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经学可以称之为汉学。汉代古文、今文的发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学的发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西汉经学重点在讲阴阳灾异。不仅《书经·洪范》篇讲灾异，《诗经》也讲灾异。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经都须讲灾异，不讲，这部经书就站不住脚。东汉时，光讲灾异还不够，还要讲谶纬。讲谶纬比讲灾异更容易。只有古文经学是反对灾异、谶纬之类的迷信的。汉代经学坏处比好处多，因为讲迷信，欺骗人民，反迷信的只有一部分古文经学家。
宋学的兴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乱，伦常败坏。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宋学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伦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学重个人气节，因此，宋以后，国家危亡时，民族气节提高了。这样看起来，宋学也有其积极方面，不是完全消极的。宋学的毛病是空谈心、性、天道等抽象的东西。
程朱还是比较重视实践的。当然，他们的实践不是革命的实践，而是指做人的修养。朱熹主张半天读书，半天打坐。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于空谈了。陆象山的思想则更趋于佛教化。由陆象山到王阳明这一派的思想，实际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南宗认为，明心见性即成佛。儒家讲成圣人，成圣人本极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称是圣人。王阳明把佛家的明心见性一套思想拿过来，改装成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成圣人的理论。王阳明自己还有些办事的本领，其末流空谈之风越来越厉害。明亡与士大夫阶层不务实学，光事空谈有关系。明朝时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学的表现形式，是宋学的文风。明永乐时颁布《四书大全》以朱熹注为正宗。于是明人只读朱注《四书》，连《五经》也不读。因为读熟《四书》，即可考取进士作大官。考进士的题目都出在《四书》上，所以读《五经》的人很少。明人的学问很狭隘，只知道《四书》。
明人嘴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无耻到极点。读《明史·阉党传》，真令人怒发冲冠。阉党中，除一人外，都是进士出身。宋学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后，看得更清楚。明亡于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学只讲空谈，不务实际，阉党的堕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比较有正义感的士人，对程朱之学的流弊痛恨得很。亡国之后，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学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一套理论，全是废话；主静主敬，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明末清初，主经世致用的学者，南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顾、王三人对学术都有很大贡献。北方有颜元、李塨。颜元讲实践。北方的颜、李及孙奇逢，与南方三大家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明人学问的空疏，历史已有定论。他们所印的书也大都靠不住，当然也不能一笔抹煞。有一批人，看到国家危亡，也在认真读书，而且有成绩。清初的几个大学问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起来的。
明孝宗时的前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只读古书的学风，影响很大。厚古薄今，越古越好，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当时，对于八股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明人在经学方面是有成绩的，主要有如下几家：
梅鷟的《尚书考异》。梅鷟把《古文尚书》完全推倒了。《古文尚书》宋人虽然已经疑其为伪，但那是从文字的难易方面提出些疑点。宋人觉得，为什么《古文尚书》反而比今文容易读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没有具体论证。梅鷟则提出了许多确凿证据，以证明其伪。
