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族以外最强大、与汉族的关系最密切、接触时间又最长久的种族是匈奴，而所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又较少者也是匈奴。
前汉时的著作均谓匈奴为“引弓之国”，汉朝是“衣裳之邦”。后汉时之著作亦同。光武帝时，北匈奴请求汉朝赐给音乐器具，班彪为光武帝复书云：“单于前言先帝时所赐呼韩邪竽、瑟、空侯皆败，愿复裁（赐）。念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攻为务，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剑，故未以赍。”1 匈奴妻后母的风俗历两汉时代仍不变。武帝末年，狐鹿姑单于要求汉朝和亲送礼，汉朝曾派遣使臣到匈奴，指出匈奴冒顿单于杀父代立，常妻后母，乃是禽兽行为。然而汉人不但不能改变匈奴的这种风俗，而汉人之嫁匈奴如王昭君者，也必须从其俗。可见汉人之礼俗难及于匈奴了。匈奴虽与汉接壤，关系又至为密切，两汉即达四百余年之久，然而匈奴的文化在整个体系上，并不见得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是若深一步去研究，则在长期的关系上，两种文化的交流、相互影响也还是有的。
匈奴文化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有下列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匈奴与汉朝连年战争，双方俘虏均很多，这些汉人对匈奴多少有些影响。《汉书·匈奴传》载，卫律要筑城防汉，“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云：“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但是卫律所指的“秦人”，除这些“子孙”外，可能有一部分是汉时入匈奴者，而其中有些是被俘者，故“秦人”亦即“汉人”。卫律不仅要这些人守城，而且建筑城郭也要用这些汉人。
第二，匈奴人投降汉朝的固然很多，汉朝人投降匈奴者亦不少，而且有很多是重要人物，如韩王信、陈豨、卢绾、卫律、赵信、李陵、李广利和后汉的卢芳等。又如中行说原为汉朝宦者，随公主到匈奴后即投降，单于十分信任他，受他的影响也很大。
这些人中，有的本来是匈奴人，如赵信、卫律，在汉朝已很多年，深染汉族文化，回到匈奴以后，又极得单于信任，单于不仅在军事设施上听他们的话，其他许多方面也都听他们的。李陵、李广利投降后，也得到单于的信任，单于甚至把女儿嫁给他们。单于对李广利的尊宠还在卫律之上。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陵穿胡服，是胡化了，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见得胡化。他在汉族文化的传播上，不能不说是有很大作用。
第三，汉朝与匈奴常常互派使者，汉朝有时扣留匈奴的使者，匈奴也往往扣留汉朝的使者。苏武曾在匈奴十九年，虽娶胡妇，有子女，但坚守汉节。汉之使者既多，又带了大量贵重礼物送给单于及其臣下，使匈奴深慕汉族之文化，两汉著作中常常说匈奴“嗜汉财物”。匈奴也常常派使者到汉朝进贡，目的往往是要得到汉人的珍贵物品。
第四，匈奴与汉朝虽然常常有战争，但双方贸易不断。《史记·匈奴列传》说：“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第五，匈奴与汉之边境线很长，人民不仅往来贸易，而且往来杂居，则文化之互相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第六，匈奴自呼韩邪单于称臣以后，常常遣子入侍，与汉朝作对的北匈奴的郅支单于也曾遣子入侍，有的在汉朝住的时间很长，于是深染汉族的风俗习惯。这些人回匈奴后，多居重要官位，则当对汉族文化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七，匈奴单于曾遣子到汉求学，目的是学习汉族文化。学成以后回到匈奴，也必起到传播作用。
第八，汉自高祖以后，常常与匈奴和亲，民间之通婚者也不乏其人。次数既多，则在文化交流上亦必发生作用。匈奴单于的阏氏既有系汉族女子者，而其所生之子女也就不能不受其母亲的汉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以上是匈奴与汉文化交流的原因分析。下面分述匈奴的汉化因素。
先谈语言文字方面。两汉时匈奴没有文字，然西汉昭帝、宣帝时，桓宽《盐铁论·论功》“第五十二”有云：“（匈奴）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刻骨卷衣”是匈奴人用以记事的方法。“卷衣”的方法如何，不易考证。“刻骨”以记事的“骨”当为兽骨，是否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类似，这就难说了。但既能记事，则所刻者应为一种雏形文字，是匈奴人的发明创造抑或仿效汉人，则也难于解答。在时间上，是中行说至匈奴以前已有“刻骨”，还是中行说教了“疏记”数目之后才有“刻骨”，已无从考证。又，《史记·匈奴列传》云：“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这是中行说要单于显示夸耀，然正足以证明匈奴仿效汉朝的书牍。至于答复汉朝的文字，可以肯定不是匈奴文字，因为据《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记，文字的内容是相当复杂的。故书牍上的文字当系汉字，而出于汉人或匈奴人之识汉字者之手。“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表面观之，似单于所写者，然中行说系于文帝时入匈奴者，即老上单于时，这时的匈奴单于不大可能认识汉字，也许即出于中行说之手。总之，匈奴单于既靠汉字来表达，则汉字影响之大是很明显的。
