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发展起来的经学，到唐时作了总结。钦定的《五经正义》就是。经学作总结了，宋学发展起来了。
为什么宋学会发展起来呢？
一是由于内乱。内乱需要“宋学”这样的东西。
唐玄宗时，政治腐败到极点，于是发生了安史之乱。从东汉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的残余，到唐代仍存在。士族（贵族）都不肯作武官，子弟作军官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当军官的都是外族人（西北的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所以获得军权，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下去。黄巢起义，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但这时，沙陀人又进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杂胡”。沙陀人与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温混战，朱温被沙陀人李存勗打败了。沙陀人在北方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国。这是最乱的时代。什么丑事和笑话都出来了，儿皇帝、卖国贼等等，无奇不有，乱得不能再乱了。
周世宗柴荣时，国家才有统一的倾向。柴荣，这是个不简单的人。从安史之乱到赵匡胤得天下，共 250 年，乱得一塌糊涂。五代时，你抢我夺，弱肉强食，正像庄子所讲的黄雀啄螳螂的故事一样。有政治地位的人很紧张，什么叫安全是不知道的，谁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周世宗的身后事可以说是布置得很周到的，但是，柴荣一死，第二年就被赵匡胤夺去了帝位。
赵匡胤看到了夺帝位的容易，他想了许多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宋代对外是最屈辱的，但对内部的办法则很多。拉拢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宋代维护自己统治的基本办法。唐代进士及第的名额一榜最多只有 30 名。五代时一榜只有七八名。宋代大大放宽进士及第名额多到四五百名。做官的道路很多，不只是科举一途。唐代，士族和流外的官是分得很清楚的，士族不做流外官。宋代这种界限去掉了。唐代考进士，因为旧士族仍有特权，所以未放榜以前，即知道谁考取，谁没有考取。宋代改用密封，士族与非士族同等对待，所以未放榜时，是不知道谁考取与否的。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到宋代最后打破了。宋代的大官，不管犯什么罪，都不杀头，只是充军边地。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争取士的拥护。
士与儒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以韩愈的思想为代表的士人，拥护了赵宋政权。韩愈的政治运动是重整伦常。他一方面辟佛老，一方面整伦常。赵宋王朝很需要这个思想。伦常自安史之乱以来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200 多年的大乱，使赵匡胤懂得了应该用伦常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赵宋王朝有意识地来扶持“宋学”。宋学与古代的儒学根本不同了。古代儒学只解经，而宋学则着重讲伦常。
二是由于与宗教的斗争。佛、道的教义，特别是佛教的教义，与儒家的伦常思想是矛盾的。要提倡儒家的伦常思想，就必须改造佛家的一套。
宗教迷信对统治者是需要的。董仲舒即想创立宗教，他把阴阳五行与巫术结合起来。儒家祭祀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偶像——上帝。儒家祭祀的对象是那些对人们有功的人和物。例如，儒家祭猫，因为它能吃老鼠；祭老虎，因为它能吃野猪；如此等等。董仲舒想创造一个以孔子为教主的宗教。董仲舒的创造宗教的活动作得极其可笑。如果翻翻他的《春秋繁露》的《求雨》《止雨》两篇，就知道其荒谬的程度。他说，把南门关闭，北门打开，就可以求雨；把北门关闭，把南门打开，就可以止雨。真是愚昧至极。要把儒家的思想当作宗教教义是很困难的，因为孔子不语鬼神，所以董仲舒没有创造成。东汉时，统治阶级还想创造宗教，他们企图用“谶纬”的一套办法，把孔子装扮成教主。但是古文家反对“谶纬”，所以仍未创造成。
两汉都想把孔子变成儒教教主，但都未成功。西汉末年，佛教传进来了。儒是反佛的，但由于佛教利用“因果报应”“求福免祸”等迷信办法来欺骗人民，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封建帝王利用“谶纬”来证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应天命的。《符瑞志》就是为某人做皇帝而编造理由的书。虽然如此，仍有许多困难，因为别人不大相信，而且也相当麻烦。佛教的“因果报应”的理论，利用起来要方便得多。根据“因果报应”的理论，只要谁作了皇帝，谁在上世一定作了天大的好事。佛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在几亿千万年以来一直作了无限功德。
东汉初年，佛教即发展起来。首先相信佛教的是贵族。光武的儿子楚王刘英首先“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佛教是最会吹牛、最会说谎的。他们说佛的法力大得了不得，把道教的玉皇大帝说得一钱不值，说玉皇大帝对于佛来说，只不过是给佛鸣锣喝道的仆人而已。
