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像一股冷风，沿着铁路、河流，沿着村镇的道路，风驰般掣过平原。从城镇到乡村，从官府衙门到大铺号，到大财主们的砖堂瓦舍，到穷苦人家的土坯小屋。人们为那吓死人的噩耗，扰乱了心神。财主人家，忧虑万贯家财将遭兵燹；穷苦人家，怕被兵灾骚扰，做不来活路，干不成生意，生死无望。做母亲的，担心女孩子大了，嫁不出去，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会遇到不堪的凌辱……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恐惧和忧虑。锁井镇上早就显得不安，“朱庆碰死冯贵堂”呀，“冯贵堂家着天火”呀，都提不到话下了。
朱老忠今天一早就上集，卖了两只小公鸡，籴了半斗红高粱，听得大集上净嚷嚷“卢沟桥事变”了。他走到粮食市里一看，清灯儿似的，再也听不见吵闹的粮歌。棉花市里没了人，牲口市里也早早散场。朱老忠想：这倒是百年不遇的事。许是战争就要到脚下了，要不这集场上不能起这么大的变化。
他走到肉市里、菜市里一看，这里倒热闹起来。两排鱼篓子，一会儿卖了个净光。几车子猪肉，手等着就割完了。人们心眼里都嘀咕着：“谁知道日本鬼子一来，这世界成个什么样子？”“谁知道这亡国灭种，是个什么滋味呢？”
李德才见朱老忠走过来，他捋着两撇小胡子说：“卢沟桥事变了，割点肉吃吧！”朱老忠说：“肉好吃，钱难花呀！”卖肉的腆着大肚子，两手忙碌碌地切着肉。说：“省事，有窟窿儿等着！日本鬼子要来了，吃进肚里，穿在身上，要多把稳有多把稳！没听得说过八国联军进北京！哪！哪真是铁扫帚一般，金银财宝、好看的媳妇一扫而光！”
朱老忠见刘二卯媳妇拿着二尺红洋布，两只小脚，一拧一拧的，急急慌慌走过来。他问：“干什么？弄这么大红大绿的？”
刘二卯媳妇说：“天下大乱了，先把闺女聘了再说！”
大集上，人们纷纷议论，乱乱哄哄地传说着。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人的说法，有一千个人的看法和想法。日本鬼子在卢沟桥一声炮响，把人们的思想搅成一团乱麻。没头、没尾，昏昏然没有头绪。有人立在村北大场里的碌碡上，听得见遥远的北方隆隆的大炮声了。
朱老忠在集上转悠了半天，也听不出个所以然。迈步走进聚源号，想称点盐。买东西的人挺多，挤不上柜台去。他站在玻璃槅扇外头，向里一看，冯贵堂他们正大讪大叫地谈论着。
冯贵堂像热锅上的蚂蚁，昨日晚上没睡着觉，今天一早，爬起身来走上大街，在齐掌柜那里找到前几天的报纸反复读起来。他心里焦躁，手里拿着报纸翻来覆去越看越麻烦。齐掌柜早在收音机上听到：“……日军借口挑衅，炮打卢沟桥，向宋哲元开火了……”
冯贵堂说：“你看，正是劲头儿上！棉花卖不出去，遇上这么大的战争，合该倾家荡产！”他两手搓着屁股，坐下不是，站着又不是。
齐掌柜眯细着眼睛，口吃着说：“哪！哪能谈到这个字儿上？别说这么一批货，就是十批八批，也谈不到这个字眼儿上。战局也不准进展得那么快！宋哲元坐镇华北，二十九军的大片刀厉害着哪！看夜摸营吧！”
冯贵堂咧起嘴来说：“不论怎么说，反正这栈租得花！要是一个炸弹落上，这份家业也就完了！万材这孩子呀，鼓捣个小来小去的还行。你想，弄这么大的来往，不能估计大局！咳！我就是松了这一下子心，就招来这么大的灾祸！”他谈来谈去，总离不开这批棉花生意，一说起来就焦心。