汉族称皇帝为“天子”，匈奴人也称单于为“天子”，可能是受了汉族的影响。汉文帝时，单于给汉朝的信云：“天所立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狐鹿姑单于给汉朝的信上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注云：“匈奴谓孝为若鞮，自呼韩邪单于降后，与汉亲密，见汉帝谥常为孝，慕之，至其子复株累单于以下皆称若鞮，南单于比以下直称鞮也。”汉朝皇帝的谥号均为“孝”，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匈奴自复株累单于称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以后，皆用“若鞮”这个词，至单于比就称为“ 落尸逐鞮单于”，省去“若”。“若鞮”是汉语的“孝”，用以加于单于的称号之上，显然是从汉人处学来的。
再从衣、食、住方面来看。《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衣其畜之皮革。《汉书·晁错传》说，胡人“衣皮毛”。汉朝自高祖以后，每年都赐给匈奴大量絮缯。文帝给冒顿单于的信中说：“使者言单于自将并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长襦、锦袍各一……绣二十匹，锦二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2 这个数目不算大。武帝太始年间，狐鹿姑单于遗书于汉，要求“杂缯万匹”。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朝，汉朝给他“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过了一年（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礼赐如初，加衣百一十袭，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不但“礼赐如初”，而且“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到了哀帝时，匈奴单于来朝，汉朝赐给的数目更大，“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只从赐给衣料方面看，说明一方面汉朝给的愈来愈多，一方面匈奴的需要也愈来愈多。并且汉朝除赐给单于，也往往赐给单于的大臣。至于互市所交换，人民所需要的数目必当更大，视文帝时之绣二十匹、锦二十匹，相差百倍以上。可以推想，所谓“衣皮革”“衣皮毛”的匈奴人已逐渐地衣锦帛了。
匈奴人以游牧为生，不耕种，无米粟，故只能食肉。汉高祖曾答应匈奴，每年给一定数目的酒和食物。这些食物不会是肉食，而当是米粟之类。武帝末年，单于要求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匈奴人从来饮酪，现在也饮酒了。传说匈奴人攻战，斩虏首赐一卮酒，可见酒很可贵。呼韩邪单于朝见宣帝后返国，汉朝“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元帝初即位，呼韩邪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单于入朝，回去时，汉朝派韩况送单于，出塞后，“况等乏食，单于乃给其粮”。这里的“粮”当为米粟，则匈奴不单时时向汉要粮食，也有给汉人粮食的时候。《汉书·匈奴传》和颜师古注说，匈奴亦种谷稼黍穄。也许他们原来是“咸食畜肉”，后来受了汉族的影响而食米粟，初由汉朝供给并逐渐增加输入，有些人又学会了耕种，或是利用汉族的俘虏从事耕种。
在住的方面，《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毋城郭”，但匈奴有赵信城，传系赵信所建，汉朝的军队打败匈奴时曾到过此处。卫律于昭帝始元三年至四年（公元前84—前83年）为匈奴穿井筑城，治楼藏谷。又，《汉书·陈汤传》说郅支单于逃到康居之后，“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这就是后人所称的“郅支城”，在游牧民族中，不能不算作大工程。这件事晚于卫律欲建城四十多年。郅支城有两重，内为土城，外为木城，有城楼，完全受汉人影响。又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师子曾守曼柏城抵抗安国，也是受汉人守城的影响。
《汉书·陈汤传》又说：“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所谓“颇得汉巧”，即学习汉族的技术。匈奴人不仅在武器上学汉人，在乐器上也喜欢汉人的。
