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传到西锁井，立时刻传到冯家大院。
冯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村乡里传说：冯家是明朝手里财主，这座宅院也是在明朝时代，用又大又厚的古砖修造起来。经过二百年以上风雨的淋洒，门窗糟朽了，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里青砖铺地，有瓦房、有过厅、有水厦。飞檐倾塌了，檐瓦也脱落下来，墙山挺厚，门窗挺笨，墙面上长出青色的莓苔。青苔经过腐蚀，贴在墙上，像一片片黑斑。一进冯家大院，你就闻着腐木和青苔的气息。据说，冯家大院里有像猫一样大的老鼠，有一扁担长的花蛇，把那座古老的房舍，钻成一个洞一个洞的。院里一棵老藤萝，缠在红荆树上，老藤长得挺旺盛，倒把红荆树给缠黄了。老藤的叶子，又密又浓，遮得满院子阴暗。大瓦房的窗格棂挺窄挺密，屋子里黑咕隆咚的。但是，这样的房子，冯老兰却住惯了。他就是成天价钻在这大瓦房里，晴天白日点起油灯，写账簿、打算盘。这天听得朱老忠还乡的消息，他不写账，也不打算盘，只是趴在桌子上发呆。眼前晃晃悠悠，闪着朱老巩的影子：举着手里的铡刀，张开大嘴喊着：“大铜钟是四十八村的，今天有谁敢捅它一手指头，这片铡刀就是他的对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的事情，多咱一想起来，他就趴在桌子上，转着黄眼珠子，呼噜呼噜学猫叫。心里纳起闷来：“嗯，朱虎子，朱老忠，他不是死在关东了？”冯老兰没见过二十五年以后的朱老忠，根据幼时的相貌，会把他想像成朱老巩的样子。心里后悔说：“剪草不除根，又带回两只虎犊儿！唔！老虎，简直是三只老虎！”他心上异常不安，耷拉下枯黄的长脸，瞧着窗外。
二十五年的时光，也在冯老兰身上留下显著的标记。他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肩膀弓起来，花白了头发，也花白了胡子。脸上瘦得凹下去，两只眼睛却很有神。
他提起长烟袋，把烟灰磕在地上，吊着眼珠，慢吞吞走出来。经过三层大院，走到场院里。在往日里，他会骄傲：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配住这样的房屋。屋舍虽老朽，样式毕竟与别家不同！看见牛把式老套子牵牛套车，他又想：在锁井镇上，只有冯家大院才配使用这样的死头大车，才配喂养这么肥的牛！想着，他的骄傲心情又在心上蠢动起来，不住的伸出右手，捋着他的长胡子。
场院里有喂十几条牛的牛棚，有喂十几只猪的猪圈，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枝叶繁密，像伞盖一样遮住太阳。他走过牛车、井台、土粪堆，到了土围墙下，站在绿树荫中。往日他爱站在这儿，回忆胜利的年代……
当他的两只老眼掠过广阔的柳林，掠过苇丛上紫色的花穗，掠过池塘上清水波纹，看见对岸坡上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严志和，那个新拿败的对手，并不放在他的眼里。当他看到另外一个像朱老巩模样的人，心里说：“也许，那就是未能剪草除根，而又死灰复燃了……”又撅起他的长胡子，自言自语：“唔！一只虎没杀绝，三只虎回来了！”登时他觉得办错了一件大事情，一时急躁，气喘起来，胸膛急骤地起伏，那颗心怎么也装不到肚子里，头脑晕眩起来。他提起大烟袋，慢慢走回来。走到大门口，门角上那对石狮子，龇着牙咧着嘴，瞪出大眼珠看着他。他愣了一刻，又走过三层宅院，走上高台砖阶，走回他的黑屋子，唉声叹气坐在大木椅上。这时他的二儿子冯贵堂走进来。
冯贵堂高高身材，穿着袍子马褂，白光脸儿，满脑袋油亮亮的长发。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家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弟兄们过日子。这几天，他有一件沉闷的心事。看见他的老爹一门儿唉声叹气，就问：“爹！又有什么不舒心的事情，惹你老人家烦恼？”
冯老兰说：“提起来话长呀！就是跟锁井朱老巩家那件事情。我费了多少年筹谋，费了多少心血，才把大铜钟毁掉，把四十八亩官地抠在咱的手心里。这样一来，咱家宅基愿怎么升发就怎么升发。这还不算，最主要的是根据阴阳先生推断，有那座铜钟照着，咱冯家大院要家败人亡的。如今咱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升发起来，继承祖宗的事业，成了方圆百里以内的大财主。”
冯贵堂说：“这就好了，朱老巩死了，他儿子也没了音讯。”
冯老兰憋住一口气，把嘴唇一鼓，摇摇头说：“不，朱虎子昨儿又回到锁井镇上，还带回两个大小子。我估计他不会跟咱善罢甘休！”
冯贵堂听完父亲的谈话，撅起嘴，闷着头儿，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倒背手儿考虑了老半天，才说：“我早就说过，对于受苦的，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要叫他们能过得下去。在乡村里，以少树敌为佳。像朱虎子一样，树起一个敌人，几辈子不得安稳呀！”
