现在苗黎各种人民所穿的衣裙，也是我们的古装。贵州各处妇女，头上所包的白巾，也是汉代的遗风。而襁负小孩的方法，在贵州、云南、广西、广东，随处可见。古代燕赵的慷慨悲歌之士，喜吃狗肉之风，至今尚留传于南方。据说连了在广东有些地方所制的腊鼠，也是古代的吃法。又如，在建筑方面，据人们的观察，在广东各处所建筑的祠堂，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固有的屋宇的式样。
这不过只是随便的举出一些例子，去说明所谓中国固有文化，或旧的文化，有了很多在北方，已经找不出来，而却可以在南方看见。孔子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是与这里所说的固有文化，是有关系的。虽然我们也得指出，在历史上，因为北方屡受外族的占据，中国固有文化，在北方的，不只是失了，而可以求之于南方，而且，事实上，南方却成为固有的文化的中心。所以这些文化，直到现在，还是活的文化，而非死的文化。我所以说南方为固有文化或旧的文化的保留所，也就是这个意思。
不但这样，从文化的立场来说，中国的南方，不只是中国旧的文化的保留所，而且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新的文化的策源地。
南方之所以成为新的文化的策源地，是与地理的环境有了多少的关系。我们知道，中西海道的沟通，是在十六世纪的初年，而西洋人之来中国最先的，也是在南方。自明末清初以至鸦片战败的三百余年，西洋人的踪迹，虽不只限于南方，然而西洋人的船舶之到中国，而与中国通商或接触口岸，差不多是完全是在南方。福建的泉州，而尤其是广东的广州与澳门，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澳门自明末以后，就为葡萄牙人所盘据。后来中国政府且租让给与葡人，而成为东方的西洋人的聚居的一个重要的大本营。广州则为西洋人进入中国的主要目的地，在西洋人未从海道直接来中国之前，已为中外交通的口岸。自西洋人到了广东之后，又成为中西交通的重镇。而且，在闭关政策盛行的时代，广州成为法律上的唯一的中外通商的区域。自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割让于英国，在很短的时间中，这个地方，不只成为中国与西洋的交通的要点，而且成为东亚与西洋的交通的要域。
西洋人之从海道到中国的，是由中国的南方而到北方，南方既成为中西交通的要冲之地，而数百年来，又因中国的闭关政策，而使南方垄断了中西交通的枢纽，结果是南方又成为新的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先而最重要的区域。
因为南方，尤其是广东，是西洋人进入中国的最先的区域与必经的地方，西洋人之在中国的，在中西交通的早期，也以南方为最多。其实，在某一个时期里，西洋人只能在南方的一二个地方居住。肇庆、广州尤为洋人来得最先与住得最多的地方。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在中国境内，这就是连了广州在内，是不准西洋人居留的。然而因为澳门是租让于葡人，这个地方，自明末以后，不断的有了很多的洋人。从澳门到广州虽有不少途程，可是澳门乃属于广东中山的地方，不只由水道到内地，至为容易，就是由陆道人内地，尤为容易。所以尽管政府通令不准西洋人混入内地，西洋人照旧的可以从澳门以至其他各处进入。所以事实上，自中西海道沟通之后，西洋人可以说是没有间断的进入中国。
西洋人之来中国的，在其初期，若非商人，就是教士。至于西洋各国所派的使者，人数既不多，来的次数也有限。商人的行动，范围既差不多完全在南方，其所影响于中国文化的，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的方面。西洋货品的输入，不只逐渐使了国人非用不可，而且逐渐使了国人觉得这些东西，应由国人自行制造，以资应用。新式商业与工业之所以发展，是与西洋的商人与商品之来中国，有了密切的关系。
然而从中国的新文化方面来看，在其早期发展上，西洋教士所出的力量，至为重要。西洋教士之来中国的，在明末清初以至十九世纪的初年，全为天主教徒。自十九世纪初年以后，新教徒乃源源而来。前者的主要人物为利玛窦，后者的主要人物为马礼逊。他们来中国，目的是宣传宗教——基督教，而其进入最先的地方，是在南方。利玛窦未赴北京之前，已在广东住了十九年，其住肇庆的时间最久。他对于中国文化上的影响最大的，虽在最后住在北京的十年中，然而他之所以致此者，未始不因其在南方有了十年的预备工作——学习好了中国的语言，结交了不少中国的人士，使后来在北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马礼逊平生的工作，都在南方，虽则新教之发展，是很快的由南方而趋于北方。
除了西洋人之最先与多在南方之外，国人之到外洋者，在中西交通的初期，也以南方人为最多。大致的说，国人之致外洋的，可分为两类：一为海外华侨，一为留洋学生。西洋天主教徒在其早年在华传教的时候，有时已派国人之信教者到西洋学习神学。郑玛诺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广东人，此外如在十九世纪的福建的沈福宗，在十八世纪的广东的杨高，也到过欧洲留学。但是最能使我们注意的，是黄胜、黄宽与容闳这三位，是在一八四八年赴美国留学，他们都是广东人，而且是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先锋。容闳后来且提议派送大批学生赴美求学，所以从一八七二年至七五年间，政府共派了一百二十位学生到美国。这是空前的事情。然而这一批的学生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南方人。这些留洋学生，以及后来的好多留洋学生，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化的推动的主要人物。