齐掌柜听他扯到买卖生意上，得意地说：“老东家说的是，离诸葛武侯之材还远哪！今天，在你老人家跟前说话，老东家！干咱这一行啊，不能前知五年，也得后知五月。这玩意儿！总得有个小九九儿。”说着，走到槅扇门前，手指着货架子，说：“我听得风声不对，老早盘算少进货了！”
说话中间，冯雅斋一步跨进门槛，焦急地问：“有什么消息没有？”
齐掌柜说：“怎么样？”见冯雅斋有些慌张，搂着大肚子迎上去。
冯雅斋说：“集上嚷得可是凶，可是太原没有信来。山西形势好，进可攻，退可守。不行，一家人就上太原！”
李德才冒着满脸白沫子汗、猫着腰走进来，屁股还未坐定，又大惊小怪地说：“可了不得了，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我看这战争呀，又起了！”他说着，倒不是惊慌害怕，是幸灾乐祸，淆听乱闻。他只等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了，才好趁水和泥跑腿吃饭呢。
齐掌柜跟李德才说：“这话，不是现在才说，老早就看出来，你看，这就要大战中原！”
齐掌柜又叫学买卖的到大集上切一斤咸牛肉来，打上一斤好酒。他说：“今天老东家又上街了！”
李德才一看，要吃肉喝酒，兴劲儿可就上来了。屈膝圪蹴在椅子上，哼哼唧唧地说：“好说！好说！天下就要大乱，看乱成个什么样子吧，忙吃点喝点吧！哈哈！见食不飧为之呆也！来！动着！”
冯贵堂说：“我看穷秀才倒不怕日本鬼子，不管哪家来，有酒喝有饭吃就行。吃吃喝喝，把嘴头儿一抹，端起屁股就走。吃十次，吃八次，你甭结记账上有姓李的名字！”说着，他撇起嘴，两只眼睛直盯着李德才。
李德才喝了几盅酒，脸上像烧纸一样黄下来，索性把瓜皮小帽，捏在桌子上，汗水顺着鼻梁骨流下来。听了冯贵堂两句褒贬的话，咧着大嘴说：“我那二爷，怎么还这么说，俺不是也大方过吗？俺哪里赔得起你老人家？吃你的肉，沾我的花椒盐也受不了啊！大骡子大马，立着的房子，躺着的地都吃喝光了！还吃，还吃个什么！”说着，翘起薄嘴唇喝下一盅酒。用手巾捂着嘴咳嗽了两声，又说：“咱是抽烟之人，先说抽……”他两手卷个喇叭筒儿，按在嘴唇上说：“一天三晌，‘抽的行’！‘不抽不行！’‘穷！’‘穷！’‘穷！’‘穷到了儿！’……”说着，叉开两条腿，闹了个抽大烟的姿势，惹得满屋子人哗哗大笑。
冯贵堂说：“我看日本鬼子来了也是一样，也不能把人们都杀了。没有老百姓，谁给他拿粮进草？”
李德才说：“你说这话我信，日本鬼子也得讲牧民呀，牧民有方，才能坐占中原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样。谁来了给谁拿粮！”
朱老忠在玻璃槅扇底下，偷偷听了半天，尽是一些个亡国之音……他称好了盐，拔腿走出来。到这刻上他心里烦躁起来。走到十字街上，看常贴布告的那面墙上，还是那些枪款呀、酒税呀、牲口税呀、税契呀、兵款呀……就是没有闹日本鬼子的事。他想：无风树不动，既动就有风，有踪就得有个影儿。他从大集上走回来，不落家走到明大伯那里。朱老明正在大杨树底下打苇箔。听得有人走进大坟，撅起耳朵听了听。没等他开口，朱老忠就说：“老明哥！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了！”
朱老明惊愕地停下手来，扬起头仔细听着说：“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了？”
朱老忠说：“人们都这么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起了事变，要进攻北平城！”
