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忠满肚子愤懑，阶级仇恨的烈火燃烧着他的胸膛，浑身灼热起来。他瞅着江涛走回屋去，也跟着溜进江涛屋里。说：“我还不知道，这统一战线，就是这么个统法！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叫什么政策？这不是放弃革命吗？”说着，头上的汗水滴下来。他担心多少年的革命走向失败，坐在凳子上，用手巾扇着胸脯，喘息着说，“这算什么革命？要垮台呀……要投降吗？”
朱老忠暴躁起来，发起脾气。热血在他心房里鼓荡，眼里噙着泪，手脚打着哆嗦。他冲动起来了，情绪上掀起风暴。他的思想搞不通。他想：“这些年来，经过国民党的屠杀，从血泊中，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直坚持到今天，可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是团结地主阶级，又是放弃没收土地，又是……说不清，这统一战线要统成个什么样子？这年纪老了，依靠不上革命，将来又去靠什么呢？”他又走近江涛说：“江涛！我给你说，这统一战线……咱先说朱庆他爹是怎么死的？你和运涛又是怎么住的监狱？这不够淹心的？这穷人们，就是一条好身子骨儿，一身无牵挂，说干就干！没有饭吃怎能抗日？这统一战线一来，不能再打土豪分田地……”
江涛看着忠大伯愤慨的情绪，他冷静了一下头脑，沉思着。他已经感到贯彻一个新的政策，以使革命转过弯来，争取到急转直下的顺利形势，是个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认识到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才能使革命运动健康发展。否则，就可能丢落一部分革命的群众，使革命工作受到损失。自从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各地方都有同样的情况，遭到同样的思想抵抗。今天他叫忠大伯来，就是想和他把这个问题做个研究。
江涛从历史上考虑了忠大伯，他是党的忠实党员。他不是不信任党的政策，他是怕阶级敌人背信弃义，不遵守民族革命的共同纲领。他阶级觉悟高，体会问题也比较深刻，他是最好说服的人。他把忠大伯扶到椅子上坐下，说：“忠大伯！你很对！这仇恨比海还深，把它揣在心里，永远不能忘记！我猜猜你的心思看，你不是不相信党的政策，你是担心我们的‘朋友’三心二意，不守信用，是不？”
一句话说到忠大伯的心坎上，老头子哈哈大笑了，说：“你猜怎么样，江涛！定盘星就在这儿！”
江涛看忠大伯笑了，他想：这思想算摸着边儿了！他说：“忠大伯！我猜你的思想上目前有几个担心的地方！”
朱老忠说：“你说说！我听听！”
江涛说：“比方说，一个人走道儿，碰上了不投脾性的人——这人就是蒋介石。于是你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跟你说话。正在这个当儿，从南山下来了一只老虎要吃人。你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是不是可以两个人先商量着打走了老虎呢？”
朱老忠说：“老虎过去了，他要再跟你闹别扭呢？”
江涛说：“那！咱再和他算闹别扭的账！”
朱老忠说：“行倒是行，可有一样，得留着这点心！”
江涛说：“比方说，日本鬼子是全中国人民面前的老虎。我们就应该领导各阶级阶层打死它。为了挽救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团结他们拿出枪，拿出钱，拿出粮食。换句话说，让他们出一点血汗在民族革命上。不比他们靠近敌人，把枪、钱、粮食送给敌人好吗？”
朱老忠说：“对呀，是这个说法，就得叫他们出点血汗！不然就算叫他们占着便宜。”
江涛说：“你还有一件担心的事！你担心打起仗来，穷苦人们没有饭吃。”
朱老忠笑着说：“哎！吃饭问题就是一件大事！”