佛教来自印度。印度古代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地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是最高贵的种姓，主要是僧侣。很明显，佛教是高级种姓特意造出一大套谎话用以欺骗广大群众，特别是欺骗下层的被压迫者——首陀罗的。佛教不准杀生，谁杀生谁就得入地狱。种地的农民在地里劳动，总是会杀死些小生物的，因此，农民死后一定要入地狱的。唐僧义净到印度去，写了一本《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书极可笑。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义净看到印度的大寺庙和尚自己不种地，把地交给农民种，然后与农民对分粮食。他不懂寺庙为什么自己都不直接经营土地，便问大和尚。大和尚说，种地必定会杀生，而杀生是会入地狱的，因此和尚不种地。这样，既可以有吃的，又可以不杀生。义净认为这个办法很了不起。佛教的教规极繁琐，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都按照那些规定办，那些拉肚子的人肯定会入地狱。
和尚要出家，他和中国儒家的忠孝思想是对立的。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儒家骂和尚是“无父无君”，是禽兽。
道教，它是调和佛、儒的一种思想。东汉琅邪人宫崇，他拿了一部《太平清领经》，据说是他的老师于吉传给他的天书，其宗旨是“奉天地，顺五行”。道教吸取了佛教的一些仪式，去掉佛教与忠孝思想矛盾的东西而形成的。道教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编造了一个谣言，说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说释迦（即佛）是老子的儿子。道家骂和尚是“髡徒”（光头）。实在说，道教本是没有什么独创的东西。《抱朴子》这是一本著名的道家书，《内篇》讲炼丹，《外篇》讲的全是儒家道理。儒释道三教斗争，儒道往往联合起来共同反佛。
佛教在开始时也曾受到歧视和压迫，但是，很快统治阶级就认识到它的欺骗作用了。
佛教是编造谎言的能手。西晋末年从印度来了一个和尚，名叫佛图澄。他说自己已经有四百多岁了。他来到洛阳后，取得了后赵的皇帝石勒、石虎的尊重。石勒的侄子石虎是个野蛮透顶的皇帝。他信佛，为的是打胜仗。有一次，他打败了，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被打败了，佛有什么用？佛图澄便对石虎说，你前生是个大商人，曾在佛寺设大会，预会的有 60 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现在你做了皇帝，就是你前生奉佛供僧的缘故。石虎听了就不再责怪佛教了。所以胡说八道的本领，佛教是第一。
佛教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时只准外国人来传教，而不许中国人当和尚。和尚地位很低，被称为“乞胡”。嵇康曾说，人们肚痛都到“乞胡”那里求佛，其实只要买一服药吃就行了。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
儒道是中国的土产，佛教是外来的。三教之争往往成了华、夷之争。胡人奉胡教，拜佛。但是，有些入据中国的胡人，为了要统治中国，便不信佛教。北魏是鲜卑人，姓拓跋氏。他们为了要统治中国，说拓跋就是土，土姓就是黄帝的子孙。拓跋焘（太武帝）信道灭佛。北魏皇帝即位，都受道教的符篆，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黄帝子孙。北周武帝原是鲜卑族的宇文部。他也主张灭佛。和尚对他说，反对佛教，死后要进阿鼻地狱（即无间地狱，意思是受苦是不间断的）。周武帝说，到阿鼻地狱也不怕。和尚说，你是胡人，应该信佛教。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久，周武帝病死了，佛没有灭成。隋文帝是最信佛的人。唐朝姓李，与鲜卑族关系密切，他们特别要表示自己是汉族人，唐太宗把道教奉为第一。隋文帝是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唐朝则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
佛是不拜君父的。按照佛教的规定，人做了和尚之后，国王、父母都得拜他。据说，释迦成了佛之后，他的父亲去见他，还是向他下拜的。因此，佛教最受攻击的是这个“无父无君”的思想。儒家攻击佛家是“不忠不孝，削发而抑君亲”，是“以匹夫而抗夫子，无父之教，非孝者”。这个问题对佛教来说，是非常尖锐的。因此，和尚们极力想编一些理由替自己辩护。据《盂兰盆经》说，佛的大弟子目莲，他看到自己的亡母在地狱受苦，请问佛怎么办。佛告诉他，广为布施，就可把他亡母救出来。目莲按照佛的话去做，终于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佛教还传说，佛（释迦）的父亲净饭王死，佛亲自去抬棺材送葬。他们编出这些故事，就是要证明佛教也是要父母的，也是讲孝的。但是，这些论据是极其软弱无力的。佛、儒斗争中，和尚在忠孝方面是最讲不出道理来的。
在经济上，佛教寺院占的土地很多。周武帝灭佛时，废大寺院凡 4600 多座，令和尚尼姑 26 万多人还俗，收回寺庙的田有数十万顷，奴婢 10 余万人。
寺庙都占有大量土地，都是地主。当然，并不是所有和尚都是地主。一般和尚，虽然逃避了国家的赋税，但他仍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大和尚对小和尚的压迫是极残暴的。小和尚有病，就给他吃黄龙汤。黄龙汤即是大便。据说发高烧的人吃黄龙汤是会好的。小和尚不管生什么病，都叫他们吃黄龙汤。道士骂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黄龙汤。有的和尚否认吃黄龙汤这件见不得人的事，其实，这是否认不了的。义净就反对过吃黄龙汤。如果不吃黄龙汤，义净为什么要反对？胡三省《通鉴注》引陶弘景《本草》，还说明黄龙汤的具体制法。
