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教授讲,何锜章笔记)
记得上学期我们研究《诗经》的时代背景时,我曾请求李辰冬老师,为我们代请当今中国古代史学权威李宗侗先生,到校作一次学术讲演,我们等了半学期,终于很高兴地听到了他的演讲,讲题是《士的演变》,以春秋前段至春秋战国之交,士的演变为重点,使我们获得了许多新的概念和认识,这份笔录稿曾蒙二位李先生修正,并此道谢。
锜章附注
今天很惶恐,我以前没来师大兼过课,而李先生一定要我来献丑,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我在台大开过这门课,但是这样一本大书要缩成短短一两个钟头讲完,恐怕很难讲得好,所以今天只是随便说说,谈谈“士”的演变,从春秋前段至春秋战国之交士的演变,主要的注重这点。至于《诗经》中“士”的问题,我曾看到过李先生发表的好多篇文章,而且都讲得很详细,现在我就接着李先生再说说士的演变情形。
“士”,一般人的观念,以为士就专指读书人,实在在较古的时候,士并非就是读书人,而是指的贵族,士就是贵族,而古代贵族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士,我想诸位对经书一定很熟,《仪礼》中有一篇《士冠礼》,有人奇怪何以只有士冠礼?而没有诸侯、卿、大夫冠礼?前人曾注解说,诸侯、卿、大夫全是士,以士来概括一切贵族。因此可以证明,士就是贵族,贵族是世袭的,贵族生下来就是士了。
大约在春秋前期以前,当时的社会有两大阶级,一是君子,一是小人;所谓君子,这类人的祖先必有为君者,如果一代代往上推,他的祖先或是君王,或是诸侯卿大夫,这类人是君的后人子孙,所以叫做“君子”,而小人则无论他的祖先怎样往上推,也推不出一个君或贵族来,所以叫做“小人”,这二种阶级中,君子就是贵族,贵族的最末一级是“士”,这种情形直到春秋前期仍然如此,所以“君子”、“小人”在古代是指贵族与平民之分,至孔子时代乃渐混用,是照学问道德来分了,“君子”、“小人”的意义遂渐变成如今日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君子指有道德学问的人,小人指没有道德学问的人,这是一种自然的演变的结果。
为什么说这是自然演变呢?原来古人的学问是世传的,贵族子弟生下来就有享受教育及品格训练的权利和机会,贵族出身必定是有学问道德的人,是君子,而小人则无,所以就逐渐演变到后来,凡是有学问道德的人,一概称为君子,否则为小人,一如今天是拿学问、道德做区分标准的。
举个例子,《左传》上有“赵盾弑其君”的记载,据说晋灵公时,赵盾为卿,他的族弟赵穿杀了灵公,那时赵盾尚未逃出国境就回来了,回来后又没讨伐赵穿,于是晋史官董狐就拿起竹简写上“赵盾弑其君”,赵盾虽不承认,但他和赵穿是亲属关系,事先串通等他逃亡时把灵公杀了也未可知,这位太史董狐,据《左传》另外的记载,董氏祖先本在周室中央做官,后来到了晋,便世代相传都做晋国史官,几乎晋国几百年的历史就靠董史所保存,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史官,再如齐鲁等其他诸侯国也有类似情形,史官是世袭的,古代的“史”是指史官这“人”而言,由“人”而变为指史官作的“书”乃是后来的事,从这些史实中,证明了古代的学问一如贵族的官位是世传的,贵族有学问技艺,小人要学非找贵族不可,贵族盛时是不屑于教小人的,等到后来有些没落的贵族开始教起平民来,于是认为有学问的就是君子,渐渐以道德学问为标准,不再以出身为标准了。
我刚说贵族之最低级者为士,但仍比当时的小人高一等,小人之最高级者是庶人,然庶人仍然是小人,无法和士平等,在孔子时代,士与庶人之区别是分明的,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在孔子心目中,天下走上常轨之时,庶人是不应该议政的,但到了孟子时代,士与庶人的阶级乃渐相混,故《孟子》中,“士庶人”常常连用。我再引一段《左传》,哀公二年铁之战,这是晋齐的战争,由赵鞅(简子)带兵,他当时宣示军中,能克敌者有赏赐:“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遂:杜预注,遂仕宦也。这田十万的单位固无从考释,但很明显士本已有官位,故赏田十万,而庶人,本无官位,所以赏他官做,可见哀公初年即春秋末期,士与庶人之分仍极明显,到战国初年就不同了。
然而《孟子》将“士庶人”连用,自鲁昭公以后起,那和孔子时代即鲁哀公时相距并不远,何以就有士庶混乱和士庶分明的差别呢?这原因很复杂,但主要的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孔子的有教无类,不分阶级,使平民求学问的机会大大提高,影响所及,风气大开,虽然我不敢说,孔子之前是否就已如此,因为任何一件事的发展都是渐进的,但至少可以说,在孔子时平民教育确已如此,平民有了学问,小人可以做官了,小人的优秀分子也就可以称为君子了,渐渐的贵族的最低一级“士”与平民的最高一级“庶人”的距离,越来越小而竟混而为一,士庶人也就不分了。