朱谋玮的《周易象通》。朱的学问很大。朱是反对宋学的，宋代易学是讲数的，汉人讲象。朱用象来讲易，实际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图》、《太极图》、《皇极经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学挑战。朱谋玮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图》《洛书》等谎言推倒。他以自己所编造的谎言代替了宋人编造的谎言。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诈称自己从明内府得了一个真正的《河图》。这个《河图》真正是伏牺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内府，到宋徽宗时才发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在那时，他这样作，多少还有点可以原谅。
赵宦光等的音韵之学。古代音韵和宋人不同，宋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看到经书上不协韵的，即任意更改。赵宦光等研究《说文解字》，指出经书的字音，宋时虽然不协韵，但古代则是协韵的，宋人乱改经书中不协韵的字，是错误的。陈第进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诗古音考》，具体指出古今音韵不同，如母，古念米；马，古念姥；京，古念疆；福，古念逼等等。这种研究，对清儒起很大作用，清儒研究经学，从文字音韵入手，明人开其先例。
焦竑讲校勘之学，这也是开清代校勘学的先例。
明末所以讲这种学问，是由于人们不满于宋学末流的空疏。明末的学风，可以说是弃宋复汉。黄、顾、王三大家则是这种学风的进一步发展。
顾炎武是浙西学派，黄宗羲是浙东学派。两派影响很长久，直到清末。清是封建社会的末代，可是在学术和古诗文等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复古的风气，只有小说倒是一个创造。这可能是回光返照。清朝社会有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敏感的文学家，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鲜的作品。
宋学讲理，理就是圣人之性，是绝对的。一切以理为依据，不合乎理，就必须受到批判。朱熹所以对《尚书》提出怀疑，就是他觉得《尚书》不合乎理。朱熹学生王柏删诗 32 篇，也是因为那些都是淫奔之诗，不合乎理。汉人讲家法，对古代传下来的东西，是完全不敢怀疑的。宋学敢于怀疑，这是宋学的长处。这种怀疑虽然常常流于武断，但总算是用脑子去想。汉学不加任何思考判断，它是不用脑子的。《论语》中有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汉学是学而不思，死记师说，不知其义。宋人则思而不学，光去空想，不读书。王阳明坐在竹子旁边格物，结果格出病来了，就是典型例子。
清人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顾炎武讲经学，黄宗羲讲史学。一是清代经学的开创者，一是清代史学的开创者。他们做学问，可以说是学、思结合，为救亡而读书。
顾亭林的学问很广博，年青时已感到国家将亡，要讲实学。他青年时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书未写成，国已亡。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他的学问宗旨有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士人依附阉党，无耻之极，清人入关，有大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靠清人。顾亭林见此，痛心之极。顾的重要著作为《日知录》。他说，将来有王者兴，可以为治。他还有一部《音学五书》，这也是很重要的书。清代的戴东原学派，即导源于顾的这本书。
黄宗羲亦极渊博。顾亭林崇拜程朱，反对陆王。黄梨洲则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刘宗周（蕺山）的学生。黄宗羲的父亲是东林党中有名的人物，为阉党所害。黄宗羲父亲临死时，告诉黄说，学者最要紧的是通史。黄从年轻时就研究史学，但他也不放弃经学。他教学生，必先穷经。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黄宗羲有两个大弟子，万斯同和万斯大。万斯同传史学，万斯大传经学。
黄宗羲作有《明史案》240 卷（已佚）。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总裁是顾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徐把一些有名的人都拉入史馆，实际上是拉他们下水，黄宗羲坚决不入史馆。结果叫黄的儿子黄百家和学生万斯同去。其条件是：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不受封，不受禄，不具名。两人住在徐元文家里。明史稿每写成一篇，即给万斯同看，有的万斯同还送去给黄宗羲看。明史稿修成时，万斯同已死，但其基础则是万斯同打下的。万斯同自己著有《明史稿》500 卷，主要是根据黄宗羲的《明史案》写成的。万的这部《明史稿》后来王鸿绪拿去，王以自己的名义付印。乾隆初，张廷玉又以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撰成《明史》。
全祖望、章学诚都是传黄学的。全祖望写了许多明末有气节的人的传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造诣很深。