江涛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早有打算：放弃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之后，就要改变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就像你说的，穷人们就是有一条好身子骨儿，不能饿着肚子抗战。在打鬼子保家乡的期间，人们卖了力气，也得随着抗战的胜利，一步一步地改善生活。搞得好，不愁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
朱老忠还是半信半疑，可是这话从江涛嘴里说出来，是党中央的政策，他不能不信。他说：“党要坚决这么办，我就信！”
江涛说：“你还有一件担心的事！你怕蒋介石口是心非，阴谋暗算，消灭红军！”
朱老忠把大腿一拍，响亮地笑着说：“哎！就是！”
江涛说：“把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到敌后战场上，正是为了扩大红军，发展民主力量，用身经百战、英勇无畏的红军去教育改造落后的军队，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叫他们有利于抗日！”
朱老忠点着头儿抽着烟说：“有道理！有道理！”话是这样说，他心里还不明白，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江涛笑眯悠儿地说：“你还有一件担心的大事，你怕蒋介石一党专政，把持政权，消灭苏区！党中央提出来，要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力行民主化！再说，这群众发动了，政权就归群众所有。”
朱老忠低头寻思半晌，背叉着手儿走出来，在阶台上立了片刻，又慢慢儿走出学校，下了门口的高台阶，向大街走去。叹着气自言自语说：“啊呀！好不容易的革命呀！”他心上沉重，好像搁着一块石头，攥紧了拳头，在胸口上敲了几下，又伸长脖颈，朝天出了一口长气。他倒背着手，走上城墙。
秋黄了，原野上洒满了秋日的阳光，秋天的风吹过来，刮得庄稼叶子哗哗响着。高粱红了，芝麻黄了，知了在护城河岸的柳树上叫出刺耳的鸣声。沿着城墙向东去，半空里长出一棵枣树，有拳头那么粗。树根把城墙都撑裂了，枝上长出半青半红的枣儿，向下垂着。他想这城墙是砖和石头砌成的，雨水大的年头，还能淋上点雨。缺乏雨水的年头，兴许一点水也淋不到，可是它能生活过来。也许，它生活了几十年，挨过了多么长的生活道路，但它毕竟活过来了，还长出累累的果实，迎着风，骄傲地摆动着，说不出它的生命力有多么大。远处大道上来了一辆车，车上拉着早熟的庄稼，他两眼盯着，一直到城根上。他又看着这棵城墙上长出来的枣树，说：“事在人为，确实是！”刹那之间，他郁闷的心情，像雨后的太阳赶散了乌云，又像长长的彩虹，豁然开朗了。他提脚走回去，江涛还在屋子里考虑问题。
江涛只觉得这位革命的老爸爸是可爱的，只是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把这个久经锻炼的老战士限制住了。他拍着忠大伯的肩膀说：“大伯！老同志！你还有什么地方想不通！”
朱老忠抬起头，思想了一会，再也想不出什么来。头上的火气消了，胸膛空落落的，他说：“想什么呢？什么也想不出来！”一时觉得挺难为情，他说，“江涛！我上了几岁年纪，老没出息了！咱这没念过书的人，心眼儿里就是窳浊。可是，咱可是个直性子人！心里有什么说什么。”
江涛笑着说：“只要跟着党走，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朱老忠默默地点头，说：“是呀！一点儿不错！”
江涛见忠大伯实心实意接受了意见，思想上豁然轻松了。一时间，他觉得口渴、疲累、头脑眩晕，坐在椅子上，点着一支烟吸着，又喝了一杯茶。又递一支烟给忠大伯，忠大伯把烟放在桌沿上，抽起自己的旱烟袋来。