第二,是由于贵族与贵族相争,双方拉拢平民以为己助,于是引出新兴的平民势力,古代的所谓君,广泛的说,周天子是君,诸侯、卿大夫也可称为君,君与君相争,这一集团贵族与那一集团贵族相争,君是一单位,集团贵族又是另一单位,他们相争一定要找助手,一定要找既非君又非贵族的第三种人,而数目又很众多的,那只有找平民即当时所谓的小人了,大家都竞相拉用小人,但平民人多也不是好利用的,当然帮助贵族要索代价,就是要给他官做,于是渐渐的平民的势力抬头了,庶人也可做官了,士庶人的阶级就混乱了,里面有其历史的自然趋势,要了解这种情形,又得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制度和情况来研究。
再举例说吧!《左传》上记载,鲁君(公)与三桓之争,三桓即是桓公之后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而以季孙氏势力为最大,自从鲁宣公以后,三桓的势力越来越大,可说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所造成,因为,当时的政治是封建的,社会是宗法的,然封建与宗法同属一体,实际上封建只是宗法的推广,宗法的政治化,由上而下,和欧西由许多小国聚成一大国的封建绝然不同,譬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封建亲戚,以屏藩周。”中国封建二字,始见于此。而宗法,分大宗小宗,大宗势力最大,也即长支,是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弟兄为小宗,但小宗下又可分出更小的小宗,我把他叫作“次级小宗”,而且,小宗到了某一定程度一定时间,自己慢慢又可变作大宗的地位,它底下的次级小宗也跟着可变为小宗,然后再分出若干小宗,譬如:文、武、成、康为大宗,武王弟兄周公为小宗,等到周公封国传子孙后,这一直系伯禽的后人变成大宗,而伯禽的弟兄凡、蒋……又变为小宗。再以鲁国的来说,鲁桓公传庄公是为大宗(最初为小宗),庄公弟兄孟孙、叔孙、季孙为小宗(最初为次级小宗),而叔仲氏是次级小宗(本三级小宗),说起来似乎非常简单,事实上当时的宗法与封建的情形是十分复杂的,许多的诸侯,在他自己的国家内,有土地,人民,对土地有稽征权,对人民有生杀予夺大权,诸侯的政权形态,完全等于天子,可以说诸侯国就是独立的国家,诸侯之下的大夫也是如此,像半独立的国家,在自己采邑里又有他独立的权力,这很像一个大圈子(周王室)内套上了许多小圈子(诸侯国),小圈子里又套有许多更小的圈子(大夫采邑),这就构成周代与宗法有极密切关系的封建制度的特殊现象。
这种封建制度到战国逐渐崩溃,到秦代乃行废除,不过到汉代时又复活了一部分,汉代所分封的王侯可以用自己的年号纪年,而不用中央皇室的来纪年,如鲁王几年,见于《史记》、《汉书》,可以说这就是春秋封建的变相,譬如春秋当时,鲁隐公哀公,纪年就不用周室纪年,晋、魏也莫不如是,这在王国维先生的《竹书纪年辑校》中有详细记述。所以不用中央纪年,就表示了当时诸侯的独立性。
不但如此,除了有独立权外,诸侯王还要参预中央的政事,据《国语》记载,文王有事,必问虢仲、虢叔,这两人都是文王弟兄,又据《左传》记载,武王成王时代,周公为太宰,聃季为司空,康叔为司寇,这三人全是武王弟弟,官位做到最高的卿士,除封国外也仍参预中央政事,这我管它叫做“弟兄分权制”,再如“鲁庄公临终,问后于叔牙,又问后于季友”,这两人是庄公弟弟,庄公临死,要将继承大事向两位弟弟商量,可见他们对于中央政事是有大权参预的,这种现象自周王开国一直维持到春秋末期,不过这只限于国君弟兄或上代国君弟兄,不能够世袭,新君即位,就要让新君的弟兄来参预中央政事,换言之,人君政权是世袭的,人君之弟兄的政权不是世袭的,譬如鲁文公时公子遂到了下一代宣公时就放弃参预中央政权,但三桓欲维持原状,于是有公子遂与三桓之争,结果三桓胜利,仍旧把持中央政权,鲁自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到了昭公,便不满人君弟兄参预中央之政权的世袭,派兵围攻季氏,三桓后人是相连相助的,结果昭公又失败,逃入齐国,鲁国政权遂仍旧落入季孙手中,等于摄政,我们考其失败之原因,正如当时鲁国大夫子家羁说的季孙氏已数代掌权,根深蒂固,并且隐民多取食焉。这里所说的隐民,据杜预注,即是贫困的平民,也即小人,由于季孙氏善于拉拢平民,所以势力更大。在齐国也是如此,据《左传》载,田氏在未篡齐前好几代就开始作拉拢平民的工作,据说田氏常以大斗出、小斗入贷粮给平民,不惜以种种手段收买平民欢心,无怪到他篡齐时机一来便易如反掌,这就是《论语》上说的“陈恒弑其君”的史实,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中,贵族和君争权而拉拢平民的结果,平民要求官做,渐渐的,平民即小人的优秀分子上升了,他们以个人为单位的,逐渐争得了一些参政的权,却和古罗马的平民集体代表要求参政的性质又完全不同。