黄梨洲给万斯大作的墓志铭说，万斯大治经学的基本观点是：不通各经，便不能通一经；不懂传注的错误，便不能通经。万斯大曾经指出了某些传注的错误。《诗经·召南·何彼秾矣》：“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认为，平王是平正之王，即文王，齐侯是齐一之侯。万斯大指出，《毛传》的解释是错误的。平王就是周平王，齐侯指襄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平王的孙女嫁给襄公的儿子。
万斯大最有研究的是礼。他作有《周礼辨非》《仪礼商》二书，指出《周礼》、《仪礼》中许多可疑之处。这是很好的两本书。黄派为什么这样重视礼呢？黄宗羲认为，礼是“经之大者，为郊社、禘洽、丧法、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犹可谓之穷经乎？”这就是说，因为封建礼制受到了破坏，人们莫知适从，因此，要穷经就必须明礼。
继顾、黄两位大师而起的有阎若璩。阎作《古文尚书疏证》，推倒了宋学的根基，给汉学的恢复开辟了道路。其次是胡渭，胡作《易图明辨》《洪范正论》。他指出，《易图》是华山道士陈抟搞的把戏，把宋人讲《周易》的老底都揭出来了。《洪范正论》则把西汉的五行灾异说打倒了。毛奇龄（浙江萧山人）写了二三四卷书，他的《四书改错》专门反对宋学，把朱熹骂得一塌糊涂。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晚年又维护起宋学来，他是一个既废弃宋学又恢复宋学的人。
清初的汉学家中，以毛奇龄的品行最坏。康熙为了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专门开设博学鸿词科，收买那些社会名流。顾亭林、黄宗羲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去。阎若璩虽然去应试，但未考取，丢了名气又没有做上官，大发牢骚。临死的那一年，康熙找他，他高兴得了不得，但也没有做什么官就死了。胡渭在康熙十八年南巡时，康熙赏给他“耆年笃学”四个字，于是，他一辈子的名气就完了。毛奇龄最没有骨气。康熙十八年，毛听说康熙要把朱熹列为十哲之一，他就赶快把自己的《四书改错》的书版毁坏了。
清顺治时，统治者还顾不上对士大夫阶层思想的控制。康熙时是尽量拉拢士大夫，如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等等。到了雍正时，控制就严起来了，对不愿意与清统治者合作的士大夫，大兴文字狱，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吕留良文字狱，就是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吕留良原是八股先生，他坚持华夷之别，借选文而流露了自己的民族感情。湖南有些人为他选的文章的批语所感动。这就触犯了清统治者。雍正即严办这些对清统治不满的知识分子。当时吕留良已死，清统治者处以剖棺戮尸的酷刑，他的子孙被灭族，他的门生故旧皆被杀。从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文字狱越来越厉害。于是文人学士只好钻旧书，不敢谈政治。考据之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兴盛起来了。
清代的古文经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乾隆以前是开始时期，乾隆、嘉庆时是全盛时期，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
清代的考据家很多，《皇清经解》收有 157 家，收书 2727卷，大多数是乾隆嘉庆时人，故世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两派，一为吴派，一为皖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
吴地富裕，做官人多，藏书丰富。惠栋上代三辈搞经学，基础很厚。他的有名著作是《周易述》，把所有汉人讲《易经》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说明和发挥。这种办法成为吴派的学风。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是这个学风。这派治学的特点是好博而尊闻，不讲义理。
皖派与吴派不同，他们从音韵小学入手。据章太炎的说法，是讲“形名”。他们收集材料，加以研究判断。戴震的学问很广博，不仅懂经学，还懂算术、地理等学。以汉学反宋学。可以说，到戴震时才算完成。黄宗羲、顾亭林与宋学仍有联系，吴派的学问很杂乱，与宋学分不清，只有戴震才与宋学划清了界限。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从哲学上把宋学驳倒了。他不仅搞训诂、名物，而且也谈义理。他用唯物主义反对宋学的唯心主义。
戴震的影响很大。他的学生段玉裁所著的《说文解字注》，可算是文字音韵学的高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成就更高。浙江的俞樾、孙诒让，都是王氏父子所传。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很有学术价值。看来文学不能父子相传，经学是可以父子相传的。大诗人李白的儿子伯禽是个饭桶，杜甫的儿子宗文、宗武也毫无成就，王念孙在经学上成就很大，他的儿子王引之在经学上的成就也很高，这便是一例证。
汉学到了戴震是登峰造极了。只能在他的规模上扩充，而不能再向上发展了。但是，物极必反，清代的汉学出了反对派。
古文家姚鼐愿给戴震当学生。戴震写信拒绝了。姚老羞成怒，要反对戴震学派。但他自己没有什么学问，没有公开写文章反对。他的学生方东树很能写文章，又懂得汉学，便写了《汉学商兑》来反对戴震派的汉学。方一条一条地驳汉学，最后说汉学家的文章是“屠酤计账”。确实，不少汉学家的文章都是罗列一大堆材料，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毛奇龄《孟子生卒考》，考了半天，生卒年还是没有考出来。《皇清经解》里有许多篇《明堂考》，考来考去，明堂到底怎样还是没有考清。