朱老明合紧眼，心里思摸着，从腰里摘下烟袋来，蹲在地上打火抽烟，自言自语说：“这北平城，可是我国几代的古都呀！人们既这么嚷嚷，就有个八成儿。这年头，别看官家说话放响炮，人们一嚷嚷就许是这么回子事。这是两国之间动了干戈，不比石友三打张学良，也不比张学良打阎锡山。日本人灭亡了朝鲜、台湾，管得可苦啊！大官儿都是日本人，小官儿是本地方的奸细！不许说本国话，大人孩子得念日本书。村里要按巡警。亡国奴可不是好当的……”他自言自语，痛苦地连连摇着头。
朱老明蹲下来，朱老忠走过去在他烟锅上对着火儿，说：“我也听得说过，日本鬼子在关东闹得可凶！尤其对共产党不放松！”
朱老明向前凑了两步，说：“大兄弟！这是没有外人的话，咱也得有个准备！咱这是穷家难舍，热土难离，到了那节骨眼儿上，你看咱村这个阵势儿怎么样！”
朱老明翻着深眢的眼睛，眼珠上没有光亮。他想抬起头来看看天空。他曾记得天是蓝色的，是深远的，天上有时候现出千回万转的流云，早晨的霞、雨后的虹，都是美丽的。可是多少年来他未曾看见过了。在他的眼前，永是黑暗的夜色。当他一听得说日本鬼子打到门前，好像黑暗的夜色上又加了一层黑暗的夜，身上寒森森地打起寒颤。在他的记忆里，他的后半生是在兵荒马乱中过来的，古老的祖国，不知经过了多少磨难。
朱老忠看朱老明痛苦地摇着头，怔着两只眼睛说：“非同小可！我想进城去看看，探听探听消息，有什么风吹草动，叫江涛早些通知咱们一声！”
朱老明说：“对！大兄弟，去，去吧！”
第二天一早，朱老忠告诉金华，早饭早点吃，吃了饭，要进城去赶集。金华挖了一碗面，调了调，拨了两碗面鱼儿，切上了一把菜，打上了两鸡蛋荷包儿，手等着，饭就熟了。朱老忠说：“哈哈！饭熟得好快呀！还吃什么鸡蛋？”金华说：“那又不是买的，是咱家里鸡下的，吃了腿脚儿壮实！”
朱老忠吃了两碗面疙瘩，背上褡裢，伸手抄起小铁锨扛在肩上，就往城里道上走。小铁锨在早霞中，闪着白色的光亮。昨夜下了一场小雨，庄稼被雨水冲洗得挺新鲜油绿，路上还有渗不完的水洼。他迈开两脚，踏着水洼擦擦走过，一口气走到城里。
到江涛门外，放下小铁锨，拿起手巾，擦了擦汗。听得屋里有人说话，他停在那里听了听。这人高喉咙大嗓子，听起来好耳熟。开门进去，这人高个子，红膛脸，像是在什么地方认识过，由不得身上一愣怔。
江涛见忠大伯走进来，说：“正好！这是咱老同志，老忠大伯来了！”
那人听得说，一步跨过来，抓住朱老忠的手，响亮地说：“这用不着介绍。老忠大伯！你还认得我呗？”他歪起头儿，盯着朱老忠的眼睛。
朱老忠睁圆了两只小眼睛，上下巴睃了老半天，冷不丁抱住那个人的脖子，兴奋地响亮地说：“嘉庆！你可回来了！你忘了？反割头税和大暴动的时候，咱们都在一块！”
朱老忠说着，笑着，把大颗的泪珠子滴在嘉庆的脸上。
从大暴动到现在，眨眼过了五年，张嘉庆的面容还没有变，就是下巴子上多了一抹青胡子碴儿。
嘉庆说：“忠大伯！大娘和大嫂子她们可好！”
朱老忠说：“好啊！结实着哪！嘉庆！你的枪法还没丢了吧！”这时，他想说出他还藏着一支枪。他又想，世道变迁！知人知面不知心，于是他又把这念头放下。说：“贾老师有消息不？霜泗也牺牲了……”说着又流下两行眼泪。
嘉庆说：“贾老师还没有消息，霜泗的下场，江涛才跟我说了。早晚我们要报这份血仇！”江涛也说：“忠大伯常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朱老忠今天见到张嘉庆，说不出心里有多高兴，脸上红红的，老是不断笑模样。张嘉庆还是长着一脑袋长头发，穿着西服裤子，毛蓝大褂，一双黄色的旧皮鞋。嘴上叼着一个大烟斗，他说：“几年不见，大伯的身子骨儿还是这么结实！”