佛教对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总有人替它辩护。《唐文粹》李节《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就竭力说明佛教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它说，学儒之人，力斥释氏，其论甚粗，释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风之所激；而衰代之风，苟无释氏，将无所寄心。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兴，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释氏助化之大。李节说佛教给腐朽统治阶级以自我麻醉的作用，这是说得很对的。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农民）不敢起兵反对统治阶级，这一点尤其说得对。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尽管它蠹国殃民，大耗财物，但统治阶级仍认为利大害小，坚决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来重整伦常纲纪。
宋学与汉学完全不一样。它以伦常为基础，同时又与佛道结合宋学内容很多是佛老的东西，汉学是汉人的东西。
宋学的先驱为唐的傅奕（反佛）、吕才（反道）、陈子昂。《新唐书》三人合传，这是有道理的。陈子昂是讲古文的。韩愈可以说是对这三人思想的综合和继承。他提倡“文以载道”，反对佛老。韩愈不算经学家，但也讲点经学。他的《论语笔解》释“宰予昼寝”说，“昼寝”是“画寝”之误，“画寝”就是在寝室的壁上画上图像。当然，这个解释是不合古文派的观点的，但这却开了宋学的风气。与韩愈同时，有啖助讲《春秋》。《春秋》是正名分、讲伦常的。啖助的学生赵匡、陆淳且著有《春秋集传》。啖助的书已遗失，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仍在。啖助讲《春秋》撇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这也是开宋学之风。
韩愈写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弟子李翱作《复性书》，都是要重整伦常。他认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应该直接从儒教中找哲理。
宋学发展与木刻印书的发展也有关系。后唐冯道刻九经于木板，木版刻书就越来越多了。这样，就有助于经学的流传。同时，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修国子监，把孔门十哲（子思、颜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屡次去国子监，表彰孝悌，亲自主持进士的考选。
皇帝一提倡，于是响应的人就出来了。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孙复（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徕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写《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其宗旨是“有贬有褒”，提倡尊王。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孙复用孔子的名义来评价人物，认为春秋时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诛绝。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春秋尊王发微》是“商鞅行法”。孙复的尊王思想是适合于当时朝廷的需要的。韩愈即说过：“君王神圣，臣罪当诛。”
胡瑗在太学当教授，曾出了一题问学生：“颜子所乐何事？”这本来是谁也回答不出来的。佛教的禅宗有所谓公案。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个谁也答不了的问题。胡瑗这个办法实际上也是学佛教的“公案”。当时大家都觉得胡瑗的题目很好。安定还叫人要“明体，达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为朝廷服务。胡瑗的学生考取进士的很多，他为宋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说是首搞宗派活动的人。
宋代讲《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义来重整伦常的。北宋时尊王。南宋时，北方被金人夺去了，除尊王外，还要讲攘夷。胡安国作的《春秋传》就是这样的。从胡安国的《春秋传》看，他是一方面强调复仇，一方面又怕战争。《春秋》所记的齐桓公伐山戎这件事，《穀梁传》说这是褒，《公羊传》认为这是贬。胡安国说，《春秋》称“齐人伐山戎”，既称人，可见是贬。按照南宋攘夷的观点来看，应该是“褒”（肯定齐桓公讨伐戎族）；可是胡安国却认为是贬（否定）。这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一方面大叫讨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战争的思想。
宋代最重视的是三部经书：《春秋》《周易》《礼记》。
宋学以《周易》来代替佛教的哲学。《周易》有几点是与佛教哲学对立的。佛教讲“苦”、“空”、“灭”，认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亲喝点热水，胎儿就热得要死，母亲喝点冷水，胎儿即冷得要命。所以人是苦的。据佛家禅宗南宗看来，什么都是空的，最后连佛也是空的。什么佛（释迦）、什么祖（达摩），一切皆空。他们骂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他们不读书，不著文字，因为反正什么都是空的。佛讲涅槃，涅槃即是寂灭（死）的意思。人世什么都空，都是“无常”，认为有生即有灭，最好是无生，无生即可不灭。《易经》刚好与之相反。《易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近于乐”，“仁者不忧”（《论语》）。这就是说，人不是苦的。儒家讲“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妇。《易经》还讲不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都是与佛教对立的。