至于海外华侨之所以到海外，目的虽是谋生，但是因为他们所到的地方，无论在直接上，或在间接上，都与西洋文化有了接触的机会，因而无论在直接上，或间接上，也与中国的新文化的发展，有了多少的关系。而尤其是在中国的新式经济事业与政治革新上，有了密切的关系。华侨之在欧洲或美洲的，虽有直接机会去观察西洋文化，可是在欧洲与美洲的华侨，人数较少。其人数最多的，为南洋一带。
南洋一带的文化，这就是土人的文化，不只是比不上西洋的文化，也比不上中国的文化。然自西洋人东来之后，南洋不只是首当其冲，而且除了暹罗以外，所有各处，就为西洋人所占据，而变为西洋的殖民地。西洋人占了南洋之后，西洋人不只无意中输入了很多的西洋文化，而且有意的推广其自己的文化，使南洋各处慢慢的西化起来。比方，安南文化的其他方面之西化，固不待说，就是文字，也西化起来。这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华侨之在南洋的，有了千万以上，南洋既是被迫而接受外来的新文化，华侨在直接上，或间接上，都受了影响。人们说华侨为革命之母，也是因为华侨不只受了外人的政治的压迫，而希望国家富强，而且受了西洋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华侨对于国内的政治革新，固有其贡献，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其他方面，而尤其是经济上，也有很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欧美的华侨也好，南洋的华侨也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来自南方。
西洋人之早期在中国的，既多在南方，国人之到外洋留学的，在留学史上的早期，又多为南方人。至于海外华侨，直到现在最多的，还是南方人。这些人，都是中国新的文化的媒介人物，因为他们多来南方，或多来自南方，其结果是使南方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
我们在《文化发展的方向》一章，已稍为提及，从新的文化的各方面来看，南方都是新文化的策源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别处，还要加以比较详细的叙述，我们这里所要指出的，不外是从文化的精神方面来看，新的宗教，如天主教或新教的传入，固始于南方，信教最早的，也是南方人。至于新的思想的介绍，或提倡，则比方容闳的新教育的计划，严复的新思想的介绍，而尤其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新思想的发展上，所占的地位，至为重要。在文化的社会方面来看，维新运动，革命运动，是尽人皆知的。就是新市政的运动，以至妇女的运动，也以南方为较早。从文化的物质方面来看，新式的生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南方固是策源地，好多新式的工业，也策源于这里，或是由来自南方的人们所创办，或主持。这也不过是很简单举出一些例子去说明，然而南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是没有可疑的。
然而我们也得指出，正如我们的固有文化，虽是策源于北方，而发展并不限于北方，我们的新的文化，虽然是策源于南方，而其发展也并不限于南方。而且，正像我们的固有的文化的发展的高度，是逐渐趋于南方，我们的新的文化的发展的高度，也是逐渐趋于北方。长江流域以至黄河流域，在新的文化的推动上，所占的地位，已很重要。因为在现在的世界里，中国的南方固要新的文化，中国的北方，也要新的文化。
而且，正如南方的中国的固有文化，或旧的文化，就是北方的中国的固有文化或旧的文化，北方的中国的新的文化，也就是南方的中国的新的文化。换句话来说，从文化的系统来看，南方的固有文化之于北方的固有文化，是一样的，而北方的新文化与南方的新文化，也是一样的。假使这里所谓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有了区别，这种区别，是从文化的策源方面来看，这就是说北方是旧的文化的策源地，而南方是新的文化的策源地。
然而旧的文化是旧的时代的产物，新的文化是新的时代的产物。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正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北方的固有的文化，既有了不少，在历史上，已为旧的外来的势力所压迫而衰微，南方现在所保留那些固有的文化，在近代，在现在，也正为新的外来的势力所影响，而趋向于衰灭。这种趋向在这次抗战的时期，以及抗战之后，尤为剧烈。从研究固有文化的立场来看，假使我们不赶快的去从事研究这些留在南方的活的固有文化，则在将来，或是最近的将来，这种活的固有文化，恐怕是不易长留。就是从研究新的文化的立场来看，假使我们不赶快去从事研究这些初期的新的文化的输入或创造，则时过境迁，新的文化愈趋于新，将来，或是最近的将来，要想再去研究这个新的文化的策源，也不容易。
这是从文化的研究立场来看。若从文化的需要的立场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旧的时代固是需要旧的文化，新的时代却又需要新的文化。而且，旧的文化固正在趋于衰灭，而新的文化也正在趋于发达。这是研究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的人所不能否认的。
然而所谓旧的文化，又不外是中国的固有的文化，这也可以说代表东方的文化，或是东方的文化，所谓新的文化不只在其来源上，是西方的文化，就是在目前的发展上，还是西方的文化。所以，从目前来看，所谓中国的旧的文化与新的文化的区别，事实上，又不外是东方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的差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