朱老忠捻着胡子说：“结实着哪！靠卖力气吃饭，身子骨儿不结实不行，不结实就受了罪了！这两条腿，爬过山，越过岭。年幼的时候摔打过。别的都好说，贾老师不回来，霜泗牺牲了，我心里难受。”
嘉庆说：“大伯不要难受，据说贾老师在上海被捕牺牲了。再跑碴几年吧！把日本鬼子打出去，好建设咱们的社会主义！”他叼着烟斗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今天回到故乡，回到青少年时代闯荡过的老地方，觉得身上轻松愉快。说到这里，不住地眨着眼睛瞅着朱老忠。一谈贾老师，他心上有些难受。
说到这里，江涛插嘴说：“不要难受，贾老师牺牲了，我们镇压了地主阶级；霜泗牺牲了，张福奎倒在我们的枪下，芝儿到底报了杀父之仇！”又说：“大伯多跟我们几年，看看热闹儿。”
朱老忠说：“我愿争口气多活几年，好跟着你们建设新社会。我老爷爷活了九四欠一百。我爷爷活了九十一。我爹是暴病死的，我呀！跟着你们早哪！嘉庆！这几年你是怎么闯过来的？”
嘉庆笑眯悠悠地说：“大暴动以后，刮着拔毛子风，黑更半夜走向天津。在天津找到关系，组织上分配我到京西门头沟煤窑里做了几年工作。卢沟桥炮声一响，组织上又调我回到老家来。我本来想浮着戗水上长城外头去搞义勇军，或是回到天津去发动工人。可是组织上认为我熟悉平原上的地理人情，非叫我回来发动农民，开展游击战争！”
朱老忠说：“好啊！不管受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活过来就好！嘉庆！就是你受的磨难多呀！”
嘉庆说：“磨炼磨炼好。过去同志们都说我冒失，说我是个莽张飞！这早晚，这张飞也不敢莽撞了，也不敢冒失了。成天价把脑袋掖在腰里过日子，再冒失就要丢脑袋……”他话是这么说，几年来，他的性格有所改变，但改变得并不多。张嘉庆从门头沟调到了保定特委，俩肩膀扛着个嘴，没带一点行李，在保定紫河套里，买了件毛蓝大褂子，一双旧皮鞋。换下他那身黑灰油腻的工装来。理了理发，居然又像个学生。为了矿里艰苦的生活，他跟工人们学会了喝酒，但不发酒疯。
朱老忠一见嘉庆，就想起他年轻时候的事来。这人虽然出生在富人家里，可是他受了共产党的教育，革命热情很高，人也聪明。他说：“你什么时候到咱们那一乡，叫人们看看你吧！可把人们想坏了！人一老了，就是爱想人，想你和江涛吧，睡着觉梦见你们，吃着饭看见你们，再也忘不下你们。”
嘉庆说：“一定要去看你们老人家！”
谈到这里，朱老忠转了个话头儿，说：“有个事儿，我闷得慌，跑来问问。这日本鬼子炮打卢沟桥，是怎么回子事儿？”
嘉庆说：“大伯！你真是关心政治哪！不光是炮打卢沟桥，这中日战争就算打起来了！”
朱老忠眨着眼睛问：“听说这战争离咱这儿更近了？要紧不？”
嘉庆说：“可要紧哪！大伯！日本兵包围了北京城，城外打起交手仗。”
朱老忠大吃一惊，吸了口冷气，说：“这么厉害呀，这还得了？可别当上亡国奴呀！”
张嘉庆看朱老忠注上意了。他说：“大伯！又到了紧夹板儿的时候了，得拉一套！拉得好，当不上亡国奴，拉得不好，这亡国奴可就得当上了！可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就不允许敌人奴役中国人民！”
朱老忠怔起眼睛说：“有这么厉害？当亡国奴可不行！”
张嘉庆说：“我和江涛正谈着，上级指示我们：为了迎击日寇的进攻，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党、建军、建政。”
嘉庆停止吸烟，眨巴着大眼睛，两扇薄嘴唇，不住闲地说着，把个朱老忠也给说愣了。