在社会风尚方面，《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贵壮健，贱老弱”。但文帝初年，单于给文帝的信中说：“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得安其处。”汉族是尊长敬老的，匈奴是否也受了汉族的影响，才说“老者得安其处”呢？
匈奴单于在汉初以前只用一个名，如头曼、冒顿。据史书所载，此外并无别名。至冒领的儿子稽粥继立，号为“老上单于”，《史记·匈奴列传》称为“老上稽粥单于”。稽粥的儿子军臣虽只有一个名，但其后之继立者则除自己的名以外又另有号，这与秦汉皇帝的情形是相似的。如秦始皇名“政”，做皇帝后称为“始皇帝”，又如汉高祖刘邦，做皇帝后称为“高皇帝”。则匈奴单于之名以外又有称号，不知是否学自汉人。尤其《史记·匈奴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的话道：“一云‘稽粥节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这几乎与秦始皇的二世以至五世的做法一样了。又，《汉书·匈奴传下》说：“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汉必加厚赏。单于从之，上书言：‘幸得备藩臣，窃乐太平圣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谨更名曰知。’莽大说，白太后，遣使者答谕，厚赏赐焉。”
在呼韩邪单于称臣时，汉朝曾给他印绶，王莽当皇帝后，欲换单于故印而改为新匈奴单于章，便派人去收单于故印。但单于不喜新印，一再请求给还故印，为了这件事，使臣多次往返。后来，为断绝单于对故印的留恋，王莽便把故印打坏，然单于坚持要刻一个与故印一样的章。王莽虽多赐财物以为笼络，单于仍继续坚持，直到王莽被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汉朝派使臣二人“授单于汉旧制玺绶”，同时还给“王侯以下印绶”。可见匈奴单于及其臣僚对汉朝印绶之重视。
匈奴官制，自单于以下分为左右，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汉族古代的官制是分左右的。《史记·齐世家》云“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可证。又如屈原曾“为怀王左徒”，《左传》中也有“左右二师”之语，而周的乡师、六卿也分为左右。然则匈奴官制之分左右，也可能是受汉族的影响。
汉族习惯，方位以东为左，而匈奴的左屠耆王（或左贤王）常居匈奴东方。汉族古代虽尚右，但后来又重左，所谓“左右”遂含有先左后右的意思。匈奴居东方的左贤王，往往是以单于的太子居之。虽则有时也不一定是这样，可是单于死了，左贤王往往继之而立。可能居东为左也是受了汉族的影响。
呼韩邪单于入朝后回国时，汉朝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与车骑都尉韩昌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出塞。并诏董忠、韩昌“留卫单于”，这等于是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单于在政治上的好多措施受汉朝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在宗教意识方面，祭天地是汉族古代的大祭之礼，只有天子才能祭天祭地。《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云：“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故匈奴五月的会祭天地鬼神，也许是由汉族传播过去的。《史记·匈奴列传》说：“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汉族的拜法是天子祭日，叫作“朝日”。《礼记·玉藻》云：“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祭月叫作“夕月”。匈奴之拜日月，也可能是受汉族的影响。至于南匈奴称臣之后兼祠汉朝皇帝，则是表示对汉朝的尊敬。
匈奴受汉族文化影响最明显的例子，为汉明帝时单于遣子入学。《后汉书·儒林传上》载：
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公元58年），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制立校舍，搜选高能以受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明帝九年”条云：
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校于南宫，号“四姓小侯”……匈奴亦遣子入学。
自呼韩邪单于称臣以后，后汉时单于比又称臣，南匈奴的华化程度逐渐加深。外族子弟能入学授经，且与期门、羽林之士共通《孝经》章句，则匈奴单于的儿子似非初开蒙而一字不识者可比。
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既很密切，又曾称臣于汉，故其社会风习、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学术自然受汉族的影响。但从整个来看，这些影响仍可以说很多是表面的、个别的。如匈奴人承认汉是“礼仪国也”，然而单于却以为匈奴“不为小礼以自烦”。如妻后母，中行说以为是“恶种姓之失也”，是好事情。尽管匈奴学汉人皇帝死后加个“孝”字，而妻后母在汉人看来，实在是不孝之至。