冯老兰听到这里，不等冯贵堂说完，把黄脸一耷拉，拍着桌子说：“你花的那洋钱，摞起来比你还高。白念了会子书，在外头混了会子洋事儿，又不想抓权，又讲‘民主’，又想升发，又不想得罪人。怎么才能不树立敌人？你说说！在过去，你老是说孙中山鼓吹革命好。自从孙大炮革起命来，把清朝的江山推倒，天无宁日！清朝手里是封了粮，自在王，如今天天打仗，月月拿公款，成什么世界？还鼓吹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闺女小子们在一块念书。我听了你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如今挨全村的骂，快该砌下席囤圈儿了……”
冯老兰这么一说，像揭着冯贵堂头上的秃疮疙疤。他不等老爹说完，抢上一句，说：“这就是因为村里没有‘民主’的过，要从改良村政下手。村里要是有了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就没有这种弊病了！咱既是掌政的，就该开放‘民主’。再说，你又上了年纪，又是村政又是家政，你一个人出主意，怎么管得过来？怎么不落人的埋怨？就说那铜钟吧，本来是四十八村的，你不通过村议会讨论，一个人做主卖了。把好事办坏，惹出一场人命案，使你老人家一辈子不舒心，多么不上算……”冯贵堂说得累了，喘了一口气，停了一刻。见老爹只是低着头，不抬起来，又说：“听我的话吧，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叫受苦人过得去，日子就过得安稳了。从历史上说，多少次农民的叛乱，都是因为富贵不仁，土匪蜂起，引起来的。这就是说，要行‘人道’，多施小贿，世界就太平了……”
冯老兰耐着性子，想听完他的话。听到这里，再也听不下去，把桌子一拍，说：“你算了吧！又跟我鼓吹‘民主’！那样一来，七嘴八舌头，龙多死靠，什么也做不成！依着你，土地银钱不能生息，过日子要花钱，孩子们上学要花钱，打官司要花钱，日子还有什么升发。家不富，而国安在哉？”
冯贵堂看老头子又发起脾气来，打起笑脸，走到老爹跟前，装出缓和的神气，说：“这么着啊，咱用新的方法，银钱照样向咱手心里跑。根据科学推断，咱这地方适合植棉，咱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保定新发明了一种水车，套上骡子，一天能浇二三亩地，比手拧辘轳快多了。多种棉花、芝麻……变钱的东西。这比放大利钱、收高租强得多了。少在受苦人身上打算盘，他们就越是肯出力气，说咱的好儿，不再骂咱们了！”
冯老兰把头一扭，说：“哪，不行！受苦人，生就了是卖力气的。照你说的做起来，他们不会说咱好儿，反倒骂咱们傻到底儿了。再说，土地使水一浇，就漏了风，要施很多的粪才行。光使水浇，不施粪，都把庄稼浇成黄蜡皮涨，能长出什么好庄稼？要施粪哪有那么多粪施？”
冯贵堂听父亲不赞成他的主张，他想道：“人，一上了年纪，就爱固执己见，偏重保守了！”笑着油嘟噜的嘴头儿，缓和了一下精神，说：“这，我都打算好了。咱有的是花生黑豆，就开个大油坊。开油坊还不使那大木榔头砸油槽，咱买个打油的机器，把地里长的花生、黑豆都打成油。再买几盘洋轧车，把棉花都轧了穰子，把棉籽也打成油。咱再喂上一圈猪，把棉籽饼喂牛，花生饼喂猪，黑豆饼当肥料施到地里。把豆油、花生油、棉籽油和轧的皮棉，运到天津去卖，都能赚到一倍的钱。这样也积得好猪粪、好牛粪、好骡马粪。有了这么多粪，地能不养肥？地肥了，能不多打粮食？这样赚钱法儿，比登门要账，上门收租，好得多了！”
冯老兰不等冯贵堂说完，从椅子上站起来，摇着一只手说：“我不能那么办，我舍不得那么糟蹋粮食。好好的黑豆，都打成油？把棉籽饼都喂了牛，豆饼都喂了猪，那不可惜？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我还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爱吃糠糠菜菜。你不想，粮食在囤里囤着是粮食，你把它糟蹋了，就不是粮食了。你的人道主义，就等于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等养壮了，虎会回过头来张开大嘴吃你，盗会拿起刀来杀你！”
冯贵堂好像没听见老爹的话，笑笑说：“我还想：咱们有的是钱，少放点账，在街上开两座买卖，贩卖洋广杂货，真能赚钱！再说，到了麦前，麦子价儿大的时候，该把仓房里的麦子都卖了。过了麦熟，新麦登场，咱再向回买。秋前卖谷子，春天卖棉花，都能多卖一倍的钱。我研究过了，比在仓房里锁着，强得多了！”
冯老兰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你要记住，用出奇百怪的法子赚来的钱，好比不是自己的肉，贴不到自己身上。来钱的正道是‘地租’和‘利息’。除此以外，得来的钱虽多，好像晒不干的萝卜片子，存在账上，阴天下雨会发霉的！”他又连连摇摆着脑袋，着急败打地说：“像你这样下去，会败家的！”
冯贵堂的话，不知跟老头子说了多少遍，冯老兰总是没有回心转意。他这种思想，从远祖遗传下来，压在心上比磐石还沉重。就是有千百人的力量，使不齐劲，也难撼动他古老的心灵。
冯老兰看冯贵堂还是不注意朱老忠还乡的事情，搭拉下脖子不高兴。他的一生，继承了远祖的事业。一方面，两只手捂住眼下的金钱，只怕别人夺了去。另方面，向农民伸出手，攫取他们的“血”和“汗”。俗话说得好，生姜越是老来越是辣，他骨节崚嶒的大手，手指上的长甲，他贪得无厌的性子，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残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