朱老忠说：“又要开展游击战争？你这一说，又用着咱这老农民了！”
江涛走过来说：“当然是，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哪会儿离开老农民也不行。抗捐、抗税、大暴动，哪个运动不是老农民？这打日本也得咱老农民先起来！”
朱老忠摘下烟袋，把烟锅伸进烟荷包，抬起下颏儿，陷入了深沉的思索。停了一刻，他说：“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反割头税的时候，咱讲究通过穷亲戚、穷朋友，从这村，到那村，一个人一个人地串连起来，逐步串连，逐步占领每个村庄，逐步向外开展，这是多少年的老经验！”
江涛说：“大伯！你真好的记性！那早晚这么办！今天还得这么办！”
江涛打开窗户，让雨后的风吹进凉爽来。窗前屋顶上长满了新鲜黄嫩的草。房后护城河里的蛙声，咕咕哇哇地乱叫唤。马荣花在雨后盛开了，粉色的花朵上，放散出浓郁的香味。
朱老忠听江涛这么一说，兴奋得跳起来，一手举起烟袋，一手捻着胡髭，说：“好啊！咱说这年纪上了，再赶不上世道儿。谁知道又要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日本鬼子，你来吧！咱黄忠人老心不老！”说着，他两腿跨个骑马蹲裆式，来了个抖枪的姿势，又高亢地笑着。
江涛说：“忠大伯斗争精神多好！老同志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江涛今天非常高兴，忠大伯进城，带来了精神和勇气。本来他考虑：在这个地区，经过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受过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开始发动的时候，一定有很大困难。可是忠大伯的斗争精神说明了受的镇压愈大，反抗力也就愈强！
江涛沉默了一刻，说：“这就是咱们应该走的道路，上头有党的领导，下头咱们循着先烈的血迹，紧紧地和广大农民携起手来前进，就可以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
忠大伯不等江涛说完，想起心上最沉重的一件事，说：“日本鬼子要是真的打来，咱们怎么办？”
江涛打量着忠大伯，咬紧牙关，着闪亮的眼睛，说：“咱区不出区，县不出县，像一根钉子，钉在这里，和他干个水落石出！”说着，他蹾了一下脚尖，在地上一点。
朱老忠看江涛坚决的姿态，身上轻松了许多。走到门外一看，天刚乍午，他说：“好，同志们！我心眼里豁亮了，明白了。走！”他扛起小铁锨要向回走。
江涛紧拦着：“不能走，快吃午饭了，轻易不到一块儿，玩几天再回去！”说着，拿下小铁锨，拉着忠大伯走回来。
朱老忠看江涛今天换了一身白斜纹布制服，白色陈嘉庚胶底鞋。人衬衣裳，马衬鞍，穿上两件子新鲜衣裳，显得年轻了。
江涛叫朱老忠去吃饭，朱老忠瞪起两只眼睛说什么也不去。他说：“不行！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吃饭。”
江涛和嘉庆拥着忠大伯走到小饭厅里，朱老忠嘴里还不住闲地说着：“你看，你们都是年轻人，干干净净的！”
朱老忠吃了两碗面，又喝了两匙汤。今天谈得高兴，心里发慌，比年轻人娶媳妇还慌。工友见他吃完了饭，端过漱口水，又递过一块用肥皂洗过的香喷喷的花羊肚手巾。他热腾腾擦了一把脸，又着实擦了擦手，走回来躺在靠椅上。今天，他觉得心里豁亮，郁积在肚里多年的闷燥心情，可吐出来了。