而且,当时贵族有“不悦学”的现象,故有些贵族下降,而部分小人上升,小人做了官,打破士与庶人的界限,就逐渐形成新的士的阶级,这个“士”,才是我们现在所谓“士、农、工、商”的“士”,就不再代表贵族的身份,而是代表“读书人”的身份了,这就是孟子何以将“士庶人”连用的历史根据。
前面已经说过,封建至汉复活了一部分,纵然一般的贵族阶级是破坏了,但在东汉时,又新兴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士,朝中的经学博士制度,又逐渐造成了把持朝政的新型门阀式的贵族,一直经过南北朝而至唐,到武则天想打破这种阶级,终在玄宗时成功了。自玄宗以后直到明清,可说全由科举制取消了这种新兴的阶级,农人子弟登科立刻可为宰相,所以可以说,我国自唐以后就无阶级可言。
“士”既然由代表贵族的意义,渐变而为代表读书人的意义,上面所说的大多偏重于春秋战国间的演变,现在再往古一点的时代推溯。王国维先生的《观堂集林·释史篇》中说,士与事,与史,只是同一语根所产生出来的文字,认为士就是史,另方面史和吏相通,这说法是不错的。《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次问冉有何以迟归,冉有说“有政”。孔子向来讲正名分,所以就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其事也。”古来在孔子之前,士所作的事为事,君所作的事为政,故孔子特别要强调说明。又如齐国差的铜器上面有“立事”的话,就证明了士所做的叫事。而士就是史官,《尚书·洪范篇》有“卿士”的话,而周铜器“番生敦”有“卿史”的话,足见士就是史。史本来是人,到后来才慢慢代表这类人所述作的史书。上古的“士”,“史”,必要能通天人之道,譬如《左传》中可看出,史官除了记史外,还要占卜,大概古代学术和迷信鬼神有密切关系,这就是所谓“通天人”,据我推想,董作宾先生所称的在甲骨中常见的“贞人”,恐怕就是商代当时的史官,也就是士,所以“士”的含义,在最初是代表通天人的贵族,到战国以后变成读书人的代称,其中演变的时间,总有上千年的历史。
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乱,就是春秋战国,一如今日我国所处旧时代与新时代的剧烈大变一样,顾亭林先生在他的《日知录》上说,春秋与战国有若干主要的不同点,其中之一端是春秋人知道姓氏之区分,而战国人则不知道。当时姓不能同,而氏可以同,譬如那时的孔氏,子姓的宋,姬姓的郑卫都有孔氏,同氏不同姓。现在人说“天下无二孔”,大家以为所有姓孔的都是孔子后代,引以为荣,其实未必尽然。在春秋时姓氏的区分很严,到战国便相混乱,及至汉代根本就弄不清了,人笑那样有史才的司马迁写《高祖本纪》“高祖姓刘氏”,又姓又氏,简直不通,其实这也难怪,汉代对此已经不分了。
顾亭林还说另有一种现象,是春秋人常赋诗,而战国却全没看见有赋诗的可靠记载,关于诗,记得法国有位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有专书著述,认为中国的《诗经》,完全是民间的歌谣,民国初年,我国国学人士都很信他,民国十二年,我在北大教书,当时北大设立研究所有国学门,设在北大第三院三楼办公,像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成立了歌谣采集委员会,很搜罗了一些民间歌谣,并且出版了《古史辨》,他们也都承认现存《诗经》就是当时民间的歌谣,这和历史有关,那时候士和庶人,即君子和小人、贵族和平民间的界线很明,《论语》“不学《诗》无以言”,贵族又把《诗》看作是“必修科”,宴会时要唱,交际时要赋,甚至还伴着要舞,如果说全是民间歌谣,贵族绝不会拿小人的歌谣而在日常生活中来赋、唱、舞,譬如唐诗宋词在当时全是可以唱的,但并非民间歌谣,因此拿历史的眼光看,我这很有理由可以打破葛氏的说法,不过,贵族喜欢民歌最优美的曲子拿来谱,同时贵族模仿民间歌谣的形式作歌词,即后来存留的诗,这倒十分可能,我当然承认,若说现存《诗经》全是当时民间歌谣,那和史实就不符了。
(原载《人生》第 21 卷第 1 期,1960 年 1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