宋学，一是经学，一是哲学。汉人讲训诂，不讲义理，宋学则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学。《易经》是最易于附会发挥的。宋学的《太极图说》是从道士陈抟那儿来的。太极图原是讲炼丹术，是道家讲炼丹秘诀的，讲的次序由下而上。陈抟的太极图，经数传到了周濂溪（周敦颐）。他讲太极图的次序改为由上而下，并与“易有太极”联系起来，这就成了儒家的东西了。无极太极、动静阴阳、 缊感通，尧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从《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来的。叶水心所说的“夷狄之说，本于中国”，就是指宋学把佛教的一套东西，加以改造，用《易经》的形式表述出来。
《易经》有象和数，宋人特别重数。邵雍的《皇极经世》是专讲数的，他甚至相信《河图》《洛书》等无稽之谈。朱熹学问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图》《洛书》。
《周礼》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书。宋是最积弱的朝代，统治者幻想实行《周礼》中所说的井田制度以求强盛。宋儒李觏提倡《周礼》，他在《致太平论》中说：“周之制，其神矣乎？”这就是说，按照《周礼》办事，就可以解决积弱的问题。据《周礼》记载，周时八家九顷地，各家种 100 亩，中间一顷为公地。这样，民可以安居乐业。宋儒所以对《周礼》所记载的这种土地制度感兴趣，说明宋代土地问题的严重。张载也很重视《周礼》，认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会平，周致治世，就是由于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须有仁心。王安石做宰相，不仅提倡《周礼》，还作《周礼新义》，规定考进士须读《周礼》。他还用《周礼》作为自己驳反对者的理论根据。宋代重《周礼》，从政治上看，无非是企图借《周礼》的井田制来对当前作些改良罢了。
《春秋》讲尊王、攘夷，当然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宋儒重《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从宋开始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程伊川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他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变谓之“常道”。禅宗讲传授心法，宋学认为《中庸》就是孔门心法。孔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前后相传，其味无穷。
宋儒讲经学与汉人不同。汉人是笃守师法，宋儒则认为，凡合于理的便是师法，否则便不是。因此，宋人讲经有个特点：敢于怀疑。这就把汉唐认为“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敢于怀疑，这是好的，但不能没有根据的乱怀疑。清人王鸣盛批评宋儒是，道学大倡，罢落汉唐，独研义理，治学创别是非，以理为准，“其流弊也悍”。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说宋人既不信注疏，又不信经文，删改经文“不可为训”。
欧阳修写了《易童子问》三卷，认为《易经》的《系辞》、《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朱熹的学生王柏作《诗疑》，删去了 30 多篇所谓“淫奔之诗”。《春秋》三传，孙复在作《春秋尊王发微》时，完全把它搁在一边不管。南宋叶梦得作《春秋谳》，把《公羊》《穀梁》二传一概驳倒。司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宋儒对古代经典的这些怀疑，只有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是对的。朱熹虽然怀疑古文《尚书》，但却认为《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话，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门传授心法。
宋学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要。唐末五代大乱，伦常败坏，佛教又与伦常有矛盾，因此，统治阶级提倡儒学。当然，要使儒学能够为宋代的统治者服务，还必须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东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骗群众。
宋以前，国亡之后很少有人以死殉国的，宋以后就多起来了。清初，毛奇龄变节投清，他讲道学时说宋人都没有国亡殉国的，全祖望举出了许多例子来驳他。
二程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北宋时，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责的。王安石儿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也是再嫁过的。他们都不回避再嫁的事。南宋以后，提倡死守贞节。现在再提倡宋学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学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学还有些可用之处呢？宋学讲气节，国亡殉国，不投降外国，这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