江涛自从坐狱之后，向来不愿在人群里多说话，现在他一次又一次的出席报告。自从出狱以来，他养成好静不好动的性子，可是工作逼着他去奔波。在这一段工作里，他得出这样一条经验：虽然统一战线了，一切在于斗争；党外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党内有思想斗争，斗争会把人锻炼得更坚强。朱老忠从卢沟桥事变以来，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以后，工作更加积极，考虑问题，更多从党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他脸上更明朗了，嗓门更加高亢，笑得更加响亮了。他本身还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是他多年来的江湖气魄，忠义的作风，在长期革命的锻炼里转变为阶级感情，忠心耿耿，一心一意为党工作了。
朱老忠背叉着手，在屋里站了一刻，一忽儿又怔着，想着，手捋着胡子，抖动着眉毛。他耸起肩膀走向江涛，微微笑着，又冷不丁地大笑了，右手在大腿上一拍，竖起大拇指头，说：“好样的！共产党里有能人，劳苦大众有希望！”
江涛走过去，攥住他的手说：“大伯！你想通了？”
朱老忠说：“我真正想通了！只要一条，一切从党的利益、从阶级利益出发，就没有想不通的！”
江涛点头说：“想通了就好了，希望你把这个意思，回去告诉支部里全体同志，用你的思想打通他们的思想，全党上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可以保证抗战的胜利！”
江涛送走了忠大伯，顺便走在城墙上，城楼上有一堆人，站在那里听炮声。隆隆的声音，从遥远的北方通过稀疏的、卷曲的云纹里传过来。人们交头接耳的谈论，说四乡里有从前线溃散下来的逃兵骚扰村庄。他沿着城墙走回来，趴在桌子上，写了个简单的指示，交给严萍，要她马上印好，连夜送下去。通知各村救国会，各村支部，开始站岗放哨，注意保护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战争局势发展得出乎意外的迅速。江涛觉得心里沉重，不停地在屋里盘旋，在院子里散步，考虑着目前存在的问题。脸上有时变得苍白，有时浮出阴晦，静穆的眉泉里，绕着雾样的情绪，到了傍晚，他脸上又开朗了。他读了书，有了知识，但在血管里流动的是农民的、手艺工人的血液。一遇到紧急关头，他就学着贾老师，挥动右手说：“斗争！斗争！斗争！”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不为困难所吓倒。他说：“在目前，斗争就是生命，斗争就是生活，斗争就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他又想到冯贵堂对农民的蛮横态度，想到封建势力是不让革命力量抬头的，而民族敌人又打到脚下，党必须领导广大群众进行抗战。然而从阶级斗争转变到民族斗争的关键上，要怎样布置战斗，还是不得解决。
他想开个会，正式交换一下意见。当他去招呼严萍的时候，人们正谈到热闹中间，内容当然也离不开这些问题。
大贵说：“这问题是明摆着！敌人占了沧州，占了石家庄之后，一定要顺着沧石路进攻。就像是撒网捕鱼，咱们就像鱼儿落在敌人的网兜儿里。”他眨着两只大眼睛说着，坐在椅子上。年轻的热血在心里嘣嘣跳动，表现得那么冲动。
严萍不等大贵说完，慢慢儿说：“敌人的战略，是三个月灭亡华北，是跑步前进，不是步步为营。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可是国民党的残余政权、封建势力、地主武装，对我们也没个放松。抗日的力量，统一战线工作，目前还不能抵抗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的阴谋。民族敌人很可能和封建势力携起手来，对抗日力量形成包围夹击。不能妄想，封建势力会自动地对抗日力量放弃攻击……”
她伸出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儿说着，好像吐出一个字，就有百斤沉重。
