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记》与《汉书》

二十五史中虽不乏精心的作品，但最重要者当推《史记》与《汉书》。《史记》是纪传体创始的一部书，而《汉书》是断代史第一部作品，两书各有其千秋在。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分列为史记家及汉书家，就是由于此。后世论史学者，或赞成司马迁而非班固，若宋之郑樵，清之章学诚皆是；或赞成班固而非司马迁，若唐之刘知几即是。实在说起，各有其长处，不能用一端而论其高下也。

二 司马迁父子与《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汉代左冯翊夏阳人。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载《观堂集林》中）所证，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而卒于昭帝时（据施之勉先生所考）。他的上世自周代为天官，古时的天官不只掌记载史事，并且能明历象日月阴阳度数，所以司马迁亦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汉书·司马迁传》）亦就因为这是他的世业，作《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不只写成一家之言而已。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明了天人之间的关系，这仍是古代史官的旧职。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至魏晋之间方称为《史记》，盖太史公记的简称。按《自序》则创始并不始于司马迁，至少创意于其父司马谈。谈原任太史令。及病于洛阳，对迁说：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于是迁就“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见谈原有所论次而迁完成其书。

迁为太史令，乃细翻阅“金匮石室之书”。金匮石室是指汉皇家图书馆藏书的地方，其中皆是外面无有的国史珍贵材料。及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武帝诏讨论改历法。汉自高祖仍沿用秦历，以十月为岁的开始。至是经过辩论以后，认为汉应当以正月为岁的开始。司马迁亦是参加讨论的一人，并且赞成这一说。这亦是他生平的一件大事。并且自汉武帝改用正月以后，历代相沿以至于清朝，就是现在所用的旧历。

太史公世为天官，有欲究天人之际的传统观念，所以对于太初改正朔，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等于西狩获麟，皆是重要的纪念时代。孔子因西狩获麟而削改鲁国史记作《春秋》，他亦因太初改正朔而创始作《史记》。恰巧两件事正相距五百年，他认为意义重大，就说：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自序》）

由这节可以看出太史公之欲上接孔子，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襟！所以能创作出不朽的第一部正史。

三 班氏父子兄妹与《汉书》

《汉书》的创作始自班彪，大部成于班固，而完成于班昭。彪字叔皮，才高而喜爱著作，遂专心史籍。以为太史公所著《史记》，自武帝太初以后事皆阙而不录，其后尝有人缀集当时的史事，以续其书，但鄙俗不足以踵比太史公，于是彪乃搜集太初以后事，作成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称为“后传”，是他所写的只有列传。及彪卒，其子固乃细心研究，想完成其业。恰有人上书东汉明帝，告班固私改写国史。就将固下于京兆狱中，并将他写的书进呈。他的弟弟班超，就是后来在西域建立大勋的那个人，这时方在少年，亦亲往京都上书明帝。恰巧班固写的国史亦进呈至都，明帝读其书，深以为奇，就令他与陈宗共撰东汉光武朝的国史。后明帝更令他完成以前所写的《汉书》。固以为《汉书》当起始于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综汉一代的断代史。

但至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十二年）固卒时，《汉书》的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写全，就诏其妹班昭至东观藏书阁将他写完。班昭是汉代第一位有学问的女子，一门学问的盛况，当时真无与伦比了。

四 《史记》《汉书》的写作时间及其异同

司马谈比次旧史的时间，现在无法考证，至于司马迁之撰《史记》经过的时间，据赵翼及王国维两家所论参合言之，多则十六年，即由武帝元封二年至太始四年；少则十二年，即由太初元年至太始四年也。

《汉书》著作的时间较长。《后汉书·班彪传》说：“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其下接言“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按玉况为司徒在汉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彪之撰史必更在前。兹假定为建武二十年左右。班昭之卒，传中虽无年月可据，但以他曾授书邓太后及他事来推测，大约卒于永初四年以后。盖《汉书》之修经七十余年之久。在二十五史中，仅次于清修《明史》，《明史》则经过九十余年的撰修工作。

至于两史的异同，则高祖至武帝朝事迹，《汉书》仍取材于《史记》，因经过王莽之乱，西京旧史料存在者不能超过太史公所录者。文字则司马氏诡奇而奔放，班氏则较谨严，此其异也。

（《中国一周》1955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