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学为批评讨论者，始于唐之刘知几。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父藏器。知几幼时，即喜读史书，据其《自叙》言：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予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
遂与兄知柔俱有名，中进士，后累迁至凤阁舍人，兼修国史。与徐坚、吴兢同修实录，又与吴兢同修国史。中宗时擢太子率更令，仍兼修史。知几欲修改《武后实录》，与监修武三思意见不同，“自以为见用于时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今古”。（《新唐书》本传）至其书名，则知几在序中曾言及之：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
《史通》序末署景龙四年，盖其书成之时，其开始著作之日必在与武三思不睦之后，本传所谓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所著述者当即《史通》也。
《史通》共二十卷，《内篇》三十六，《外篇》十三。《内篇》中最重要者为六家、二体，《外篇》中为《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关于史之体裁，刘氏以为：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以古史而论，虽有六家，但《春秋》与《左传》同属编年，而《史记》与《汉书》同属纪传，故综而论之，只有二体，此刘氏之所以六家篇以后继以二体也。丘明传《春秋》，编年之始也；子长著《史记》，纪传之祖也。刘氏以为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世作者，两体互为消长。然在纪传之中，刘氏仍取断代史之《汉书》，不取通史之《史记》。此种意见与后来之司马光、郑樵恰相反，亦与清代史学批评家章学诚相反，诸氏皆赞成通史之作者也。刘氏以此对于班固备极推崇：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六家篇》）
因此刘氏对断限极注意：
《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苞梁代，求其所书之事，得十一于千百，一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为叹息。（《断限篇》）
此外刘氏更举有数例，皆为“明彼断限，定其折中”；不必“滥引它事，丰其部帙”，然后方合于史体。
至于纪传体史各部门，则赞成本纪、列传，而不满意于表、志。对于表，则以为：
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决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表历篇》）
对于志，则以为天文、五行、艺文等各史所有，多不适用，而另有三种可以为志者，曰部邑、方物、氏族。“宫阙制度，朝廷轨仪，前王所为，后王取则。”故宜立都邑志。“金石草木、缟纻丝枲之流，鸟兽虫鱼、齿革羽毛之类，或百蛮攸税，或万国是供，《夏书》则编于《禹贡》，《周书》则托于《王会》。”故宜立方物志。“帝王苗裔，公侯子孙，余庆所钟，百世无绝。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于孔公；不识其先，籍谈取诮于姬后。故周撰《世本》，式办诸宗；楚置三闾，实掌王族。逮乎晚叶，谱学尤烦，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故宜立氏族志。（以上皆《书志篇》）刘氏生于六朝至唐谱学极盛之时，欲志氏族，亦当时环境影响所及也。
关于文字，刘氏以为“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篇》）因此必删去浮词，书中有《浮词》一篇，专论此事。其主要之意，则“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浃”。为文不止于简而且须真，故又有《直笔》、《曲笔》两篇，专论其事。事必直述，不只文字求其真，事实亦须求真，故在《载文篇》中，论事迹之不真，其失有五。一曰虚设：比如曹魏以下，名为禅让，而其事不同于尧舜，徒有其文，竟无其事。二曰厚颜：两国争雄，自相称述，饰辞矫说，各掩其弊。三曰假手：政治虽有败德，但作诏令者所用文字，使人读之如处升平之世，而不能明悉当时之真实史迹。四曰自戾：凡有褒崇，则谓其善无可加；旋有贬黜，则比诸罪不容责；一人之行为，一君之言论，贤愚是非，变化之速如此。五曰一概：国家时有盛衰，事迹常有变化，而作者所用文字，皆一概而论，人君皆圣明而宰辅皆英伟，不随时随事而更易其文字。凡此五者，皆史官不宜采用而反常笔于史书中者。（见《载文篇》）