张嘉庆听不惯严萍这个泄气的思想，他认为这就是泄气。他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执行党的决议，把我们游击队转到地方上，搞起武装来再说。有了武装，声东击西，左冲右冲，就有力量了，拉杆子也得拉他三年！日本鬼子抓不住我们，封建势力咬不了咱半截儿，扩大了武装就行。大暴动的时候咱年轻，那才是合眉钻眼的瞎干呢！这早晚说不了大瞎话，当是他眼里一根刺，也挑不出来！不能顾虑太多……”他像着了什么慌，急急忙忙说着。说完了，把手巾铺在膝盖上，擦起枪来，笑眯眯地叼着他的大烟斗，一斗一斗地吸着烟。
江涛站在一边听着，靠在窗前，看那秋天的、辽远的高空。几只云燕一直飞到冒天云里。对叶梅和十样锦还在盛开着。荷叶苍黄，带来深秋的景色。这个谈话继续了一个钟头的样子，让每个人都发表了充足的意见，他才抬起头，眨着眼睛考虑着，把人们的意见概括了一下，说：“这就需要看时机、看火候！当敌人进攻的当儿，当国民党军政机关溃散的当儿，当封建势力乱了套、混乱了思想的当儿，这就是抗日的人们挺身而出的时候。问题是预先要有准备！”
江涛认为大贵的意见代表了一部分社会心理，严萍的意见是久经考虑之后，才说出来的，自己的意见也在肚子里滚上滚下，滚了好几天。最后，他又说，“谈吧！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就是等着执行大家伙的意见！”
严萍坐在椅子上，这么想想，那么想想，看得出是心情烦躁。她缓缓地说：“工作在地下的时候，怎么都行。现在已经暴露到地上来，那就是个问题。我同意提前作准备，不然敌人一来，社会秩序一乱，就要临时抱佛脚。我们在这广大平原上悬着，一无政权，武装又少，意外的事件可能发生呢！”严萍跟着党战斗了多少年，长时间在旧社会里锻炼，是个细致的人。她对事情发展的每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到。
江涛向来在会议上不多说话，等人们把意见发表完了，他以负责人的身份，下了结论：“我想，我们这样估量客观形势，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不惊慌，也不失措。问题是自然形成的，只要事到临头能拿出对策，就没有什么可怕！我想，我们该马上到特委去，争取领导，定好联系！不的话，在混乱的局面下，就会和领导隔绝了！”
严萍说：“对！这话正对我的心思！”
嘉庆说：“对！我同意马上就去！”说着，把枪插在腰里。
江涛觉得，这样重要的事情，别人去他还不放心；自己去，就要离开岗位。踌躇了一刻，才说：“明天我就动身，家里的工作你们照管一下……有个同志做伴去才好！”
嘉庆眨着两只眼睛，看了看谁也不做声，伸出他的长胳膊，把袖子捋到胳膊根上，说：“俺张飞自告奋勇，单刀会上走一遭！”说话间，伸手扯出盒子枪，冲冲地向外走。
江涛打了个手势说：“嘉庆！今天可不许你放枪！”
嘉庆停住脚，红起脸来，喷地笑了，说：“怎么把我的思想掌握得这么紧！”他立刻站住脚，又慢搭搭地把枪插回腰里。
事情决定了，他们脊梁上好像丢掉下一块沉重的石头。身上轻松了，脸上浮起笑容，站起身来，打了个舒展。人们困盹的眼睛，又干瘪又疼痛，互相招呼了一下，就各自散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天已发亮。江涛立在熬干了油、发着红火的煤油灯前，整好他的蓝制服，对着镜子系好领扣，瞥见年轻的脸上黄了也瘦了。走到嘉庆屋里，嘉庆正仰面朝天躺着，没事人儿似的，沉沉地鼾睡。他用鞋底磕了一下床板，说：“天亮了，该出发了！”
嘉庆从床上跳下来，洗了两把脸，穿上一身干净衣裳，带上护照，把枪插在腰里，走去收拾车子。
江涛又走到严萍的窗前，说：“严萍！你们在家好好干，我们要走了！”
严萍和大贵送到门口，像送亲人远征一样，她亲热地握着江涛的手，说：“天下大乱的时候，多加小心！办好办不好早点回来，免得人们结记。家伙带上了吗？”
“带上了！”嘉庆拍了拍腰里鼓蓬蓬的东西，翻身骑上车子。蹬了几步，回过头来，笑着说：“严萍、大贵，回去吧！有我张飞在，万无一失，请放心！”
秋天的早晨，天上流动着乌云。江涛走在前头，两脚蹬着车轮转得飞快。回头看那古老的城楼、村庄、树木、田禾……匆匆落在脑后了。
