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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学中的“仁”及由是而生的教育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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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称孔子曰“至圣先师”,这尊号他实在当之而无愧。吾人若比较《论语》中所记的孔子若干思想及对教育的观念与其他古书中所记者,就能明了孔子以前及孔子以后的思想与教育颇有不同,孔子真是划时代的大师。

孔子虽然道大学博,对弟子指导各因人而施,然他以“仁”为中心思想并由此而发生孔子对教育的观念。因此请先言何为仁。孔子以为仁就是人的本性,包括众德而言,与孟子之将仁与义、礼、智并列为四德不同。孟子这种思想恐怕是儒家各派中孟氏之儒的见解。孔子以仁为中心,所以《中庸》说:“仁者人也。”《礼记·表记》亦说:“仁者人也。”仁就是人的本性。因为他是中心,所以各种德皆是仁的表现。《礼记·儒行》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这仍是孔子的原意。

阮文达元以为虞夏时有“德”字,“仁”即包括于内,周人始造“仁”字(《论语论仁论》)。其实这是阮氏未明了上古情形而引出的议论。上古部落林立,各有表现其思想的语言,较后各有文字。对同一事物,有形的或无形的,部落不同则名称不同。因此对人的本性或称为“性”,或称为“德”,或称为“仁”,名称虽不同,表示人的本性则同。较古“人”与“仁”只是一个字,等于“生”与“性”亦是一个字。经书及诸子中仍常有以性为生者,而《论语》“井有仁焉”,明明是“井有人焉”,可见人是人体,仁是人性,只是较后的分别。并且人与夷亦是一个字,徐锴引《山海经》“非人羿莫能上”,今本《山海经》则作“非仁羿莫能上”。徐锴宋初人,则宋或更早的抄写本有作“人羿”者,亦有作“仁羿”者,“人”、“仁”固不必分,诸家注者认为这皆是古代善射的“夷羿”,则“人”、“仁”、“夷”皆出自一个语根。不只书中若是,就是甲骨文中“人方”亦与“夷方”通用。方就是邦,商代每称邻居的国家或部落为方,如人方、吕方、土方、羌方等皆是。人方当在中国的东部,因此习俗上每称东方落后的民族曰“夷”。《论语》“子欲居九夷”,亦指山东沿海的各处;《禹贡》中有“莱夷作牧”,亦指山东登莱一带。因为夷在东方,所以《尔雅·释地》说:“太平之人仁。”据《淮南子·坠(地)形训》说:“东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国。”两者相较,是知太平指东方。最初仁只是东部人方人的本性,等于“性”、“德”等各是另一方人的本性相似。后来夏商周等文化逐渐混合,于是东方人方人的本性“仁”就变为所有人的本性。吾人固不敢说孔子是第一个人有这种思想,但是敢说孔子是第一个人将“仁”为人的本性中心化、普遍化,并推而至于他的教育观念。

《论语》是研究孔子最可靠的书,其中论及仁者不在少数,今举数条以作仁是人的本性的证据。因为他是本性,所以只要努力就能回复本性(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篇》)他本是固有的,所以说他不远,用力他就能回来。《里仁篇》所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亦是同意。孔子更明显的说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篇》)仁是永远努力的目的,苟不努力,少纵即逝。所以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篇》)颜回的功力高,努力大,所以他能保持本性时间最久。后人常因《论语》中有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遂疑心孔子之道是忠恕,不知忠恕仍是仁的发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篇》)这不是恕吗?《泰伯篇》中另记有曾子的一段话:“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以为己任,可见曾子亦以仁为中心思想。

人的本性用何种方法可以回复,《颜渊篇》亦记有几句话:“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回复人的本性是由礼,这是自古传下的方法。《左传》成公十三年: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命仍旧是性,礼所以使本性固定而不涣散,亦就是孔子所谓“克己复礼”,所谓“不违仁”,致力于礼就能达到回复本性的目标。

克己复礼,可以说是消极的仁,只是将人的本性回复,自然能成为君子(君子指有学识有道德的人),自然不会做恶事,所以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篇》)不过孔子的理想仍高过于此,他尚欲扩充做积极的行为。小一点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一步就是“博施而能济众”。虽然孔子答子贡的问话,认为这种行为是超过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皆见《雍也篇》)但这不失仁者行为的扩充。吾人要明白春秋时代的思想与背景与宋明时代皆不同。春秋时代的人不会专讨论“明心见性”(吾人不可忘记仁的初义与性相类)而忘记事功的。所以“穷则独善其身”,只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而“达则兼善天下”方是当时士大夫的抱负。孔子惶惶然席不暇暖,周游天下,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皆足证明孔子是想推扩人的本性而达到援救天下的功用。

孔子既认为“仁”是人的本性,并且除下愚的人以外,皆能回复他的人性,于是产生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以前是“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楚芋尹无宇的话)的世界,只有君子能教人,亦只有君子能学;小人(平民)是不数在内的。孔子既认为人的本性相同,应受的教育又有甚么不同?他所以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篇》)凡欲求学及有能力求学的人皆可受到以前只有君子能受的教育,于是君子及小人的分别逐渐打破。这在《论语》中亦可看出,就是“君子”与“小人”这两个字的意义渐有改变:以前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而现在则君子表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小人是无道德无知识的人,不管他属于任何种人。这是孔子新教育观念所造成。从此有一种新的“士”出现。以前士是最低级的贵族,而现在则是有知识的人,不论他以前原属于贵族,或原属于平民。孔子以六艺教弟子,这仍是古方法,但教育的观念就从此大变。由上所论孔子以仁为诸德之本并由是而产生平等教育的观念,就能明了孔子诚为划时代的大师,至圣先师,他与人类历史同永同久。

(原裁《教育与文化》第 194 期,195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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