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日子过得好快。一九三一年秋天，日本关东驻军在古老的中国国土上点起战火。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不抵抗政策，要放弃东北，把东北军调往江南剿“共”。
一个星期六下午，严知孝挟着书包，从学校走回来。洗去手上的粉笔灰，立在窗前抽着烟，看蓝色的天上，有几片白云飞驰。他脸色苍白，反问自己：“这就算是亡国啦……这就算是亡国啦……”两颗大泪珠子落在地上。
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听得严知孝一个人在屋子里自言自语，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军队，怎么能一下子亡了国呢？”
严知孝说：“人多遮黑眼，兵多吃闲饭！自私自利的家伙们，只知巩固个人的‘地盘’，发展个人的‘势力’，谁是为国家民族的？咳！我想不教这书了，回家当老百姓，眼不见心不烦，等当亡国奴算了！”
妈妈听得严知孝大一声小一声说话，撩起围裙擦着手，打厨房里走出来。隔着窗户说：“又不是自个儿的事情，操那么大心干吗？做大官儿的，自然就有办法。不教书了，吃什么？喝什么哩？”
严知孝说：“你算想错了！越是官大，身子骨儿越是值重。敌人一来，他们跑得更快。”
严萍从学校下课回来，把车子放在廊檐下。从屋里拿出把布甩子，掸着鞋上的土。看见爸爸悲蹙的脸色，扬起颏儿想：“读书，读个什么劲儿？敌人一来什么都完了！”
说话中间，冯登龙走进来。这人长得身体魁梧、漂亮。严萍和他同时走进屋里。他看见一家人脸上都带着忧愁，也呆呆站下不说什么。严萍搬过张椅子说：“请坐下。”
严知孝把头仰在帆布靠椅上，拍着膝盖说：“完了！完了！我看不见有哪一个是肯救国救民的？”他感慨很深，实在觉得过不下去。
冯登龙竖起眉毛，闪着锐利的眼光，看看严知孝，又看看严萍，掏出烟盒子，捏起一支烟，在盒子上戳着，说：“想救国救民的，大有人在。中华建国四千多年，出了不少英雄，挺身出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就是国魂！只有唤醒国魂，才能挽救祖国！”他好像胸有成竹，晃搭着身子，楞楞角角说着：“沈阳事变，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应该庆幸。这好比在睡狮身上刺了一剑，它才能惊醒。它这一醒呀，就要吃人！”
严知孝听他这个得意的学生，大言不惭地说着，脸上的愁闷就散开了。打量一下登龙，说：“你说得很对！中国的衰亡，就是因为断了国魂，缺少了英雄。这一群卖国贼，能救得了国家？”
冯登龙说：“有了出色的英雄，自然就能打退异民族的侵略。”
严知孝用食指磕着烟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说：“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异民族入侵中国，没有不遭到反抗的。英国人出兵广州，起来个平英团；八国联军进中国，起来个义和团。他们哪一天安生过！官府不争气，民众也要斗。慷慨悲歌者岂止燕赵！全国皆然。这是民心所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必然失败。在我们中国这块地面上，外国人是站不住脚的。”
严知孝平素就注意政治问题，每逢政治舞台上出现一个新的事变，就约几个亲戚朋友到家里喝茶，谈论一番，消散政治上的苦闷。今天，关于“沈阳事变”，一直谈了两三个钟头。江涛走进来的时候，见他们正慷慨激昂的谈着，就悄悄坐在一边，眨着大眼睛听。
冯登龙一看见江涛来了，挺着胸膛，挥着拳头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国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强敌，复兴祖国。”他一面说着，突出骨溜溜的眼珠子，目不转睛的睖着江涛。
江涛看了看冯登龙傲慢不逊的神色，笑了说：“我也坚持我的意见。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这里头有‘英雄’，也有‘力量’！”