江涛走回来的时候，见朱老忠已经打着鼾声睡着了，便拿条棉毯子给他盖上，心里说着：“老同志！是革命的财宝。热情是可贵的，经验是可贵的。更可贵的，是那挺拔的斗争精神！”想着，不禁脱口说出嘴来。
嘉庆一进门，就接了下句儿：“江涛！你说得真对！在阶级斗争里锻炼过来的骨干，多么坚强！他们从大恐怖里、大屠杀里爬出来，带着浑身伤痕血迹，那就标明了他的斗争经历。”他打了一个舒展，接着说：“好长的革命道路啊……那时候是那时候的思想，那时候的认识。今天，也就没法检讨了。”他两只大巴掌一拍，说：“哎！另来！”他又伸出长胳膊在头上挥了挥，好像是说：“过去的，算是过去了！”
江涛说：“也许，有的地方被镇压得太厉害了，开始发动的时候，似乎有些右倾情绪，表现为老成持重，但只要教育得好，还是可以重新发动起来！不能认为这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过去偏于轻举妄动，受到挫折以后，又偏于老成持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些地区的群众，一经发动起来，那种革命性照样是如火如荼的！当然，这种地区的问题，必然是复杂的！”
嘉庆来了，江涛好不高兴。这是他出狱以来，精神最畅快的一天。几年来在监狱里养成的那种苦重的沉闷，撩人的忧愁，现在，一股脑儿都忘在脑后了。这几天，他和嘉庆交换工作上的意见，体会了特委关于开展工作的精神，集中考虑怎样才能使这个地区的工作恢复得快，怎样及早把政权和武装抓在手里，敌人进攻的时候，才不至于临时抱佛脚。
朱老忠猛地从梦中哈哈笑起来，擦了擦眼睛说：“唉呀！今日个可看见青天了！多少年没听得说过这些事。江涛！嘉庆！你们算是知心人。我向来是这个脾气，只要是知道甘甜辛苦，为革命死了也甘心！我常说，我们是离不开这些年轻人的！年轻人火力壮，敢干、肯干，干起来火辣辣的！越干精神头儿越大，越干精神头儿越足。万般出在年幼！我就老是巴着劲儿学青年！可是我老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们，该撕撕吃拆骨肉了！”
朱老忠没说完，三个人同志笑得弯下腰去，又笑了老半天。
嘉庆说：“忠大伯还是爱说几句玩笑话？”
朱老忠才从睡梦里醒来，精神挺饱满，脸上红润润，额上皱纹也稀了。他觉得兴奋，说起话来，语音高亢得铜钟一般。他说：“我呀！离开说笑话儿，还活不了哪，大暴动闯过来了，再没有发愁的事儿！”
嘉庆说：“这是真的，大恐怖的年头儿，也没见你发过愁，怕过困难！”
实际上，朱老忠那种愉快的心情，是大暴动以来从没有过的。
几个人在一块说说笑笑，话头儿又转到江涛和严萍身上。嘉庆问：“严萍怎么着呢？”
江涛说：“她在保定当小学教员。”
嘉庆又问：“你们还是不错？”
江涛说：“当然是！”
嘉庆说：“你是大肚子汉，有涵养！”
江涛说：“没的这还错了？”
嘉庆说：“你等着吧！她会有错儿！”
江涛说：“她错不了，你等着瞧！”
嘉庆说：“我听到说了……”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
江涛说：“她错不了！”接着，嘉庆拉着江涛，走到别的屋里，说他在门头沟撞上冯登龙的一个同学，那个人曾在北平遇上冯登龙，冯登龙和严萍住了天有客店……张嘉庆这个人爱说，不管不顾，张开大嘴呱呱啦啦，一直说了半天，说得江涛脸红耳热，信以为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