吃早饭的时候，走到张登镇，大街上起伙店的门前，卸下很多大车。车上坐着妇女和小孩子，正在端着碗，吃大碗面呢。嘉庆迎上去说：“借光！请问从什么地方来？”
一个穿蓝布大褂的人说：“保定啊！”看样子像个商人。
嘉庆又问：“再远的呢？还有人吗？”
“从北平来啊！”是一个五十多岁，长着两撇胡子的胖老头，看样子也是个商人。
嘉庆把车子靠在身上，掏出烟来，划火抽烟，问：“北平战事怎么样？”
“战事吗？”穿大褂的商人说：“战事过了南口，北平没有战事了！”
嘉庆惊怔地摆了一下头，把长头发甩到脑后，说：“保定呢？”
老头说：“保定成了兵山啊！”
嘉庆问：“有飞机吗？”
他咧起嘴来说：“啊呀！炸得凶啊！”
江涛看问题严重，也走上去问：“看样子，这战事……”
嘉庆越着急，心里越没底，越想追问到底。他不等江涛说下去，朝前走了几步，说：“前线上顶不住？”
见问得紧，这商人吃吃地说：“咱这老百姓，知道什么呢？反正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呗！说战事到了保定北里，国军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前几天兵车往北开，这几天兵车老往南开了。昨日晚上，兵车往南开了一后晌，铁道上光是运兵了。”
赶脚的把式，脑袋上箍着块蓝布手巾，手里紧攥着个馒头，见人们念叨战事，也走过来说：“这年头，有什么法子！要不是，咱这车也不想出门，在家里净抓车。出来也不准怎么样，不知道这天下乱成个什么家业？”说着，张开饥饿的大嘴，一口咬下半个馒头。
老商人不胜惋惜地说：“鬼子一进北平城啊，那就不用提了！那坦克、那大炮，啊呀呀，真是厉害……咱一看，这面筋铺儿也别开了，拔锅卷席走吧，回家当老百姓呗，那又有啥法子！”
车上的人们，都哭丧着脸，屈声哀哉地说：“谁知道呢，世界乱成什么样子呀！”
江涛听着战争离家门更近，不由得心上紧张地跳动着，从难民的精神上、言谈上，判断战争形势将有剧烈变化。
公路上过去的人更多了。坐车的，步行的，挑担的，背着包袱、行李的。大都是在城里混小事的，做生意的，上学的……垂头丧气顺着公路往南走。
车子一走上保定南关的平光马路，嘉庆箭似的骑过去，不提防街口上站着两队兵，端着亮晃晃的刺刀，一窝蜂似的赶上去把他们揪回来。嘉庆憋红了脸，跳起脚来说：“你揪我干什么？”
士兵们嘴里不干不净，想拿枪把揍他，说：“你脑袋上没带着眼？妈拉巴子怎么的？”
嘉庆看架势不好，挺起胸，大模大样地说：“哼！你没吭声嘛？这是什么时候？管干什么吃的？”说着，用白眼仁瞅了他们一眼。
一个岗兵，歪愣歪愣脑袋，生气地说：“谁知道你是卖姜的卖蒜的？搜他！”连推带搡，浑身搜起来。搜着搜着，岗兵像得到什么出奇的东西，惊讶地说：“唔！有枪！”立刻有人上去要拧他的胳膊。嘉庆推开他们，解开衣扣，拿出护照来，说：“你看！这不是随带手枪一支！”
江涛见闹得不可开交，走上去说：“我们是县政府的，来省政府办公事！”
挎红带子的军官，看了看他，点了一下头。说：“妈拉巴子！这是什么时候？还这么啰啰唣唣。去吧！反正都是中国人！”
他们走过去，挎红带子的小军官又摇着手打了个招呼说：“对不起！正是出汉奸的时候！”
嘉庆回头愣了一下说：“汉奸，他妈的脸上也不贴着帖儿！”他噘起嘴，使劲蹬着车子。走到南大桥，见又有站岗的，他主动下了车子，掏出护照递过去，几个岗兵围上来马马虎虎地看了一下，把手向街上一摆，说：“走你的，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岗兵们又嘀咕着：“这工夫了，还办公事！”
嘉庆看了看他们，说：“我看，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一回头，哨兵又向他摇手，以为又出了什么岔子，把车子扔在马路上，怒冲冲地走回来。说：“什么事？”
一个哨兵说：“都是中国人，告诉你们一声儿，今天进城要注意！”
嘉庆听不进这些没盐没酱的话，嘟哝着走回去。说：“倒有点中国人味！”
他告诉江涛，哨兵叫他注意的话。江涛站住，看了看太阳说：“时间这么紧，这会儿不进城，什么时候找人？”
他们横着心，把眉头一皱，骑上车子，冲进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