这是老问题。不久以前，为“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引起两个人的争论，青年人儿好胜，就为这件事情伤害了感情。
严知孝拈起两撇黑胡子，睁开眼睛，听听这个说得有理，听听那个说得也有理。笑了笑，说：“都对，你们说得都对。”停了一刻，又说：“作为一个‘人’来说，要爱祖国、爱人类、爱天地万物。”
冯登龙气昂昂说：“我说的是真正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并不是把国家的‘权柄’从狼嘴里掏出来喂狗。”
江涛听他话里带刺儿，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走到登龙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聪明的先生！我说的是真正建立群众的祖国、群众的军队，难道这‘权柄’还会落到国家主义者手里去！”
第二师范和育德中学只隔一条马路，是错对门儿。冯登龙是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得意门生，江涛是共产主义者，他们互相都了解。严知孝常趁着礼拜或是假日，叫他们来玩，共同消遣寂寞的日子。政治见解不同，裂痕越来越深。因为有严萍的关系，他们又舍不得不来，而且来得更多。
冯登龙听江涛讥诮他，冒起火来。嗤地扯开衣襟，才说动手，严知孝哈哈笑着，伸出两手把他们隔开，说：“适可而止，都对，你们都对！只要能把国家从水深火热里救出来，他就是至高无上的英雄！”
冯登龙气得脸上红通通，冒出满头大汗，说：“光说空话顶屁的事，明天我就要上前线！”
严萍忙打盆水来，拧把手巾递给他。说：“何必呢，大家在一块儿谈谈嘛，也那么雷霆电闪的。”
冯登龙说：“我表叔在东北闹起义勇军来，要成立教导队，叫我去学军事。”
严知孝说：“还是等毕了业吧，你爹受了那么大的挫折，供给你上学不是容易，何必半途而废呢？”
江涛说：“不能妄想抗日前线上多一个膘膘楞楞的家伙，就能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冯登龙说：“我也不相信成天价抠书本、翻纸篇子，吹吹拍拍的能救了国家。”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不过是个二等兵，今天他是国家的元首……”
严知孝打断冯登龙的话，说：“好，这是青年人说的话。大英雄，要为祖国争城略地，把热血洒在疆场上。”
严萍插了一句，说：“我也赞成他去，失学失业的年头，毕了业也是失业。”
谈到这里，江涛见严萍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小屋子，他也跟过来。一进门看见桌子上多了一个小小的白铜镜框装着冯登龙的相片。两条挺硬的眼眉，伸到鬓角上，眉梢向上翘着。眼睛挺圆，射出尖锐的光芒。江涛翻来覆去，看了又看。也从胸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儿，悄悄放在桌子上。江涛走出去倒了杯茶回来，严萍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趁着严萍一转身，江涛又把照片抽回，掖进衣袋里。严萍转过身来一看，照片不见了。她耸起眉峰，这里瞧瞧，那里寻寻，最后看到江涛。两只黑眼珠倾在鼻梁上，一动也不动，她生气了。江涛被她尖锐的眼光逼着，不得不把照片悄悄地放回桌上。脸上怯生生的，像是说：“你没有地方搁放嘛。”严萍伸手把镜框噼啪的扳倒在桌子上，拆出冯登龙的相片，扔在一边，又把江涛的照片装进去。啪的在桌子上一戳，撅起嘴盯着江涛说：“这，你就如意了。”
江涛对严萍这种表情，并没说什么。耸了耸肩膀，笑了笑，脸颊上飞起了一片羞红。
于是，一张面貌朴素、清秀的肖像，骄傲地站在桌子上。正在这刻上，严萍一回头，爸爸迈步进来。严萍不好意思红了脸，拿起那张照片说：“爸爸！你看江涛这个相片照得怎么样？”
严知孝拿起照片，左瞧瞧，右瞧瞧。放远一点看看，又放近一点看看。噗的笑了说：“人，在二十左右岁儿的时候，相片怎么照怎么好看。一过了岁数，便怎么照怎么不好看了。”
严萍看老爸爸满有风趣起来，望着江涛笑了笑，江涛也笑着看了看严萍。