因文字须求真，刘氏以为著史应用当时文字，不宜用古语写近事。“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言语篇》）并且不宜将胡夷之语改成中国文言，否则“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同上）故刘氏极反对史官所修北朝各史，以其所用文字不尚质朴，化夷言为华语也。文字应当仍其质朴，此与述事之不重浮词，实同一观念也。
至于记事则：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书事篇》）
刘氏又极反对隋唐盛行之官修史书，在《忤时篇》中，谓有五不可。（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故能立言不朽；东汉用群儒著述，条章难立，故时常受人批评。现在史馆人数更多，以致写成无日。（二）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史官所用材料容易博取，而今代作史者，只能自己采访史料，因此记事不能尽善尽美。（三）以前董狐之载史，可以公开宣示于朝，而近代史官对人若有所贬，又恐见仇于贵族，因此写史乃不求真实，以避免得祸。（四）古者刊定一史，各有其意义，而现在史官注记，多请示监修。监修者非一人，意见常不相同，使写史者无所是从。（五）监修之原职责，在定体例，分配职务；而今监修者既不能尽以上两种职务，遂使史官争学苟且，徒延岁月，而史难修成。总之，以上五项，皆由于聚众多史官而修一书，监修者又不能尽其力，此隋唐设立史馆之弊，而不如古代一家修史之善也。
唐以后修史者，外采取刘氏议论，然评者常反对《疑古》《惑经》两篇，因两篇中对于古史不只有疑惑，且对孔子之《春秋》有甚多批评，而认为《左氏》在三传中皆合周典。在清代以前，人固可以评史，而不可以论经，刘氏之受反对固其当然。然现在观之，六经皆史，则以批评史书为目标之《史通》，自然可论及《春秋》以及其他古史。刘氏之弊不在此，而在于信古胜于今，所以谓《春秋》及《史记》远超过后世所修各史，且古代史官之独立自由远胜于后代者。凡此皆非极有根据而纯属刘氏之推测。其实，古代史官并无所想象之自由，观鲁史之不书其君被弑，即明证也。一代有一代之环境，史书之记载亦视环境而不同，古既与今异，史书之有改变，亦在情理之中，故不能谓古史之成法即永久不变也。唐末柳灿著《史通析微》十卷，批评刘氏，见于《唐书》本传，其书今不传。
《史通》刻本始于明代，传世者有陆深及王惟俭两刻本，文字互有多寡异同，至清代有黄叔琳刻本及浦起龙《史通通释》本，《四部丛刊》则影印明万历本也。
《四库全书》列《史通》于史评类，诸家书目多有同之者。若榷论其实，则史评类应分为二：一部分仍可名为史评，如《史通》及《文史通义》等书属之：另一部分可名为史论，如胡寅《读史管见》等书属之。前一类所论，多属于史之体裁及作史之方法，所批评者史书而非人与事。后一类侧重于史事与人之批评，故已超出史学史之范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读史管见》：“其论人也，人人责以孔颜思孟；其论事也，事事绳以虞夏商周。名为存天理遏人欲，崇王道贱霸功，而不近人情，不揆事势，卒至窒碍而难行。”可见其书之目标与《史通》甚不相同。以数量言之，史论多而史评少，盖议论容易而客观对史书批评，诚属难事也。
后代史书既随时演变，与隋唐以前者不尽相似，故作史评者亦不必专门沿袭刘知几之旧规模，完全遵照其分门别类。苟有作者，似宜新辟门径，方可合于史学之新发展。
刘氏意见有不能实行者，如取消各史之表及志，而代以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是也。五行志属于迷信，废止可也。天文不限于一朝，各断代史不必皆有之，只隔数百年修一次可也。然食货志记载一代之经济，地理志记载一代郡县之沿革，若废止则后人何所稽考？且地理以志全国县郡，较都邑为大，而其中包括都邑，何以反欲废之，而详细记载千门万户之都邑而不厌其繁琐耶？至于艺文志，刘氏诸若必不能去，当变其体，所列书名唯取当代撰者，则已为修《明史》者所采用。至于表，可以补本纪、列传之不足，刘氏谓：“且表决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越至世家，表在其间，缄而不视。语其无用，可胜道哉！”（《表历篇》）表之用意，原备参査，不必皆首尾精读。本纪、列传所载既不如表之完备，苟无之，则需要时又何从索考？且表由于其体裁，较本纪、列传亦容易检査，故后世史家无从之者，而补史表者反屡出不穷也。
（摘自《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20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