但这些还不是汉学的致命伤。反对清代汉学最有力的是戴震的学生孔广森。他开始研究与古文经学作对的今文经学。孔广森写了《公羊通义》，用今文学来改变古文的学风。孔广森年纪很轻就死了，他的今文学尚未深入展开。与戴震同时，江苏武进的庄存与也搞今文学。他的学问很广博，可算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人。庄的两个学生刘逢禄和宋翔凤，把今文经学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刘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了张三世，通三统（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统指夏、商、周）的思想。古文学家认为古代好，后代坏，主张复古。今文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夏、商、周三统要变通，要改制。说孔子作《春秋》，是“绌周王鲁”，“受命改制”。宋翔凤还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来反对古文学。刘逢禄、宋翔凤是嘉庆时人，这时清统治力量已大为削弱，走向衰落。今文家的改制思想是这种时代条件的反映。
道光时，魏源、龚自珍出，二人对今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魏、龚都是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文字音韵、训诂等都很有修养。他反对古文家脱离政治，而提倡今文，主张谈政治，关心国事。他还好谈边事，新疆改设为行省，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所写的《蒙古图志》（已失传），见解也很有可取之处。魏源撰《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讲外国情况最早的一个人。
王闿运也是讲今文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文章很好。他虽然讲《公羊》学，但把《公羊》学限于经学，而不谈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有个学生叫廖平，却对《公羊》大加穿凿附会，写了许多书。到晚年，张之洞觉得他的说法对清统治者不利，即收买他，他就自己写文章驳斥自己。可是他那些穿凿附会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影响。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例，作《新学伪经考》，反对古文学。认为古文经学都是新莽时刘歆所伪造。康的反对古文学的办法很简单，只要他看不顺眼，就说它是刘歆所伪造的。他的第二部书是《孔子改制考》，宣传托古改制思想。康的第三部书是《大同书》。《礼记·礼运》篇有大同小康之说，康有为把《公羊传》上的三世说倒过来，先是乱世，后是升平世（小康），最后是太平世（大同）。提出了一个由乱到太平的完全空想的社会蓝图。《大同书》写成，康有为却秘而不宣。梁启超说康有为任性主观，自信力极强，看不起客观，以客观事物服从自己主观需要，这些批评说得不错。不过他的变法改制思想是进步的。
今文学中，真正算得上是今文学的经师的是皮锡瑞。皮是个进步的举人。康梁变法失败后，他即闭门著书。他比康、梁好得多，是个真正的经生。他作的《经学历史》是一部比较好的书。他有点偏于今文学，但他对各家的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
古文学派中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经学的代表。古文经学是学而不思，很难引伸出革命的思想来的。古文学派中曾出现了许多进步的历史人物，如王充作《论衡》，范缜作《神灭论》，何承天作《轮回说》，范晔作《无鬼论》，柳宗元作《天说》，等等，但这只能说明，从古文经学中可以引申出进步思想。从古文经学中引申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来是很难的。章太炎虽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与古文经学没有关系，他主要是受黄宗羲浙东学派反满思想的影响。章主要是反满，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即跑到袁世凯那里去了。
皮锡瑞说，国朝（清）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未分家，未立门户。乾隆之后，古文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讲实证，不讲义理，这是纯汉学。道光以后，讲的是西汉的今文学，讲微言大义，好作引申附会。皮锡瑞的这种分法，大致是对的。
清人的著作，浩如烟海，主要有：
焦 循：雕菰楼易学三种：《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证》。
陈 奂：《诗毛氏传疏》。
孙诒让：《周礼正义》。
胡培翚：《仪礼正义》。
陈 立：《公羊传义疏》。
焦 循：《孟子正义》。
邵晋涵：《尔雅正义》。
（原载 1979 年《历史学》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