谈到这里，妈妈叫吃饭。吃着饭，冯登龙和江涛都骨突着嘴，谁也不说什么。严知孝以为青年人一时翻脸，耽耽就好了。严萍感到跟这两个人在一块儿挺别扭。登龙说的话，能跟江涛说。江涛说的话，不能跟登龙说。近来，更不愿跟登龙多说话了，她讨厌那股膘膘楞楞的劲头儿。冯登龙看她与江涛之间有了秘密，还是舍不了这口气。倒不是放不开和严萍亲密的友情，他觉得是政治上的失败。严萍自小儿就和登龙要好，在一块“跳房子”、“弹球儿”。大了在一块读书。严萍好温情，还没有这种魄力，把和登龙的关系，一刀斩断。她也想过，果然斩断，心上多么轻快！显然，她感到那种幼稚的感情，早就成了“多余的”。她又不肯一下子斩断，藕断丝连地拖着。
吃完饭，江涛和登龙同时走出大门。下台阶的时候，江涛把一个小小纸卷儿抛给严萍，扬长走去。她立在高台石阶上，看他们走远，摇摇头儿，又觉得烦恼：“怎样才能把这种情形结束？”但时间很短，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
江涛和冯登龙，两个人踩着石板路并肩走着。天黑了，大远一盏街灯，半明不亮，呆滞地照着。他们依然闭着嘴，不吭一声。出了西门，走过小木桥，到了育德中学的门口，登龙也没有回看一眼，径直走进去。江涛也没有招呼他的意思，独自个儿走回来。天晚了，他爬墙回到学校，早打了熄灯钟，院子里静静的。沿着房荫走到宿舍门口，停了一刻，不想进去，向东一拐，走上养病室的台阶。
这早成了老习惯，情况一紧急，政治恐怖一来，他们就不在斋舍里睡觉。
他推开养病室的小门，拉开电灯。严萍给他新洗了桌布，瓶子里的花还香着，小屋里亮闪闪充满了愉快。他熄灭电灯，躺在床上，心在胸膛里突突跳着，眼睛合也合不上。又划个火儿点着一支烟，在夜暗里睁开圆大的眼睛，看着烟头上通红的火光。虽然一丁点儿光亮，一丁点儿鲜红的色彩，在黑暗里却是无比的鲜红。他心里兴奋，又翻身坐起来，隔着窗子，看河边上两排柳树遮荫了河岸。河水在柳枝下缓缓流动，月亮透过繁密的枝叶，在水面上闪出耀眼的金光，夜色多么幽静呀！心里又想起严萍：一个美丽的脸盘儿，静穆的眼神……
他为了爱严萍，产生一个愿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压轧不烂的革命者。于是，把革命的体验传授给她，把革命的心情倾吐给她，把新的心得描述给她。有哪一个礼拜不告诉她一点得意的事情，就觉得日记上多了一页空白。自从和严萍建立了这种友情，身边有了这样一个人儿伴随，他就战斗得更坚强。成天价精力充沛的去做好各种工作，使革命生活更加充实。他也想过：一旦失去她，他会……他不敢这样设想，自信不会失败。失败了的话，他也想过，那就只有斗争！斗争！斗争！斗争的目标，是冯登龙，一个没落地主的儿子，一个国家主义分子。到了这步田地，就等于说在政治上遭到了失败——他没有能力，没有本事，把她争取到进步的阵线上，却被冯登龙拉她倒退了。
他想着，歪在床上睡着了。不一会，又猛醒过来，伸头一看，东方发亮了。明天是礼拜日，他和严萍约定，今天早晨去共同完成一件宣传任务。他穿好衣服走出来，向南一拐，走过操场的花砖墙。趁着夜影，跳过围墙去。走着河岸上的小路向北去，到了城门口，城门还紧紧闭着。他又沿着河岸走回来，向南去，走过水磨旁边的小桥，到南关公园。公园老早没人管理了，是荒凉的。他想在八角楼的后面，很少被人看见的地方，爬过城去。爬城是一件苦事，他用脚尖抵住狭窄的城墙砖的楞缘，一步一步往上爬，一滑脚就要跌下来。翻登城头的时候，要通过一丛枣棘。城头陡峭，不攀住枣棘更难登上城墙。他咬住嘴唇，把眼一合，伸手攀住枣树的枝条，硬着头皮钻过去。棘针扯破他的衣裳，扎住他的手，流出血来。
好不容易爬过城去，走过清静的街道，到了严萍家门口。街上没有行人，他在门前走来走去，看门还闭得紧紧。走上石阶，隔着门缝看了看，严萍的小屋里还静静的。只好坐在阶石上看着西方最后一颗星星落下。
正睖睖睁睁对着两扇关着的大门，听得小东屋门一响，一阵皮鞋声，门吱地开了，严萍出现在他的眼前。
严萍怔了一下，笑了笑，说：“同志！你来得好早。”说着，伸出手来。
江涛握住她的手说：“天黑着，就来等你了。”他也笑了。
街上冷冷清清，猛然刮过一阵新鲜的风，有两只早起的云燕，高高的在天空上飞旋。街口有个卖菜的小贩，拔起嗓子吆喝。两个人顺着胡同向北去，把传单塞到沉睡的大门里。走到城根向东一拐，江涛站在拐角的地方瞭望，严萍把传单贴在墙上。看见小胡同里有写下的标语，是严萍的笔体。江涛问：“为什么在近边处写这么多的标语？这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严萍说：“别的地方还不是一样……我害怕，不敢到别处写嘛。”