在政治方面，左右王或左右大将军之分，虽可能是受汉族的影响，但匈奴的许多左右王是单于的子弟，而且分地为东、西而治，单于居于中间，这与汉族的官制是根本不同的。在宗教方面，匈奴最初也可能有图腾制度，后来拜天地、日月、祖先、鬼神，也可能受汉族的影响，然而每年“大会茏城”三次则是匈奴原来的宗教信仰。遣子入学虽是华化的最好例证，而且是华化之最深者，但除此一次外则别无记载。虽然不能因史书没有记载而谓为唯一之事例，但这种事例必定很少，而且对匈奴的影响恐怕也不大。
近来，有人根据匈奴与汉朝的往来书信，以为匈奴与汉族同文字。近人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说：
从古北族文字，命意措词，与中国近者，莫匈奴若，初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饰也。然则匈奴与中国同文，虽史无明文，而理有可信矣。抑《史》《汉》之不言，非疏也。《西域传》云：“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者，而略其与中国同者，作史之例则然。然则《史》《汉》之不言，正足为匈奴与我同文之证矣。然则我国文字之流传于欧洲也旧矣。3
吕氏之言未免太过，汉语与匈奴语是根本不同的。匈奴的“刻骨记事”若作为文字，也可能受汉族文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深。因为汉语于甲骨文中已为一字一音的单音语，而自古流传下来的匈奴语及在新疆出土的与匈奴有关的文字，则说明匈奴语是复音，如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谓贤为“屠耆”等。可以肯定，汉语与匈奴语是根本不同的。即使因为匈奴与汉的关系密切，在语言文字上受了影响，也是有限度的，不会很深。
总而言之，从匈奴的整个文化来看，在两汉时代，汉族在衣、食两方面对匈奴的影响较大。至少在数量上，输入的衣料与食物相当多，对于匈奴的经济和生活有很大影响。然而匈奴是一个游牧部族，在根本的生活方式上与汉族不同，虽然受汉族的一定影响，但其根本的生活方式不变。故这些影响不能谓为深刻，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亦仅为表面的改变而已。
匈奴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其过程中曾发生多次论争。据史书记载，最先而又最激烈的一次论争是在汉文帝即匈奴的稽粥单于时代。奇怪的是，匈奴反对汉族文化影响最力的是一个投降匈奴的汉族叛徒，即文帝遣去给匈奴单于陪嫁的中行说。中行说是个宦者，文帝要他送宗室女到匈奴时，他不愿去，并声称如勉强去必为汉患。果然，他到匈奴后就投降了。他先事稽粥单于，后来军臣单于继立，遂继事军臣。《史记·匈奴列传》记其为匈奴文化辩护事甚详。他极力反对匈奴人采用汉人的缯絮，反对输入汉族食物。他认为，这不仅不适合匈奴的生活环境，而且对匈奴是有害的。汉人批评匈奴重壮贱老的风俗，他以为厚待壮者以保卫国家而老人能享其余年是匈奴风俗的好处。汉人批评匈奴人于父兄死后妻其妻是野蛮的行为，他却以为这是照顾后母及嫂嫂的办法，以免其无所依归。他以为匈奴人众本不当汉之一郡，匈奴之所以强，即在于衣食与汉人不同而无仰于汉，及其风俗有异于汉。若效法汉而改变风俗，就等于依赖汉而失去独立。所以他教单于不要重汉财物，不要学汉风俗。中行说之后约八十年，“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漠，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可见匈奴单于不赞成汉族的一些礼节。后来，汉朝派使者到匈奴，单于使左右难汉使者说：“汉，礼仪国也。贰师道前太子发兵反，何也？”汉使者答道：“然。乃承相私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耳。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又过了四十年，匈奴内部又发生了一次论争。当呼韩邪单于要向汉朝称臣时，曾征求其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绝大部分不赞成，其实质牵连到匈奴与汉的风习与文化的不同。他们说：“匈奴之俗，本上气力而下服役，以马上战斗为国。”正因为这样，匈奴才“有威名于百蛮”。他们又说：“汉虽强，犹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这是说，对匈奴文化中的优点不该放弃而臣服于汉。后来，呼韩邪单于没有听从，仍向汉朝称臣。后汉初年，匈奴单于比向汉朝称臣时，汉朝使者要他按照汉朝的礼仪伏拜受诏，他的大臣在旁边看了都流下泪来，可见他们不愿自己的君长放弃匈奴的习惯。
以上所说关于匈奴受汉族文化影响的史实与问题，仅限于两汉时期。两汉以后，在两晋与南北朝时期，匈奴人之居于塞内而深受汉族文化熏陶者却是另一回事，因为这些匈奴人不但在文化方面完全受到汉族影响，并且种族也渐与汉族融合了。
1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2 《汉书·匈奴传》。
3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48页。