在关东大部地区沦亡以后，中共保属特委，为了支持群众的爱国热情，反对不抵抗政策，发动了党团员及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抗日力量在这个市区，完全有这种魄力：一道命令下去，能动员千百人飞行集会，粉笔队画白保定市的墙壁。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咳！为什么都写在这儿？写到乡村里去吧！没‘人’去过的地方，还没有一个‘人’。城市小，‘人’倒挺多。”
走到一个红油大门，门前有两棵树，像是阔人的公馆。严萍在一边看着，江涛把亲手画的一张讽刺画贴在门上，是讽刺不抵抗政策的。两个人并步走着，江涛说：“要钻着心儿研究工作方法。大清早，老爷太太们是不起床的，把抗日的礼物送到他们门上，等他们睡足了觉，一开门就收到了。”他把两张传单，塞进一个黑油小门里。又说：“晚上，你到书店里，翻翻这本书，夹上两页传单。翻翻那本书，夹上两页传单……这样，党的主张，就和青年学生见面了。”
严萍不注意地笑了一下，说：“看你，到挺熟练。”
江涛说：“这些办法，时间长了，也会给阶级敌人发觉。不要妄想，有哪个统治者是傻子……”他一个字一个字说着：“我们想到的，阶级敌人也会想到。我们的斗争艺术提高了，阶级敌人的统治本领也会提高。革命，就是在不断创造，不断斗争里前进。一刻的停止创造，一刻的停止斗争，就等于向阶级敌人缴械……”
严萍听江涛讲完一段，就表示由衷地接受。连连点头，说：“是的……是的……”
严萍像跟师傅学艺，仔细听着，一个字一个字印在心上。暗地里留心江涛的谈话，听他什么话儿怎样说法，什么口吻，什么态度。她问江涛：“为什么老是‘斗争’、‘斗争’的，说一连串的‘斗争’哩？”江涛说：“在小学生的时候，学习贾老师说话，学会的。”可是贾湘农是因为坐狱、受电刑，神经受了过重的刺激，说起话来口吃，嘴唇打着哆嗦，一说到紧关节要的地方，越是着急越是说不出话来。江涛学了，是为加强语气。讲到紧要地方，就学着贾湘农，举起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表示他的坚决，他的勇敢，他的决心。严萍看了，一股劲儿想笑，斜起眼睛说：“干吗老是斗争斗争的？”严萍一说，江涛脸上就红了。
散着传单，严萍有个性急的想法：“盼革命早点儿成功吧！”她想像一杆红旗插在高空，迎风飘动的姿态，想到自由幸福的远景，想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爱。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严萍心上老是跳动不安。前天才有两个学生在墙上写标语被捕了。还有几个人，是在东郊做士兵工作，被十四旅逮捕的。被捕的人都押进公安局。一想到被捕，她心上就不住地跳。眼下，她又开始觉得恍惚不安。走到东南城角，传单撒完了，她的心才放下来。
两个人拍拍手，又说又笑走到大街上。太阳老高了，阳光晒在街巷里和屋顶上。铺门都打开了，顾客还是稀少。两个人走进天华市场，到白云章包子铺去吃早点。
一进铺子门口，就闻到逗人食欲的香味，跑堂的伙计，撒开尖嗓子高声叫着。江涛拉着严萍，走上楼梯，坐在一间小房里。严萍看见伙计一条胳膊上摞着十几碟包子，通、通、通的，跑上楼来。又把几十个碟子摞在胳膊上，通、通、通，跑下楼梯，抿起嘴儿笑。
吃着早点，江涛悄悄问：“怎么样？不害怕了吧？”
严萍说：“只要有个人儿在我身边，就什么也不怕。”
江涛说：“锻炼锻炼就好了……这算是假设吧，假设有这么一天，你被捕了，又该怎么办？”严萍把两颗黑眼珠儿倾在鼻梁上，仄着脸想了半天，才说：“被捕了？听说那是很可怕的！”
江涛说：“对一个革命者来说，这是家常便饭。比如我吧，比如你吧，就时常有被捕的可能。只要思想上有准备，并不可怕。”
严萍两眼望着窗外，摇摇头说：“不可怕？”
江涛说：“比方说，你一旦被捕了，怎么办？人家要问你，江涛是共产党吗？”
严萍眼睛瞟着江涛，笑着说：“不是。”
“张嘉庆是吗？”
“不是。”
“人家要打你，要扎杠子！”
“我豁出来……”
江涛说：“要记住，一个革命者，不能受反革命的审判，要以法庭做讲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